一、统一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心愿之一
　　
　　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的一个夙愿，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这事关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事涉全体国民的意志和感情。不统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与干扰，可谓罄竹难书，它让一个国家充满悲忿，处处受制于人，让国民充满义愤。台湾虽小，台湾海峡虽狭，但对中国崛起而言，犹如芒刺在喉，也如一根铁链，牵制了我们中华民族腾飞的宏愿。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大概再奋斗三、五十年，我们有望与美日比肩，彻底摆脱穷国弱国的耻辱，但我们却无法说出我们再有多少日子可以完成国家最终统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痛，是我们这一代的无奈，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和去完成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三十年了，台湾问题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改革开放，我们选择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让统一大业服从于改革开放，以换得改革开放的时间与空间，我们尝试将统一问题放在现代化进程中思考，这一切均已收到了很好的效应。但是，当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台湾问题牵制我们崛起的意图也日益突出，迫使我们对统一问题要有进一步解决之道，要有全新的思考和全新的理论。
　　
　　两岸的交流交往也业已二十周年，为我们重新认识台湾问题提供了丰富素材，不可一世的民进党执政八年后竟被台湾人民赶下了台，这又为我们重新解读台湾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一切也让我们对统一有了新的认识。国民党的重新执政，使两岸有望走向和平发展期，这是一个有别于李登辉陈水扁以激进“台独”向我们挑战的新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抓住这机遇去开创两岸新局面，这就需要我们拥有更全面更丰富更有创意更科学的两岸关系新论述。
　　
　　台湾问题从表面看是这么不可捉摸，甚至没有规律可循，以至一度让人们对和平统一丧失信心，甚至认为“台独”可能“万年执政”，而我们又缺乏一整套统一论述，以至统一的正当愿望声音越来越弱。台湾问题不断挑战我们政权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成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台独”咄咄逼人，有时令我们软硬皆难，人们的不耐与抱怨也处处可闻。“台独”也让台湾社会付出了高昂代价，于是人们开始觉醒，民进党也由盛而衰。台湾的“本土化与民主化”，竟让一个外省人当上了台湾的“总统”，竟让“激独”的民粹主义告终，国民党竟然重登执政舞台，让我们“眼镜跌落一地”。其实两岸关系是有许多规律可循，统一也是有许多规则可探，只是缺乏去建立统一理论的意识，因为在中国大陆统一是全民的共同愿望与意志，似乎不再需要去建立统一学说与统一理论。我从事对台研究凡二十年，面对台湾问题的挑战，常常陷入苦闷，究其原因，盖源于我们缺乏一整套统一的理论，认识滞后，无法长袖起舞。由于理论贫乏，政策空间、语言空间、行动空间皆蹙，与我们面临的两岸新局面与最终统一使命形成诸多矛盾，从而让我深深感到统一需要新思维，要有理论的支椿。
　　
　　二、统一仅仅有政策是不够的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台湾的武力收复阶段，即1949年至1979年；二是“和平统一”实现“一国两制”阶段，即1979年至今。我们的对台政策基本上是环绕这两个阶段方针提出的一些政治设想，而且多数政策是以领导人讲话的方式表达的，甚至仅是领导人与某一个人的谈话而已。而由国家机器或民意代表大会制订的方针或政策是十分罕见的，除了如《反分裂国家法》这样的法律文件以外，多数则是当年毛泽东或周恩来讲话，及以后的“邓六条”、“叶九条”、“江八条”、“胡四点”以及“钱七条”、“汪道涵的八十六字箴言”等领导谈话。而我们的政策研究还仅仅停留在斗智阶段，只是在斗争策略层面，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这对于我们这么渴求统一的一个大国来讲，仅仅有一些关于统一的谈话与政策是不够的，我们甚至连一个“统一条例”，一个“统一纲领”，一部“统一法”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
　　
