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一年多的岁月，人类即将迈入新的千年，“告别过去，迎接未来”，成为人类共同思考的主题，各国纷纷在制订跨世纪的纲领，以便在下一个世纪伊始就占据更有利的发展地位。中国大陆也制订了1996年至2010年的跨世纪发展纲领，这是一个以全体中国人福祉为考量的宏伟工程，要实现这样一个宏愿，就必须创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就必须思考如何将一个健康的中美、中日、中俄……对外关系带往二十一世纪，使这些关系不再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阻力，而发展成建设性的合作伙伴的战略性关系，以适应世界新秩序新格局的发展趋势，不至在新一轮竞争中落伍而再次拉大与世界的距离。这样的新关系大家都看到正在建立中。
　　
　　两岸关系尽管是中国内政，是中国内部事务，但在未实现统一之前，同样需要有一个面向新世纪的良性互动思考，以维护中国人最高利益，尽早创造统一的条件，谁也不愿看到因当局的不智而促使两岸关系的不健康乃至造成恶化，而坐失中国人二十一世纪发展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是两岸中国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成为少数政客和外国势力的统独筹码。因此，笔者在年初撰文论述了《跨世纪的两岸关系思考》，获得海内外不少和声，今临岁末，两岸关系又摇摇晃晃走过了一年，忧喜参半，致使笔者有《跨世纪两岸关系再思考》，祈与诸君再探讨。
　　
　　一、第三个“里程碑”
　　
　　二十一世纪的最后两年——1998年，两岸关系丝毫没有好转，统独矛盾，族群关系，越来越对立，在一群政客鼓惑下，以台语反对国语，以中国人反对对中国认同，简直有点走火入魔，两岸的对立在加剧，交汇点越来越少，令人堪忧。然而九八年秋的辜振甫先生大陆“参访”，与汪道涵会长的“汪辜会晤”，一扫两岸关系头上的阴霾，为世所赞，有望成为两岸关系的转折点。台湾学界有人将此行誉为继“取消戒严”、新加坡“汪辜会谈”后第三个里程碑，这也许并不算过誉之词。尽管这次“会晤”磋商了一年，绞尽脑汁，台湾力图避开“一个中国”、避开“政治性对话”，规避“中断两会”的责任……等等，在极其矛盾心理下开始的“参访”，但我认为它毕竟带来了以下诸多变化与启示——
　　
　　（一）两岸关系的对话总比对抗好
　　
　　诚如辜振甫先生所言：两岸“只有和平宽容才能化解对立，只有交流互动才能增进了解，只有对话协商才能建立共识”。进而证明：在两岸之间，无论如何只有两岸关系优先，才能对话优先，才能通过交流与协商来增进了解和建立互信，才能化解敌意赢得和平，而不是通过“开拓国际空间”能带来什么福音。从康乃尔折回北京的历程，证明两岸关系只有通过两岸中国人坐下来才能得以协商解决，两岸关系位阶高于对外关系。
　　
　　（二）两岸关系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絶非国际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人是具有解决自己问题的智慧
　　
　　这次“汪辜会晤”即是最好例证。这次会晤是在中国自己国土上面对历史、现实、未来，展开的“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对话尽管不可能一下子弥合所有歧见，但这是两岸关系一条必经之道。这次辜振甫先生大陆之行，从“汪辜晤”提升为“钱辜晤”、“江辜晤”，成为近半个世纪来“海峡两岸之间最高级别的会晤”，事实上也开始了“两岸之间最大的政治主题”，即“统一问题开始交换意见”。这正如辜先生赴大陆前所言：“他与汪先生只是走出了一小步，而两岸关系将跨出一大步”，诚如斯言也，这意义是深远与重大的。
　　
　　（三）可贵的另类思考
　　
　　两岸关系自1992年以来，尤其近三五年，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关系越来越紧张，“一个中国”认同越来越疏远，双方已“将仇视对方，怀疑对方转化为己方的价值和信仰”，“已习惯地将两岸不同，视为优劣对比，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制度、习惯为标准来评比对方”，而“彼此否定对方，习惯于敌对和战争状态的方式相处”，“在台湾方面更乐于以此证明大陆的敌意，并以之合理化己方敌对政策的作为”，故两岸关系持续低迷。而“汪辜会晤”一下子改变和冲击了这种关系，致使有66%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大陆有善意并作出了让步，有72%多的民众对“汪辜会晤”感到满意，有78%多民众认为在二十一世纪来临前两岸有必要签署和平条约……，这种民意变化是近年来罕见的，一扫台湾当局和某些政治人物刻意将台湾民众拉往族群与统独的情绪化思考迷津，给了台湾同胞一个暂时的另类思考。这类思考更符合台湾同胞求和求安求利心理，也符合大陆民众追求更美好的二十一世纪的愿望，这将有助于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两岸未来的理性思考，逐渐形成高于统独的新思维。
