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的大陆政策与其个人的政治情感、政治心态、政治思想密切相关，这些情感、心态、思想既是构成马英九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也是马英九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了解这些有助于进一步认清其大陆政策本质，也有助于认清其政策的局限性以及局限性的根由。

　　从马英九撰述的文章、诸多言论与政策宣示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构成其政治情感的主要因素是中华文化，其政治心态最突出的表现是冷战思维或说反共思维，而构成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元素则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马英九大陆政策的立场与主张正是依附于其政治思想体系中这三元素的。

　　一、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政治情感

　　2009年10月，马英九在“双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与台湾本土文化结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模式”，发展出了“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此言对马英九来说，呈现的是再自然不过的逻辑。因为，马英九有着深沉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情感，其言行和政策从来都比较鲜明的体现着这一点。

　　远的不提，马英九2008年当选台湾最高领导人后，就曾亲临孔庙参与祭孔祀典；2009年还亲自主祭“遥祭黄帝陵”典礼，成为国民党到台迄今首位亲自赴祭的台湾最高领导人。而在大陆政策主张中，马英九在2008年“就职演说”、纪念“823炮战”50周年时的讲话中都明确表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并指出“两岸的和解双赢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而在两岸的和解中，马英九始终特别重视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始终坚持两岸文化全面、双向交流，希望通过交流促进大陆的“文化中国化”，并化解双方的敌意，缩短两岸距离，以利两岸和平，加强两岸社会的同质性，形成两岸民众共同的生活与价值观念。说白了，就是要以台湾西式政党政治影响大陆，最终达成两岸的所谓“一国良制”，并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起着关键作用，并深具前瞻性意涵。因此，对文化“去中国化”，马英九一贯坚决反对。在《2008赢回执政权》的演说中，马英九特别指出，“文化上，我们不应自外于中国。无论语言文字、历史情感，海峡两岸人民应该共用先人留下的伟大遗产。台湾不应‘去中国化’，而应勇敢地承认我们的文化与历史根源。同时，我们应有开阔的心胸，吸纳中国大陆在内所有的思想文化，以涵养这块土地，成长茁壮”。马英九的这些言行政策，从感性与理性上都体现着他内心深处有着深沉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情感。

　　这样的政治情感落实在其大陆政策上，除了上文所述之外，最典型的例子还有他日前提出的“识正书简”。马英九对“正体字”（即繁体字）“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一往情深”，其锺爱不仅仅出于感情，也是认为“保存汉字就是保存正体中文，正体字代表的文化意涵绝非简体字可取代，捍卫保存正体中文是为了文化传承”。对马英九而言，两岸中文字体的差异在两岸文化交流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双方必须面对”，“识正书简”既是为了交流的便利，也是需要交流的专案之一，是两岸文化深入交流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马英九的中华民族与文化情感并非偶然。其中国情怀承袭着父辈的骨血，更来自于良好的中国传统知识世家的教育积淀，加之长期国民党传统的“党国”教育与培养，使他虽然长期承受着“外省籍”的选举压力、党内“本土派”的理念冲击，但是中国情怀的根基仍比较牢固。怀着这样的中华民族与文化情感的人是不会从内心深处认同“法理台独”的！因此，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两岸未来的统一目标，而是以“选项开放，人民决定”来表述，但实质上他已经表明未来他的目标就是统一。

　　当然不可否认，马英九强调“台湾优先”，其“爱台之心”较其中国情怀更为张扬，这是可以理解的。马英九在台湾生活50多年，对台湾的“感恩”、“反哺”、“归属感”都来源于他对台湾的深情，“台湾优先”对马英九而言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台湾意识”的认同的确也有着一定的情感心理基础。相较之下，大陆对马英九而言，其情感虽然有“先天”遗传，但是在岛内长期的统“独”严重对峙的特殊政治生态下，却缺乏“后天”持续养成的政治环境，对大陆，马英九虽关注，但却从未有进入大陆亲身体察的经验，相当陌生，加之其个人的反共立场、与大陆交往中的某些不顺遂的经验，相较而言，台湾、大陆孰重孰轻，谁亲谁远，勿需赘言。

