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古代岭南环境恶劣，经济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北方，从秦至宋元，一直是朝廷贬谪官员之地。以韩愈、刘禹锡、苏东坡为代表的流寓名人流放到北江地区或假道北江南下，为当地作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因此而形成的流寓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类型，是北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应予充分开发利用，为现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关键词】北江　流寓名人　历史贡献
　　
　　Abstract：In ancient times, the environment of Lingnan regio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has unfavorable climate and its economy and culture lagged far behind the North. From the Qin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Lingnan region had been the place for banished officials by the imperial court. For example, Han Yu, Liu Yuxi and Su Dongpo, celebrities who were sent into or passing by the North River area,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culture. The exile culture, as a special type of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orth River Culture, which has a positiv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history and is supposed to be fully developed and utilized to serve for the loc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the North River　exiled celebrity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中国历代人口迁徙对中原以外的文化兴起和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北江文化的发展与辉煌成就也得益于古代中原文化在当地的传播，其中一个重要传播途径即通过贬谪和流寓人士南下而产生的。这些人被贬到南疆蛮荒之地，运用其权力与文化影响力，往往能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一些地方的文化风貌。如唐代韩愈、刘禹锡、苏东坡等流寓或途径北江地区，对北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文化名人效应，至今尚未泯灭。
　　
　　一、流寓文化概念
　　
　　“流寓”即寄居之意，又称寓贤，是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群体或个人因转徙而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尤指有一定影响的，从异地迁移到本地长期或短期居住的社会、文化界知名人士。流寓主体迁移的原因和寓居形式多种多样，有自请外任，剌守某郡者；有贬谪流徙，带薪安置者；有随军远征，落籍不归者；有避乱访友,侨居为客者；有游学道佛,终其一生者等〔1〕。这种以流寓人士为载体，因生存空间的转换或变更带来并产生的文化称为流寓文化。因贬谪人士几乎都是被流放到边远蛮荒之区，对当地开发起到积极作用，故流寓文化亦被称为“开疆文化”，是原居地和寓居地两种文化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类型。当原居地文化处于一种先进或优势文化时，则以一种高位势能辐射并影响寓居地文化风貌或结构，对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当寓居地文化处于优势文化地位，原居地文化则会被同化。其原居地文化通常是处于一种先进、强势地位而深刻影响和改变相对落后、弱势的寓居地文化风貌。这种由贬谪人士兴起和传播的流寓文化，其原有的语言、习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有着深厚的中原文化基因，在社会生产、文化教育、语言、习俗、行为方式、思维理念等多个层面都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文化。历代贬谪岭南的文化名人及其贡献可谓是流寓文化的一个典范。
　　
　　二、流寓入岭南的历史文化名人
　　