　　
　　（四）政治对话是发展两岸关系必经之途
　　
　　这次“会晤”台湾当局虽刻意回避这是两岸政治对话之始，说穿了是害怕统一进程的提升和害怕承担中断两会的责任，仅仅是想把两岸关系定格在功能性事务性磋商阶段，害怕将两岸关系从他们故意营造的思想牢笼中释放出来，这真是首鼠两端。事实证明，开展政治性谈判与对话，乃至谋求终止敌对状态谈判到和平协议的签署是人力所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迎接一个不再互相猜忌、仇视、敌对和戒急用忍的二十一世纪两岸关系，全面实现“三通”，必然是从“汪辜会晤”这样政治对话而始，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五）营造一个两岸良性互动机制
　　
　　两个耄耋老人运用他们的智慧与德望，来化解僵局，营造一个和平的气氛，创造一个互动的契机，建立一个协商机制，为两岸关系打开了一扇大门，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共同珍惜。两岸已错过了多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尤其近年，台湾当局以拖待变，错过了“江八条”和第一次“汪辜会谈”后的良机，这次“会晤”后的互动机制，实在值得双方把握。台湾当局在“汪辜会晤”后感到浑身轻松，认为球踢到了大陆一方，看大陆怎么回球，看汪道涵会长怎么访台，他们知道大陆反分裂的立场难以改变，而他们追求分裂分治合法化固定化步伐不可能收敛，故“汪辜会晤”的“双赢”又会变为台独分子所期望的“双斗”，这是两岸民众应有所警惕的。两岸关系思名顾义，“絶不只是地理名词，而特别是政治名词，此一名词本身就藴涵了‘一个中国原则’和目前尚未统一的现实”，两岸关系应是“人民的两岸关系”，絶非是少数不知中国为何物的政治人物的两岸关系，这种关系要从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着想，而不是迷失在这种政治人物的皇民情怀或西方情怀中，因此要“创造一种合作互利的机制，让两岸的中国人在合作互利的机制中发展出相互需要，相互发展的可能性”，“由发展的和平的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参与中国，以便共建中国”。我想这大概是这次“会晤”带来的最有意义的机制与思索。
　　
　　当然，“汪辜会晤”不可能一步登天，解决两岸关系中所有问题，而且双方立场均无根本改变，两岸关系之好转还言之过早。民意的好转与改变也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流去，“汪辜会晤”影响也会冲淡，不理性情绪又会上升。但这次会晤毕竟对我们在世纪之交，思考两岸关系，改善两岸关系……带来了许多可贵启迪，是一份难得的历史遗产。
　　
　　二、统一需要诗意
　　
　　这些年来，台湾急骤向分裂道路上迅奔，两岸关系似乎变成了单纯的分裂与反分裂一场斗争，两岸几乎把注意力全放在外交攻防战中，台湾当局为证明其分裂分治是合理合法的，炮制了许多“逻辑”，于是两岸关系变成了一场“口水战”，一些御用文人大说违心话，一个欲独，一个反独，两岸关系似乎成了一些专门家的口舌事，令两岸民众由衷生厌，统一的诗意与好处显被冷落，分裂的“好处”反被渲染，其实分裂是不得人心和絶无出路的，一切违背历史规律的事总不可能得逞，即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曾几何时，留下的只是千百万追随者的悔恨。历史造就的两岸暂时分离，终究要走向统一，我们要用更大热情来讴歌统一的好处，让统一更富有诗情画意，激发起两岸亿万民众对统一的向往，让分裂分子没有市场。
　　
　　眼下，有些人认为统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故毋须讨论，而有些人认为统一也许会失去现有的东西而不敢去多想，以至统一的诗意与魅力被忽略了，甚至把统一的手段与方式混同于目标。例如，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我们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但又提出了“香港明天一定更美好”的回归目标，激励人们共同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香港，从而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爱港的热情，致使香港回归后港人对祖国的认同率日益提升。那么，我们在台湾统一的问题上，有没有必要去创造一个目标与口号呢？使人感到统一的诗意而不是敌意。“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根据两岸同胞的利益而确立的统一原则，它是统一方式，它的好处显然需要进一步阐述。
