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不谋而合的结论
　　
　　前不久，我撰写了《两岸关系二十年：感受与启示》（发表于《中国评论》2007年4月号总112期），提出了两岸走向统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统一作为一个过程，在这二十年来的两岸交流交往、经济融合和对话谈判中已经成功展开；但统一又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这过程中会卷起“台独”的浊浪，如同乌云会布满两岸的晴空，这是台湾特殊的历史经历与社会政治决定的。然而，这种追求会让岛内民众付出极大代价，最后人们像发了一场麻疹或感冒，会摒弃这种极端追求，两岸的前景会是光明灿烂的；在决定两岸命运的过程中，大陆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台湾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我们没有一整套与世俱来的对台政策与理论，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完善我们的对台主张，从而去赢得台湾民心。我文章中的潜台词是勿急毋躁，不要被“台独”的表面现象吓慌，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的立论可以说完全是经验主义的，是自己近二十年从事两岸关系的心得，这样的论述在充满敌意与不安的海峡两岸，也许是很孤立的，恐怕又是一种另类的思考。
　　
　　然而，我从3月22、23日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中，读到了美国的两岸关系学者任雪丽（Shelley Rigger）教授关于《台湾理性主义的兴起与影响》一文，让我非常兴奋，她从岛内四代人的思想形成和性格特点，去解释了岛内政治和两岸现状，去阐述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原因，以及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变化，细致刻划了两岸尖鋭对立后面的历史因素、制度因素、国际因素等。她指出，1931年以前出生的为第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度过的；1931—1953年出生的为第二代人，是国民党专制鼎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为民主化与本土化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代表了两种极端意识；1954—1968年出生的为第三代人，他们成长于台湾的政治过渡期，他们的意识较第二代澹薄多了；1968年以后出生的为第四代人，是在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基本完成后的一代，他们的意识与追求与前几代有了更大的不同。这四代人中的第一与第二代人对两岸关系最具破坏性，“去中国化”、“正名”、“制宪”、“爱台与卖台”、“认同台湾”等极端诉求均出自他们，如今活跃于台湾政治舞台的也均是这批人，如李登辉、李鸿禧、辜宽敏及陈水扁、吕秀莲、邱义仁、陈唐山、游锡堃、谢长廷、苏贞昌等，当然这两代人中还有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等，但这批人的政治影响力在逐步消退，年轻一代台湾人的看法倾向于务实，如段宜康、罗文嘉、李文忠、郭正亮等民进党人则提出了“新民进党运动”，公然挑战前两代人。而第四代人则对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表示冷漠，他们不以讲“台语”自诩为“爱台”，他们相反选择了讲“国语”，他们对强调自己“爱台湾”的人表示厌恶，他们嘲笑持极端意识形态的人，认为统独都是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是不真实的问题，他们开始摒弃仇视中国的孤立主义。相反，他们认为一个辽阔的、欣欣向荣的祖国是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希望大陆展开胸怀接纳他们。经过细致调查与研究，任雪丽教授对两岸前景表示乐观，她并不认为时间不在大陆一边，她也不担忧台湾年轻一代会彻底被“台独”洗脑，她对有些人认为即使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台湾年轻人也不会认同中国的论调表示质疑。
　　
　　一个纯粹的美国人，对两岸前途作出如此判断，也许是令我们耳目一新和深感兴奋的，她的判断与我文章的立论不谋而合，她是实验主义的，即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多年的追踪、调研、分析，尤其通过她的“焦点小组”问卷调查与访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结论显然不是趋炎附势的。而我的研究则是经验主义的，从历史的研究和实践中来，她的结论可以说是我文章的一个很好佐证，证明吾道不寡。
　　
　　二、一个真正学者的知者之言
　　
　　去年，任雪丽教授在复旦大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这期间曾两次来我研究所访问。我问她近年在作何研究？她说，在研究台湾年轻人，已进行若干年了。这真让我汗颜，我等皆是以统一大业为己任的人，却鲜有人去研究台湾年轻一代的。我知道她很早就开始两岸关系研究，当我们对台湾政党政治生态还十分陌生时，还不知道民进党为何物时，她已出版了《台湾政治的改革》（1999年）、《从反对党到执政党：台湾民进党》（2001年）。我又问她，像她这样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美国有多少？她说，大概五个。这又让我惶恐不已，我们可以说有千军万马在从事对台工作，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人也有万计，却鲜有以阶层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台湾社会的。
　　
