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来袭，正常的工作皆被打乱，人一下子变得清闲了。与几位学长电话联络中，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利用这难得机会坐下来总结一番工作。是啊，庸庸碌碌、忙碌终日，少闲回顾，而“非典”告诉我们必须总结我们机制、体制上的弊病，以除旧布新，用新的机体去迎接未来。
　　
　　屈指一算，我从事两岸关系竟近十五载了，从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两岸探亲，打破了两岸的封闭，开启了两岸的交流交往，迄今已达十六年，而我是1988年起涉足这个领域的，几乎参与了全过程，倥偬之中，竟已年逾六十，实在是有许多教训许多感悟需要总结、抒发，似应写下来让后人借鉴，让他们来超越我们。
　　
　　一、统一需要完善理论
　　
　　对台工作，统一大业，虽说是匹夫有责，其实是高度控制，集中管理，各级政府只有执行权，没有讨论权，显得森严神秘，更不要说让广大民众参与决策和监督，使整项工作缺乏透明度，与人民群众的关心，与统一在中国的重要性，形成了很大落差。我虽然参与对台决策既广又深，但总感到这似乎是少数人的专利，缺乏各阶层及各行各业的广泛参与。统一大业如没有广大同胞广泛参与，不能得到他们理解与支持，是不可能实现最终统一的。
　　
　　统一曾被作为上世纪80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后又定为21世纪中国三大任务之一，从其属性与地位而言，是再重要再高不过了，但实际被重视的程度是不够的，与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相配套的统一理论与学说，也是极其不够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方针与政策是无可争议的，但将这八个字作为理论是极其单薄的，无论从法律与理论上，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有广大民众参与的完善的指导统一大业的学说。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它的理论也是在边改边开放中完善起来的，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都不是先于改革开放而有的。统一理论恐怕也是这样，也是需要我们在边实践边研究过程中逐步加以完善的，但我们对这方面的重视还不够，统一的理论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按马列主义学说来讲，理论应该指导行动，并要高于政策，但我们的改革开放是饱经动乱与教条主义之苦的全体民众的一种强烈的要求，邓小平是顺天意民意揭竿而起，因此是先有方针与路线，然后再摸了石头过河，逐步健全理论，建立学说。在邓小平决定领导十多亿民众走改革开放之路的同时，也确定了对外与对台的两个相应方针，即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台“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总方针，实践证明这是极其正确的选择。然而这也决定了方针先于理论，而很长一个时期人们错将政策当理论，认为统一理论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八个字，甚至不敢轻易发挥。
　　
　　然而没有理论，就难以产生纲领，没有纲领就难以制订战略目标战役计划战术策略，目标不清楚就难以说服对方和动员自己，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索统一的理论。但这决不是一桩轻松的劳动，任何新的理论诞生，都需要突破原有思维、传统、政策，而在传统势力相当顽固的中国，纠正政策中的失误，改变不适应现实的政策，往往会成为政策的对立面，甚至被旧政策及固有势力碾碎。所幸这些年突破“禁区”去探索统一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成就，这是很可喜的开端。但是这还是很初步的，事实证明，要完成统一大业，必须建立完整的国家统一学说，将与统一相关的问题，诸如领土、主权、双方的地位、统一的形式、统一前后关系……等等民众关切的问题作出理论阐述，建立一套令两岸同胞及国际社会信服的理论，这样统一才能稳步实现。
　　
　　二、要重视对统一内涵的研究
　　
　　也许很多人认为统一就是统一，统一是至高无上，是天经地义，是人民意志，是国家行为，难道还需要去研究什么统一的内涵吗？不少人认为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凭此一点统一就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仅凭民族大义这一条要来解决如此复杂的台湾问题实在是不够的。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多数人并不清楚什么叫统一，更不理解什么叫絶对统一与相对统一，更搞不清统一是征服还是解放，是民族融合还是国家再造，是一个过程还是指一个日程……，他们对统一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尤其对“和平统一”的性质与形成认识不清，以至大多数人在讲“和平统一”时，心里想的却依然是怎么去解放，在讲“一国两制”时内心深处还是一国一制的思维。台湾亦如此，不管当年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或如今的以独拒统，都是从自己本位利益出发的。如果不是以整个中国的前途与命运作为思考点，那就不仅与邓小平的主张南辕北辙，而且难以取得台湾民众的真正认同。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处于絶对统一的时期是很短的，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称，这种絶对统一时期只有八十四年，而更多时间是处于分裂时期或相对统一时期，当分裂的双方都认同中国，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时中国就处于相对统一状态，否则是分裂状态。