　　
　　汪道涵会长在中共“十五大”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两岸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新中国”之说，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称“共同缔造论”，受到两岸学术界高度重视，很多学者撰文表示赞同，连台湾当局高层，包括民进党与新党，私下也表示可以接受此论为两岸谈判起点，台湾民意也有57%人表示赞成此说，为近年来第一次赞成这种形式统一的人多于反对统一的人。但是，台湾又怀疑这说法不是大陆“法定”版本，甚至认为这是大陆内的“非主流”观点，是“鸽派”的声音。其实，在统一问题上大陆都是主流派，絶没有人会再当李鸿章，絶不会允许台湾再从祖国的版图中游离，絶对不存在鹰鸽之分，这实在是对大陆的无知。
　　
　　汪道涵会长这说法，其实是继承和发挥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统一学说，既继承了毛泽东的祖国必须统一论，又继承了“邓六条”的谁也不吃掉谁的精神，又发挥了“江八条”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国是协商”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未来十五年的任务——即是率领全体中国人去建设一个“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化中国，而汪道涵会长则是以简洁语言对统一的好处与目标加以概括，指出统一问题是两岸同胞自己的事，双方只有通过平等协商才能加以解决，目前中国尚未处于统一状态，所以要通过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来缔造一个统一的中国，这个中国将是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崭新的中国，既体现大陆同胞的宿愿与追求，也涵盖台胞主流民意的追求，与台湾《国统纲领》也颇有暗合之处，即希望统一到一个更合理更良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下，这样的统一比起蒋氏父子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和李登辉的“台湾式的民主统一论”，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这种统一是谁也不吃掉谁的统一，是“一国两制”式的“和平统一”，这种统一将使两岸都受惠，而分裂与不统一将使两岸都遭殃，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汪道涵会长的“共同缔造论”正是把统一的方式与目标用简洁语言加以阐述，使人感到了统一的好处与诗意。
　　
　　汪道涵会长的“共同缔造论”也是符合中国的历史与国情。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一百六十多年的中国近现史，可谓是一部屈辱史与奋斗史。它始终环绕着二大历史主题，即如何推翻一个旧中国，及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为了推翻旧中国和洗刷历史的悲情，我们有五千多万同胞为之献身。推翻一个旧中国的使命，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基本上都已完成，尽管两岸四地是历史造成的，也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但两岸四地中国人都不约而同地致力推翻旧中国，涌现了许多民族英雄。凡致力推翻旧中国的中国人都是中国历史的脊梁，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与赞颂的，而站在历史反面去维护旧中国为虎作伥的则应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反之，则会混淆历史是非，反角成正角，会使后人不知何去何从。