　　二、政治心态：冷战思维或称反共思维

　　马英九的冷战思维或说反共心态、反共意识形态，对其大陆政策、政治思想都影响至深。这一节主要探讨对其大陆政策，包括对大陆的态度、举措方面的影响。

　　冷战思维的核心内容，简单说，就是强权政治下的反共意识形态。冷战思维肇因于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强权政治斗争，它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竞赛为基础，进而构成国际政治格局的两大敌对阵营，也让处于重要地理位置上的中国，在1945年之后，国共两党进行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最后较量中，不可避免的裹胁进冷战的历史漩涡，并最终分属国际上冷战对峙的两大敌对阵营。当今，世界冷战格局虽然早已崩解，但冷战思维仍有其遗绪，特别是在台海两岸时时作祟。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并未完全放弃主导世界的霸权心态，台湾仍是其全球战略、亚洲战略中可以针对“共产大陆”使用的一张牌，其作用就是牵制、压制新崛起的中国，以防中国以新霸主姿态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也肇因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始终不承认失败，不甘心丧失掉行使中国主权的资格，迄今骨子里仍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具有国际法的主体资格。冷战格局曾给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希望，而冷战思维则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的反共意识形态。

　　长久以来，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深刻着反共的烙印，至今还可以清晰可辨。如特别强调“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特别强调“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反对“一国两制”，特别为两岸统一增设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前提条件；在两岸交流和对外交往中，追求台湾与大陆的“对等、尊严”，其结果，实际上导致默认“阶段性两国”、被动接受“双重承认”，导致“对外两国”的鲜明政策意涵；在对待中华文化的心态上，与大陆争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代言人”的地位等等。

　　马英九的反共心态既有先天基因，更有后天补强。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的政治态度的形成，包括三个过程，其一，预先社会化，即个体在自己达到较高地位之前就采取了处于这种地位时的价值和态度；其二，政治教育过程，即被直接、有计划的灌输政治观念，这主要在学校完成；而对政党的选择，父母的意见对子女有相当的影响。其三，政治经验，它影响政治观念的变化。

　　由此观之，马英九的反共倾向承袭的是“忠贞”的国民党干部家庭的意识形态和立场，而生活在冷战、后冷战时代这样大的历史变动中，特别是亲历了1971年间国共争夺国际上的合法代表权而国民党失败的结果，亲历了中美建交与台美“断交”，让马英九在既有的承袭立场之外，也饱尝失败的切肤之痛。加之在日后的从政生涯及政治经历中，两岸持续争斗而累积的敌意更让马英九的反共心态难以改变。

　　因此，马英九的反共意识形态是较为鲜明的，其许多政策作为都可以归结到这一心态上。如他强调“一中各表”重在“各表”，强调维持“三不”的现状，强调“一国良制”下的统一而否定“一国两制”，强调“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对美强调“不会轻忽对岸的军事威胁，坚持‘防卫固守，有效吓阻’的‘国防战略’”；呼吁美国继续履行《与台湾关系法》，极力争取美国售台F-16C/D战机；对日表白“支持美日安保条约”，称它是“东亚安全与和平的支柱”。而在其文化政策中，也一再传递出“中华民国传承正统文化”的优越感，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国民党与大陆争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代言人”的反共逻辑。诸如此类，无疑都是冷战思维、反共意识形态的具体反映。