“一国两制”式统一则是一种“相对统一”，希望两岸通过“三通与交流”，通过“对话与谈判”，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和平关系，实行一国四区的高度自治。一个中国如同一个大屋顶，下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大陆与台港澳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尊重原有生活方式，保留原有政治制度（台湾并得保留军队），双方和而不同，共享一个中国的尊严。这种被称作“一个中国屋顶政策”，虽然没有成为我们官方的政策与语言，但其内涵实际上是被接受了，并为台湾不少同胞接受，但陈水扁与台独则是坚决反对。“一国两制”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这与“完全统一”、“絶对统一”是有区别的。“相对统一”必须对现状有实事求是说法，两岸目前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在蒋介石父子时代，则是处于不完全的相对统一状态，而这一切已时过境迁了，但我们迄今未承认这一点，不敢承认两岸实际处于“分裂分治”状态，不敢承认统一已进入了复杂的对峙阶段，这并不明智。
　　
　　统一由许多要素与内涵构成，包括双方的定位，统一的途径与方式、目的与意义，统一前后的关系，阶段性的目标，各种相应的法理建立……即便是征服或解放，也必须让对方了解这些理由。总而言之，统一需要理论、纲领、步骤、计划……，这一切虽已有长足进步，但还显单薄和欠缺，有待不断完善。
　　
　　统一究竟是什么，在这十多年的实践中，我深深地认识到“和平统一”是两岸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共同进程中，在共同发展、共创繁荣过程中，来共同协商，共同缔造一个更加文明、民主、繁荣、富强、统一的新中国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过程，统一是一种过程，而不是日程。这样的叙述虽然已表达于“十六大”的政治文件中，初步构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理论的刍形，但人们的实际思维，尤其职能部门的言行，还是滞后的，结果让我们的政策大打折扣。可见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思维是非常艰难的，观念不真正转变，就会处处犯错，会不自觉走到台湾同胞对立面，成为台独的助选员。可见我们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了的两岸关系，及时调整观念，修正政策，使我们统一的理论不断与时俱进。
　　
　　三、要从统一的好处着眼
　　
　　统一不是为统一而统一，统一也不是民族大义一句口号可以代替的，统一更不是几个政治人物的事情，这涉及双方民众的切身利益，历史上的众多统一，证明了统一不仅仅是领导人的政治抱负，而且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造福于民众的一项正义事业。因此，不管用什么手段统一，它决不能促退社会发展，否则是违背人民意志与国家根本利益的。
　　
　　我在从事两岸关系的十多年中，经常有台湾同胞问我们，统一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也会宣传一些所谓的好处，如可以有军队，继续有权选举等等，最后会再加一句：“你们将享受比香港澳门更多权利”，台湾同胞则答，这一切我们目前已全有了，而港澳同胞则问，为什么我们享受的权利要比台湾少，这时，我等顿时语塞。我虽于2000年6月花了很多笔墨撰写过《统一，你是为了那一般》一文，列举了数十条统一的好处，但那毕竟是纸上谈兵，苍白肤浅，难示本质。可见统一的好处不是靠设想出来的。
　　
　　台湾同胞对统一是考虑很细致具体的，而我们似乎对此从一开始就考虑不足，双方在统一问题上，完全缺乏交叉点，还没有就共同利益坐下来共商国是。因此对于统一的好处考虑是很不够的，还不足以吸引人们为统一去赴汤蹈火，还不足以吸引人们去拥抱统一。我想，统一不应庸俗，只有利益而没有理想，但只有理想而没有利益，也只是空想。统一的好处，不应是张遥远的支票，它的好处不应只有统一后才可兑现，而应体现在统一的全过程中。因此对统一的过程应很好研究，要设法让两岸同胞在全过程中均能获利，这样，统一的魅力就会显示出来。至今我们在许多地方还把台湾当作“外国人”，没有落实国民待遇，更不要说给认同中国的台胞以公民权，有些事固然要谈判来解决，有些则可以主动给予。统一只有获得多数人拥护时，才会水到渠成，而要多数人赞同，就得晓之以理，喻之以利，要力戒威胁，对同胞用恫吓，不是好办法，只会适得其反。至于以武力用作悍卫统一的后盾，则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免谈统一。强大的国力与足以粉碎分裂的军事实力是统一的基础，但这是不必挂在口上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相辅为用，但文可言，武只可备，若文不能讲理，武不能有取胜实力，则统一只能路遥遥也。
　　
　　四、三通是统一的催化剂
　　
　　如果说统一是从此岸到达彼岸的过程，这过程载体是什么呢？我想，这载体就是两岸从人员到文化及经济的频繁的交流交往，尤其是由经济互相密切结合而形成的巨大利益市场。两岸的政治关系总有一天会受制于这种经济关系，而要达到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则必须有一个两岸共同市场。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建设，正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与载体，如果在三十年前，双方即使有共同发展的愿望，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因为那时我们整天在忙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而今天中国大陆已为台湾乃至整个亚洲提供了一个共同发展的市场。事实证明，一个活跃而充满生机的中国大陆，是亚洲各国乃至两岸同胞之幸。
