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的政治生命中，最重要、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二个人，一是蒋经国，二是金溥聪。他从这两个人身上获得理解、赞赏、体谅、支持，与这二个人的互动，从不同侧面，多多少少都折射出马英九做人、行事的风格，这些侧面是前文没有提到过的，故在此文补充解析。

　　一、马英九希望自己成为新时代的蒋经国？

　　从1982年1月兼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至1988年1月蒋去世，马英九追随蒋6年。蒋经国视马英九为“可造之才”，马英九视蒋经国为政治偶像。蒋经国对马有知遇之恩，言传身教中，不仅奠定了马英九对蒋经国的深厚情感，更使马英九深受蒋经国的路线、政策、政治风格的熏陶，对马未来的政策思维与从政风格影响甚大。无论从马英九历次发表的对蒋经国的纪念文章，还是从国民党对蒋经国的评价中，都可以看到马英九核心理念、从政风格沿着蒋经国路线走的轨迹。马英九写道：“英九很幸运，能在经国先生一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追随他并学习他的领导风格，同时也见证台湾民主改革过程中几个关键决策，让我得到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毕生难忘，也永远珍惜。经国先生正直、清廉、坚毅、平实、爱民的风格，更是我心向往之典范”，“经国先生为台湾这块土地奉献，也坚定我‘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理念” ，“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让我看得更清、看得更远，也更有信心带领国人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这里选择几个主要方面揭示蒋经国对马英九的影响。

　　1.有关两岸关系定位

　　马提到一件事：

　　民国七十六年，经国先生指示推动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时，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否则我国的国会即无法代表大陆地区，而影响中华民国的法统。此种“法统在人”的观点一出，舆论为之大哗。十一月间，经国先生两次在大直七海寓所卧房召见，询问“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政府迁台当天，有没有对中国大陆的主权问题发表过任何政策宣示？”

　　英九当时负责《充实中央民代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曾奉召集人李副总统登辉先生及中央李秘书长锡俊先生指示研提方案，因此向经国先生报告：政府迁台前后，并未对我国政府的全国代表性作过任何声明。

　　经国先生听罢便作出结论：“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法统。依照宪法选出来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了”。经国先生这一个“法统在法不在人”的决定，让英九当场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如果在台湾设置大陆代表，一方面本身毫无代表性，且不具正当性，更使我国自民国四十年以来中央民意代表因国家发生重大变故，以致未能依法定期改选的正当性，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政府将何以自圆其说，向全体国民交代？由此也可知经国先生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明智，也使得他在英九这个小幕僚心中的地位更为崇高。当晚我走出他的卧房，望着深秋的星空，想到他病到躺在床上与我说话的景象，内心交织着深刻的敬佩与强烈的不忍。

　　马英九说，“经国先生的决定，解开了当时的一个死结”。蒋“法统在法不在人”对马的政治启示应该是：只要守住、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不必拘泥大陆这块，可以放手去做。马目前的大陆政策核心“一中各表”以及两岸“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政策目标指向“中华民国实际存在”之下的两岸“治权对等”、“两岸与外交的良性循环”等，应该都是这条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展。

　　2.有关两岸制度之争

　　马写道：

　　经国先生在民国六十七年中美断交时，面对大陆强势的孤立促谈政策，曾经断然宣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在被迫采取守势的情形下，成功地维系了国内的安定与团结。但是，经国先生对台湾的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在与共产制度公开竞争时，绝对可以获得多数民心的支持。因此在时机成熟时，经国先生断然决定采取主动策略，以民间交流促进大陆人民对台湾制度的认同。

　　“促进中国大陆的台湾化”是马英九年轻时的理念，马英九迄今还奉行着“一国良制”的思维，且具体落实在两岸人员往来，特别是教育文化交流、国际场域两岸软实力的竞争上。

　　3.有关两岸交流

　　马写道：

　　根据统计，民国七十七年台湾总计有近四十四万人次前往大陆，到了民国八十一年突破一百万人次，现在则平均每年超过三百万人次。在贸易方面，台湾对大陆的出超从民国八十一年开始，即年年超过对美国的出超，若是没有对大陆的出超，台湾对外贸易将出现赤字。另外据估计，台湾名义经济成长率中，对大陆的出超占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没有经国先生适时、审慎地开放大陆政策，台湾在民国八十年代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能否维持经济持续成长，可能会有很大的疑问。经国先生的远见与魄力，于此可见，抚今思昔，感慨尤深。

　　马英九深知两岸关系、大陆市场对台湾经济的深刻影响，为找回台湾因“台独”施政而逝去的发展机会，执政第一任期就快速补课，建立起制度化的两岸经贸关系，一方面使得台湾在全球金融风暴中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也排除了走向国际、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障碍，避免了台湾经济的边缘化。