　　而台湾近二十年来政治生态变化越来越激烈，李登辉执政的十二年与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更是将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加以塑造，一个“台湾主体意识”在台湾逐步形成。今日台湾不管蓝緑，几乎没有人否认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国家”，它的土地面积是3.6万平方公里的台、澎、金、马，它的政府叫“中华民国政府”，它的前途与命运应由2300万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人民应该拥有公民自决权，应该拥有选举权与公投权，还应该拥有更多国际空间……。尽管马英九取代了陈水扁，但在这些问题上，他不会比陈水扁温和。台湾快速的变化与发展，与我们有限的固有不变的政策，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我们“做台湾人民工作”的愿望，往往落于变化了的台湾形势之后。虽然每代领导人都有一番对台的政策宣示，但台湾的形势变化却远速于我们领导人的这些讲话。有人比喻我们的对台政策犹如一只“鸟笼”，企图把台湾纳入这个鸟笼之中，而台湾的快速变化，将鸟笼一次次挣破，但我们往往又来不及制作更大的鸟笼去替代，这实在让人感到尴尬又心焦。
　　
　　虽说“统一大业人人有责”，但现实是“统一大业”是被高度垄断与相对封闭的一个“特殊行业”，越来越部门化。以致连每年“人大”与“政协”会议，记者问到两岸关系，一些高官与代表顿时一脸严肃和紧闭双唇，生怕“祸从口出”。这种高度管理与禁忌林立，与台湾放手放脚“去中国化”、“正名”、“法理台独”，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事实上两岸关系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现有政策难以圆说的。这些年是两岸关系中的“高危期”，反“台独”斗争自然成了两岸关系中的首务，但至今演变成只讲“反独”，不讲“促统”，甚至在越来越多场合回避“统一”二字，认为这样可以少刺激国际社会与“台独”选民，我们开始用“和平发展”来代替“统一”与“一国两制”，这样做也许是很好的，但缺乏解释，也没提供理论的依据。于是建立“和平框架”，签订“和平协议”声起，但这“框架”与“协议”的内涵是什么，方式是什么，理论依据是什么，意义何在，语焉不详。美国鉴于两岸冲突上升的可能性，提出三十年或五十年中“不统不独”的《中程协议》，国内也有相当多人响应，认为这不失为是权宜之计，可以为我们赢得更多时间，而随着马英九的当选，“统独”严重对立局面有望改善，而马英九的拒统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岸制度与人权等意识形态领域之争，也不允许我们仅仅以反独为己任。陈水扁在下台前夕，自诩他的八年执政让“台湾与中国大陆合并、统一的机会正变得越来越遥远”。可见，统一是我们必须坚持和有所思考的事情。国际舆论认为“北京要面对两岸新局，已非过去的惯性思考可以对应，而迫切需要一个更长远的设想，牵连所及，不仅须调整既定的中美台三边思考方式，还要针对两岸新形势发展出多渠道多面向的可操作机制，”这就更要有新思维和新理论。
　　
　　三、两岸关系中许多矛盾皆源于理论贫乏
　　
　　综上所述，问题的症结并非是我们口拙，也非是我们禁区太多与纪律太严，实在是在我们政策中还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从而形成了一组组矛盾。其实我们也不是一无对台理论，而是系统的战略性的关键性的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把现有的理论提高到法律的高度。例如我们有传统的“大一统论”，也有“相对统一论”与“絶对统一论”；针对主权问题有“大屋顶论”；针对治权有“不完全继承论”、“互不否定论”、“主权共享论”；针对经济有“中华经济圈论”、“共同市场论”；针对两岸关系的本质，有“共同家园论”和“命运共同体论”；针对统一方式有“相互融合论”、“共同缔造论”；针对统一的恐惧，我们有“过程论”，即“统一不是明天，而是逐步融合的一个过程”等论述。但也有一些问题在理论上没有突破，例如：我们不承认“中华民国”，但台湾若取消“中华民国”，我们将视为“台独”而不惜一战；我们反对“法理台独”，反对台湾“修宪制宪”，但台湾的“宪法”与“法统”我们又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不承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但台湾搞“废统”，我们又表示不可承受；我们主张统一，但又不承认现状是“分裂”或“分治”；我们要实现统一，但又没有统一的纲领与条例作为法律依据；我们反对“台独”，但对“台独”首恶分子又没有惩处条例，对献身统一的人又没有表彰措施；我们要坚持统一就要有强大的军事后盾，但我们又没有理直气壮地去宣传；对统一前两岸关系准则与统一后两岸前途的安排，对统一前台湾民众身份问题及统一后台湾民众的政治地位问题，对统一的好处，统一与国际社会关系……等等问题，这些事关台湾民众新的安身立命问题，事关中国前途与命运问题，我们还没有一套有震撼力和有魅力的说法。
　　
　　我们对台湾问题许多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以己度人的传统观念上，对台湾民众的历史记忆、思想形成、制度演变、政治变迁、认同异化、国际干预……，显然了解不足。以及对两岸的定位，对现状的界定，对国家概念的厘定，对主权观的表述，对“一个中国”及“九二共识”的定义，对“一国两制”的内涵，对台湾问题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对统一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系……等等问题，如何从国际法与国内法角度去加以科学诠释，赋予时代的生命力，我们还有很多欠缺之处。