　　
　　由此可见，两岸经济依存度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对大陆来讲自然是期望高一点，这毫无疑问将影响两岸的最终统一。无怪美国著名学者唐耐心会说，不管美国或台湾政治人物喜欢不喜欢看到中国的统一，两岸经济的密切交融，必然会促使两岸走向最终统一。日本著名学者若林正丈说，台湾与大陆一百多年中不同的经历，形成了两种不相同也不相交的民族主义，但80年代之后，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促使这两个民族主义相交了起来，这种相交为两岸重塑一个民族的感情乃至最后走向统一提供了机会。
　　
　　当然，台独分子和今天的台湾当局不希望这种经济关系继续升温，因此才有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和陈水扁的“反对三通”，他们持有这样的立场我们是不难理解的。其实，在大陆内部认为两岸经贸便宜了台湾，甚至认为两岸经贸养肥了台独，这些论调也一直很有市场，至今都不能说它已完全消失了。
　　
　　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两岸经贸合作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对于“三通”所设的门槛应高点还是低点，是泛政治化好，还是淡化意识形态好，结论也就一清二楚了。因此当钱其琛宣布谈三通可以不与一个中国挂钩以践江泽民所言，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两岸经济，让经济回归经济，甚至允许台湾开辟所谓的“金门厦门小三通”，允许春节台湾“包机曲航”，包括对台湾遭“非典”侵袭的人道援助，统统不与“一个中国”前提挂钩。这一切让国内不少人大跌眼镜，认为让步太大了，让陈水扁得分了，但恰恰是这种低门槛的便民利民措施对统一的深远影响是远远不可低估的。在两岸关系中似乎谁让步谁就是李鸿章，事实上，让步是统一的必需，这方面我们做得并不够，这种政经分开的新思维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很大的。两岸在提高产业合作层次、将台资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建立产业合作机制等等方面，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可见，统一是此岸到彼岸的过程，能顺利达到彼岸，也不就是此一念与彼一念之差吗，看来调整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五、从对抗思维到融合思维
　　
　　长期以来，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积怨甚深，各自产生了许多对立思维，从互称“共匪”、“蒋匪”到“卖台”与“爱台”，从鹰派到鸽派，立场“坚定”与“暧昧”，一切是简单的“二分法”，以立场态度为界，处处是对抗与斗争，虽然“和平统一”方针已确立二十余年，可人们的内心中依然是对抗思维在作祟，统一的基础可见甚薄。
　　
　　大概从上世纪的20年代始，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最讲“立场”，最讲究“态度”，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教训不少，但影响犹存。在两岸关系上，往往不讲是非，不辨状况，一味讲立场，态度强硬者，不管对错，至少“立场”是坚定的，概可原谅，而求变求新，提倡实是求事和与时俱进，则会被视为异端，于是有“鹰派”“鸽派”之称，“北派”“南派”之分，这都是所谓的“立场”论在作怪。我亲眼目睹过几位左得出奇的人，貌似立场坚定，其实却是真正的间谍。两岸关系的文章虽多如牛毛，但大多是教条的表态的不切实际情况的，这种文章写了给台湾同胞看实在不适，而上报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也实无参考价值，这也是“立场论”在作祟。
　　
　　其实统一也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承认对方的合理主张，呼应对方积极建议，是必需的。如对方的国统纲领、统合论、两岸治理论、双赢论、两岸共同市场论等等，都有一些可以进一步商讨的内容。如果两岸关系只有斗争，只讲所谓的“立场”，怎么可能求同存异，怎么来团结大多数呢？因此两岸尽管交流交往了十六年，政治上却越来越冷，距离越来越大。因为我们只讲异不敢求同，也就没有了求同存异。
　　
　　事实证明，统一是双方的一个融合过程，是民族融和及关系再造的一个过程，这过程还应有充分的对话与谈判，对话与谈判又是相互妥协兼容的过程，因此对立思维不仅不有利于统一，还会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与恶化，对国家与民族有害无益。当然两岸迄今没有走上对话与谈判，责任并不在我，而是台独分子的阻挠，台独教父李登辉深明此道故力阻两岸的“三通”与“谈判”，可谓老谋深算。但我们似乎乐观了一点，甚至在五六年前就作出了“两岸政治谈判已成熟”的政治判断，还有人妄言“统一的长期性”一说已可删除了，显然这是误判。其实统一是一个很复杂、艰巨的过程，即便我们平时合并几个企业、合并几所学校，矛盾都层出不穷，需要做相当细致耐心的工作，在我们国内推进区域性经济合作，如“珠三角”、“长三角”的区域合作，都会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何况统一呢，这需要我们有更好的心态，才能毋躁毋怠。
　　
　　六、必须努力研究两岸变局，以变应变
　　