　　《中央日报》社论称：

　　在大陆政策方面，经国先生采取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措施，使两岸关系由对立转为互动，朝向和平稳健的方向发展。

　　在对外政策方面，经国先生为了开拓台湾的对外活动空间，避免台湾因自我孤立遭到边缘化的危机，毅然摆脱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束缚，采取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务实外交策略。这是台湾在国际现实主义充斥下，还能屹立于国际社会舞台的主要原因。

　　传统国民党对蒋经国大陆、“外交”政策的认同必然融入马英九奉行的“两岸和平双赢”，以及对外政策更加弹性务实以走出一条活路的政策思维。

　　4.对民进党的态度

　　马写道：

　　当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1987年，笔者注），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马还写道：

　　经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访美时，在纽约广场大饭店（Plaza Hotel）门口遭到台独联盟成员的枪击，黄姓刺客开枪时右手被便衣员警推高，子弹飞越经国先生头上，射到旋转门留下弹孔。黄姓刺客与另外一名郑姓共犯立刻被这位便衣员警和经国先生随行的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共同制伏押走。经国先生并没有受伤，也没有受到惊吓，反而镇静地向随员表示愿意跟刺客谈一谈，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没有同意。他当天预定在饭店内对美国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未受影响。经国先生身临险境、临危不乱的风范，经过国内外媒体的报导，传遍全球。尤其令人敬佩的是，他不但没有痛斥刺客，反而表示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他显然了解这些刺客心中有话要说。在那个戒严的威权时代，大官能有这样开明的心态，实在罕见。

　　让马英九难忘的应该是蒋经国的“表情”所折射出来的一个领导人必须具备的忍辱负重的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顽强意志，以及民主、开明的作风。它影响着马英九日后对民进党无理谩骂、攻击的忍耐，以及同阵营同志不理解、不谅解、误解的理性态度，还有站在作为当事者的执政党的立场上，对“二·二八”事件的概括承受。

　　金溥聪评价马英九：“在政治人物里，他算是宽容大度，这么多人敢骂他，他回嘴非常少，偶尔为之”。

　　5.有关民生疾苦

　　马写了一件事：

　　由于早年在异国的经历，经国先生对于民生问题格外关心。民国63年（1974）初，原油价格由每桶3美元多暴涨到超过13美元。台湾的物价立刻受到波及，民生物资诸如米酒、卫生纸、电费，也随着涨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经国先生了解人民生活需求，决定推动“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一方面对汽油采取“一次调涨，一次到位”的策略，以消除预期心理。同时，要求民生用品物价控制在微幅上涨的程度内。当时英九在左营海军服役，部队的老士官长喜欢喝两杯。一听说物价要涨，就十分紧张，第二天看报知道十元一瓶的米酒只涨五角，才大大的放了心，卫生纸亦是如此。也就是经国先生始终不忘民间疾苦，以大多数民众的感受为感受，才使得基层民众至今仍然对他抱持着高度的认同与肯定。

　　从这里，也许可以领会到，马英九为何愿意以“米酒总统”自称，以及近来他进行处理油电双涨政策的思路。马英九说，“经国先生给我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多接近民众，永远跟民众站在一起，以及任何的决策都要以民众福祉为依归”。

　　6.有关领导风格

　　马写道：

　　“经国先生向来少说多听，但鼓励年轻人多说，也鼓励党内同志多发言。他有坚强的意志，却不会受限制于意识形态。他不先入为主，对于任何意见都愿意倾听，博采众议之后做出决策时，却也慎谋能断，而不优柔寡断”。“他每一次做决定，都是很自信、很坚定。总是不疾不徐地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对我来讲，是一个学习典范，一个改革者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他却必须睿智、勇敢而坚定”。

　　金溥聪评价马英九说，“马市长是我看过的领袖里，最能博采众意的人，他是重要决策采共识型的领袖，不是专断型的”。

　　7.有关为人处事

　　蒋经国的不烟、不酒、不应酬、不搞特权、不近女色的生活方式，以及蒋的简朴、深入基层、沟通党外人士、律下属甚严等工作作风深刻影响着其下属的工作态度，这对马英九的影响勿庸置疑。马写道：

　　“英九认为，经国先生真诚、朴实、平易近人，对百姓用心，以认同和包容处理族群问题，不挑拨分化。同时，他务实解决经济问题，不推诿责任，也不用权谋。这些人格特质及施政风格，都能深深打动人心，而且禁得起时间考验”。

