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南海北岸及附近形成了许多岛屿。一些早期人类适应了这种生态环境的变化，以海湾为基地，以大海、滩涂和岛上林野为粮仓，在沙堤、坡地、河岸边安营扎寨，在这里劳动、生息、繁衍，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南海早期海洋文化。本文以环珠江口岛民史前文化为切入点展开。
　　
　　【关键词】南海　岛屿　史前时期　生态环境　文化特征
　　
　　Abstract：By the magic creation of nature, lots of islands scatter along the northern sho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ome ancient ancestors were well adapted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y based on the bays, foraged in the sea, beach and forest, settled down on the sands, hillsides and river banks. They worked, lived and bred, created their lives as well as the distinctive early oceanic cul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thesis starts with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islanders along the entranc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Key words:South China Sea　island　prehistoric period　environm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一、 沧海桑田，气候环境变化敏感区
　　
　　在这篇小文中，本人拟就早期南海岛民〔1〕的环境适应与文化特征作一探讨。南海北岸的许多岛屿，其实有时并不是岛，而是丘陵上的山峰。
　　
　　以珠海为例，根据相关研究〔2〕：
　　
　　距今32500—40000年前，除唐家岩体、牛筋头岩体、黄杨山岩体等与现代基本一致外，其它低平地则为河谷平原。
　　
　　距今22000—32500年前，第一次海浸沿河谷进入大陆，海浸方向沿现在的磨刀门水道北上，拱北、香洲、湾仔等沿海地带没入海中。
　　
　　距今7500—22000年前的玉木冰晚期为海退时期，海水逐渐退出大陆，至15000年前最低海面时期，海水全部退出大陆。现在的平沙农场南部、拱北、九洲港附近，当时为台丘地形。而前山水道、鸡啼门水道、磨刀门水道的位置已与现河道的分布大体一致。最低海平面形成之后，在现南屏广生围一带又有海水入浸。
　　
　　距今5000—7500年前的第二次海浸时期，全市除丘陵台地外其余皆为海水所淹没。距今2500—5000年前，金鼎、香洲、九洲港及拱北沿海地区发现局部海退，原海相环境为河相环境。而前山水道以西，除今平沙农场南部外，仍为海水所浸。
　　
　　距今2500年前以来，又有较大规模海浸，除金鼎、拱北一带以河流作用为主外，其它地区仍为海水所浸。
　　
　　唐代至德二年（757年）建立香山镇，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立香山县，到明代以前，珠江口西岸现在的珠海、中山等地都还是海中的一群孤岛〔3〕。到清初，香山的西北部和东北部相断相成陆，一些主要的岛屿逐渐与大陆相连接。
　　
　　珠海市现在地貌类型有山地、丘陵、平原和海岛。陆地地势平缓，倚山傍海。陆地上的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为纵横交错的河网分割。珠海每年平均总径流量达3412亿立方米，注入南海的泥沙量年均8800万吨，滩涂以年均52米的速度不断向外延伸，其中磨刀门滩涂年均向外推达72.9米。
　　
　　珠海三、四万年以来海浸、海退变化过程，对认识南海北岸及附近岛屿生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而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1.南海北岸及附近岛屿是环境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之一。气候的变化、地殻运动变化引起的海浸与海退变化，使这一地区在海岛与丘陵之间轮逥。2.不同的时期，这里的人类活动环境不尽相同，掌握气候变化的历史曲线，关注本地区地貌的抬升、下沉变化情况，掌握海浸、海退的滨线，有利于我们根据地形，寻找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存；3.海浸与海退的变化规律，对我们瞭解这里人类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文化传播及走向有帮助。
　　
　　二、渔猎采集，主要的生存之道
　　