　　对获罪官员进行贬谪或编配，是朝廷处置犯官的一种重要方式。古代岭南燠热难当，瘴疠充斥，到处崇山峻岭和恶雾毒虫的原始地带，被人视为畏途，历为朝廷贬谪流放官员之地。早在秦代，就有人被流放岭南，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平津侯主父列传》所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2），“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第二年，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唐以后，岭南成为贬谪人士的最重要的流放地。 据统计，仅唐代贬入广东有史籍可考者，流人近300 人(次)，左降官近200人，其中皇亲国戚37人(家)，宰相 49人(次)，还有一批高官名士等。宋代整个岭南地区的贬官，仅见于史籍者，即有 400多人次，湮没无考者，则更是不计其数〔2〕。宋代王暐《道山清话》载：“陈莹中云：‘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想是见相公常来也’” 。此处共有两处相公，前一个相公泛指官吏，后一个相公指宰相。其地因常有宰相贬谪至此，故但见被贬之人，不问官阶高低，皆称为相公〔3〕。可见，其时被贬入岭南的官员不仅人数多，而且不乏高官重臣。
　　
　　唐宋时期，边远的岭南接纳了被朝廷放逐、从主流社会退出的失意政客和名人。而作为当时的蛮荒之地的岭南来说，这些被流放到岭南的名人，带来当时鼎盛时期的中原文化，对岭南的人文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历史演绎出来的事实看，做官的文人被贬到蛮荒之地，其文化影响力，往往能够奠定地域文化，甚至影响到一些地方的文化建构。这些著名迁客逐臣的文化名人效应，对流寓地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4〕。明以后随着岭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崛起，朝廷不再把岭南作为主要流放地，贬官流寓人数也较前代鋭减。在这个贬官逐客的群体中，代表性的人物有杜审言、宋之问、常兖、李德裕、韩愈、刘禹锡、李宗闵、杨嗣复、王义芳、韩瑗、韦方质、李孝逸、韦执谊、敬晖、李绅、陈尧叟、陈尧佐、秦观、寇准、丁谓、蔡确、包拯、苏轼、苏辙、章惇、李纲、胡铨、赵鼎、李光、龚茂良、李心传、刘克庄、杨万里、王岩叟、任伯雨、汤显祖等。他们的到来如群星陨落夜空一样，照亮了文化荒凉的岭南大地。
　　
　　三、历史流寓名人在北江沿线留下胜迹及其影响
　　
　　  历史上，中原流寓人士中除一部分人是通过湘桂走廊入岭，大多数则是通过走西京古道或南雄大庾岭道进入岭南，不少是流寓北江地区，也有途径北江，作短暂居留后，再辗转南下。其中韩愈、刘禹锡、苏东坡等名人在北江地区兴教化，办水利，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培养人才，贡献匪浅。
　　
　　1. 韩愈对阳山的历史贡献及历史文化影响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夏秋之交，韩愈由国子监四门博士调任监察御史。半年内他两次上书皇帝，其一是《论宫市》，其二是《论天旱人饥》，均因反对宦官掠夺百姓财物和请朝廷宽免徭役而得罪皇帝，被贬为阳山县令。远离长安的阳山，非常贫困，环境恶劣，瘟疫流行，一片荒凉，韩愈见状喟然长叹“阳山天下之穷处也”。
　　
　　韩愈自贞元二十年（804）二月中旬来到阳山任所，至贞元二十一年（805）三、四月间遇赦离任北归，在阳山约一年两个月，为民做了不少实事。一是亲临政务，廉洁从政为民。当时朝廷官员被贬至地方，多以清闲为趣，不理地方政务。而韩愈却像新提拔的官吏一样，亲自从事县政建设。他常深入到附近的农舍，与老农共饮一碗酒，亲身参与渔民的渔业劳作，探求治理阳山的方略。他的《远览》诗“所乐非吾独，人人共此情。往来三伏里，试酌一泓清。”充分体现了他与民同乐、亲民爱民的贤令襟怀。二是重视农桑，发展经济富民。韩愈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农耕工具带到阳山，教人耕织，并重视农田水利的兴建维修，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先进的间种、套种、一年两熟等农耕技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改变了阳山以狩猎为主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三是宣扬德礼，兴学办校教民。韩愈注重教化，宣传德礼，兴学办校，招生授徒，广东士子慕名请教者大不乏人，在阳山形成一班韩门弟子，南海人区册即为最受韩愈器重的一个。阳山百姓由此知书达理，提高了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四是建章立制，整顿秩序安民。韩愈治理阳山，一方面建章立制，制定乡规民约，整顿县政机构，整治社会秩序，使阳山百姓懂得按制度规约出租赋、奉期约。另一方面，团结当地小吏，打击邪恶势力，抑制豪强，维护百姓利益，使之安居乐业。五是排忧解难，惠及百姓。韩愈整治连江河道，修筑县城街道，解决阳山百姓行船难、行路难、过渡难等问题。
　　
　　  韩愈在阳山的仁政爱民善举，作用匪浅，颇见成效。阳山再也不像他初来时那样荒凉穷苦，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秩序正常、百姓生活安定的地方。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东学使徐琪在《题阳山淇潭志树文社》中写道：“阳邑天下之穷处，开化较迟，自韩文公来宰斯土，一洗鸟言夷面之俗，申之以孝悌，泽之以诗书，陶椒渐摩，浸濡鼓舞，而篁竹荒茅之域，骎骎乎变为衣冠文物之邦矣。”高度评价了韩愈令阳治阳的业绩。清人简朝亮《登贤令山》诗，道出阳山人对韩愈的心声：“阳山终不穷，天下知韩公。至今贤令山，何人继高风”。韩愈还给阳山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他在阳山写的诗歌有《同冠峡》、《县斋读书》、《县斋有怀》、《答张十一》等二十二首，文有《送区册序》、《燕喜亭记》等六篇。这些诗文为后人研究历史、认识阳山、宣传阳山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料。韩愈在阳山的遗迹有读书台、钓鱼台、同冠峡、远览、游息洞、贤令山摩崖石刻（打字岩），以及 “鸢飞鱼跃”、《千岩表》和《远览》诗石刻等墨迹。这些遗迹遗存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和旅游价值〔5〕。