　　李焕说，经国先生对身边人的操守很注意，如果犯他订的大原则如：不搞派系、不贪污、不自我宣传、不和财团挂钩，一切都不必谈。

　　马英九表示，“制度就是规范，制度能不能运作成功，关键是人的问题，人如何运作、互动，关系制度的成败，一个国家的人事制度，有一定的程序，如果常常不次拔擢某些人，让部属只会想办法表示对自己效忠，那制度就被破坏了”。他说，“制度应该回归基本面，这并不会影响管理、统治，他跟了蒋经国先生六年，只是经国先生的部属，从不认为自己是经国先生的家臣，不会想到要跟长官的家人做关系，经国先生更不喜欢自己的部属在外招摇，也因如此，总统府的部属不会在外招摇、甚至为非作歹，但现在这种作法好像‘弥足珍贵’”。

　　金溥聪评价马英九：“他很脚踏实地，任谤任怨，始终如一，马英九的认真，即使是他的对手都不能否认”。

　　8.有关历史使命感

　　马英九写道：

　　民国七十五年十月七日下午，经国先生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 Mrs.Katherine Graham）时，正式告知对方“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

　　英九当天在场负责传译工作，把经国先生所说的“我们即将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终止戒严”、“开放政党合法登记”等关键字句，逐字、逐句、精确地翻译给访客知悉。当时立即感受到犹如电流通过身体一般，我告诉我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历史”，一股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油然而生，为此心中振奋不已。

　　马英九说，“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强烈的历史参与感转化为必须承担起来的历史使命感。马英九正是在使命感的召唤下，2005年8月20日在就职演说中，要大家“卷起袖子、穿上布鞋、勤跑基层、推动改革、唤起民众、共同奋斗”以“二○○八重新执政”。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葬于头寮。从此，除了陈水扁执政期间关闭两蒋陵寝的几年外，马英九年年前往头寮谒陵。有段时间我很困惑，不知为什么马英九谒陵年年泪湿眼眶。更了解了马英九，也就顿悟了马英九的眼泪：这与一个内心深受委屈的孩子在外人面前强忍眼泪装坚强，而回家一见到亲人，心理防御彻底卸下而放声大哭是一个道理。蒋经国是马的长官，更是马的伯乐，识马、器马、教马、护马、疼马，对马有知遇之恩，情同父子。台湾政坛，如蒋经国般对待马英九的人难得，长期以来，政坛中更多的是对马英九的不解、质疑、批评、指责，乃至抹黑、抹红与谩骂，全身心的投入却难得认可，以马认真而求全的性格，所有的委屈、愤懑只能压抑在心，只有在蒋经国陵前才能获得一些释放。而这个至亲之人，他再不可得，只剩永远的心疼，永远的怀念。可知，马英九的泪、马英九的情，只为懂他的人而付出。

　　我也看到，这两年，在蒋经国的陵寝边，马英九不哭了，他对自己、对政治都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对他认定的方向、道路更加充满自信，他的内心应该是变得坚强了，委屈没有那么多了，情感也就不那么脆弱了。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马英九的心态更加成熟了……

　　我突然想问：也许马英九希望自己成为新时代的蒋经国？

　　二、马金这对台湾政坛的奇葩

　　马英九可以说是书生从政的典型代表，其选的人、用的人也基本上属于知识份子中的方正之士。岛内政界、舆论不断批评马英九“用人圈子小”，在我看来，没有说到点上，所以不能让马英九心服口服而有所警醒。马英九用人的最大着眼点是为人方正，在此基础上若大陆政策理念相和（目前是不统、不独），则不分蓝绿阵营，一定为他所用。选贤与能，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用人的基本准则，马英九自觉奉行。可惜时运不济，岛内严重对峙的政党政治生态，以及多数政治人物急功近利的心理，加上马团队总体上精英思维，政治谋略不够，心机不深，以及每个人的性格原因，乃至个别被重用的年轻人变质成囚，马英九本该负起的政党政治责任没有完全担负起来，不仅引发同僚不解、失望、愤然，社会观感也不佳。因此，大家急的是，君子斗不过小人，马应该启用几个枭雄出来冲锋陷阵，好好杀杀政敌士气，让大家一解愤懑一偿夙愿。问题是，马英九就是马英九。

　　马阵营中没有枭雄也就算了，偏偏还有个喜他的人爱不释手、恨他的人咬牙切齿的一位。也正因为这位政坛上形象鲜明、评价两极的人物，给马英九带来了历次选战的重大胜利，也成为马英九“用人圈子小”的“典型例证”。两人为了彼此成全，2012年在辅助马英九连任后，他被马英九委以重任，远赴美国，离开台湾政治漩涡，专攻台美关系去了。