　　南海北岸发现的居住遗址主要有洞穴遗址、台地遗址、贝丘遗址、沙丘遗址等类型。年代较早的洞穴遗址可分为三类：一是人类的住地；二是人类活动的遗址；三是偶尔遗存有人类化石的洞穴。这里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生存活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化石，但是百色地区发现的旧石器制作年代可能早到更新世的早、中期（百色T4的年代约为距今70~80万年开始并延续到30万年前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早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和活动遗址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及活动遗址则有大量发现，甚至在香港、深圳地区都有旧石器遗存发现，反映这里是世界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据统计，至2004年底为止，广西已经发现的古巨猿、古人类化石、旧石器地点达134处，其中露天地点超过100处，洞穴地点约30处，巨猿化石地点5处，古人类化石的地点多达22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共存的地点8处，石器地点115处。这些地点分布遍及广西大部分地区。其年代早到旧石器时代初期，晚到旧石器时代末期〔4〕。根据黄启善先生介绍〔5〕：在柳江、来宾、灵山、隆林等四个县，发现代表七个人类个体的头骨、肢骨、体骨等的骨化石。另外，在荔蒲、都安、柳州、柳江、桂林、田东、隆林、靖西、忻城等地发现人牙化石20余枚。广西的柳江人、麒麟山人、灵山人、德峨人、那来洞人、都乐人、水岩东洞人、干淹人、九楞山人、白莲洞人、甘前洞人、宝积岩人、定模洞人、宾山人、龙洞人、牛岩洞人、九头山人。
　　
　　广东地区已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多处，人类化石在曲江、封开、罗定等地有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粤北地区的韶关马坝人，他被称之为中国早期智人的一个典型代表。此外，在粤西封开峒中岩、罗沙岩和苹塘下山洞也有人类化石发现，被称之为封开人〔6〕。
　　
　　  在邻近南海的地区内，还有多处重要遗址发现。1991年以来，广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广州、深圳、佛山、河源及所属的若干县（市），发现了多处旧石器地点，采集到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和石制品一批，有的地点还有薄刃斧、大尖状器和手斧。除了洞穴中发现旧石器之外，还在阶地上发现砾石石器。近年在中国香港也有关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报导〔7〕。
　　
　　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是一处人类的石器制造场。位于香港东部的西贡半岛北岸，是一处台地（坡地）形遗址。东起黄地峒山西麓50~60米等高线处，西至企岭下海潮带以下的浅海，宽100多米，南起鳌鱼头，北至深涌码头南约600米处，长约300米，从山坡到海滩富集大量石料和石制品。遗址所处基岩为早侏罗纪赤门海峡组的泥岩和砂岩，呈黄色—黄红色，上覆硅凝灰岩，浅灰—灰黑色，质地坚硬，是生产石制品的主要石料。根据光释光测年显示，深涌黄地峒遗址有两个时期的遗存，早期遗存距今约4万年，即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期遗存为距今6800年，即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该遗址调查与试掘中，在潮间带与山坡之间，发现岩块、石核、石片 （目的石片、废片）、石块、半成品、石器（成品），共3261件。其中大体可辨识的石器有156件，可以分为9类：锛形器达90件、刮削器25件，尖状器14件，手斧9件，砍砸器8件，镞形器3件，锥形器3件，手镐2件，雕刻器2件。在器物组合上，可以分为两套：A“锛形器+刮削器+手镐；B“镞形器+雕刻器+长石片”〔8〕。
　　
　　距今一万年左右的三亚落笔洞遗址是南海早期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遗址，在洞穴遗存的堆积物中，发现了大量的水生软件动物遗骸，堆积十分密集。水生动物计有7目24种，其中螺殻约有7万个之多，有些经火烧过。说明当时人们重视对水生动物的利用，捕捞经济比较兴旺发达，当时人类有广泛的取食范围，人们对水有较好的适应、瞭解龢利用〔9〕。
　　
　　距今年1万至8千年左右，广东南澳县象山细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具有海洋文化特征。“象山细小石器以隧石为主要原料，形体细小，一般长、宽不超过3厘米，多用不规则形薄石片加工制成，也有部分长条形、三角形石片。石器的制造工艺以在侧缘打落小石片和进行第二步加工(单向加工为主，也有采用交互打击或错向加工等方法)。石器不注意形态的规范而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曾骐先生认为：“这些石器适合于滨海地区人类进行近海捞捕、滩涂采集等生产活动。”在象山顶，采集到不少贝类、蚌殻的标本，被认为这里有可能是该时期人类聚居活动的地点。象山发现的细小石器材料中，缺乏可与西樵山细石器相对比的各种细石核、细长石片，不可能属西樵山细石器系统，而保留更多的旧石器时代风貌，年代上比西樵山细石器为早〔10〕。
　　
　　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期的文化遗存普遍发现，并有着广泛的同构型。这种同构型具体表现是：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化石及稍晚的现代哺乳动物群标本伴生的打制砾石石器、局部磨制石器、穿孔石器，以及一定数量的骨角器，广泛出现的螺殻堆积亦是这类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人类经济活动刺激下，华南全新世初期的石器加工工业也朝着适应渔猎的方向发展，穿孔石器，磨制刃部的石器和燧石小石器的出现反映出这种变化〔11〕。在许多遗址之中发现软件类、鱼类、两栖类、龟鳖类及哺乳动物。
　　
　　三、 贝丘沙丘，南海岛民的适应选择
　　
　　贝丘遗址与沙丘遗址是人类对于生活环境的一种合理适应。
　　
　　1.贝丘遗址的形成与类型
　　
