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修宪”的展开，台湾即将举行“县长”选举。1999年“立委”选举及2000年“总统选举”随后也将举行。台湾民进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及其结果，直接影响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从目前情况看，民进党极有可能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进入执政舞台，我宜密切关注民进党的动向，把握其政策变化并研究制定因应对策。
　　
　　一、民进党的形成与发展是台湾畸形政治的产物
　　
　　台湾曾先后遭受过荷兰与日本的占领，外国尤其是日本五十年的残暴统治，在当地居民中形成了一种“台湾意识”。光复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又使全岛长期处于“戒严状态”，广大台胞再次沦为二等公民，进一步助长了他们的“台湾意识”。自七十年代始，一部分高学历说国语的台湾人开始成长，他们要求政治民主化，领导部分台胞开展反专制独裁的斗争，并提出了“台湾独立”的诉求，形成为国民党外的反对势力。
　　
　　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结束十年动乱走向改革开放，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新的对台方针，而大陆来台的国民党强势人物则年事已高，逐渐退出政治中心。台湾民众寻求自我的本土意识日益高涨，蒋经国不得不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并推行本土化，民进党终于得以成立。
　　
　　民进党建立初期，主要采取街头抗争的形式冲击“党国体制”。为避免领导人遭当局囚禁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各派系决定以中常会集体领导方式分担责任。该党从一开始就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派系林立，种下了民进党内不和的种子，只因“草莽初创集体领导，赖危机意识凝聚共识”。以许信良、张俊宏为首的美丽岛系，以江鹏坚、姚嘉文、邱义仁为首的新潮流系、以陈水扁为首的正义连线系、以谢长廷为首的福利连线系，党同伐异，内斗不絶。李登辉执政十年，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使“台湾为主”和“台湾利益优先”意识空前高涨，民进党顺势而发。李登辉身为执政党——国民党主席，他使用的是体制内的权力，推行的是体制外的民进党主张，他将“外来政权”、“外来法统”改变为“台湾人的台湾”，用所谓政治改革废弃了原“法统”中一个中国的内容。台湾的这种畸形政治为民进党的畸形发展提供了空间。
　　
　　但台湾政治转型，也使以“台独”为目标的民进党失去了原有的特征与魅力，而我反分裂、反“台独”的坚强决心和果断措施亦镇住了民进党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该党内部环绕务实、缓独，展开了激烈斗争。在派系利益及个人权谋考量下，各种政见、口号、争论都“成为权力斗争的幌子，”民进党内出现了分化。国民党的本土化，造成了新党的出走；民进党的务实化，则造成了建国党的出走。这样，“国民党是从右往中间移动，民进党是从左往中间移动，两党移动的方向显然正在接近，同时成为台湾政治的新主流。反之，建国党则是从左往极左移动，新党则是从右向极右移动，两党分别激化到两个极端，都与中间主流渐行渐远”。
　　
　　二、民进党有可能提前进入执政舞台
　　
　　民进党的“台独”诉求近年来一再受挫，但这个党人数不足5万，却能始终保持30－40％的选票，表明它仍有相当社会基础。目前在台湾二十四个县市中，民进党掌握了八个县市，已控制50％以上的人口，成了台湾第二大党。
　　
　　面对台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大陆的强大压力，“台独”终究无法为台湾民众所接受。民进党为求执政及长远发展“自然必须调整路线”，这也是“新潮流主张在“台独”前加上民意检验的安全阀”的原因所在。不仅新潮流系，其他如美丽岛系等，都开始考虑选民的这种意向，只有建国会、建国党之类极端“台独”团体继续一意孤行，自欺欺人。
　　
　　形势迫使民进党内一部分人不得不更改原政治主张。前党主席施明德提出“大和解”，呼吁走出族群冲突的历史阴影，并称“即使民进党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独”。现任党主席许良信则提出“危机社会论”，说为消除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的疑虑”，该党“应努力发展为代表主流价值的政党，投入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等主流议题”。关于执政，他主张在三党席位均不过半的局势下，“民进党应积极透过联合政府展现执政能力”。他还提出“西进政策”，主张与大陆“三通”。这一切表明，民进党的主流已发生变化。