但是，在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问题上，可以说比推翻一个旧中国困难得多，这使命至今尚未完成，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将努力”，两岸四地都有一个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使命，尽管两岸四地都取得了不同的经济建设成就，但统一的使命一天不完成，新中国建设就会受制于人，建设新中国使命就不能算完成。这个新中国应该是属全体中国人民的，是不能排除台港澳同胞的，只有发挥两岸四地人民的优势，团结所有中国人的力量，这个新中国才会更美好。但我们也清楚认识到历史对台港澳现实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采取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两制并存式的相对统一，不强制一国一制的絶对统一，有了基础后再让我们子孙后代来实现完全统一。所以，“共同缔造论”可以说概括了从历史到现实的两大使命，凡自知是中国人的人都不会加以反对，除非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从人民主权的观点来看，从主权完整角度来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了中华民国的中国主权，尤同1912年中华民国继承了大清帝国的中国主权一样。但“在内政上尚有台、澎、金、马领土的主权行使权未能统一，在外交上也尚有二十七个邦交国未能继承”，正如李鹏前总理所说：“包括台、澎、金、马地区在内的全中国的主权，属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两岸主权仍属于两岸人民共有，至今并未公然分裂，台湾当局的《国统纲领》与“国统会”还证明这一点，台湾“宪法”也还承认这一点，尽管台湾出现了“台独”与“独台”，但两岸主权尚未分裂，否则两岸即成为“两国”了。即便是在国际上，无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承认中华民国，事实上都是和“一个中国”建交，从这客观事实认定，目前从国际到两岸还都承认“一个中国”，这是主流，因此台湾学者认为两岸实际是处于“‘不完全继承’的现状”，一个中国内涵应该是“不是中华民国，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属于两岸人民共同所有的两岸中国主权的完整”，而要“让给一个新的统一后的新中国来继承两岸的中国主权”。台湾持这样观点的人应该是多数，他们尽管不赞成立即统一，希望继续维持现状，但他们也不愿意走台独的险路，也不愿抛弃中华民国，因此“不完全继承论”是台湾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与汪道涵会长所说的“共同缔造论”也有相近之处，较符合台湾的实际与国际的认知，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
　　
　　从国家学说与国际法来看，两岸目前处在内战尚未结束之下，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特殊状态，因此在国际上我们对两岸关系表述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体现任何主权国家对主权不可分割的起码立场，是无可厚非的。而我们在两岸与两会之间，则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不容分割”，没有使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说法，这决不是“内外有别”，或有“两套标准”，而是正视现实，并为讨论统一留下较大的空间，避免被说成“口头吞并论”，这是实事求是的。汪道涵会长在辜振甫先生来访时，进一步阐述了这原则，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这一说法与汪会长以前提的“共同缔造论”并无二致，与钱副总理及江泽民主席讲话也完全一致，并不存在对“一个中国”这“一项政策用不同标准诠释”（辜振甫1998.10.14在上海欢迎宴会上讲话），更不存在“有弹性说法”与“有内部矛盾”。如果说有矛盾，那就是台湾当局内心有太多说不出的矛盾。
　　
　　总之，追求一个更加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既是中国人的必然选择，也符合人类的共同价值，谁都知道“家不和被人欺”，不统一的害处中国人已很清楚，分裂有百害无一利，统一有百利无一害，一个弱国才会被分裂，一个强大的中国才能战胜分裂。一个共同缔造的新中国，将从根本上杜絶一切分裂。汪道涵会长的“共同缔造论”简洁地说出了统一的好处，富有理想性与诗意，在两岸共谋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应创造更多的这样的口号与目标，让更多人对统一产生激情与向往，让统一的理性去战胜分裂的愚性。