　　贝丘遗址是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以包含有大量的先民食用后遗弃的贝殻为特征。在贝殻的文化层之中夹杂着其它动物遗骸和石器、陶器等文化遗物，还往往发现房基和墓葬。据袁靖先生统计，我国沿海地区已发现贝丘遗址200多处〔12〕。广东省已经发现70多处，广西已经发现80处〔13〕，两广相加已达150多处，南海沿岸贝丘遗址占全国的75%。贝丘遗址的最大特点就是地层堆积中的大量贝殻。大型的贝丘遗址中贝殻可达几百吨。
　　
　　贝殻的种类有：河蚬（Cordiculafluminea）、胡桃蛤（Nucula sp）、文蛤（Meretrix sp）缢蛏（Sinonvacula sp）、牡蛎（Ostrea sp）、蚶（Arca sp）、海月（Piacuna sp）、镜哈（Dosinia sp）、丽蚌（Lamprotula sp）、楔蚌（Cuneopsis sp）、圆田螺（Cipangopalupina ap）、环棱螺（Bellamya sp）、蜓螺（Nerita sp）、锥螺（Turritlla sp）等，动物类遗骸有鱼类、两栖类（如鳄、鳖、龟等）和陆栖脊椎动物（如象、牛、猪、狗、猕猴、鹿等）以及飞禽类动物。
　　
　　广西学者将贝丘遗址进一步划分为洞穴贝丘、河旁贝丘、海滨贝丘等类型〔14〕。洞穴型贝丘：都在岩洞内或岩厦下，这类洞穴遗址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不同，除了洞口位置相对较低外，其文化堆积中富含软件动物介殻，所含动物遗骸还没有石化。较为重要的遗址有盖头洞遗址、白莲洞遗址、庙岩遗址、甑皮岩遗址、鲤鱼嘴遗址等，大都分布在桂北地区。河旁贝丘遗址，是人类从山区向河边台地发展的结果，他们以淡水鱼类和介殻类水生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同时开始粗放农业。这类遗址因地表暴露大片粉白色蚌殻和螺殻，当地老百姓称这为“螺蛳山”“螺蛳地”，遗址多高出附近河流面3-20米，在临河面往往被河水中刷，暴露出很厚的贝殻堆积层剖面。地表往往可以采集到石器骨器、蚌器、附近片和动物遗骸等。代表性遗址如邕宁顶螺山遗址、西津遗址、秋江遗址、豹子头遗址、江西岸遗址等。这类遗址主要分布在桂南郁江一带。海滨贝丘，主要分布在近海的地区。这类遗址一般都有较厚的文化堆积层，有的可以分出上、下两层，其中包含大量打石器、磨制石器、骨蚌器、夹粗砂片。石器以具备尖端厚刃的蚝蛎啄、手斧状石器为典型，器型简单、粗陋，隐器都是夹砂粗陶，饰绳纹、蓝纹，或挂红色陶衣。代表性遗址主要有亚菩山遗址、马兰嘴遗址、杯较山遗址。
　　
　　史前洞穴遗址的人类，在选择居住地时，以洞口朝南或朝东为居住地，这样可以避风寒，而洞口距地面不是很高，方便出入，又可以防止猛兽的夜袭。同时，离江河水源不远，也为捕捞作业提供了方便。他们是广西古老的渔民。河旁贝丘遗址主要分布在大河拐湾处，或大小河流汇合的三角嘴上，一般前临江，后靠山，附近有较开阔的平地高出水面3-20米。广西南部邕江、郁江、浔江沿线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是比较靠近海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存在顶蛳山文化、大龙潭、石足山、亚菩山、马兰嘴、独料等几种文化类型〔15〕。
　　
　　广东学者李平日等按照贝殻属种的组合特征，将贝丘遗址细分为三种类型：河岸型贝丘、海湾型贝丘和河潮型贝丘。它们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16〕。
　　
　　河岸型贝丘，贝殻主要来自以径流为主的河道中。贝类以淡水种为主，如河蚬、圆田螺、丽蚌等，而以河蚬最为丰富，半咸水种或广盐性属种数量较少，咸水种属数量较少，咸水种基本不见。这类贝丘反映先民当时主要从事河上捕捞和采集，居住地离海较远。
　　
　　海湾型贝丘，贝殻主要来源于河口或海湾地区。贝类以半咸水种或广盐性属种为主，如牡蛎、蚶、蛤等。这类贝丘反映了当时先民的经济活动范围主要在河口和海湾一带，居住地就在海湾或离海岸较近的地区。
　　
　　河—潮型贝丘，介于上述两种贝丘类型的过渡类型。这类贝丘反映了先民的经济活动范围主要在河口附近受咸潮影响的潮流段。
　　
　　北京学者赵辉、袁靖等从遗址地貌状况，将贝丘遗址归纳为丘岗型、台地型、海岸型等三种类型。〔17〕丘岗型，遗址絶大多数位于小山的山岗上，与地面的相对高度为10余米，也有个别遗址位于西樵山的山腰处，距地面的相对高度为180米左右。这些遗址所据的山势均呈孤立状，其周围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是平地；台地型，遗址位于海拔较高、范围相当大的台地上，遗址所在地稍高于周围的平地，相对高度有2～3米左右；海岸型，遗址位于距离现在的海岸线不太远的地方。他认为，在这3种类型中以台地型数量最多，丘岗型次之，海岸型最少。
　　
　　贝丘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说明一些人类较长时间采用这种生存方式，有趣的是，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发现，早期的螺殻一般不完整，中期的比较完整，而晚期的一般螺尾被敲去，恰似今天食用螺。
　　
　　2.沙丘遗址的形成与类型
　　
　　到距今6000多年前，海平面在现今的高度上保持相对稳定，这时，在南海北岸及其岛屿上形成了众多的海湾，这些海湾多属于河口湾类型，径流自陆域带来的泥沙较多，在海口或湾口形成拦门沙或拦江沙，海湾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鱼类生物聚集地，资源相对丰富，一些海湾沙丘或沙堤上，开始有人类活动，并形成具有特点的史前时期沙丘遗址。这类遗址主要分布于现今珠江三角洲前缘、海滨或海岛的海湾地带，珠海、澳门、香港、深圳、中山等地共有数以百计的沙丘遗址。〔18〕在海南的陵水，广西的防城港和粤西的新会、粤东的海丰、南澳县等地沿海也发现有沙丘遗址。沙丘遗址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沙堤—泻湖类型，另一种是山前坡地型。这两种类型都在海湾中形成，所以统称为海湾沙丘遗址。〔19〕
