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此时，李登辉就任台湾首任“民选总统”，假桃园蛋形体育场举行盛极一时的“加冕典礼”。一时间，台湾政坛各种反对势力都随之消声匿迹，声望达到空前高度，哪怕没有选李登辉的民众也会说：“阿辉毕竟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我们都应帮他！”于是乎，李登辉一时天下无敌手——这是他继蒋经国后的九年“总统”生涯中从未有过的强势。曾几何时，一年后的今日，竟风光不再，在他“五·二○”就职典礼一周前夕，台湾民众于“五·○四”、“五·一八”两次游行集会抗议，有480多团体发起，每次有十多万人参加，他们身穿“悲”、“恨”、“怒”外衣，手举“愤怒”、“抗议”招牌，打着“李连滚蛋”标语、口喊“李连下台”口号。在众多横幅中有“人畜不安，总统认错”、“无义无耻，唯有李连”……。人们用激光向“总统府”尖塔射去“认错”二字。李登辉被迫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认错，但并没有平息民愤，人们反而不断逼问李登辉是否连任，他一再申诉决不连任，一个民众直选的将有四年任期的“总统”仅仅干了一年就招致民众如此反感，这在台湾也是第一次，可谓旷世稀有。台湾民众的“拥李情结”瞬变“反李情结”，这说明了什么？这很值得我们思索！这中间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可探索一些什么规律？本文企图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首先我认为应该先看一看李登辉就职“民选总统”以来究竟干了些什么。
　　
　　应坦承李登辉就任“民选总统”后的强势是我们先前未曾预料的，他当选后拒不兑现选前诺言也是我们始料未及，当时我们曾高度注视他“五·二○”就职说辞，希望他理性处理两岸关系，但他这一年的所作所为，是我们极为失望的。
　　
　　李登辉没有利用他的权力与资源去从事两岸民众期望的事，却致力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国发会”，为民进党提前执政及“废省”、“修宪”铺平道路，用所谓的“共识”来反对“一国两制”，防止香港效应出现，为彻底废除“外来政权”和“外来法统”进而实现独立奠定基础。他不惜牺牲国民党组织与人员的利益，也不顾台湾民众安危，强行闯关，一意孤行，顽固地去实现他的梦想——带领台湾民众“出埃及”——切断与祖国大陆脐带关系。于是，他在政治上强化族群与“统独”意识，助独压统，崇台蔑中，一时间使岛内“杂音”（理性的声音）鋭减；在经济上大扳刹车，以“戒急用忍”限制两岸经贸互动；在外交上继续追随西方围堵中国，不惜化巨资开拓国际空间，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在军事上扩大军购，整军备战。同时，他接待达赖、修改教科书、反对中华文化……。正如他所说：“中共不喜欢的，我就要做”，他正是处处事事与大陆对着干，一切都只为了他一个人的意志服务，视万物为雏狗，可谓独断独行倒行逆施。
　　
　　这一年中，李登辉不仅再次违背了诚信原则，没有兑现他选前所有诺言，而且把他的权术玩弄得更加淋漓尽致，用他惯用的许愿、收买、分化、打击等手段，瓦解异己，他十年在夜行，用今天的谎言推翻昨天的谎言，他推行极权政治，终于走到了尽头……，至使台湾政治生态、社会治安、经济发展、两岸关系……都高度恶化。不到十年，使“混乱之岛”变成“贪婪之岛”，又走向“残酷之岛”。一九九六年以来，强暴轮暴案从每年917件增至1400多件，绑架勒索案由每年92件跃至150件。“当一个时代的权力已失去起码的敬畏之心，那么，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即召唤出犯罪者的权力意志，犯罪者同样会变本加厉地残酷”。于是桃园县长刘邦友命案、民进党妇女部长彭婉如命案、李登辉忠心支持者白冰冰女儿撕票案……层出不穷，从“贺伯”巨风之灾到“猪蹄疫”之害，天忿人怨了。一年前他就职的蛋形体育场今成了刘邦友的灵堂！
　　
　　长期以来，李登辉的所作所为总有一个“正当理由”，他只用“中共打压的咒语一旦祭出，民众立刻气愤填膺，一致批评中共而忘了政府的任何错失”，他一旦遇到岛内批评，又一法宝是指责对方是“中共代言人”、“统战阴谋”、“出卖台湾”，又将对方狠狠压下去。这一次他依然旧法炮制，他在参加渔业反走私大会时说：要提倡“心灵改革”，要向妈祖立誓，不应走私，因为“发生口蹄疫与治安不好都与走私有关”，他阴险暗示猪蹄疫与治安不好的枪枝都是从大陆走私而来，企图再一次推卸责任。但是，这次他的法宝不知怎么失去了魔力，他头上的光圈也突然消失了，老百姓对此嗤之以鼻，纷纷对他说不，前有宋楚瑜对废省说不，后有生产力中心总经理石滋宜对经贸“戒急用忍”说不，再有马英九对政务委员说不，还有广大民众扶老携幼游行示威向他说不！，这是台湾近十年来第一次。李登辉的谎言与摸顶，都无济于事了，老百姓说：“看了李总统的记者会，被气得想来游行”。他们呼出了：“昨天的纵容，我们今天来走路；今天再纵容，我们以后无路可走”。显示出台湾同胞可喜的觉醒！