　　任雪丽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她身上没有美国其他的一些中国问题或台湾问题“专家”那种傲慢，那些人只有立场而没有学问，只会一味地为美国利益与立场辩护，好比中国“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在两岸关系的研究上充斥着很多以一般常识去看待台湾问题的人，他们完全忽略了几代台湾人成长中的不同历史背景与政治现实，忽略了台湾问题的特殊性。而任雪丽是搞学术的，是尊重事实的，是从科学研究中去寻找结论的，这实在是很罕见的。有一次我接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自傲地说，他是美国真正的台海问题专家，就像戴维森学院的任雪丽，最后他又拖了一句——当然我要比任雪丽稍差一点。
　　
　　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判断，不应当是从表面现象去得出一个武断的结论，而应该用科学的研究态度。任雪丽说：“她没有笼统地考察舆论趋势，而是对资料加以分析，弄清观点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龄组之间分布的。”她曾数十次前往台湾调研，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如1926年，国共斗争期间，毛泽东就在调研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而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任雪丽教授对台湾问题的研究也是采用了对台湾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方法，从而指出台湾的特殊经历产生了“台湾民族主义”，但这“民族主义”在台湾四代间影响在逐步递减，尤其在两岸开放交流的近二十年中，台湾的“民族主义”与大陆的“民族主义”在交融，坚持“台独”或反对改善两岸关系趋势将得以缓和，只要大陆措施得当，两岸前景未必悲观。她的看法未必是在讨好美国，也不是在讨好台湾，更不是在讨好中国大陆，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知者之言。
　　
　　日本有位著名的两岸关系学者叫若林正丈，他写过一本专著，说台湾与中国本是一国，但台湾割让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并不一致，然而，两岸的开放交流、经贸、对话、谈判……让这两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渐渐融合，以后可能形成一个新民族主义。若林教授的结论与任雪丽教授的结论竟也不谋而合，这也许是学者过于乐观的结论，而政治家面对严峻的两岸关系与陈水扁之流的挑战，可能并不乐观，这毕竟也是一种政治现实，但现实终究要让位于未来。
　　
　　三、要重视台湾“四代人”之间的差异分析
　　
　　将台湾社会分成“四代人”加以分析，这并不是任雪丽首创，在台湾一般也是这样划分的，而任雪丽则是将这“四代人”刻划得更细致、客观、公允一点。
　　
　　她认为第一代人既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也深受日本文化影响，但对第一代的李登辉这些人来说，“中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日本和台湾则是实实在在的”。
　　
　　而第二代人要比第一代人更复杂。他们生长在国民党专制时代，政治上是僵化的专制主义，是白色恐怖，是偶语充市；但地方竞选是生机勃勃，让许多台湾人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新贵；而当时的意识形态却是令人窒息的，对台湾文化与母语的扼杀，令台湾民众感到羞辱；但这期间经济又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创造了“四小龙”的“台湾奇迹”。这种“混杂”令人困惑，也孕育了反对运动，人们渐渐地将对国民党的不满变成了对中国的不满，国民党的“反共教育”也轻易变成“反中教育”。台湾人开始抛弃一个被认为强加给自己的中国身份，这一代人为自己的政治运动所选择的标签——“党外”运动。这一代人的语言则是“新台湾人”、“台湾的生命共同体”、“台湾人的台湾”、“自决”、“独立”、“制宪”……，这一代人抱有一种强烈的几乎是本能的冲动，以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待政治问题。这一代人结束了台湾专制时代和向民主社会过渡，他们对今日的中国大陆持严重的猜疑与排斥，他们最认同台湾，也最支持“台独”，当今台湾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属于这一代人。
　　
　　但台湾的第三代人则是在第二代人推动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转轨期间长大，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选择没有那么严峻。第三代人组织的“学运”所遭遇的风险和逆境也要比上一代人少得多，这些“学运”领袖后来大都成了民进党的骨干，但他们对“台独”的支持比较薄弱，在两岸关系上更务实，意识形态也更平淡，他们更注重程序民主，重视核心价值观，他们不像第二代人将“本土价值观”看成高于“清廉价值观”，而更追求反省与创新，他们认为改变国旗与国号并不重要，与中国隔絶只会导致毁灭。因此，在今日民进党中会出现所谓的“十一寇”。即使第三代外省人，也认为他们与马英九也有略微的世代差别，他们没有马英九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内战负担。
　　
　　台湾的第四代人是在台湾“民族主义”得以光耀的社会中长大，他们从不缺少金钱或舒适的生活，他们看上去很健康漂亮，却很容易受伤，因此，人们叫他们是“草莓族”。他们竟不以他们父辈以讲“台语”为荣，他们中95%选择了讲“国语”，他们不认为选择语言就是认同台湾的一个标志，他们甚至认为“爱台湾”不应成为任何政党的专有势力范围，他们还以“台客”自娱，他们竟将这过去对台湾人的谑称据为己有，政治几乎成了他们的消遣，持强烈政治观点的人被他们认为有点怪，统独的辩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真实的，是政治工具而已。唯一让他们焦虑的是中国大陆，在台湾与大陆的竞争中，大陆是一种威胁，他们期望台湾企业到大陆发展，他们也愿意去大陆工作，以展现他们的才能，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他们认为仇视中国是错误的，对第四代人而言，决定性的挑战则是抓住经济机遇和应付中国大陆所构成的政治挑战。