　　
　　沙堤—泻湖类型沙丘遗址，也就是沙堤遗址。这种提法很普遍，学术界甚至一度将所有的沙丘遗址都统称为沙堤遗址。遗址位于海湾之中，前有海水，中有沙堤，后有山岗，在沙堤与山冈之间有一片泻湖，人类主要在堤上生活。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遗址、澳门黑沙遗址是这种类型的遗址典型代表。山前坡地型沙丘遗址与沙堤-泻湖类型沙丘遗址同样，都是在海湾之中，但有两点不同：一是沙丘后没有泻湖；二是沙丘与相连的山前坡地，都可能是人类主要活动场所。珠海宝镜湾遗址、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是这种类型的遗址典型代表。另外，在一些地方还发现在连岛沙堤上也有遗址发现，比如香港的铜鼓遗址。
　　
　　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沙丘遗址为深圳咸头岭遗址，可达距今6800年〔20〕，最晚的沙丘遗址可能延续到汉代。较大量的沙丘遗址集中在距今6000-2800年之间。近年考古发掘实践中，在沙丘遗址里发现许多曾经相对稳定的史前人类活动聚落。如珠海宝镜湾遗址，这个遗址中发现了人类居住房屋，有些柱洞是在基岩上凿出来的，花费很大的功夫，这里还发现有手工作坊、祭祀地点、烧灶，大量精美的玉石器、石器、陶器。其中网坠出土上千件，遗址附近有大型石刻岩画〔21〕。再就是香港元朗白泥吴家园沙丘遗址，这里发现2处相邻的夯土房屋，其中一间房（F1）南北宽12.5米，东西进深8.5米，总面积达106多平方米，夯土房基经七层1-1.5厘米厚的灰黑土,六层厘米厚的灰沙土分层夯实。根据柱洞分布，发掘者复原出一座“面阔6间，进深3间，前面出廊的悬山式顶的长方形可以间成一厅四房的有两扇大门和夯土房基的大型房子”。发掘者指出：“F1、F2这两座相邻的夯房基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判断，这里会是一处古人类聚居规模大、时间长、定居稳固的村落遗址。”〔22〕发现居住房屋的遗址很多，珠海宝镜湾、小沙澳湾；深圳叠石山、咸头山；香港元朗白泥吴家园、东湾、扒头鼓、大湾；台山新村等都在沙丘遗址中发现有住房遗迹，有干栏式建筑，有地面建筑；有普通地面建筑，又有夯土台建筑、河卵石墙建筑；有长方形建筑，又有圆形建筑。在深圳屋背岭、香港东湾等遗址发现商时期的墓葬群。反映先民们在海边的定居生活。当然，不是每一处沙丘遗址都是先民们稳定的聚落，相当数量的小型的沙丘遗址只是人们的短期的居地、营地或活动地点。
　　
　　3.沙丘遗址与贝丘遗址的关系
　　
　　贝丘先民与沙丘先民食物来源都主要是从水中获取，捕鱼和采集是主要的生产活动。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沙丘遗址与贝丘遗址不同：
　　
　　（1）地理位置上：沙丘遗址多分布于偏南的地点，遗址堆积沙质土为主。贝丘遗址分布较偏北。〔23〕
　　
　　（2）遗址类型与埋藏上：沙丘遗址中贝殻的数量相对较少，鱼类遗骸较多，且多数为海生属种，打鱼用的网坠出土较多。贝丘遗址中地层堆积较多的贝殻。先民的采集贝类食物的活动较为突出，攫取贝类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沙丘先民也采集和食用贝类，例如在香港的东湾仔、深湾、白曹湾等遗址之中都有成堆的贝殻出土。在香港蚝涌，珠海宝镜湾等遗址之中就曾发现大量用于开启蚝殻的尖状石器——蚝蛎喙。
　　
　　沙丘遗址中贝殻发现较少，与他们采蚝开蚝的地点及其处理贝殻的方式有关。自古以来，环珠江口地区的海岛海湾的先民就有在海边就地取得蚝肉的习惯，并不全是将蚝整个取回住地。在《广东新语》中有记载，这里的先民用烟熏火烤，使附于在石壁上的蚝张开口，而蚝民直接夹取蚝肉〔24〕。另一方面，即使有部分牡蛎被带回住地，由于近海，海水也较易将贝殻冲走。在珠江三角洲中段的先民则有人工种蚝养的传统，并习惯于将蚝采回家中再开殻取肉。于是大量的蚝殻堆于居住地及附近而形成贝丘。
　　
　　沙丘遗址与贝丘遗址相同之处较多：
　　
　　（1）人类体质特征相同。人类学家对属于沙丘遗址的东湾15座墓葬的残存人骨进行了艰苦的修复、鉴定和可能性限度的测量，东湾仔人具有长而窄的颅形，眉弓和眉间突度发育适度，具有额部丰满、低眶、低面、阔鼻、齿槽颌突、铁铲形门齿等特点。东湾人平均高度为162.8厘米，骨骼鉴定与比较显示了东湾人与华南、珠江三角洲、福建同时代的居民如甑皮岩人、河宕人、昙石山人一样，有热带区域种族的相似特征，属蒙古南亚人种。
　　
　　（2）都有拔牙习俗。距今4500年后，沙丘遗址先民中开始流行拔牙的风俗。曾骐先生认为：这种拔牙的习俗起源于距今6500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之中，至6000-5200年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也开始出现，而广东、福建拔牙的习俗的发现，要晚至距今4500-3500年〔25〕。
　　
　　（3）葬俗相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沙丘遗址与贝丘遗址先民都是采用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4）陶器、石器特征大体相同。沙丘遗址与贝丘遗址文化的遗存有着相当的相似性，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中下游地区的贝丘遗址，既表现出同时代特征，又表现出文化的联系。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彩陶时期。目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彩陶的遗址，属于沙丘遗址的有如：香港大湾、舂坎湾、蟹地湾、南丫岛深湾、铜鼓洲，澳门黑沙，珠海后沙湾、宝镜湾、赤沙湾、棠下环、金鼎东岸，深圳小梅沙、大梅沙、大黄沙、咸头岭，海丰汕尾沙坑北，中山龙穴、水井口等遗址；属于贝丘遗址的有如：增城金兰寺、东莞篁村蚝村、肇庆蚬殻洲遗址等〔26〕。