　　
　　李登辉这一年倒行逆施已到了极顶，他欲在香港回归前夕不惜代价抢先完成“修宪”，用“台独化”的“宪法”向我挑战，其匹勇可谓空前絶后。可是他的内政，老百姓满意率已从七成五降至三成，台湾的“国家”竞争率也从七八十年代的世界第一位降到二十三位，而中国大陆
　　
　　却跃升到第一位。据最新民意调查，对李连执政一周年满意率，竟平均为3.11分（10分为最高分），在“遵宪”、规划发展、民主法制、吏治操守、“政府”效能、经济成长、“外交空间”、两岸互动、社会福利、生活素质、国防体系、社会治安、教育改革、文化艺术十四方面竟无一及格，红灯满挂。于是天怨民愤，民众显示出“民能覆舟”之功，使李登辉从“天下无敌手”的强势，突变为“李登辉神话的结束”、“李后时代提前到来”。
　　
　　从上变化说明了什么？它有什么特点？给了我们什么启示？这对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对台湾政经发展有什么影响？都值得我们细致分析研究，寻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这该是当务之急。
　　
　　二
　　
　　台湾最近的变化，决不单纯是民众的觉醒，从不统不独一变为拥护我“一国两制”，开始投奔到祖国怀抱了，我们切不可作这乐观判断。但是，两岸关系势必会走出李登辉强势主控的时代。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岛内这些变化，似乎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非外力因素的
　　
　　这次岛内矛盾激化决非是我外力介入的结果，既非是我们打炮，也非我们文批，甚至是在我们忙于两件大事顾及不下的情况下，外力的松驰，反促使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正如《自立早报》社论而言：“国人怨怒、愤懑之情，有如涨潮之水，实非外力可以挡之者”。
　　
　　(二)非政党因素的
　　
　　这次岛内反李运动，并非由岛内三党四派发起与领导的，政党与派别完全被排斥在外，浩浩荡荡游行队伍中，民进党、新党、建国党……都只好乖乖排在队伍末尾随从，一点没有作秀的机会。民众痛呼：“政客不死，
　　
　　祸乱不止”，政客们看着这么多民众游行这么多民众围观而无所表演，这在台湾是很罕见的。也正如《自立早报》社论说：“如果，未置身于游行群众行列里，或许会认为这些‘头家要求’，乃是带头一小撮人士所煽风点火引起的，是用心可议的政治阴谋，但是一旦亲临其间，现场临场感，会让人深切感受到，这些口号要求，并不是凭少数几个人就可以策动驱使起来的，民众们是在身受体会下，主动认同、支持下，而要求总统认错，撤换内阁”。
　　
　　(三)非“二二八式”的
　　
　　这次岛内民众两次游行示威，是明显反“政府”反当局反国民党反“总统”的。但却是非暴力的非纯政治的非“二二八”型的，他们的要求不仅仅是讨回一个政治责任问题，“而是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正义与澄明政风的体现”。但示威是罕见的理性，没有冲突混乱，游行与集会结束，“地上没有留任何垃圾”，被称为“平民游行”，与以前的政治斗争形式有别。《联合报》发表了很好的社论，称这示威游行是《一起为台湾人的失落走上街头》，称由于“白案”，敏感的社会大众的强烈情绪在转瞬间即找到了出口，再也没有“统独”、族群与流派的政治可以阻挡他们。两场游行队伍里的民众，此刻终于摆脱了政客加诸他们身上的“统独”、族群与流派的政治枷锁，一同为台湾人的失落与挫折走上街头。”
　　
　　(四)非规律性的
　　
　　过去在两岸之间各有一些自认为有规律的原则在驱使互动，如“三通”有利双方经济，“和为贵”有助于中华民族振兴，“外交休兵”有助于节约资金，“和平协议”有助于遏制军备，“民族主义”是两岸对话的基础，“两制并存”是谁也吃不掉谁的，“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等等，这些都是“规则”，两岸必然会遵行。而台湾这些年偏偏没有遵行，这次民众奋起也没有遵行我们或台湾所定的“规则”而行，显得非规律性。应该看到台湾自推行“民主化”和实行政党政治后，社会结构与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表达诉求的方式也随之而变，用不着用街头抗争或暴力，民主政治给了他们这种民主权力。“五·一八”集会游行宣言仅仅写了：“您担心妇女儿童的安全吗？您担心政党背判民意吗？你要求实行责任政治吗？请在五月十八日，走出来！”竟一呼百应，这种民意表达方式值得我们研究。李登辉这么多年为所欲为，不能不说是曾受到狂热的民意支持，这些民意，为何不循我们认为的规则行事，而今天也非呼应我，也非盲从李登辉，这种不规律运动方式是值得我们关注。
　　
　　三
　　
　　面对岛内政情民意巨大变化，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思考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两岸关系有望走出李登辉强势主控的局面，而迎来两岸关系良性互动