　　
　　2. 刘禹锡在连山的历史建树和历史文化影响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革新运动流产，被贬连州，中途改谪湖南朗州（今常德）司马。九年后回京，又因借题发挥写了《戏赠看花诸君》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影射新贵。于唐宪宗元和十年 (815) 二月再贬连州刺史，在任上工作生活了六年。他在连州励精图治，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关心民间疾苦，使连州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连州地处石灰岩地区，用水极为困难，刘禹锡教农民以机械汲水灌田，缓解旱情，百姓称快，连州农业生产一片欣欣向荣。其所作《插田歌》描绘了连州百姓春天插秧的欢快图景：
　　
　　冈头花艹齐，燕子东西飞。
　　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
　　农妇白纻裙，农父緑蓑衣。
　　齐唱郢中歌，嘤咛如竹枝。
　　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
　　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
　　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
　　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
　　
　　连州山川灵秀，湟水（连江）萦逥，但失于利用，殊为可惜。刘禹锡引入中原和江南造园艺术，引来江水，在城下营建唐代广东第一个名园海阳湖（今已湮）；精心设计了十景，还作《海阳十咏》诗，脍炙人口，连州因此景而名声大振。广州、韶州的官员、文人学士纷纷慕名前来游览和仿效，刘禹锡可谓是广东园林文化一位先驱。
　　
　　连州为汉、瑶等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关系复杂，矛盾很多，打斗事件时有发生。刘禹锡认为应该从教育入手，提高当地文化水平，才是化解民族矛盾的根本。他积极推行学校教育，传播中原文化，开连州一代学风，培养一批有用之才。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连州出了第一个进士刘景，刘禹锡欣然命笔，写下《赠刘景擢第》诗云：
　　
　　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
　　昨日鸿都新上第，五陵少年让清光。
　　
　　此后连州“科第甲全省”，成为广东历史早期一个文化中心。
　　
　　刘禹锡到连州，期间曾出现“罕罹呕泄”疫情。刘禹锡心急如焚，向湖南道州的薛景和广西柳州的柳宗元请求教药方。薛、柳二人把一些民间的药方寄来，十分有效，刘禹锡称为“救命三帖”。刘禹锡把自己40多年积累的药方，编成医书《传信方》，大受连州群众欢迎。如用芦荟治湿癣，以大蓝汁加雄黄治蜘蛛咬伤，以大荳、生姜治腹胀等甚为有效。这部医书流传到日本和朝鲜等地。 刘禹锡以自己的医药知识在“荒蛮”之地的连州燃起了科学之光。
　　
　　刘禹锡诗风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气势逼人，形式多样，还善于吸取民歌养分，创作“竹枝词”、“杨柳枝词”、“踏歌词”等，为群众喜闻乐见，无愧为一代诗豪。他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诗篇，热情赞美连州山川风物，汉瑶各族人民劳动和生活，以及他们的勤劳、勇敢、质檏、善良，充满了真挚感情和撼人精神力量，在广东文学史上留下瑰丽篇章〔6〕。
　　
　　3. 苏东坡在英德、清远、广州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文化影响
　　
　　苏东坡不仅是文坛巨匠，又是一位正直、亲民的贤官。他不但在任时“心则在民”，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即使在被贬谪流放期间，仍不忘关心民疾，为民造福。在他被流放到岭南时，就曾为清远、英德、广州的民生做出过积极贡献。
　　
　　据史料记载，苏轼被贬后曾两次途经清远,一次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受贬的路上，一次是在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北归途经。他不仅到金芝岩凭吊南朝时谋略家卢度坐化的“卢公卧石”，还考察了卢度曾喂养鱼的“龙湫湖”等遗迹，并在岩口题刻“金芝岩”三个大字。苏东坡南谪惠州舟泊飞来峡时,曾到峡石上赏景钓鱼，并赋峡山钓矶诗：“孤舟转岩曲，古寺出堂坳。岸逼鸟合声，水平山影交。堂空泉泻玉，砌静笋遗苞。我为图名利，无因结此茅。”宋元明清几代均有名人墨客赋诗吟颂东坡钓矶,今存诗篇20多首，在清远留下一段历史文化佳话〔7〕。
　　