后沙湾遗址一期出土的彩陶有圈足盘、罐等，采用赭红色彩，圈足盘的圈足、罐的口沿是主要的施彩部位，器型内外施彩，图案为与海水有关的条状纹、波浪纹组成，在圈足盘的圈足上，彩与镂孔和划纹相组合，而罐只发现尖唇、侈口、卷沿的上部，肩以下残，领部三周或内彩一二周带纹。中山龙穴遗址出土有丰富的彩陶，完整器为盘和碗，施赭红色彩，条带状纹饰，更有特点的是，器物的表面图案上，多了锯齿状饰，在圈足上，锯齿状纹饰中还有小圆镂孔，其下有一条直线划纹，彩陶多施于磨光红陶上，少数是在白陶衣上绘暗红彩，多数是在器表上施彩，少数内外施彩。中山白水井遗址也出有大量的彩陶片，这个遗址只发掘53平方米，文化层厚50厘米，共计出土陶片1008片，其中彩陶计540片。比例占到53%以上〔27〕，彩陶为泥质陶，以砖红胎彩陶偏多，而灰白胎彩陶也有相当的比例。与后沙湾遗址一样，与彩陶相伴的还有装饰有压印纹饰的白陶。有人将这一时期的文化归纳为同一文化〔28〕。不过，新石器时代晚期，环珠江口地区的沙丘遗址与珠江三角洲中段的贝丘遗址文化面貌开始呈现各自的特点。
　　
　　沙丘遗址与贝丘遗址相重合的情况在福建与台湾都有发现〔29〕。南海沿岸及岛屿海湾遗址中也应当有这种情况，今后需要引起注意。
　　
　　四、南海岛民史前文化的特点
　　
　　岭南地区包括南海沿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还不是很清楚，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看法。这里我们暂时将南海北岸分为西、中、东三个区段来观察。西段以广西南部和广东西部为主：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邕宁顶狮山贝丘遗址一期为代表，年代在距今10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邕宁顶狮山贝丘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顶狮山文化为代表，年代在8000-7000年；晚期分为二类：一类为大石铲文化，另一类为那坡感驮岩遗址和早期岩洞葬〔30〕; 中段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主：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目前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深圳咸头岭遗址为代表，距今年代为距今7000-5000年间；晚期，环珠江口地区以香港涌浪遗址、珠海宝镜湾遗址为代表，珠三角中部贝丘遗址以蚝岗遗址、村头遗址为代表年代在距今5000至3500年。东段以粤东地区与福建西南部为主：早期的象山文化是一种细石器文化，以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遗址”为代表，它与福建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为同一系统。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潮安“陈桥文化遗址”为代表，距今约6000至5500年，仍与闽南的文化同时。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普宁后山文化遗址为代表，距今3500年前后的，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以浮滨文化为代表，年代稍晚于后山遗址，距今约3400至2900年。历经20余年的调查、发掘、研究，它不但在广东的潮阳、潮安、普宁、揭阳、大埔、丰顺、南澳等地发现，另在福建的闽南地区的漳州、泉州等地也有颇多遗址的存在。它分布的范围在榕江、韩江、九龙江、晋江四个流域。先民们在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
　　
　　这一地区许多地点还是属于丘陵地带，在印纹陶出现之前，早期新石器文化是以打制石器和绳纹粗陶为代表的。早期以砾石石器为主，其特色是以天然砾石作为原材料，用直接或间接打击法加工而成，未经磨制。〔31〕砾石石器延续使用的时间很长。南海西樵山石器制造场是一处跨越几千年，规模大和相对稳定的石器制造场。盛产燧石、霏细岩，经历了制造细石器、双肩石两个阶段，特别是生产两肩石器的中晚期，规模越来越大，其产品跨越珠江三角洲，外运环珠江口甚至整个两广地区，形成一种外向型的生产中心〔32〕。打制石器占絶大多数，局部磨光（即刃部磨光）的石器占少数，通体磨光的石器偶有出现。制陶技术很粗糙大多数是泥片帖塑的；陶器胎质相当厚，火候也低，以绳纹粗陶为代表。骨、角器制造和使用更为普遍。穿孔石器和蚌器工具使用相当广泛。种植和驯养已出现。埋葬习俗为屈肢蹲葬。
　　
　　（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这一地区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岛屿。生产活动有渔猎、采集、制陶、制玉、制生产工具、纺织，还有一定的农业。
　　
　　1.聚落与房屋特点：事实上，以沙丘作为居民的聚落，其本身就是南海岛民的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先民们在这里生存、繁衍、劳动、生息创造了较具特色的早期海洋文化。沙丘遗址有的是较固定的聚落，有的是短期的营地。先民们与大海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而因地制宜的房屋建筑，干栏式建筑、半搭式建筑、地面建筑、夯土台建筑、卵石墙建筑反映出先民的适应性。
　　