　　可见，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改变，马英九的民族情怀并未能彻底消化掉其反共情结，近年来他对大陆的一些新的认识与肯定，也不足以让他完全摆脱反共的意识形态。他的民族情怀让他反对“法理台独”，但其反共思维却导致他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裹足不前，只以维持现状为满足，何况维持现状在岛内有着广大的民意基础，这让他更心安理得，难以反思他自己主观上不积极作为的真正原因，而一味强调客观上的困难。反共思维让马的“台湾心”可以连结其中华民族的情怀，却因对大陆没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而难以同时连结大陆。民族情怀中掺入了排斥大陆的心理，是其大陆政策没有长远目标的原因之一。反共思维也让他难以摆脱“一国良制”的意识形态窠臼，而不思以两岸“良政”的互鉴与竞赛取代“良制”之制度抗衡。反共思维还可能让马英九仍然惯性的将台湾当成反共基地，因此极易招致全盘继承冷战思维、反共反华的“台独”分子操作各种岛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在台湾汇流，干扰并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反而让寻求两岸和平发展的马英九自己限于尴尬的境地。反共思维也让马英九惯性的亲美，在对美关系上难以树立起应有中华民族的自主性，仍然自觉不自觉的迎合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图，以依赖美国的政治、军事支持为对外政策的主轴、大陆政策的第二条腿，而不思如何将两岸融合到民族复兴的轨道上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促使美国在两岸问题中抽手，使“两岸问题靠两岸自己解决”至今仍不过是他嘴里的一句口号而已。可以说，反共思维局限了马英九的气度、格局与政治智慧，弱化了他的政治担当与政治魄力，模糊了他本该有的民族自尊与使命感。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马英九已经意识到了冷战思维对两岸关系的危害，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危害，并多次强调要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抛开大陆“统战”、“政治动机”的自我暗示，他在就职周年记者会上也再次提出“没有意识形态，是台湾未来该走的路”。应该说，其“互不否认”、“两岸双赢”、“外交休兵”的提出，有其淡化反共思维的意涵。但是，要真正跨越两岸一甲子的历史恩怨与疑虑、差距，只是淡化反共意识形态是远远不够的。只要反共思维还存在，就不可能因对大陆的善意有深刻理解而倍加珍惜，就不能不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就不可能真正与大陆建立起深层互信，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军事互信问题当然无法获得突破与解决，其结果将是两岸交流有可能陷于短多长空的结果，而真正受惠的则必然是各种反华势力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干扰与阻碍。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反共思维还存在，马英九就不可能真正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建立起民族复兴的使命感。马英九是否会就其反共思维再作深入反思，最终抛弃反共思维，当拭目以待。

　　三、马英九的“三民主义现代化”思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建筑在其对中国政治思想、当时中国政治现状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扬弃之上，它是国民党传统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国民党的传统史观也充分肯定“三民主义”对国民党建设台湾的重大指导意义，认为台湾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一跃而为已然迈向现代化的地区，因此，即使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说，“中国将来的统一，只有在服膺、借取台湾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经验上，才能显示出它的不凡意义，也才有达成两岸统一的可能”，否则，两岸的统一（“今后的民族主义”）将毫无意义也不可能实践。作为已有40余年国民党党龄并走过半生从政之路的马英九来说，在父辈的教导之下，不仅“在高中时代就对三民主义有深刻的认识与信服”，而且从自身对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的思考、自身政治实践中，也对“三民主义”思想及国民党的传统史观相当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并非僵硬固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是提出了基于“三民主义现代化”基础上的政治思考，并试图以此就岛内社会存在的“国家认同”、族群矛盾等问题加以导正。

　　如就“民族主义”，面对当前的台湾已经出现的相当严重的“族群对峙”、“国家认同”与“台湾的国际形象”问题，马英九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包括：族群问题上主张“建立多元融合的新台湾文明”；“国家认同”上主张“捍卫中华民国，反对台独，不‘去中国化’”，两岸关系上要“搁置政治争议，推动签订五十年和平协定，致力经贸合作”，“专注和平发展的机会，寻求两岸共存共荣的可能性”；对外关系上则摒弃“凯子外交”、“冲撞外交”，代之以“活路外交”方式，尽台湾作为国际社会一分子所应尽的责任。

　　如就“民权主义”，面对台湾当前的问题主要不在建立民主的制度，而是重在提升民主品质，马英九延续“权能区分和全民政治”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精义，提出新的时代内涵，即“以人为本”“深化民主”，主张“落实制衡与监督，反对民粹独裁。”而对两岸统一的问题，则一再强调“民主、自由、均富”的社会制度、“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等政策主张。 

　　如就“民生主义”，面对当前台湾在民生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台湾经济要如何转型才能创造另一波的成长奇迹、避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被边缘化等问题，马英九提出新的时代内涵，即主张“台湾发展成为自由贸易区，同时监督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使台湾不致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其两岸经贸互动的政策主张正是与壮大台湾经济实力，防止台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边缘化的思想密切联系的。