　　两岸关系是非静止的，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这种变在近十多年尤甚，特别在蒋氏父子退出历史舞台后，台湾的变化之大，恍若隔世，从政党政治、本土化、民主化、两国论、六次修宪、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各种选举、黑金政治、去中国化、正名运动、银弹外交、南向政策……，民众的价值观，统独取向，主流意识……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天不听广播二天不看电视三天不看报，大有看不懂台湾之叹。在这种情况下，不认真研究台湾变局，就无从主控两岸关系的主动权。
　　
　　大陆这些年的变化也是“山中一天世上千年”，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文明建设到三个代表，四个现代化目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乃至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演变，从意识形态领先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拿对台政策来讲，从武力解放到和平统一到共同缔造，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
　　
　　变是两岸最大特征，研究这些变化是两岸关系的核心，以变应变是两岸关系的灵魂。而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奉行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高高在上，傲视万变，似乎胸有成竹，结果促成了台湾变天。这种“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治”，说来很玄，事实上是缺乏变的能力的表现，传统包袱太重，理论学说不足，不能提供迅速应变的思想与方案，也是包办代替的产物，结果是吃了大亏。很多事情都是在研究其变化不够的情况下说错话，上了当，尤其对方常常出招引你作出错误反应，从而将我们陷于被动。近些年来，这些情况大有改观，在以变应变方面，已颇有长进，但还须作很大改进，我们在研究对方的投入及队伍建设，对研究人员的爱护与包容方面，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江泽民在他交棒前，不仅提出了“三个代表”学说，并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这是极英明的。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不僵化、不教条才能无往而不胜。我认为“三个代表”对统一大业同样具有现实意义，无疑可为统一学说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应放弃某些旧的对抗思维，用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与先进生产力及先进文化的新思想作为统一的指导思想，使统一更具有合理性及魅力。我们要在变化中发展，我们要超越前人，后人会超越今人，谁都没法改变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历史发展趋势。
　　
　　七、要不断探索两岸关系发展的规律
　　
　　两岸关系尽管在不断变化之中，似乎是在无序、纷杂、无控中发展，但不等于两岸关系无规律可寻，探索两岸关系的规律，依然是我们一项重要的使命。
　　
　　我曾尝试对两岸关系中的规律作过一些探索，概括为：（一）强方在统一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二）结束一条错误路线、一种错误政策需要时间；（三）两岸关系中有些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四）不犯错也是一种胜利；（五）矛盾初期退让的重要性；（六）影响统一的诸多因素中，己方因素为大……等等，此不赘述。这些探索是初步的是肤浅的，但我们认为对台研究不仅仅是对情况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规律性研究，只有掌握了发展规律，才能掌握主动权。
　　
　　例如：两岸关系从敌对、僵峙、缓和、发展，需要从交流交往、增信释疑到对话谈判、制订契约，从经济关系发展到政治关系，从建立基本法到实践基本法，这过程是不可回避的，是不可一蹴而就的，是拖不得急不得的，若不尊重这规律，那就欲速则不达。
　　
　　又例如，这次“非典”来袭，祖国大陆的组织力与政治动员力，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财力，使我们很快掌控了疫情，没有造成大规模泛滥，如果没有这国力财力，放在“文革”或“三年自然灾难”时期，是不堪设想的，这就证明了“发展就是硬道理”，也验证了江泽民的话——“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离不开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较量中掌握主动权，离不开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发展”，也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治国是如此，统一也是如此。走发展之路，就是走强国之路，舍此无他途也，统一亦然。在左右两岸关系的三个重要因素中，毫无疑问大陆因素是最关键的，国际因素与岛内因素是次要因素，我们要敢于承认这一点，不怨天尤人，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多从自己来检讨我们在统一大业上做得是否到位。但这些年来，总有人找出理由要来搞争论，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太软弱了，再拖下去台湾将劫不可复，我们应解决了台湾问题再去搞建设，晚打不如早打，……今天看来幸未听从这些高论。由此可见，我们应遵循规律办事。
　　