　　
　　解决台湾问题的两大关键——台湾人民的认同与国际社会的认同，已非我们传统的“主权论”（实际是陈旧的“地权论”）可以解决的了，此说源于“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与现今世界通用的主权论完全不同，以这逻辑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国家领土自古就不是今日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而是印地安人与澳土著人的。台湾虽很早是中国的领土，但历经“四百年的疏离，一百年的隔絶，五十年的对抗”，单单用“自古是中国领土”一说，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又如，什么是统一，什么是和平统一，什么是“一国两制”，它与武力统一及征服的区别，它的方式与过程是什么，这也絶不是港澳模式可以简单套用的。我们要和台湾当局打交道，谈统一，签和约，都会碰到怎么面对“中华民国”的问题，视而不见也不是好办法。
　　
　　前不久台湾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先生在2007年两岸关系最紧张时刻——陈水扁推动“入联公投”最高峰时期，独排众议，公然四次刊登广告，提出“两岸和平共处法”，号召举行“统一公投”，敢于挑战“台独”垄断的台湾舆论，为台湾民众展示了两岸另一种选择，被陈水扁指责为“是台湾版的‘反分裂国家法’，也是台湾投降法，借和平之名，行‘促统反独’之实”。其实他也并不是“投降派”，更不是“统派”，是标准的“爱台派”，像曹兴诚这样的台商，在两岸实在是难能可贵和不可多得的。但即便如曹兴诚这样的人，对我们的许多政策也难以苟同。他指出我们政策中有着诸多盲点，如在主权与领土问题上，一百多年前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毅然将台湾割让了”，“毫不顾及当时台湾居民的意愿”，今天“只想对台湾人民进行招安纳降”，以前是对台湾“挥之即去”，今天是打算“召之即来”，“却未认真征询台湾2300万人的想法，这是对台湾民意的漠视”。又如“把台湾问题解释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将台湾视为“叛乱地区”，从而为武力攻台提供“内战平乱”的逻辑，这实在也是不顾台湾民意，也无视台湾六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国共内战早已走出絶大多数人之记忆”，而大陆仍以此不时“以武力威胁台湾”。再如在对待“中华民国”问题上，大陆始终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还存在，“台独”人士则认为“中华民国”既然不存在了，不如“去除‘中华民国’国号，改称‘台湾共和国’，还可以免去所谓‘中国内战’的纠缠，可以‘断尾求生’”。他“相信许多台湾百姓会予以支持，甚至不惜一战”，所以，“两岸要和平统一，必须由尊重‘中华民国’开始”。还如统一究竟有什么好处，它的意义何在，大陆没有讲清楚，也没有理直气壮的阐述，“大陆可以依照‘高度自治’的原则，为台湾量身打造一套‘理想’的制度，来争取台湾百姓的认同”，帮助“台湾在政治、经济、环保、文化等各方面，都建成一个模范地区”，让“台独”意识走入历史，让《马关条约》造成的台民百年流离沧桑划上完美句号，这是大陆应该做的事，但却并没有做。
　　
　　所有这些矛盾和盲点，都是现有政策所难以解决的，如果没有一整套新理论，就无法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就无法取得台湾民众的认同，就难以保持主动权。面对台湾第四代新选民，他们厌恶陈水扁的“去蒋化”与“去中国化”，但他们对我们“两岸关系是内战延续”，而且随时还会打下去之说，也实在反感。即便今日已胜选的马英九，他必然也会坚持“中华民国”，也会继续开拓“国际空间”，一定会与我们现今政策冲突，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进一步解放思想和调整政策的准备，两岸的“机会之窗”也会稍纵即逝。
　　
　　四、统一大业呼唤进一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调整我们的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实事求是，去建立一整套有针对性的对台学说与理论，为实现我国的最终统一，提供足够的思想武器与理论观念，让“台独”跳不出我们统一理论的“如来掌心”，让追求统一的海内外同胞对我们更有向心力。
　　