　　
　　三、新世纪呼唤新思考
　　
　　世纪之交两岸关系的发展空间有多大，决定于两岸的政策宽度有多大，而政策来自于对形势的判断，判断来自于人的头脑思维，因此，新世纪呼吁我们要有新思维新思想，要摒弃旧思维旧观念。兹谈几点不成熟思考于后——
　　
　　（一）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发展国家学说，完善统一理论，指导现实工作
　　
　　两岸关系在这十多年来有了很大变化，国际形势也有了很多变化，因此，我们的政策也应有所变化。以不变应万变，只能自失主动权。“江八条”即是继承邓小平学说对变化了的两岸关系作出政策指导的范例。对国家学说与统一理论，我们的基本国策当然是不允许改变的，如“邓六条”与“江八条”确立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基本方针，但它的精神与内涵是应该加以发展的。在过去“极左”的年代，讲发展讲新思维，就是讲变天讲修正主义，是大逆不道的，而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不知摒弃了多少旧观念旧思维，凡是成功的行业必然是运用邓小平理论成功的部门，邓小平学说是指导我们迈向二十一世纪实现现代化的最有生命力学说，因此对台部门也不能独身于外。
　　
　　邓小平统一学说有许多丰富内涵，可惜台湾民众知之甚少，我们宣传得很不够；邓小平经济建设“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两岸走向共同发展的交汇点，可惜发挥得也很少。而面对两岸走向双赢，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中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统一学说，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去研究新问题，解决新矛盾，适应新形势，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的新超越，不能让台湾问题成为牵制我跨世纪发展的一个威胁。总之，为统一提供更多思考是两岸学者责无旁贷的责任，更是大陆学者的责任。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两手都要硬。我们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捍卫主权完整，这一手还要硬；我们做台湾民众工作，讲统一的好处，共议统一，这一手也还要硬。台湾当局希望两岸关系紧张，希望有敌意，一旦失去敌意，分裂分治就缺乏合理性，如果我们的政策，台湾民众读不大懂，那就是我们的失败，恰恰满足了台湾当局的愿望。因此没有取得台湾民众理解的政策，就不是成功的政策，这是我们做好台湾民众工作的关键。统一大业不是对台部门一家的事，全党都要重视，各行各业都要配合，要坚决贯彻中央对台工作会议精神，全国上下都要有讲统一的政治观念，从我们自己做起，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统一的进程一定会加快。
　　
　　（二）摆脱狭隘的台湾主义束缚
　　
　　近十年来，两岸交流交往尽管十分密切，但在国家认同方面却渐行渐远，对“一个中国”的歧见愈来愈大，短短的十年，用台湾的民族主义来对抗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用台湾人来否定自己是中国人，用台语来反对国语，听起来很滑稽，却是一场逼近中国人的灾难。在一些人的鼓励与纵容之下，一些人“把两岸问题简单化成‘统’、‘独’两橛，更把‘统一’再简化成‘并吞’，而只有‘独’才代表‘爱台湾’与‘有尊严’，在这种逻辑下，两岸问题其实毫无理性讨论的空间，……它在束缚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束缚了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走得出这个死胡同”。一些怀有叵测之心的浅薄之徒，尖牙利齿地一次又一次挑起省籍与族群矛盾，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满足一部分情绪化民众的愿望，他们为了爬上“立委”、“市长”、“总统”宝座，跪下来也愿意爬来爬去也乐意，何况闭了眼睛说“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共没有到台湾收过一分税”、“台湾是事实独立的国家”……，从而去满足一部分“求爽”民众的情绪，渐渐地他们都生活到他们自己制造的梦呓之中，最后被自己制造的政治樊篱所禁锢。