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受世瞩目的“汪辜会谈”近日行将恢复“会晤”。三年前，中断的“海协会”与“海基会”会谈也将续会。拨开重重硝烟，两岸关系似乎雨过天晴，这一切再度引起中外高度关注。对于这次“汪辜会晤”的背景，人们不禁纷议猜测，笔者也想谈一点个人见解，与大家共同讲座。
　　
　　一、反台独反分裂斗争的巨大胜利
　　
　　五年前，“汪辜会谈”五一节开启了中断近半个世纪的两岸关系大门，向世界昭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是有智慧的，能自行解决统一问题，两岸通过建立起“功能性事务性”的协商机制，这过程在统一前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两岸关系向良性互动过渡，因此，“汪辜会谈”模式深受海内外赞许。
　　
　　但是，这种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毕竟是岛内分裂势力与国际干涉统一势力所不愿看到的。他们不希望两岸以“大陆政策位阶高于外交政策”特别在1995年元月，充满善意诚意的“江八条”发表以后，对分裂势力形成了更大压力，一些善良的人以为两岸关系的解决已为期不远了，这种和缓的气氛令台独势力如座针毡。于是，岛内分裂势力与国际干涉统一势力联手，决定在国际上加速“空间上突破”，企图造成“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在岛内加速完成政体改造，彻底摈弃中华民国的旧法统，切断一切与大陆有关的脐带关系，完成岛内走向独立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准备，将岛内原来两岸关系优先政策改变为国际空间优先政策。于是，就有了1995年6月的李登辉美国康乃尔大学之行，企图在国际上造成“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两个中国”的事实；1996年5月又搞活经济了“总统直选”，企图以“民选总统”的程序造就一个“民主国家”事实；乃至1997年的“修宪废省”，以及反对台商投资大陆的“戒急用忍”反对台生来祖国读书的“学历不认同”，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修改”，扶植以“台独”诉求的民进党步入政坛，并为恢复“两会”制造了一系列障碍……，使两岸关系急骤恶化与倒退，使原定1995年7月举行的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取消，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一场反台独反分裂的斗争！
　　
　　于是，就有了1996年春的“军演”，即震撼世界的“台海危机”，就有了对李登辉之流的“笔伐”，就有了终止第二次“汪辜会谈”，用强烈的行动向国际社会与台湾民众表明，在统一问题上我们是决不会让步的，这不仅是事涉民族情感，也事关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尊严。在反分裂反台独斗争中，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做好国际社会工作及国内涉台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全党全国全民更加重视在外交领域中的“双反”斗争，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奔波于各国，尤其1997年的成功访美国微软公司，导致1998年的克林顿访华，终于使“三不”成为国际社会的认知，从国际角度确立起“一个中国”的共识，成功地堵住了台湾在“外交空间上的突破”，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蔓延。经过三年“双反”斗争，终于牢牢掌握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为恢复“两会”和“汪辜会谈”创造了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岛内气氛，把台湾当局逼回谈判桌，使台湾大陆政策重回位阶高于政策之上，这是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双反”斗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基础上，中央又择时调整战术，呼吁重开“两会”，再度举行“汪辜会晤”，对台湾“海基会”开展了有利有节之斗争，一度不给予好脸，然而在许惠佑战战兢兢来北京商谈会晤时，在枝节问题上作出灵活处理，迅速促成了十月的“汪辜会晤”，并将这种会晤提升到“钱辜晤”、“江辜晤”，为打开两岸关系之僵局，又走出成功的一步。
　　
　　二、汪辜会晤的意义
　　
