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生态博物馆被公认为是保护、传承地方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并被快速而广泛地引入中国。努力探索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操作方式以及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断完善中国生态博物馆理念，将十分有利于地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生态博物馆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文化遗产　生态博物馆　保护与开发　可持续发展
　　
　　Abstract：Ecological museums have been acknowledged a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tect and inherit local cultural heritages, and have spread into China rapidly and widely. It would be favorab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to explore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as well as to perfect the idea of ecological museums in China, which still has a long and hard way to go.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　ecological museum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概况
　　
　　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东西正逐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同一化”，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化也由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文化已不再被认为是现代发展中的累赘或绊脚石，而是被视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龢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1〕正因如此，传统文化及其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中国日益引起高度重视。生态博物馆概念的引入无疑开辟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与遗产保护展示的新模式。
　　
　　作为一种全新的博物馆形态，生态博物馆区别于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里，造成这些遗产常常因远离了它的所有者及其原生坏境，而使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不从心的做法，它更强调文化遗产能在其原生地及其原生环境中得到保护。在生态博物馆中，自然的生态与人文的生态、物质形态的文化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是相依相融的，并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自然传承和演绎，进而以增进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瞭解与认同感，提高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挥出自己在文化原创力中的潜能。生态博物馆的这一理念，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中国博物馆》杂志介绍传入中国，因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合理性与前瞻性，得到国内博物馆界的认同。对于中国而言，大规模城乡建设的持续展开，不断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使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而在中国比较偏远的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相对封闭和有限的对外交流，虽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传统文化遗产，同时也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地“中国化”色彩。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马吉就曾在其《关于中国贵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博物馆考察报告》一文中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得这一重要特征作过概述：在中国生态博物馆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保护中国各地各民族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可以说，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除了保护文化外，还要肩负起消除贫困、发展当地经济的责任〔2〕。换句话而言，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就必须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的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系统工程。
　　
　　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多以民族个性鲜明、风情习俗浓郁的民族村寨为主。自1998年中国政府与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长角苗地区建成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开始，经过10多年的实践探索，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已发展到20多座，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和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综观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国外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基本原则都是一致的，即都遵循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原地保护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上，更多的是根据我国少数民族的特定生态、文化资源等情况而定，在投资、管理以及发展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贵州的梭嘎长角苗生态博物馆、黎平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花溪区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采取的是国际合作、地方政府全力支持、村民参与以及专家学者悉心指导的形式；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走的则是企业独立投资，村民参与管理，学者技术支持的合作路线；而雷山西江千江苗户馆是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分馆”；雷山郎得上寨苗族露天博物馆是由贵州文化厅与中央民族大学共同合作探索而发展出来的另一种生态博物馆的新型模式；广西的生态博物馆主要采取文化厅统一部署规划，各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的“1+10”项目模式；云南则采取了非文化文物部门牵头，由省委宣传部统一规划和领导，省社会科学院和云南大学等院校参与指导的民族文化生态村的建设模式〔3〕。进入21世纪，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古村古镇、工业遗址和城市传统社区，也开始尝试建立生态博物馆或社区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生态博物馆的理论。目前，我国各地在建和拟建的生态博物馆约有80座，呈现出良好势头。