　　2.工具特点：大量的捕鱼工具出土，是南海北岸及近岸岛屿上居民古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先民广泛使用凹石器、蚝蛎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网坠、沉石、石锚等渔业特点明显的生产工具。首先这些工具大都是就近生产的。在环珠江口的沙丘遗址中，也发现一批属石器制造场性质的遗迹。如香港的万角咀、舂勘湾、深湾、龙鼓滩、白芒、涌浪、沙螺湾、芦须城、东湾，澳门的黑沙〔33〕、珠海的宝镜湾〔34〕、锁匙湾及近年来发现的珠海棠下环、香港的西贡蚝涌〔35〕、沙下等处。其中蚝涌石器制造场对研究石器工业的制作、工厂的布局、规模、生产等程序、工艺特色提供了新的宝贵的数据。
　　
　　凹石器  南海先民较多使用一种表面有凹窝的石器，我们将其称之为“凹石器”，它主要用于加工硬殻类食物。在凹窝上正好放置小型贝类食品，在用石锤砸击时可以稳定加工物，不会滑走。凹窝一般通过尖状石器锤啄而成，有的体形较大，表面啄有一个或多个凹窝，可以作为石砧使用；有的体形较小，一面或二面有凹窝，正好握在手上，作石锤使用。这是先民长期使用的一种特有的工具。有研究者指出，它是流行于南沿海地区采集、渔猎经济中的一种加工工具。凹石的使用年代在距今6500年至1000年之间，时间跨度较长，它的浓厚的地区特点反映了南部中国闽台、粤地区密切的联系。是渔民早期工具的一个特点〔36〕。
　　
　　蚝蛎啄  蚝蛎啄是水边居民为开启蚝类水生物而发明的一种石质工具。外形上看，往往是一件打制的尖状石器。蚝蛎等贝类生物附着在礁石上，也是用这种尖状石器将其敲下来。在香港蚝涌遗址，发现40多件各式尖状石啄。发掘者认为，制造地点在蚝涌河口出海口处，这里是咸淡水习性蚝类繁殖的理想之地，蚝是这里的主要采集对像，开凿蚝类硬殻的尖状器，是这个制造场的确定产品当有它的实用意义。蚝蛎啄在在东莞、深圳、珠海、澳门等沿海地区古遗址中最为常见，而粤东的潮安陈桥村贝丘遗址也以蚝蛎啄和彩陶为其特点。
　　
　　网坠、沉石、石碇（石锚）：这里大部分遗址出土的网坠，都是用河卵石作简单加工而成的。亚腰形石网坠是最为常见的型制，利用扁平椭圆河卵石，打出对称的两个缺口，以便于系绳。其特点是：（1）石网坠相对较大。从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石网坠的统计研究中我们知道：在1096件常规网坠中，重量在51－330克之间的中型网坠，数量达1022件，占总数的93 %，在中型网坠中，又以重量70－250克之间的网坠居多，有861件，占中型网坠的84%。重量在25－50克之间的小型网坠有12件，占总数的1.08%，重量在331－500克之间的大型网坠有62件，占总数的5.6%。如果我们再从网坠的长度观察，可以发现：长度在6－10厘米之间的网坠有897件，占82%，而长度小于6厘米的网坠只有39件，占3.55%；长度大于10厘米的网坠有160件，占总数的14.5%。以上数据可知，网坠的长度一般是在6－10厘米之间。除了常规网坠之外，宝镜湾遗址出土59件重量大于500克的坠形石器，我们称之为沉石〔37〕。沉石也是鱼网的部件，与常规型制的网坠的使用方法大体相同，并常与其配合使用，只是其数量相对较少。有时，沉石也可以单独使用。沉石在选材上与网坠大体相同，只是重量更重。（2）石网坠数量相对较多。珠海宝镜湾遗址中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范围内，出土常规网坠1096件，沉石59件，穿孔网坠39件，密度相当大，说明当时的数量相当的多。而且还不是孤证，在香港涌浪遗址、珠海平沙常下环遗址也都发现800件以上的石网坠。
　　
　　骨、牙、角器：较多使用。从佛山河宕遗址可以看出，这类质地的器物主要种类有锛、凿、矛、镞、切割器、针、锥、叉，还有鹿角、象牙器。骨料主要是兽骨包括象牙骨料，这是河宕贝丘遗址经济生产生活的反映。骨镞达25件，形式多样，尤以三棱圆体圆铤最具特色。8件骨针中，有2件较大型，型式特殊，磨制精致，一件长13厘米，首端钻两孔，末端尖圆，发掘者推测其“可能用于纺织鱼网。”〔38〕
　　
　　有肩石器 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有肩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有肩石斧、有段石锛、有肩有段石锛，在这一地区大量出现。
　　
　　3.生活用具特点：陶釜是主要的炊器。长江流域与中原地区常见的陶鼎，在这一地区极为少见。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咸头岭文化时期，陶器种类主要有圈足盘、釜、罐、钵、豆、尊、壶、器座等。以夹砂陶为大宗。釜为敞口鼓腹、圜底、饰绳纹。釜的延续时间很长,数量也很多,器形和纹饰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圜底釜作为一种文化特质，比起其它的要素在华南沿海新石器文化系统中更具有代表性，并构成鲜明的文化特点。这一时期也出现一些彩绘陶与白陶。
　　
　　4.服饰生活特点:使用树皮布做衣服是岭南地区的一个特点。所谓树皮布（Bark Cloth，Bast Cloth，Tapa）是一种采用拍打技术对树皮进行加工而制成的布料。将树皮的纤维经过湿润后进行长时间拍打，使韧皮纤维交错在一起，成为片状的树皮布料，幷且还可采用拍打的方法将不同的细小布料连接成较大的布料。树皮布与纺织布的经纬织造技术系统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系统。近年来，在环珠江口地区大量发现石拍。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对此问题作了较深入研究。〔39〕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区的若干遗址之中发现纺轮，显示纺织布的应用。南海渔业先民曾以草为衣，史书上称这种衣服为“卉服”，《赤雅·卉服》： “南方，草木可（一本有以字）。衣者，曰卉服。绩其皮者，有勾芒布、红蕉布。弱锡衣，苎麻所为”。
　　
　　5.断发纹身的习俗：“断发文身”是古代越人的特有习俗，这是与中原地区居民不同之处。所谓断发，即“剪发使短，帽首低冠，而不束发加冠之一意。”越人还在身上文饰龙蛇。古文献中记载，《左传》哀公七年：“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淮南子·齐俗训》说“中国冠笄，越人赞发”。春秋战国以后，在某些越人活动地区也出现椎髻之俗〔40〕。《史记·陆贾传》南越王赵佗行“椎髻之俗”《论衡·率性》上说，“南越王赵佗，本汉贤人也，化南夷之俗，背叛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这些记载虽然出现在春秋至汉代，但一种习俗的形成一定有其渊源，当可以向前追朔。
