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广西是我国稻种资源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尚存在丰富的普通野生稻资源，是研究稻种起源演化及分类的重要地区。具有实用性的大石铲大量出现，与水稻的种植有很大的关系。而许多形状硕大厚重的大石铲，似乎并不适合进行农业耕作，很可能作为祭祀的礼器。
　　
　　【关键词】广西　大石铲　稻作农业　考古发掘　遗址
　　
　　Abstract：Guangxi is one of the areas which are diversified in rice species in China. Being rich in wild rice resources, Guangxi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rice. A large number of stone shovels of practical use have been unearthed, which bears closely relationship with the rice cultivation. However, those extraordinary huge and heavy stone shovels seem not suitable for farming activities, but most likely for sacrificial rituals. 
　　
　　Key words:Guangxi　huge stone shovel　rice cultivatio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ite
　　
　　一、大石铲遗址发现的概况
　　
　　自1962年起，迄1978年止，在广西桂南地区先后发现了60处石铲遗址和石铲发现地点〔1〕。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崇左、武鸣等县又发现石铲遗址和地点3处〔2〕。以后又有零星的发现，近年来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隆安等地又发掘几处大石铲遗址，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大石铲遗址重要分布在红水河以南的玉林市、南宁市、百色市东南部和柳州市南部。范围包括来宾、平南、贵港、玉林、北流、容县、浦北、合浦、邕宁、南宁、武鸣、扶绥、崇左、大新、隆安、平果、德保、靖西等18个县市〔3〕。其中以左江、右江汇合处的扶绥、隆安、邕宁、南宁、武鸣等5个县市交界处发现石铲遗址最多。从石铲遗址分布的情况看，左、右江汇合处明显是石铲遗址的中心地带，从这个中心地带向四周辐射，距中心地带越远，石铲遗址发现越少。往北，过了红水河，除平南县发现一处外，其他地方就一直没有发现石铲遗址，说明石铲遗址的地域分布性很强。石铲遗址和南宁贝丘遗址一样，都是广西地区很有地方特点的史前文化遗址。从大石刬的分布地域看，这些地区的水稻种植也相对发达。
　　
　　石铲遗址的文化内涵比较单纯。目前所发现的石铲，絶大部分是在地表上采集到的，在这些采集点上很少发现有共存物，而且在大面积发掘的一些遗址内，其文化内涵也和地表采集的情况一样。1979年，广西文物工作队对隆安县大龙潭遗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4〕，大龙潭遗址分布面积5000平方米，此次发掘面积为820平方米。出土遗物234件，仅石铲一项就有231件，但遗址内既未发现墓葬，也未发现人类居住的遗迹。除发现20个灰坑、一条沟漕和许多烧土坑外，其余的多为石铲组合遗迹。石铲组合很有规律，常见的有：圆圈形、“门”字形、队列式三种组合形式。圆圈形组合主要发现于灰坑内，放置方式是利用数件石铲侧置或平放，依灰坑坑壁围成圆圈壮；“门”字形的石铲组合发现于各个探方内，由数件石铲组成，石刬的刃部朝上，柄部朝下，“门”的开口处没有一定的规律，有些口部朝南，有些口部向东；队列式的石铲组合一般是由2—7件石铲组成，铲与铲之间面部相互紧贴，所有的刃部一律朝上，柄部朝下，排成队列式，这种组合在探方内发现较多，在灰坑内也有发现，往往都有红烧土与木炭共存，其中以TB1H1圆形竖式灰坑最为典型。