　　他就是金溥聪，人称“金小刀”。对此绰号，金溥聪不服，反驳称，“对不起，要当刀，我也要当大关刀”。“大”、“小”一字之差，却点中要害。小刀玩得转，大刀耍得开，有勇有谋还要讲公理是非，才是金溥聪。我觉得这种心术正而刀法“邪”的人，不能叫枭雄，暂且称“侠骨刀客”。

　　我以“侠骨刀客”描画金溥聪，是因为我看到的金溥聪，是非恩怨分明，奉行“江湖道义”，有“行侠江湖”的仗义，且刀技不低，战功显赫；他一身傲骨，不为名利所累，进退自如。这种范儿，政坛同辈无出其右。金溥聪以“快意恩仇”概括自己的风格，的确自知得很到位。

　　“侠骨刀客”遇上士大夫，金溥聪与马英九竟成台湾政坛中的一对绝配。1985年马英九任国民党副秘书长时，从“青辅会”众多海外青年回台名单中亲自挑选面试，将金溥聪延揽进入国民党国际关系工作室工作，两人在合作中从相识到相知，迄今走过了27年。这27年中，马英九政治生涯里最为关键的5次重大竞选，金溥聪都是主要的操盘手，其选战策划时而大刀霹雳铁血无情，时而小刀狠准战法灵活奇妙，将马英九一路扶上台北市长、国民党主席乃至台湾最高领导人的宝座。蓝绿政敌对金溥聪的恨，可谓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挑拨马金关系，连“同性恋”的帽子都抛出来了，可没用！马金关系的牢不可破，让政敌们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2013年1月，民进党虽然抓住金溥聪以新任驻美代表身份到“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机会一呈口舌聊泄私愤，却未料也给金溥聪提供了新的场域，让外界见识到金溥聪应答得体、机锋暗藏的“小刀”功力。

　　我认为，马金关系能维持这般深厚、长久且不褪色，关键在于彼此尊重。中国文字，大义微言。“尊重”一词说来是简单的两个字，真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剖析马金之间的关系，可以分成几个层面。一是有共同的人格特质、共同的理想信念，这让彼此能够建立深厚的信任关系；二是性格与行事风格迥异却能彼此深层了解与理解、欣赏，相得益彰；三是都为对方着想，且相互影响、相互包容。这三个层面是马金关系逐一递进的核心三要素，它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双方互补关系，从而达到彼此尊重的至高境界。

　　马金是同类人，他们有着共同的道德观、价值观、从政理念、从政愿景。马金做人做事都是有原则有底线有坚持，不能算是百分百的台湾政治人物。马英九的人品、理念在前文有所论述，这里不再赘言。金溥聪的为人从他对自己的评价和对马英九的认可上可以一窥其貌。

　　金溥聪是非分明，讲求实事求是。他说，“打文宣我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要贴近真实’，与民进党的文宣相比，我们的文宣都尽量贴近事实，才能够经得起检验”。因为追求实事求是，金溥聪是非分明，受到无端的人格侮辱一定会据理力争。他曾被政敌指控“骑霸王马”，为还自己清白，他花费3年多时间，50余万新台币对簿公堂，最终要回了“世间一点公道”。

　　金溥聪做事认真投入。金溥聪自认是“角色理论者”，要尽力扮好被分配的角色。他认为，早年马英九之所以肯定他，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下属，他办事“认真、有效率”，“提供意见一针见血”，“作为一个幕僚，我提出的政策，实践证明成功的时候比较多”，自然得到马英九的肯定与赏识。而马英九的“愿意下真功夫、不喜欢炒短线”也让金溥聪“对优秀认真的人、懂得修正的人是有信心的”。如此，才有了后来马金亦君臣亦朋友式的交往。

　　正因为做事有原则讲是非，且有能力有自信，使得金溥聪一身傲骨，不是卑恭屈膝之辈。这就与国民党浓厚的官场依附文化基本不相融。他说“我知道我有时柔软度不够”，也为此吃亏不少，但又调侃自己说，“我有一天去照X光，医生说我的脊椎太直了。我说，医生你终于解释了我为什么对人弯不下腰的原因”。金溥聪的一位好友说，金溥聪不把经营“好人缘”当作人生的课题，人缘不好是他的决定，他也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金溥聪自己说，人缘不佳是他必须接受的宿命，他宁愿被算总帐，也不愿经营这样的关系。