　　
　　四代人的共性是“台湾优先”与“本土第一”，这与香港的“爱港爱国”一样，爱台是第一位的。但四代人又有明显差异，政治选择与两岸观有着很大的不同。两岸的前途最终将在台湾第三、第四代与大陆年轻的一代人之间解决，第一代第二代台湾人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影响力在消退，台湾第三、第四代人并不全都认同他们的主张，了解台湾社会这种状态，无疑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良药。
　　
　　美国特德·盖伦·卡彭特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即将到来的美中之战：台湾问题冲突的发展轨迹》（2006年版），他认为台湾将会宣布独立，美国将会陷入与中国的战争。而任雪丽认为，“这是对台湾社会现实和真实民意的彻底误读。事实上，如果发生台海危机，原因只有一个，即北京决定不再等经济日益结合与敌意逐渐消退这些趋势发挥作用。但中国这样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代价很高，而且谋求正式独立和正名活动的最高峰已经过去。中国会逐渐看到，在跨过高峰之后，双方进行调解的前景其实越来越光明。”
　　
　　四、关键还在于中国大陆的决策
　　
　　运用社会阶层分析的方法去研究台湾问题，在国内也有一些部门与学者开始予以重视，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一些师生正在尝试，我拜读过以陈孔立教授为首的师生们的一些论述。也许是赴台湾实地考察机会有限，积累的案例与民调限制，还不能像任雪丽教授那样可以做出较全面的研究报告，但他们的某些结论却十分相似。
　　
　　如该校研究生陈言的《台湾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初析》（2006年），他采集的台湾中华文化协会在2000年做的“全国大学看两岸民调”，在身份认同上，自认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占72.9%，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占23.5%。《文化一周》在2003年做的“大学生对台湾认同”的问卷调查，自认为“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占49.2%，自认为“是台湾人”的占44.6%，这与台湾一般人群的民调中自认为“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要高。又如，在“您平常提到‘中国’时，是指哪一种”？回答“大陆与台湾”占22.7%，“台湾”占3.7%，大陆占72.2%。在问到“您是否同意台湾人与中国人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回答“同意”占11.7%，“不同意”占61.7%，“非常不同意”占22.7%，也都超过一般民调，显示了台湾第四代人不同特性。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香港几代人的差异，以及他们在回归后的身份认同变化，更可验证任雪丽的论点。随着时间推移与中国日益富强，对祖国的认同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趋势是光明和乐观的。
　　
　　了解台湾四代人的不同特性，对解决两岸关系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是十分有帮助的。任雪丽认为，“如果我们使自己的眼光超越陈水扁行政当局，情况就显得截然不同，尽管‘台湾民族主义’情结十分浓厚，但是大多数台湾人也不像‘总统’那样厌恶中国的一切事物”，“随着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在台湾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必须做出一项决定，是坚持陈水扁行政当局失败和不得人心政策，还是开创一条比较符合选民的温和偏好的政策”，“他们认为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理由要发生冲突，中国大陆具有台湾人可以利用的种种经济机遇，他们并不害怕抓住这些机遇”。我想任雪丽教授这番话是很中肯的。事实上，一个中国的尊严与荣誉是属于两岸四地全体中国同胞的，我们完全可以共享这种尊严与荣誉。
　　
　　任雪丽教授在她报告中反覆强调“中国是关键”，“台湾的民族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北京”，这与我撰写的文章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我也一直认为，在决定两岸关系诸多因素中，大陆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我们只知一味打压台湾，单纯强调对抗，任雪丽说，“就很可能会造就成又一位陈水扁”，如果我们以父兄般的胸怀，“以充分的灵活性、创造性和善意”吸引台湾第三代第四代，让他们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空间，那末，任雪丽认为，“台海问题有朝一日甚至可能会得到解决”。对台湾问题的判断与决策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错误的决断与政策，后果是灾难性的。
　　
　　最近闭幕的全国“两会”，受到全球高度赞誉，这种开放、民主、务实，得到舆论高度肯定，《亚洲周刊》社论称，如以今年“两会”姿态向前发展，中国将不会有“台独”问题，“台湾”也没有生存空间。这样的评论与任雪丽的观点又有着相似之处。
　　
　　读了任雪丽教授对“台湾四代人”的属性分析，也许我们应该多点自信，台海问题前景未必是悲观的，两岸走向和合、融合、统合，最终走向统一，是一个不以人喜欢或不喜欢的一个无奈而又必然的结果。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我们的智慧。
　　
　　完稿于2007年4月10日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