此灰坑深3.13米，口径2.10米，北壁连有通道，通道宽0.90米，长度因遭破坏不详，从坑口以下深至1.60米时，有一直径0.30、厚0.10米的圆形烧土层，上盖石铲残件一件；坑深至1.90米处，又发现直径、厚度约为0.30米的圆形红烧土堆积于坑的中部，其上堆放一组石铲，排列颇有规律；在坑深至2.05米处，再次发现呈圆形的烧土层，直径约0.42米，厚约0.20米，上亦放置数件石铲。又如T1AH3灰坑，此灰坑口径1.88米，深1.70米，平底，石铲分上、下两层，上层石铲发现于坑深0.96米处，下层石铲位于坑底。两层石铲均依坑壁侧置围成圆圈状，上层石铲圈径0.52米，下层石铲圈径1.20米，两层石铲圆圈中部都有红烧土层和炭屑。1980年6月至7月间，广西文物工作队又在扶绥县中东乡发掘一处与大龙潭遗址相当规模的石铲遗址〔5〕，其文化内涵与大龙潭的情况基本相似。1981年4月，在武鸣县太平乡葛阳大队葛阳村棠室岭坡上，发现了22件大小不等的石铲，围成一个圆圈，石铲刃部朝上，柄部朝下，圆圈内有灰烬一层〔6〕，这些石刬的出土情况都与隆安大龙潭遗址的情况一样，说明性质也是一样的。
　　
　　关于石铲遗址的性质，大部分学者认为是石铲加工场地〔7〕；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原始氏族社会进行某种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遗存〔8〕。”两种观点均未提出证据，仅是一般性的推测。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似乎不大可能，一般说来，作为石铲加工场应当具备如下几个条件：
　　
　　（一）石刬的石料来源地必须靠近加工场地。据实地考察发现：隆安大龙潭遗址位于一处无石的山坡上，周围没有发现可供开采的石料场，而可供制作石刬的石料却远在6公里以外的地方。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正常情况下，人们絶不会到6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石料到大龙潭加工石刬的。
　　
　　（二）作为一个大型的石铲加工场，加工场地内必然遗留下许多待加工的石料以及加工过的废石料，这些废石料应当是有大有小，没有一定的形状，而且数量要比成品多。目前已经发掘的隆安大龙潭、扶绥中东乡两处大型石铲遗址内，均未发现有待加工的石料堆积，而发现少量的碎石片均能辨认出是石刬的刃部、肩部、柄部等部位的残件，说明是后来人为的或者是遭自然力的破坏造成，不可能是加工场遗留下的废石料。
　　
　　（三）作为一个大型的石器加工场地，文化遗物中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加工工具遗物，可是遗址中从未发现有任何一件加工工具遗物。
　　
　　（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虽然已经步入了农业定居的阶段，但是仅依靠农业生产的收成是难以维持生活的，他们必须还要依赖狩猎、渔猎、采集等手段作为辅助食物的来源。遗址中仅发现有单一的农业工具——石铲，诸如箭镞、网坠等狩猎、渔猎工具均未有发现，作为石器加工场，不应当只生产加工这样纯一的品种，而应当生产品种较多的劳动工具。
　　
　　（五）石刬的出土情况最能说明问题，如有些灰坑内分上下两层放置石铲，有些甚至是三层，石铲围城圆圈状，这样的处置方式，显然是当时的人有意识放置的，如果说是石铲加工场地，当时的人为什么要挖那么大而且深的土坑来掩埋排列有序的石铲呢？这是令人费解的。
　　
　　据以上五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排除石铲遗址是加工场的可能性，其社会作用应当与某种原始祭祀活动有关。那么它的祭祀对象是什么？与什么有关联？是需要探讨的地方。
　　
　　二、大石铲与稻作农业
　　
　　从大石刬的外形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带有刃部，另外一种没有刃部的或刃部厚钝。有刃部的石铲，长，大，扁，薄，呈弧刃，是农业生产的的。没有刃部或刃部厚钝的石铲，石刬的形制、大小、厚薄、轻重、硬度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小者仅长数厘米，重数两；大者长70厘米，重达十几千克，有不少的石铲扁薄易折，质地脆，刃缘厚钝，甚至有些为平刃，有的石铲是用玉石雕凿而成的。显然这种类型的石铲在生产中无实用价值，不可能用于农业生产，应该是作为祭祀的神器。因此，作为以农业工具出现的大石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经历了从实用工具向祭祀礼器的演变。