这种从台湾人要当家作主的出头天情节——经过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发酵后演变成的“生命共同体”——台湾人的台湾——新台湾人与新台湾主义，这短时间里的巨变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形成与发展的，其原因也是大家共知的。关键是这种非理性的台湾主义情节正在把台湾引向死路，将形成新世纪两岸关系的爆炸点，两岸有识之士有责任赶快把这导火线熄灭，否则我们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近读许倬云先生谈话，他说：“大海最深处是整个大洋的呼吸，其次为潮流或波涛，最短暂是波涛上迸发的浪花。人们应着眼的是大洋的呼吸与潮流，不是转瞬即逝的浪花或涟漪。台湾莫着眼转瞬即逝的政治浪花”，这真是知者之言，极具厚度，絶非翫玩浪花的陈水扁辈所具有的涵养，这位曾致力台湾民主化运动的学人还建言台湾当局“要理性、冷静，以仁恕为心，不要挑起冲突与仇恨”，这真是无私之言，但恐怕要被戴上“卖台集团成员”帽子。其实这种手法与教训，大家也是熟悉的，当希特勒满足“最优秀”的日尔曼人的狂热之后，即是这些德国人付出代价的时候了；当“文革”满足“红五类”的狂热之后，即是无产阶级付出沉重代价的时候了，这种历史教训我们怎么能轻轻忘记！两岸有识之士当务之急就是要共同遏制“台湾主义”蔓延，决不能再为虎作伥，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不要让自己的名声如维护旧中国的历史罪人同样遗臭万年。让我们共同努力，使二十一世纪的两岸关系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三）不要再人为制造统一的障碍
　　
　　这次辜老先生访问大陆，被台湾当局视为成功的理由之一，即是赞扬他将一张“一个分治中国”的“分治牌”与一张“台湾式民主统一”的“民主牌”带到了中国，认为大陆将难以回这两张牌，而统一将得以拖延，这实在又是人为制造统一的障碍。
　　
　　谁都知道，台湾式民主是一种什么民主，它配称人类民主楷模吗？这实在不用我来花笔墨赘述。当然，台湾民众今日享受到的民主比起蒋氏父子年代不知要多了多少，但是不是真正主权在民，台湾式民主是不是十全十美，只要看看台湾当局的一言堂，与蒋氏父子只是“半步笑一步”而已。因此辜老先生在某些场合也不得不说：“台湾的一些人鼓吹‘台湾式的民主’应当是两岸统一的决定因素，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连连战先生近日也说：“我们不会把台湾的发展模式套用在中国大陆，那是不切实际的”。大家知道，当年蒋氏父子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是一个自不量力的笑话，只是藉以残延政权而已，今天台湾当局祭出的“台湾式民主统一中国”，实际是不想统一的藉口，将统一说成制度之争，将问题复杂化，请问，要十二亿大陆同胞接受“台湾式民主”，这算不算民主？
　　
　　当然，走向统一，人们总希望向好的制度统一，但目前两岸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要这样做就变成了“一国一制”式统一，而台湾民众最害怕大陆“以大吃小”，将台湾统一到大陆实行的制度之下。今天，台湾当局反而赞成“一制一国”，要大陆统一到台湾制度之下，岂非想“以小吃大”。追求民主，是近二百年来中国人共同的追求，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大陆何尝不知致力于此，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亦非十全十美，因此要两岸同胞共同来缔造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当然，大陆应责无旁贷地加紧民主与法制建设，以大示小，应显示“仁”与“德”的感召力。
　　
　　台湾的民主牌实际源于美国，每逢大事，美国总会通过他们的代言人向台湾放话，余英时就是，他在1995年5月20日李登辉就任“民选总统”之日，即发表了《台湾面对新时局应牢牢把握的原则》，教导李登辉今后应打“民主牌”来对付中共，要强调大陆必须向台湾学习民主化，大陆若要统一，也必须“民主化”和“西化”。自此以后，台湾当局从回避制度统一，到大谈民主统一，这种借外人之手来干涉统一，岂是“中国人帮中国人”？
　　