　　宋代英州城中，有一条鹅公河将县城一分而二，原以木板架桥接连两岸，方便往返，但常被洪水冲毁。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英州知州何智甫带领群众修建石桥，解决了百姓“过桥难”问题。石桥建成后，适逢苏东坡被贬岭南七年后遇大赦，受皇帝旨意北归，路过英州。何智甫邀苏东坡参观石桥，苏东坡见桥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详细询问了建桥的有关情况后，深受感动，欣然命笔，写下了传诵一时的四言长诗《何公桥铭》，其中曰“维水之害，咫尺千里。……坐使此邦，画为两州。鸡犬相闻，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艰其勤。将作复止，更此百难。公心如铁，非石则坚。公以身先，民以悦使。……我作铭诗，子孙不忘”，洋溢着他对何知州深切关心民间疾苦的赞誉之情〔8〕。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因针砭腐败的朝政被贬惠州路过广州。其时他自身贫病交加、处境艰难，但仍不忘百姓疾苦。当他得知广州瘟疫流行时，心急如焚，立即给他的好友、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写信，为治瘟献计献策。他在信中，首先肯定王太守在广州瘟疫流行时，设立渡津，抢救孤儿寡妇，并准备治疗之药，这是当时广州最大的政事。接着又说，广州是商旅聚集的大商港，瘟疫流行，商人旅客病倒了，就会传染给广州市民。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广州设立一所医院，专门收治染上瘟病的患者。医院所需资金，必需每年有固定的租税之利供给，这样才能维持下去。他进一步强调说，这是一件有长远利益的大事，一定要办好它。他还对王太守说的“救助瘟疫患者，是当官的最痛快的事”这句话大加赞扬，并建议他向办事能力卓越的循州周太守学习，还抄给他治疗瘟疫的药方“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让他在广州百姓中大力推广。
　　
　　在苏东坡看来，广州人之所以患瘟疫，与饮用水很有关系。因宋代珠江口离广州不远，普通百姓平时喝的都是不洁的苦咸水，故患病者很多，损失很大。因此他在写给王敏仲的信中，建议他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意见，在广州修建泉水引水工程。邓道士的方案是这样的：在离广州二十里的地方有座蒲涧山，山上有滴水岩，那里的山水水位较高，可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漆料，由高到低地直引入城中。在城中再置一大石槽接受山上引来的清水，然后再用五根竹管分流到城中的许多小石槽内，供城内居民汲取。这样只需用大竹竿万余根，再用些葵茅草苫盖一下，费用不过数百千钱。为解决这笔资金，可在循州买一部分良田，当年可得租金五七千钱。再买上万竿大筋竹，扎成竹筏运到广州，以备水管抽换之用；在广州城中置少量房产，可以日得二百钱租金，以做水管的抽换之费。另外，再专设兵匠数人，定时沿线巡查维修，做好管网的保护工作。这样一来，广州城的穷人、富人都可以饮上甘冽、清洁的山泉水，真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长期以来饱受苦咸水之苦的广州百姓听说此事，不知会有多高兴，他们一定会热心捐献，其热情会比建造宝塔庙宇更高。
　　
　　为了把这件事办好，苏东坡还积极向王太守推荐罗浮山道士邓守安，说他德行高尚，清正廉洁，不贪不占，热心公益，很受人们尊敬，用起来很放心，是负责这项工程最合适人选，建议去请他来具体商谈。
　　
　　在苏东坡的积极建议下，王太守也不负众望，立即组织人力，动工兴建引水工程。苏东坡听说后非常高兴，又写信给他，建议施工时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王太守虚心采纳了这些好建议，使引水工程顺利建成，解决了广州全城百姓的饮水问题。
　　
　　  苏东坡还善于酿造有治病健身作用的桂酒、真一仙酒等，并在惠州、广州等瘟疫流行区加以推广。他还将在罗浮山游玩时向当地农民学到的有治疗瘴疠、开胃益脾等功效荔枝酒的酿制法传授给当时正遭受瘟疫之苦的广州百姓，使广州人世代受益〔9〕。
　　
　　  以上仅是流寓北江地区历史文化名人中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历代众多的流寓北江名人为当地的历史开发和文化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仁政善举极大地推动了对当地文化教育的进步；而吏治的改善、经济的发展、社会风俗的变化等，都有赖于他们的敢作敢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才能、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也对当地人文风气形成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巨大的、可圈可点的。
　　