　　
　　此外，南海北岸地区先秦时期曾经出土大量玉质、石质的礼器与饰件，种类有如琮、钺、圭、璋、矛、戈、璜、管、环、珠、坠、玦等。出土这些物品的遗址主要为香港涌浪遗址、珠海宝镜湾遗址、草棠湾遗址、澳门黑沙遗址、深圳大梅沙遗址、屋背岭遗址等。以玦的数量最多。
　　
　　南海先民创作了大量石刻岩画，在珠海、澳门、香港、广西及福建、台湾等地都发现不少史前岩画。岩画造型趋于图案化,表现了神灵崇拜、天体崇拜、生殖崇拜等内容。这些岩画主要由越族先民所作。
　　
　　南海岛民史前文化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既是岭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华早期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本。 
　　
　　注释：
　　〔1〕本文探讨的南海岛民，主要是分布在岭南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史前居民。
　　〔2〕《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珠海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3〕《永乐大典》引陈大震《南海志》（1408条）：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
　　〔4〕谢光荗：《广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回顾与瞻望》，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5〕黄启善：《广西旧石器考古述略》，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3》，2003年。
　　〔6〕邱立诚：《广东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见《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7〕吴伟鸿、王宏、谭惠忠、张镇洪：《香港深涌黄地峒遗址试掘简报》，《人类学学报》2006年1 期。
　　〔8〕张森水 吴伟鸿编：《2006年香港考古重大发现——西贡黄地峒旧石器时代晩期遗址》，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0年。
　　〔9〕郝思德、黄万波编：《三亚落笔洞遗址》，深圳：南方出版社，1998年。
　　〔10〕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 中山大学韩江流域考古课题组（曾骐执笔）：《广东南澳县象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与文物》1995年5期。
　　〔11〕乔晓勤：《华南海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见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岭南考古研究4》，香港，2004年。
　　〔12〕袁靖：《关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贝丘遗址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年12期。
　　〔13〕黄启善：《广西史前贝丘遗址的研究》，《岭南考古研究7》，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蒋廷瑜先生研究，广西境内目前发现86处贝丘遗址，其中洞穴型贝丘遗址42处，河旁型贝丘遗址33处，海滨型贝丘遗址11处。见蒋廷瑜：《广西贝丘遗址的考察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4期。
　　〔14〕何乃汉：《广西贝丘遗址初探》，《考古》1984年11期；何乃汉：《广西贝丘遗址续探》，《广西文物》 1988年1期。蒋廷瑜：《广西贝丘遗址的考察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4期。黄启善：《广西史前贝丘遗址的研究》，《岭南考古研究7》，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8年。
　　〔15〕李珍：《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七十年述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广西考古文集——纪念广西考古七十周年专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16〕李平日 乔彭年 郑洪汉 方国祥 黄光庆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17〕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调查小组（赵辉、袁靖）：《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遗址调查》，《中国文物报》 1995年11月26日。