　　至于“分治论”，比起原出笼的“分裂分治论”要平和得多，但仍没有摆脱“分”的念头。当然，诚如杨开煌教授所言：“面对目前不统一的现实，因此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没有害处，承认目前的分治状态对大陆没有影响”。又如包宗和教授所说：“北京当局应了解，‘一个分治中国’的大架构仍是‘一个中国’，只不过这个中国在政治意涵上尚未统一。分治中国正凸显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理念，只是这个中国并不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已”，“‘分治’是国家统一前的一种现象，也是追求统一的一种过程”。我们反对分治，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来思考怎么从分治走向统一，应该可以成为两岸对话的基础，因为“江八条”就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什么都可以谈。但是，倘若要追求“分治”的永久化固定化合法化国际化，则是假“分治”行“分裂”，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其实，“一国两制”是对台湾现实最大的正视，以香港为例，在一个中国大家庭内，实行高度自治，既共享受主权的尊严，又共同承担主权完整的义务，在国际上又可以享受广泛的参与，不知要比台湾的“分治论”好多少倍，而且台湾一旦接受“一国两制”，将比香港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不但“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而且“军队照常有，选举照常搞”，为什么台湾当局放着大道不走，偏偏要走“台独”、“独台”的黑道。这显示了搞分裂的人从来不尊重民意，为了达到这些个别人的目的，不怕万枯白骨和国家兴衰，这些人是极端自私的人，全体中国人应都来加以谴责和制止。面临二十一世纪，我们都要躬心自问，我们将为二十一世纪的两岸关系做点什么益事。
　　
　　（四）寻求共识，扩大共识，促进全面“三通”
　　
　　面对二十一世纪，两岸应改变敌对的与不信任的思维，要努力寻求共识，扩大共识。首先要致力推动“江八条”与“李六条”中具有共识的就终止敌对状态进行谈判，乃至签署和平条约，使两岸处于不对立状态，扫除“三通”的政治障碍，进而实现全面“三通”。这就要进行诸方面的政治对话乃至政治谈判，这是不可回避的政治现实。
　　
　　当前，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海峡两岸作为东亚暨东南亚唯二幸免地区，非但无法联手正视当前共同面临之巨大危机，率先跳出困难，反而相互抵消”，这实在不智与不幸的。诚如许倬云先生所说：“在当今世界，世界性经济网络，已稳然成形，全球各处的经济体，都在逐渐融入这一庞大的网络，谁也不能自外于千丝万缕的牵扯”，而近年来台湾“本土主义”的口号高唱入云，但世界已无孤立的地区，“台湾专心致志于突破国际政治的障碍，不但未着力在经济方面另辟蹊径，甚至将两岸关系中经济策略也屈从政治策略”，搞什么“戒急用忍”，一部分御用文人，不顾国家命运与两岸商机，一味阿奉当局，大说违心话，致使难得的机遇有断送之虞。据外商投资意愿调查，“只有7%认为台湾最具投资吸引力，而认同大陆的却有51%。对台湾投资信心低，主因除了两岸关系不稳定外，还在台湾内部的制度混乱与权力纷争”，“躲过第一波亚洲经济风暴，迎向下一世纪，台湾需要静下心来仔细思考”，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台湾，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两岸关系？！
　　
　　两岸在致力排除两岸统一政治障碍同时，不排除尽力发展从“两会”关系到金融、农业、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为尽早实现“三通”创造条件，这才是“中国人帮中国人”。经济合作是两岸最现实的互利项目，民进党人甚至提出“我方主动提出‘三通’，来交换台湾先加入WTO”。对于经济合作，我们向来主张“不以政治分歧来影响经济合作”，我们主张两岸无条件“三通”，两岸经济应建立起协作机制，对未来两岸一般产业乃至高科技产业，制订分工合作的规则，建立起两岸四地的产业互补优势，对经贸关系的行为加以规范化、法制化，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造福于两岸。大陆不仅要切实建立起保护台商的法规，也应将台商作为特别贸易伙伴，主动让出一部分市场，若每一个省市，主动提出一个优势项目，那么台湾在大陆就会有更多商机，两岸经贸合作会更蓬勃发展。
　　
　　展望统一，前程似锦，两岸中国人要以二十一世纪的需求与眼光，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为新世纪祈祷，为我们子孙祈祷，为中国的未来祈祷！也让我们虔诚地为全人类的未来与幸福祈祷！
　　
　　写于1998年11月22日
　　
　　慈母逝世三周纪念日

　　（本文发表于香港《中国评论》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