　　这次汪辜见面虽定位“参访”与“会晤”，并非会谈，但这丝毫不会削弱这次会晤的意义。它至少有以下三个积极意义。
　　
　　（一）会晤有利于把国际舞台斗争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巩固下来
　　
　　当今国际社会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流倾向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统一问题希望两岸座下来谈，希望“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反对“麻烦制造者”，要求维护亚太的稳定。因此，高举谈判旗帜，不断揭露台湾当局破坏稳定和拖延谈判的真相，使国际社会和台湾民众看到，“麻烦制造者”是台湾当局而非大陆，这是很重要的斗争手段。的确，台湾当局这几年迫于民意和国际社会压力，既不敢放弃“两会”，有不愿恢复“两会”，藉口要看“邓后”中国形势而定，要看“九七香港回归”局势再定，要看“十五大”后主导权是否在江泽民手上再说……，他们企图以拖待变，但他们的愿望与诅咒一次次失败，大陆越来越稳定，今年又众志成城战胜了百年不遇洪水，在东南亚金融风暴面前发挥了举世公认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社会对台湾当局的遁词越来越感厌恶，尤其在“江克会谈”后形成的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及时复谈和举行“汪辜会晤”，无疑是有利于我，这既是对美国“三不”政策的积极呼应，不让这种关系后退，进而凝聚国际共识，同时再次昭告世界，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家里事”，应该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二）会晤将有助于营造“和平统一”的环境
　　
　　这次会晤虽然定位于“参访”与“会晤”，但絶非“看看京戏”与“清谈”，它保持了非常大的对话空间，既可谈“功能性事务性”问题，又可谈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既可谈低阶段政治性议题，也可谈高阶政治议题，可以就政治会谈进行程序性磋商，也可谈签署终止敌对状态或签定和平协议的有关条件，可以谈两岸民众关心的经济、法律、文化、前途等问题。总之，谈笑皆政治，有着相当大的空间，有助于营造一个和平的有利于统一的环境，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特别在两岸关系僵持和渐行渐远的情况下，让两个德高望重的老人，运用他们的大智慧来化解僵局，这就是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与中国式的智慧，正如辜振甫所说，他与汪道涵也许是一起迈出了一小步，但对两岸关系来说将是一大步，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这一大步远远比五年前新加坡会谈意义大得多，符合我们实现2010年战略目标而需要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
　　
　　定于今秋恢复“汪辜会晤”在战略上也是重要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台湾国民党政权与台湾中生代的支持，向台湾民众表明我们还愿意与台湾国民党打交道，尽管国民党的《国统纲领》带有欺骗性和不稳定性，但它毕竟还没有抛弃国家统一的目标，比起民进党的“台独纲领”则安全得多，这表明我们决不会与一个有台独纲领的党打交道，如果台湾选择台独无疑是选择战争，这将有助于国民党政权的延续，也会推迟民进党提前执政，迫使民进党早日“转型”。同时，在李登辉主政时期的“复谈”，建立起两岸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也是为台湾中生代今后参与解决两岸事务提供了便利。这种“复会”与“会晤”，也是满足台湾民众“求安、求和、求利”的欲望，创造出一个双赢的局面，有利于营造一个“和平统一”的环境。尽管我们从感情上絶对不喜欢李登辉这样的人物，但“从理智的观点而论，我们认为目前是两岸建立和平关系架构的适当时机”（台湾赵春山），如同我们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样，“在台湾现村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当中，只有掌握选票的人，有能力与中共讨价还价而不必担心被扣上‘卖台’的帽子”（同上），因此我们还不可避免地在现时与李登辉一伙人打交道，设法谈出一个和平框架。
　　
　　（三）会晤有利于规划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会晤虽一天二天，会晤本身并不重要，但通过会晤有利于规划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便于我们主动出招。