当然，这不是说民进党已不再主张台湾独立，它已不是“台独”党；变化是策略性的，是因为人民对民进党执政存有疑虑，怕民进党执政即台独执政，必遭中国大陆武力反弹，西方也未必肯为台湾火中取栗，故只好自圆其说地称“台湾主权在客观上早已独立，因此使台湾维持现状，也具有充分国家主权”。但从主张台湾独立到赞同维持现状，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李登辉明为国民党，暗助民进党，他实际执行的是“台独”路线。施明德曾说，“李登辉最大功绩是搞跨了国民党”。但国民党历史包袱太重，人心向背，内外交困，不管由谁掌舵，都回天无术。1995年“立委选举”国民党仅以三席的脆弱过半维护着不安全的多数，而“跑票”现象又时有发生，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李当选“总统”后不能控制“立法院”，拟“修宪”以扩大“总统”权力，而“修宪”得由“国民大会”四分之三多数通过。但民进党拥有超过四分之一的101席，国民党即使与新党联合也到不了四分之三多数。因此，国民党需要与民进党合作。而“国、民两党的路线转型”，已使它们在理念上逐渐趋近，从而“扩大了政党合作的主观可能性”。即便今天两党还不能实现合作，到下届“立委选举”国民党恐难继续保持过半的优势，国、民两党合流，组织联合政府看来也在所难免。
　　
　　总之，国民党在李登辉主导下大力推行“本土化”，党内高层领导人皆由台湾人担任，体制上废除“临时条款”，改成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突出“新台湾人”观念，不再强调大中国意识，这就使原本介于国、民两党之间的族群隔阂迅速消失，也使国、民两党的统独分歧大为降低，两党日渐接近。这样，体制内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主流与体制外的民进党主流已合二为一，民进党实质上已从原地下党、在野党、反对党、与国民党合作党，逐渐走向执政党。民进党的实际执政，只是时间问题。民进党与国民党比，不一定更危险，它们只是“明独”和“暗独”之别，本质上是一样的。
　　
　　三、民进党执政的形式与前景
　　
　　在2000年前，民进党单独执政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它将通过与国民党的合作走上联合执政之路。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政党合作有两种形式：一是政策合作，两是人事合作。
　　
　　（一）政策合作
　　
　　这包括在“立法院”联合修法，在“国民大会”合作修宪，或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与民进党的“地方政府”合作，或民进党的“地方政府”与国民党的“地方议会”合作，或国、民两党联手对外，如推动重返联合国等等。“从两党共同推动‘参与联合国’开始，到两党共同凸现台湾主权、抗议中共威吓，到两党在保卫钓鱼岛事件上不约而同的低调处理”，这些政策合作事实上已经开始。
　　
　　（二）人事合作
　　
　　在台湾，政府组成历来由执政党即国民党一党包揽，絶无在野党参加的先例，而人事合作则需要政党协商，能否实现这种协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次国、民两党主导的“修宪”是否成功。若“修宪”能按“国发会”版本取消“立法院”的阁揆同意权，“总统”的阁揆任命空间便会大大扩大，他有权任命无党派的“清流人士”组阁，可以延揽不同党派的“各界箐英”入阁，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全民政府”。这个所谓的“全民政府”，自然包含两党人事合作的空间。但真正的人事合作通过党与党协商产生的“联合组阁”将在下届“立委选举”三党均不过半的情况下产生，那将是1999年的事。
　　
　　但民进党走向执政之路并不平坦。阻力首先来自党内反弹。这里有理念之争，更多的是利益冲突。党内相当多的人认为台湾社会的变迁，给了民进党百年未遇的机会，它们的使命是执政，而不是保持自己的理想。而要执政，就必须获得民众的认同。目前广大台胞害怕独立，而民进党上台就可能被视为“台独”上台，大陆絶不会坐视，西方也未必愿意被卷入一场战争。广大民众对民进党候选人将持慎重态度，除非这个党放弃“台独”的主张。现实迫使民进党修改政纲，务实派应运壮大，他们被称为“联合派”，党内斗争与分化加剧。“基本教义派”和“激独派”愤而出走，依然留在党内的这部分党员认为，民进党既为反对派，就应制衡执政的李登辉和国民党；若参加联合政府，将使民进党理念模糊，丧失特征，反而有利于国民党的收编。民进党能否摒弃“台独”纲领并在组织上进一步排斥“激独派”，是其未来走向执政的关键。应该说，民进党内务实派更具移民性格，更有务实精神，更少历史包袱，他们有可能比国民党与新党更能开启两岸关系新局面。
　　