　　“三民主义现代化”在马英九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其具体的政治实践活动中也凸显着指导意义。2005年6月，马英九在《2008赢回执政权》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国民党“应以三民主义现代化为核心的中心思想作为重振党德党魂的基础，走‘民主、和平、新台湾’的路线”。2006年2月，马英九在伦敦政经学院的专题演讲《跨越对立：东亚和平的新愿景》中说，“我确信，三民主义所揭橥的政治理想与价值，在今天仍然不减其意义。身处于这个更加复杂的、由晚期现代性与崭新全球化所交织而成的世界中，我们更必须持续地更新这些重要的政治理想与价值”。2009年7月，马英九再次以“重新诠释三民主义，作为党的中心思想”为其回任党主席的竞选文宣。  

　　尽管“三民主义”在岛内社会多元政治思想的冲击下已经乏人问津，并因烙上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不良形象而被大众弃置一旁，也无论马英九“三民主义现代化”的思想论述是否完整，能否会达成其既定目标，但显然其大陆政策正依附于其“三民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之下。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马英九在“三民主义现代化”论述中，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仍然有反共思维的祟影。马英九仅限于论述台湾的“融合族群、消弭省籍”，发出“市民主义的大爱”乃至“慈悲的自由主义”的呼声，但没能说明“台湾”与“中华民族”、“台湾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关系，未能将“台湾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台独意识”做出明确区隔，没有对两岸政治关系做出明确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论述。正如岛内有评论所言，历经世代变迁，当年国民党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成了将原本具有民族复兴内涵的民族主义限缩于重在求两岸和平双赢，而以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争优良制度，主控两岸竞争”。显然，马英九的“三民主义现代化思想”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格局、胸怀缩小了，其政策也就代之以模糊的“三不”政策，政治操作也就大多停留在政治需要层面。

　　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民族复兴的大目标、大理想、大使命，当然会放大本位、放大私利、放大政党恩怨，当然建构不出能够感动人心、召唤热情、激发斗志的中心思想和理论论述，当然难以凝聚共识、提振气势，当然找不到真正志同道合的同盟军，而沦为外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纵观影响马英九大陆政策的思想三元素，马要建构起“三民主义现代化”的新论述，还需更大的格局，更开阔的心胸。进一步清除反共思维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

　　日前香港《明报》报导，马英九的智囊们提出了“一中共表”的新概念，报导说，其含义就是现阶段两岸当局各自承认“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共议整合的模式及整合后的“国旗”、“国歌”、“国号”，“一中共表”是以统一为取向，未来两岸可将共表文字载入和平协定当中。如果报导无误，笔者认为，这是将“一中各表”、“互不否认”先推向“相互承认”（就是承认“阶段性两个中国”），继而再落实在“一中共表”的层次上。“一中共表”听上去比“一中各表” 更能彰显两岸的善意、和平、统一走向，也更少冷战遗绪，从这个角度上看，应该是对冷战思维的一次再突破，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一中共表”仍然跨越不了两岸的“主权”之争，而追求在两岸统一前的过渡阶段，将“阶段性两国”首先落实在实处，则将给“台独”操作“两个中国”或“一边一国”、“一中一台”预留相当大的空间，严重威胁两岸关系的和平健康发展，其后果不堪设想，也实在有违构想者的初衷。

　　因此，马英九能否站在民族复兴的角度和高度上，再对“一国两制”重新思考一番呢？因为“一国两制”才是真正放弃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从根本上尊重对方，从内心深处寻求和平双赢的解决两岸政治之争的大气度的大构想，也完全符合当今世界多元化发展情势，符合两岸社会各自的政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现实，照顾到了台湾朝野在心理上、现实利益上的需要，也在“两制”之下，为台湾消化其内部的“台独”思想留有空间和时间。“一国两制”的价值取向是“化独渐统”、多元化下的统一，而非在“台独”威胁下的单元、一极的强迫，这不更体现出对民主、人权、自由精神的尊重与落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