　　
　　二、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生态博物巩固与发展的难度
　　
　　生态博物馆的思想理念产生于后工业社会之中。在西方先进的国家中，现代化进程较之我国要前进一大步，他们的生态博物馆选址也与我国不同，多选择建于已经现代化和人民生活富庶的村镇、旧工业区和城市中的历史街区，加之这些国家会在雄厚的经济条件支持下，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巨额投资和研发，从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民族生态，乃至他们的信仰。对于这种金钱经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就曾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称之为“现代化的本土性发展”。他认为，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不能够找到足够的金钱来支撑他们的传统生活时，大问题才会出现。可见，萨林斯的观点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越发达，他们的传统文化越能保持下来。〔4〕因此，对西方国家来说，他们更注重的是生态博物馆在已经适应现代社会的前提下，所发挥出来的教育意义。正如国际博协专家戴瓦兰认为的那样，生态博物馆教育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当地居民懂得了他们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保护和平衡利用他们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当然这些社区能够，也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以他们自己的节拍，以社区过去和按照他们活的文化，在允许和可持续的范围发展。〔5〕因此在西方国家，生态博物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化自觉”。
　　
　　在中国的偏远村寨，村民还在为如何改变贫困而努力，完全不可能去考虑如何去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因此，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不可能在这些偏远村寨自发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生态博物馆在偏远村寨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和专家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产物。对这些地区的居民而言，生态博物馆完全是一种超前的行为，生态博物馆此后要完成的工作还有很多。首先从微观层面上说，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不仅要处理资金投入有限，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具体的问题，更要对村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灌输，以使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和文化认同得到加强；其次在宏观层面上，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项文化概念的事业，其内涵与外延如此的复杂与宽泛，所涉及到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与一个地区、一个范围内的村落民众的生活改观和社会发展结合那么紧密。因此，相比较于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之后的巩固与发展则显得更为困难。当然，这种巩固与发展的意义也必将是极其深远的，这也是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中的必经阶段。
　　
　　（二）生态博物馆的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  
　　
　　围遶着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本土实践，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强调要充分利用当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资源为资源，吸引参观者，通过开展旅游业，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种声音则明确表明瞭，生态博物馆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文化项目，其职责是保护和传承特色文化，而不应该承担其他太多的责任。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归根结底，正是对生态博物馆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问题之间的讨论。对于在21世纪中继续处于经济增长热点的旅游业来说，打民族文化牌无疑能吸引大量客源，创造出高额利润。因此，通过生态博物馆开发旅游，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对当地的民众及政府而言，肯定比文化保护方面更有实际意义。在他们眼中，发展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光靠“保护”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保护”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由此，旅游开发便成为了大多数人，甚至是一些生态博物馆的中间管理阶层对于生态博物馆的理解，生态博物馆本身甚至就已经演变成为了一个“开发”项目。同时，在国家的文化保护层面上，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达到“举国之力保护文化”，但通过旅游开发振兴当地文化，激发出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无疑是一个不是最优但最为适度化的选择。于是综合以上，旅游开发似乎有了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居于了重要位置，甚至反客为主，凌驾于文化保护功能之上的正当理由。
　　
　　在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中，当地居民也是生态博物馆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是立体的，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对生物、社会、精神三方面进行组建。因此他们的传统生计方式与产业结构更是延续他们传统文化的重要前提。在对生态博物馆的旅游开发中，当地居民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其中。当对旅游开发过度依赖及倾斜时，传统生计方式与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也在发生改变。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原来的传统生计方式此时更像是一种吸引游客眼球的表演形式。除此之外，村民生活中的其他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如祭祀或节庆仪式等，则被从原来的生长土壤上独立出来，成为吸引游客的一种表演项目。而村民为了更好地发展旅游业，从迎合游客喜好的角度出发，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了相应地修改，把本不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强硬移入，大大地损坏了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在旅游开发中，文化产业化使许多空洞的文化符号不断地从原来的传统文化中生产和制造出来，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意义，但传统文化也开始变得片断化与空洞化，这在无形中扼杀了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民族主体的现实选择性。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要一概地否定生态博物馆中旅游开发的积极作用，毕竟适度的开发的确能像许多专家所说的那样，可以强化当地居民的自我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在恢复与维持当地传统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过度的旅游开发只能最终使生态博物馆发展成为充满商业文化气息的旅游民族村，这与生态博物馆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三）重视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参与及对当下生活的记録