　　〔18〕香港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共118处,絶大部分散布在海岸地带，大部分又分布在香港地区的西部，即靠近珠江口、伶仃洋的沿岸。（商志香覃、吴伟鸿：《香港地区史前考古与生态环境的研究》，《东南文化》1997年2期）珠海发现先秦古遗址77处，（肖一亭：《珠海澳门史前文化探索》，《文物》1999年11期）近年又发现4处，现总共81处。深圳先秦时代遗址（包括古遗物采集点）157处，《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图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页）。大都属于沙丘遗址。
　　〔19〕某些联岛沙堤上也曾发现人类活动遗迹，只是较少形成为聚落。
　　〔20〕《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图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2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市博物馆编（邱立诚 肖一亭主编）：《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22〕区家发、莫稚：《元朗下白泥吴家园沙丘遗址调查试掘工作报告》，《香港考古学会会刊》十四期。
　　〔23〕世事也无絶对，在番禺鹿颈南沙地方也发现一处沙丘遗址，这个遗址的纬度比一些贝丘遗址的纬度还高。
　　〔24〕屈大均《广东新语》：“香山无蚝田，其人率于海旁石岩上打蚝，蚝生壁上，高至三丈，水干则见，以草烧之，蚝见火爆开，因夹取其肉，味极鲜美……”
　　〔25〕曾骐：《东湾仔拔牙——兼论我国东南洞沿海拔牙文化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26〕还有一些贝丘遗址地点也曾经出土彩陶，不过其形状花纹风格与前列者相距甚远，且与印纹陶相同存。如南海通心岗、南海NKG地点、佛山河宕、南海灶岗、南海鱿鱼岗、西樵山螺岗等，可能属于晚期的彩陶，与上述彩陶不同。
　　〔27〕杨式挺等：《从中山龙穴及白水井发现的彩陶谈起》，《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28〕有人称之为“大湾文化”；有人称之为“咸头岭文化”，其分布区域和文化特点大体相同。
　　〔29〕在海湾沙丘遗址中大量出现贝殻的情况在福建沿海及台湾有发现，如平潭殻丘头遗址、马祖列岛的炽坪垄遗址。
　　〔30〕何安益、彭长琳：《从晓锦遗址看新石器时代洞庭湖瓯 珠江流域原始文化的交往》，《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31〕吕烈丹：《岭南地区的砾石石器与经济形态》，《岭南考古研究6》，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7年。
　　〔32〕曾骐：《论史前时期石器制造场》，《岭南考古研究3》，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编。
　　〔33〕邓聪、郑炜明：《澳门黑沙》田野考古报告专刊（一）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34〕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珠海市博物馆编（邱立诚 肖一亭主编）：《珠海宝镜湾—海岛型史前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35〕邹兴华：《香港西贡蚝涌抢救性发掘收获丰富》，《中国文物报》1999年7月25日。
　　〔36〕广东省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曾骐、黄迎涛执笔）：《广东南澳县东坑仔古遗址》，《东南文化》1991年6期。
　　〔37〕清人沈同芳著述的《渔业历史》和近人张振东、杨金森编着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等书中，对捕鱼网具都有所介绍。网坠有时被称为沉子，而系网坠的缆绳称为沉子纲。在沉子之间或网的两端，常配有沉石。沉子和沉石的区分，是它们的重量不同，沉石更大、更重，使用的数量相对较少，而网坠（沉子）较小、较轻，使用的数量相对更多。沉子和沉石在重量上区分具有相对性，是就具体的鱼网个体而言的。沉子和沉石到底该多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宝镜湾遗址出土坠形石器的具体情况，我们从重量上划出两条线，将其区分开来。小于500克的坠形石器归入网坠，把大于3800克的坠形石器归入石锚统计。 
　　〔38〕广东省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编（杨式廷主编）：《河宕遗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发掘报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邓聪：《史前蒙古人种向海洋的扩散—岭南树皮布文化发现及其意义》，《东南文化》2000年11期。
　　〔40〕对于越人既行断发又行椎髻的习俗，有学者认为是地域性差别和族别不同，如蒙文通先生的《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不过，厦门大学吴绵吉先生考证认为：“断发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习俗，而椎髻愚昧是春秋才开始的，战国到汉代比较流行。甚至后者还可能不是产生限于越人本身，而是受外族影响的结果。春秋战国以来，越人同其他邻族来往渐多，受邻族的影响也渐大。《战国策·赵策》（二）载：‘黑齿雕题。冕冠林缝，大吴之国’这种冠带之俗，大概来自于中原。”见《百越民族文化》第十章，《百越的生活习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肖一亭，珠海市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