　　四、历史流寓名人胜迹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历史文化底藴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作用力。流寓文化是北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流寓文化古迹，就是保护了北江的历史文化和历史文脉，对于塑造北江人文精神，激活北江地区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使历史文化转化为软实力，进而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要正确评价流寓名人文化的价值，并加强宣传，提高干部群众的对流寓名人古迹保护的意识。积极宣传流寓名人文化，制订名人遗迹遗址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让全社会都来热爱、关心当地的文化建设和文物古迹保护，这是做好流寓名人古迹保护开发工作的重要前提。有关部门应利用多种渠道大力宣传相关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形成人人爱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风气，切实加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其次，为避免历史文化资源浪费，流寓名人文物古迹保护与开发必须有机结合，才能使保护工作充满生机活力，才能使历史古迹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可依托流寓文化名人，建立名人旅游文化区，打造为当地文化品牌。藉助于这些品牌所建立的精品旅游景区，使光辉灿烂的流寓名人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带动当地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和提升，使之成为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
　　
　　自秦汉至唐宋，被贬至岭南的文人墨客或流寓北江地区或途径这里，留下了不少名篇佳句。如韩愈、刘禹锡、李绅、苏东坡等名人及佳句数不胜数。可规划建设流寓名家标志性建筑，建立流寓名人诗词碑林等，形成以流寓名人为中心的精英文化圈。
　　
　　再次，对于文学方面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内涵，可通过官方或者民间出版的文学书籍的集中展出、播放流寓名人专题片及其它影像资料，立体地展示流寓名人文化旅游资源。还可通过流寓历史文化人物的蜡像或者雕塑，辅以人物事迹、成就介绍等，将当地打造成具有品位的休闲文化观光地。这是提升文化发展软实力，大兴文化产业，增加经济收入的有效途径。
　　
　　此外，还可以依托流寓名人，打造青少年、干部、群众素质教育基地。深挖、整合历代流寓北江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的事迹，在青少年和干部群众中进行很好的宣传和教育。可以在当地建立流寓名人纪念馆，集中将北江地区的流寓名人事迹和展品相结合进行展出，将散落在当地的名人遗迹遗址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整修。并定期开展相关纪念活动，组织党政机关干部、团体，以及大中小学生进行参观学习，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群众瞭解流寓名人的事迹，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五、小　结
　　
　　历代流寓北江的人士多且杂, 居留时间也长短不齐，影响大小不一，其中以韩愈、刘禹锡、苏东坡为代表的流寓名人作为流寓人士中的精英，对传播先进文化和对当地学子的示范效应，都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在寓居地施行善政善举，做出过有益时政、促进文化和经济发展, 或减轻人民负担, 改善民众生活的好事, 从而受到人们的爱戴, 歌颂和纪念。他们当中不乏文学大家，或著述传世，或吟诗题刻，留下胜迹斑斑，对寓居地文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彪炳于地方史册。这些历史遗迹遗址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且对后人具有教育激励作用，是北江历史文化中最辉煌璀璨的篇章，也是最具持久生命力和意义的部分而传承至今。这对北江地区的社会经济、人文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在现今建设广东文化大省、文化强省、文化北江背景下，应正确认识、充分发掘、开发利用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注释：
　　〔1〕乔好勤：《流寓名人著述的地方文献价值——以苏东坡岭南著述为例》，《图书馆论坛》2008年6期。
　　〔2〕张其凡：《中国古代岭南的贬官文化 ——以宋代为中心的考察》，“创文明城市 建首善之区——广州文化讲坛文化建设”系列讲座，2008年9月21日，http://wenku.baidu.com，2009年4月25日。
　　〔3〕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
　　〔4〕 何以端、成有子：《宋代的岭南贬官》，《中国三峡》2011年2期。
　　〔5〕司徒尚纪、黄淼章：《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东卷》（送审稿），2012年，页58-59。
　　〔6〕 同〔5〕，页60-61。
　　〔7〕 佚名：《苏东坡与英德文化》，清远市社会科学网，http://www.qysk.gov.cn，2012年8月13日。
　　〔8〕 刘海军：《 苏东坡与何公桥》，《 古邑英州文化行》，《清远日报》2006年6月28日B1版。
　　〔9〕 爱书银：《东坡偏怜广州人》， http://groups.tianya.cn， 2009年9月1日。

　　（许桂灵，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