　　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思想再解放点，步子更大点，更加实事求是点，我认为这完全是必要的，而且这应该是这一代领导人责无旁贷的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国家最终统一问题是不是应该放到议事日程中去加以总结一番。其实，近半个世纪中，关于统一问题，已经形成了某些理论的刍型，除前文所述，还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论”和“‘谁也不吃掉谁’论”；江泽民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论”和“政经分开论”；胡锦涛的“共同家园论”与“命运共同体论”；汪道涵的“共同缔造论”……，但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些论述上升到“条例”、“纲领”、“法律”，也就没有一整套从历史——现状——未来的权威战略简述，公正与客观地讲，当前胡锦涛主政的对台工作是公认的历史最好时期，但离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还有着一个完善统一理论的重任。我们与“台独”斗争有了一整套经验，形成了《反分裂国家法》的武器，但两岸若步入“和平发展期”或“和平共处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有一部《和平共处法》去加以理论引导呢？因此
　　
　　我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去完善此项工作。
　　
　　（一）应把台湾问题上升为“台湾学”，去加以科学的研究
　　
　　理论的形成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可以一蹴而就的简单工作。作为理论首先要厘清许多概念，确立许多原则，并把这些概念与原则结成一个体系，形成自己的学理，建立科学的学术规范，确立自己的语言系统。这些理论应建立在自己传统与本土的文化基础上，要有自己的特色，要符合自己的国情，但也要吸收国际经验。既不是“拿来主义”，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既不是去抄袭西方的领土观和统一观，也不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虚无主义。我们的统一理论，起码要涵盖历史文化、两岸经济、两岸政治三方面，要正确客观地阐述两岸的历史经历与文化、制度的演变，要全面系统地阐述两岸经济融合与共同发展的关系，要高度智慧地阐述两岸政治定位与走向统一的步骤、方法、前景等，也要涉及主权、一个中国、两岸现状、国际空间、“法理台独”等敏感问题的原则立场，要以理服人，要有理想与包容，要有原则与是非，要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维。
　　
　　要形成理论，首先要把台湾问题和统一大业当作一门科学来加以对待，形成一门“台湾学”或“统一学”，要吸收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要发扬中国自己的文化特色。要将现有的和平统一理论、“一国两制”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平发展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等作为基础，汇集成统一理论，阐述我们统一的政略与经略，建立我们理论的制高点，掌握统一的言语权。
　　
　　（二）要从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两岸交流二十年、民进党执政八年的经验教训着眼
　　
　　一个善于总结的民族是最伟大最进步的民族，我们要通过对这三十年——二十年——八年的总结，来摸索出统一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要不讳避对人与事的总结，从而清理陈旧而不适应的政策，提炼新的思想与规律，为下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提出新的思路与理论。
　　
　　（三）要从阐发胡锦涛对台新思维着手
　　
　　胡锦涛总书记的对台思想针对性最强，效果也最好，我们应结合他的治国方略，以及现已呈现的对台思维，去总结与提炼，去认识胡锦涛对台思想中最精华部分，去理解他的对台战略，以此着手，深入研究他的求同存异思维，加大交流的思维，寄希望于台湾同胞思维，以及建立共同家园——体现命运共同体——走共同发展道路——实现双赢策略……。我们对胡锦涛的对台论述的理解与阐述都是很不够的，甚至忽略了他思想中最精华部分，如从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中华一体——融为一体，以及和平发展等战略思考，这些阐述已大大发展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但是我们学习与研究都不够，因此当前应从学习与阐发胡锦涛对台新思维着手，结合三个总结，建立起“台湾学”。
　　
　　这工作要有许多人来做，要有各方面人来做，因此我始终认为建立一个“统一委员会”是必要的，它应该有海内外各界代表人物组成，内设多个专业委员会，细致地来研究统一的法律与政策，目前一二年中，应先考虑建立一部《和平共处法》（或《和平发展法》），完善部分统一理论，确立统一阶段论，最后形成一部《统一法》，成为我们统一的法律、准则、武器与理论，从而从根本上祛除我们统一的后顾之忧。去从事这项工作决不是多余的，也决不是我们额外的负担，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历史给予我们这一代领导人的光荣。
　　
　　2008年2月21日元宵节
　　
　　改定于4月6日

　　（本文发表于《东亚丛书》之十二《一心一意》，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