　　民进党能否参与执政，还将取决于这次“修宪”。“国发会”为国、民两党合作创造了契机，民进党主席许信良若能力排众议，配合李登辉完成“修宪”，这对两党进行的人事合作将起“关键性的政治催化功能”。李登辉与许信良都过于自信，急欲在九七回归前闯关“修宪”，遭到各自党内的激烈反弹。这场修宪“本是少数政治人物设计的，废除五项选举，使省府、省议会、国大、乡镇长、乡镇民代表近三千政治人物前途茫茫”，在冻省和阁揆同意权问题上，宋楚瑜和连战都与李登辉意见相左，许信良也受到民进党内强烈批评，甚至要罢免他的主席职务。这场斗争“既不是本土与外来政权的族群冲突，也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奏”。人民不会为“修宪”去拼搏，他们更关心的是施政的有效性。倒是白晓燕案，反被视为“施政有效性的指标”。这样，“总统关心修宪，小民只关心安全，院长关心能不能进入“立法院”报告，乡亲只关心他有没有在我家门口出现”。“修宪”前途虽暗，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矛盾重重，但他们却共同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大陆，他们之间也许还会相互妥协，“相忍为国”，以便共同对付中国大陆的统一“威胁”。
　　
　　影响民进党执政党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共大陆的态度与西方的反应。我们对民进党的上台与否并非是无所作为的，可以说，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方的对策，我们对岛内的干预程度，以及我们与西方达成的谅解。
　　
　　四、我们的建议和对策
　　
　　民进党自成立之始就组织松散，派系众多，赖危机意识而共聚，在李登辉的纵容与暗助下得以发展。现持“台独”观念的人已大为减少，多数人是为当官而执政。台湾各党派矛盾或党派内矛盾是利益矛盾，两岸关系或“统独”观只是他们争取票源的手段。民进党是反对统一的，但它并未执政，其两岸关系政策还没有受到民众的正面挑战，尚有务实化的可能。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政党合作始于“国发会”，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修宪”。不管“修宪”如何收场，李登辉时代正在消逝，李后时代已提前到来。李登辉之后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会比李更不务实、更不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更顽固不化，两岸关系也许有望借此走出低谷。目前台湾两党，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台独党”，只有明独和暗独、“台独”和独台之别。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党会揭竿而起，率台归顺。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渐入执政舞台，若可迫其改变“台独”纲领，由务实派主控局势，两岸关系不无可能出现良性互动。关键是我应抓紧实现现代化，搞好回归后香港“一国两制”的示范效应。
　　
　　为此，提出三点建议与对策。
　　
　　（一）消除戒忌，大胆工作
　　
　　以正确观念看待民进党，把做这个党的工作放在对台工作大格局中考虑，将民进党与其成员区别开来，将民进党中的务实派与“激独派”区分开来，关键是要做好台湾的民意工作，如果民众对统一的疑虑得以解除，那末民进党凭藉“台独”纲领上台必无可能。要根据“江八条”精神，对民进党同样采取一接触二谈判的政策，欢迎其共商国是。在接触中帮助并鼓励民进党人用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促使他们采取务实的两岸关系政策，建立起两岸的良性互动。这几年与民进党的接触实践证明，做好这个党工作并促使其转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更好地做国际工作，在外交上堵住“台独”
　　
　　在民进党看来，台湾“已具有充分的国家主权，所欠缺的只是国家认同和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争取国际上的理解与支持，包括海外人的同情与支持，通过江总书记访美访日做好这两个国家的上层工作，达成相互理解与让步等等，务使台湾问题不致演化成为国际争端，而只能成为我国的内政，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三）坚持两手政策，一手硬，一手软
　　
　　对“台独”一定要硬，不给予好脸，经济上不给予利益，要像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谈判时那样——主权不容商量，甚至限定回收时间，使他们感到“台独”走不通。同时要通过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让广大台胞参加到一个大中国的建设中来，以增加认同感和建立新的民族感情。应着手建立统一论坛，扩大宣传，讲究理性沟通。坚持说理，话要软些再软些，行动要硬些再硬些。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军事上要保持威慑力，在外交上积极开展攻势，择时重开两会谈判，并创造条件推进两岸领导人会谈，促进台湾的分化。
　　
　　写于1997年6月30日

　　（本文发表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情况与建议》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