　　
　　如前所述，当地居民是生态博物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地居民不应当与他们的遗产割裂开来，而应当与这些文化遗产融为一体，在自己遗产的基础上创造未来，这也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6〕。因此，国外的生态博物馆尤其重视社区参与。但在中国，从生态博物馆建立伊始，就因与扶贫等其他工程项目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政府制造”的烙印。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长角苗生态博物馆的经营情况，一直引来业内颇多争议，甚至一些学者将之列为一个失败的案例，认为其失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地方苗族‘内部动力’的评估不足，整个项目和工程主要表现为‘政府行为’”〔7〕。当然，评定一个生态博物馆是否成功，不能单凭头几年的经营情况就轻易下判断，而要根据此后一个长期的情况才能做出最终的评定。但缺乏一定的社区参与却是梭嘎生态博物馆存在着的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后来的生态博物馆开始逐渐关注“社区参与”的问题。近年来，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在社区参与的力度与范围虽然都有所加强与扩大，但由于一直以来，政府都是生态博物馆中的一支重要主导力量，在这种原有的惯性力量与旧有思维的羁绊下，政府的包揽化倾向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参与的形式化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又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的认识和态度瞭解不够的情况，造成了他们的文化话语权至今还没有多少制度化的保障。因此，如何在制度上保障当地民众的参与权益将成为日后中国生态博物馆工作的一个重心。
　　
　　其次，在对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巩固中，也要重视对信息资料中心的应用。信息资料中心、当地居民、生态环境一般被认为是构成生态博物馆的三大要素。目前，当地居民及生态环境已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在信息资料中心的应用方面，暂时还未能引起相应的重视，大多数生态博物馆只是将其当作当地传统文化的陈列展示地，向参观者展示当地历史文化变迁的记録，以及对当前传统文化的一种复制。随着生态博物馆的对外开放，当地村民的生活一夜之间全部展示于世人面前，他们在向世人展示他们传统文化的同时，外来文化也在对本地传统文化进行着影响。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外来文化（或者相对于本地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强势文化），当地居民应该如何调适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应对变化后的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人文环境，这些都应该是信息资料中心在对当地居民的当下生活所应跟踪记録下的，这也是生态博物馆所应当承担的研究课题与引导任务。正如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创始人，挪威著名生态博物馆专家杰斯特龙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中间，而不是站在一头或一端，……我们的责任是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把历史和未来联系起来。”〔8〕
　　
　　三、结　语
　　
　　作为当今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的生态博物馆，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生态博物馆的简单概念，更是人类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它的重要指向不仅是更新和颠覆了传统的博物馆概念，而是在于努力地探求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式，包括如何阻止不同地方文化的退化，如何激发不同地方文化的原创力。在1995年到2011年的短短16年时间中，从“六枝原则”到“全国生态博物馆福州会议”，从梭嘎生态博物馆到广西民族博物馆“1+10”项目，再到福州会议后，以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遗址和城镇文化遗产等为基础建立的生态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实践中不断取得发展进步，它所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类型越来越丰富，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理念不断地得到完善与补充。如何探索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并不是单靠专家或政府就可以决定的，也并不是一个光靠纸上谈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更需要的是专家、政府与当地居民在具体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关系互动。因此对于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未来发展道路来说，任重而道远。
　　
　　注释：
　　〔1〕方李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社会背景——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思考》，《民族艺术》2007年4期。
　　〔2〕毛里齐奥·马吉：《关于中国贵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博物馆考察报告》，载中国博物馆学会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页251—260。
　　〔3〕潘守永：《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十年经验、成就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载中国民族博物馆编《论民族博物馆建设》，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页337—339。
　　〔4〕同注〔1〕。
　　〔5〕雨果·戴瓦兰：《生态博物馆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博物馆》2005年3期。
　　〔6〕安来顺：《一种以社区为核心的开放型博物馆——国际生态博物馆40年探索》，《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6期。
　　〔7〕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页353。
　　〔8〕潘英年：《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启示》，《中国民族》2003年3期。

　　（左文刚，桂林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