　　说到帮马英九，金溥聪说：“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台湾的未来，不是为马英九”，“不是因为私人的交情”。金马两人合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疼惜台湾”，“让中华民国复活”。金溥聪说，“我对人有直觉，我认识马副秘书长时就觉得他的特质对台湾政治会有好处，台湾需要这样的领导人。涉足政治久了，我更确定我的直觉是对的”，也更加认定马英九对台湾“有正面效益”；“我始终认为，马英九在台湾民主的过渡时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领袖，他可以带我们走向世界”，“如果我从政，我就跟着马英九”。

　　于是，两人之间没有私利的算计与交换。马英九之所以不断的将最为艰困的任务交付给金溥聪，而金溥聪也屡屡给外界留下救火队员的形象，是因为在众多私利的政治算计之下，别人不敢也不愿承担起的责任，只有金溥聪肯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以金溥聪出任国民党秘书长为例。实际上金溥聪从骨子里排斥国民党，极力躲着国民党内部复杂难缠的派系情仇，免得引火上身，所以辅选马英九总是另组自己的竞选团队，形成马英九的国民党、金溥聪两套竞选班子的情况。但为了帮马英九打赢“五都”选举，也为了在政党提名竞争中帮助马英九实际改革国民党的体质与文化，金簿聪还是决定走进国民党的“厨房”，自从2009年出任国民党秘书长起就开始了“热蒸”“油溅”的选战生活。这在金溥聪来说，是必须遵守的“江湖道义”。在金溥聪眼里，台湾社会走向民主化的现阶段就一如“险恶江湖”，其能否迎来承平兴盛，全系于马英九，所以，金溥聪的“江湖”是以马英九为代言、为主公的。因此“江湖”浪兴，刀一定出鞘。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马英九两肋插刀，金溥聪无怨无悔。

　　金溥聪也是一个“注重政治分寸”的人，“绝不自作主张做逾权的事”。但外界将许多事归咎成金溥聪在马英九背后指指点点。因此金溥聪还有“地下市长”、“幕后黑手”、“影舞者”等绰号。金溥聪解析说，“政治场域是个负面念头太多的地方，很容易招来不必要的争议，尤其我的做法比较强势，你一表现别人就觉得你有野心”。马英九核心幕僚透露，实际上外界猜测的事大多是金溥聪在为马英九背黑锅，“参金一本的，10件里有5件是马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因此，马英九会帮金反驳一些媒体上的揣测与谣传。

　　相同的理念，同质的人品，勤恳的态度，出色的执行力，屡战屡捷的绩效，以及能懂分寸不逞私欲，这是马信任、欣赏金的原因。有了这份信任和欣赏，双方感情才能持续深厚，彼此才能互补、包容。

　　马金性格与行事风格迥异却能相互包容，因此相得益彰。在政坛上，马谨慎而温和，金率直而敢冲。用金溥聪自己的话说就是，取出个螺丝钉，马英九是用螺丝刀，靠的是慢功细活，一圈圈拧出来；而他则喜欢拿把凿子，一凿了事。金溥聪是“看到正当性不足的事情，……会忍不住想阻止它发生”，没越过他容忍的底线，他就象团棉花，对对方敬而远之，反之，一出手则是“杀人一百，自伤五十”，为捍卫事实真相不惜“撞断弹簧”，落得“遍体鳞伤”。如是，金溥聪不仅与民进党政治人物之间“刀光剑影”，与同党同僚也经常是“肝火相向”。这与“不是大破大立、大开大合的人，要走出一个温和做事的品牌来”的马英九大异其趣。马英九曾被金溥聪气得挂断金的电话，因为金溥聪抵死不接辅选连战的任务。马英九也给了金溥聪最大的自我空间，让他来去自由。金溥聪说，马英九“不但能欣赏我的优点也能包容我爱冲撞的缺点”。两人相互影响、相互包容。马英九从金溥聪身上学到灵活变通，金溥聪则从马英九身上学到自我管控和政治的艺术。

　　马金关系中，马对金坦诚以对，信任、倚重；金对马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不图私利，不逞私欲。我认为，马金关系能维持这般深厚长久且不褪色，堪称现代君子之交的典范。其政敌以“余桃、断袖”讥之绘之，真乃黔驴技穷，平添自己的低俗境界、忌恨之心、龌龊心态。

　　金溥聪说，他“自认是75%的政治人，25%的独立自我”，但他的好友调侃他说“应该倒过来才对”。所以，对金溥聪的评价实际上也牵涉到对政治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台湾百姓需要的是不仅人品好且性格也适合搞政治的人，显然，马金都没能完全满足民众对政治人物的高标准要求。也许民意对政治人物的高标准要求才是最值得大家琢磨、也给未来政治人物以启发的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