　　
　　台湾学者认为大陆对台政策有三手，即不放弃武力是“留一手”，反台独与封杀台湾国际空间是“硬一手”，造成“三面架机枪，一面留出口”的局面，这“出口”就是“汪辜会晤”、“政治谈判”、“做台湾民众工作”等，这叫“软一手”（台湾杨开煌）。由此可见，软一手极其重要，其重要还不在“会晤”的过程，而在于通过“会晤”如何带动两岸关系的后续发展。“辜汪会不仅限于‘两会交流’的范畴，更有意义更重要的是，双方应可凭藉这种自然的、不那么正式的个人晤谈真实地调整、开扩彼此对对方意图的认知”（台湾叶明德）。从而规划今后一个相当时期的两岸关系的互动，包括下一次的“汪辜会晤”——终止敌对状态谈判——三通——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互访……。总而言之，这不啻是个契机，值得我们把握这样的机遇。
　　
　　三、汪辜会晤的前景
　　
　　“汪辜会晤”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对我们重新塑造两岸关系无疑是一个机遇，尽管意义重大空间广阔，但不能不看到仍有许多障碍与局限，也许会晤与谈判将是漫长与艰苦的过程，我们不可能超越当前的政治现实去盲目追求不可达的目标，我们必须把握机遇很好的规划，但我们不能期望太高和要求太多，不能要求一蹴而就。这对两位老人也许是过于沉重的负担。
　　
　　应该清醒看到，台湾当局被迫地威信地无奈地同意“汪辜会晤”。甚至在会晤前一反常态收敛了自己的种种言行，也有自己许多算盘，絶非纯粹的妥协，我们必须知己知彼。
　　
　　首先，应该看到台湾当局同意会晤，也有造事之味，企图通过辜振甫之口来传达所谓台湾民众的“意愿”，谋求对等政治实体地位。的确，在目前岛内多数民众要求不统不独期望更好维持现状，台湾当局当然不能不顺应这样的“民意”，同时又借民意来拖延统一，为“和平走向分裂分治”制造口实。他们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态度是要和平不要统一，要两制不要一国。总而言之，是希望“和而不统”。“汪辜会晤”有助于两岸的缓和，是台湾民众所希望的。台湾当局所以准予“汪辜会晤”有助于取悦民众，争取选民，为年底北高两市“市长”选举及“立委”选举多拿一点选票，李登辉也希望为自己明年“总统”选举伏下继任一笔，甚至希望争取获得“诺贝尔和平奬”，故装出“和平老人”的姿态，急于向世界表明自己不是“坏孩子”。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统一的基础十分薄弱。这十年来，在李登辉精心策划与纵容下，台独势力公然走上政治舞台，台湾民众从要求出头天——本土化——台湾利益优先——生命共同体——台湾不属于大陆——台湾主义——台湾实事独立，这种非理性的思潮占了上峰，形成讲独立有理，讲统一有罪，使台湾陷入在台独逻辑的思维牢笼中，以至认阳性难以突破在近期内改善两岸关系的思想樊篱。我们破除这种“台湾主义”的艰苦斗争还暇以待时。两岸交流交往虽已十年，台湾民众对我们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扩大交流、增强了解、促使他们产生统一欲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
　　
　　从国际社会而言，争取对我统一大业的支持与理解，还有待于许多努力。与国际干涉统一势力的斗争，也还是长期的工作。我们与台湾在国际上的外交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就国内而言，如何落实今春中央对台工作会议精神，形成全党全国人民与各行各业都来重视对台工作，切实做好保护台商工作和做好台湾民众工作，也有大量工作待做，贯彻招待从“邓小平——江泽民对台思想”，也有许多工作要做。
　　
　　就政治谈判而言，还有许多政治障碍需加以排除，如谈判的名义、地位及对“一个中国”的认定，这种斗智斗理，也有待于时。
　　
　　总之，对台工作与统一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汪辜会晤”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有利于我们打破僵局与规划未来，但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会晤——谈判——统一”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由于统一基础的单薄，会晤也许谈不拢，但我们还是应善加利用这样机遇，扩大反分裂反台独的胜利成果，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我们实现“一个中心三个面向”的“和平统一”的环境。
　　
　　写于1998年10月1日

　　（本文发表于上海市台办《上海市对台工作》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