　　影响统一的岛内因素我们是很难控制的，我们对岛内最大影响力只是政策优势，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台湾，选票决定一切，一切环绕选票走，政客与选民必以台湾优先为诉求，第三次国共合作式统一已无可能，只有用我们正确的政策与市场吸引台湾走共同发展之路，摆脱不了一个中国，但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影响统一的国际因素是巨大的，我们还没有足够力量对美日说不，要美国保持中立代价是极高昂的，结果也是很渺茫的，而日本的台湾情结短期内也难改变，历史问题不完全是中日关系的瓶颈，台湾问题才是中日难以解开的死结，若我们花巨大代价在这些国家身上，还不如放在善待台湾民众身上，放在改进我们自身工作身上，不应弃近求远。
　　
　　八、统一需要最大的包容
　　
　　这些年由于台湾民众的“出头天”情绪还在发酵期，台独势力还在上升期，欲摆脱中国的追求还没有真正自尝苦果，在台独后面还有仇华的国际势力支持，所以反分裂斗争成了两岸关系的主线，致使人们误解为两岸关系就是斗争的关系，殊不知统一大业不只有斗争，更多的则是团结和融合，我们应反“独”，但更应致力促统。党的十六大及第四代领导已明确了这种关系。概括起来说，我们今日的主张是——海峡两岸是我们共同家园，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统一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心愿，需要双方共同推进，采取共同协商方法，在促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共同发展，共创繁荣，一个中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是双方共同来缔造一个更加文明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为此我们需要交流、交往、三通、对话、谈判、制订有关法律，确保双方谁也不吃掉谁，统一不是让我们失去固有的利益，而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利益，统一也不是让其他国家失去什么，而是得到和平和共同繁荣，这就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过程。以上主张，实际上是初步勾划出了当代的统一学说内涵，今后人们一定还会继续丰富下去。
　　
　　这些年来我们对台思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军事上镇住他，外交上压住他，经济上拖住他，政治上吃掉他”的对抗思维，变为共同发展共创双赢的融合思维，我这十多年来为此尽了很多心力，勉可自慰，尽了一个士的责任，但这政策变化还主要是受到国内经济及两岸经济的影响，也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这验证了马列主义学说——经济决定政治，随着两岸经济的进一步密切，要求政治上更多包容，以及走共同发展道路的呼声一定会更强烈。随着中国大陆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日臻完善，随着我们统一观和统一理论的日益丰富，台独的市场与空间会日趋萎缩，人们不会为这极端主张去殉葬，广大台湾同胞会识别祸福，我深信由另一种与我们截然相反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种种变化，是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的。当前是两岸关系最低迷时期，陈水扁一伙毕竟治台无方，拼经济、拼改革均流产，只好拼“爱台”，将“爱台”与“卖台”成为台湾的唯一选择，使意识形态斗争达到了最无理智的程度，这也证明他们正在走向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毁灭，证明台独是台湾之祸，离台湾人民与台独决裂的日子不远了。就如我在“文革”逆流中深信这黑暗的一页一定会被人民翻过去，理性毕竟会战胜非理性。我深信中国必然会崛起，中国必然会统一，只要中国能更具魅力，只要祖国更有包容胸怀，只要我们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台湾问题不会成为我们实行振兴的障碍！
　　
　　十五年来，我亲睹了两岸关系的演变，看到我们的思维与政策正在一天天与时俱进，我们的政策与思维已不乏新意，但陈旧的思维与机制依然存在，处处可见不协调与不如人意之处，这决不是一个部门的责任，整个中国处于新旧交替之中，这是何等艰巨与伟大的历史使命，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走向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伟大的使命，需要很多条件，而我们的条件并不十分具备。形势呼唤我们需要构筑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与政策，要求我们改造原有的机制与体制，这样光荣的使命也许要几代人完成，但中国人民一定会完成。
　　
　　我不知道我们的后人会用什么办法实现最终统一，我深信他们一定会比我们更有智慧，我深信这种统一一定会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兼容。我们应该学会包容，古人都知能容则大，我们今天更要容天容地容一切人，包长包短包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哪怕不同意见不同的人，作为祖国——是父亲——不应计较子女的长短，我们固然要反对台独，反独斗争决不是两岸关系的全部，如果只有斗争与谩骂，口水多于雨水，就是把自己降到陈水扁的水平，乾旱的两岸关系永远不会緑树成荫。我们需要诗情画意，需要浪漫激情，需要多一点爱，少一点意识形态，需要多一点“三个代表”意识。果其如此，则人民一定会来拥抱统一！我坚信于此，也期待于此。
　　
　　本文写于2003年6月25日

　　（本文发表于福建《现代台湾研究》2003年第5期，此处刊出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