　　
　　这十年来，两岸关系在李登辉因素影响下，日趋恶化，像李登辉这样“强势”人物，在台湾将是空前絶后的。他主政以来，既囊括国民党资源，又推行民进党路线，并受到要求“出头天”的情绪化的广大民众的狂热支持，他那么重的皇民思想和“台湾主义”情结，那么不知中国为何物，恐怕以后任何台湾当政者都不会比他更偏执和不务实。李登辉用“民主化”对台湾社会注入了国民党时代没有的活力，但他推行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民粹，借民主行专制独裁。“他掀起的民粹风潮虽然曾经一时抚慰了族群情感的空虚，但是，他所造就的政治品质，却显然未能满足民众的期望与回应民众之托付。”。这种民粹主义终究被民众抛弃。“这份情愫或情结破灭，高度期望与托付立即就变成重度的失望与恼怒。”两岸关系中间毕竟有一个“道”是应被遵循的，这就是两岸民众的最高福祉，而李登辉太多用“术”，虽屡屡得手，但毕竟是背道而驰。他口口声声“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其实他心中太多杂念。于是，民众对
　　
　　“第一位台湾总统”完全失望。台湾今后如何发展？国民党崩毁在即，未来政坛会怎样发展？肯定对重建两岸关系确立良性互动有利。从这点来讲我们可感到高兴，但不应去幸灾乐祸。
　　
　　(二)台湾民众在“民主政治”下的成熟，这对我们做台湾民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台湾民众的觉醒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但是，台湾民众不同于我的历史文化经历以及所处的不同于我的社会制度及政治环境，会对其思想、性格产生什么影响，至今我们知之甚浅。这次大示威，竟是一些过去被视为对“政治最冷漠的团体，一向是支持着政府稳定力量团体”发起，一些过去被视为冷漠的“新新人类”（指大学生们）参加，政党与政客们只好尾随而失去惯有的光环。这一切说明什么？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至少告诉我们民意在台湾是起著作用，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下正在变得成熟。对这样的民意我们如何去交流沟通，如何去回答他们困扰着问题，如何去引导他们开创两岸关系新格局，如何去赢得他们信任？这是最最关键的和刻不容缓的！我们过去的思路也似乎有检讨的必要，看来我们仅仅认为只要把在大陆台籍人士安抚好就必然会对岛内台胞有示范作用，或只要把大陆籍台胞争取过来台湾民意必会倒向我们，看来问题并不如此单纯，我们应学会直接面对广大台湾同胞，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并能把工作做到他们心坎上。
　　
　　(三)台湾正处在十字路口，亟待我们的影响与引导
　　
　　台湾政治正处于转型的十字路口，用台湾学者的话称，正是处在“父权政治与庶民政治分水岭”，过去台湾处于高度集权没有民主的统治下，解严以后“又把大好机会与资源交付给虚无的政治举选”，而选后的愤怒与失望反覆循环，“现愈来愈多的人敢向当权者说不，显示人民正在摆脱‘封建的心灵’而奔向‘自由的心灵’”。然而，站在这十字路口的民众是很迷茫的，转得好则是两岸幸事，是共创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一大助力，转得不好则会热情消退，渐被政客利用，重回老路，两岸关系会继续恶化。在这时刻，我们祖国大陆应因势利导，促使广大台胞作出理性选择，这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时刻，刻不容缓！去年我们的“军演”与“批李”，起了一定影响，但文武之道，宜一张一驰，今年应加强文的一手，即说理斗争，包括运用恢复“两会”接触，谈判是宣传我们观点与主张，也是斗争。但是，这斗争切不可简单化，宣传“一国两制”与“江八条”也忌简单化，要在掌握台湾民众心态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宣传，要使对台的工作方方面面跟上去，促使台湾在这十字路口跨向健康理性的方面！
　　
　　当前全国上下忙于“香港回归”与“十五大”两件事，将台湾问题拖到适当时候再办不啻是正确思考，但台湾当前变化又不容我们坐失工作时机，如何积极的拖，亟值得中央有所考虑。因此建议中央就台湾当前变化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进行科学分析，并找出对策，作出回应！
　　
　　写于1997年5月25日

　　（本文发表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情况与建议》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