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农业已经成为经济中重要支柱产业，农业是否丰产增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计，因此，农业祭祀仪式出现。而石铲本来是一种农业生产工具，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其作用巨大，受到人们的崇敬而把它神秘化，农业祭祀时直接摆设这类生产工具，用来祈年、拜日、报天，向大地祈求更大丰收。但到后来，祭祀用的石铲从生产用的石铲中分化出来，为取悦被祭祀的神灵，制作得越来越精致美观。越往后越追求形式美，以致脱离生产实际，造出一些完全不能实用的象征物来。那些用板岩、页岩，或用玉制作的石铲，形体特别巨大或特别短小，棱角特别分明，打磨特别光洁的石铲，显然不是实用工具，而是纯粹的祭祀用品。因此，这种石铲还有一个从生产实用器演变成农业祭礼的神器的转化过程。而且这两种石铲有很长时间是同时存在的。有时用实用石铲来祭祀，有时则用专门制作的石铲来祭祀。
　　
　　在《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中说：“石刬的形制、大小、厚薄、轻重、硬度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小者仅数厘米，重数两；大者长达七十余厘米，重几十斤，有不少的石铲扁薄易断，质地脆，刃缘厚钝，甚至有不少为平刃。显然在生产中无实用价值。”〔9〕分析比较中肯。一般说，石刬的最早功能应当是实用的劳动工具，经过长期使用后演变为祭祀神器，其形状也随着人们的意念而产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劳动功能演变为纯祭器，失去了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劳动工具的质变，在我国考古发现中极为普遍。石铲可能是由新石器时代流行于两广地区的有肩石斧演化而来（图一，1-4）。有肩石斧柄部大，利于安木柄，器身较短且厚不易折断，刃部锋利，便于砍伐，而石铲则反之，从图上我们可以发现，石铲柄短、肩宽、身长、身薄，无实用价值。但两者形制相似当有传承的关系。大石刬的造型是在双肩石器的造型上进行改造，因此遗留了双肩石器的外在特征与功能，即作为农业工具使用。由于水稻种植的出现，大石铲也不断的演变，更适宜于稻作农业生产。
　　
　　图一　1.石斧（钦州） 2、3.石斧（平果）  4—10.石铲（隆安）
　　
　　受到原始宗教活动的影响，部分大石铲开始被用于祭祀活动。特别是大型石刬的出现，石铲已经脱离了最初的实用价值，转化为祭祀礼器。作为祭祀使用的石铲不但形象精美，而且形体巨大，有些重达10公斤。隆安大龙潭遗址出土的一件袖衫型大石铲长66.7厘米，宽27.2厘米，厚1.9厘米；大龙潭遗址出土的另一件石铲，长72.1厘米，宽35厘米，厚1.5厘米。大新县榄圩乡康合村出土的一件锯齿袖束腰型大石铲，长75厘米，宽25厘米，厚2.4厘米。从一些石铲残片来看，肯定还会有比此更巨大的。有的石铲则特别小巧，小得只有1个大拇指头那么大，仅具模型而已，可谓袖珍型石铲。这些极大，极小的石铲，初始功能已经退化，不能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到后期，大石铲已广泛应用于祭祀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可以推断：人们最早是用有肩石斧来作祭器的，在长期的祭祀中，人们的思维不断发展，所用的祭器也发生变化。如恩格斯说：“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10〕而石铲时代人们思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农业部族，人们对天降雨的自然现象深感神秘难测，因而总想向天地神灵表示虔诚媚敬之心，祈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因此，在石刬的周围是原始先民进行祭天求雨活动的大型祭祀场所，而不是石器加工场。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种植已经开始出现。目前，在广西发现栽培稻最早的遗址是资源县晓锦遗址。1997-2002年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合计揭露面积740平方米。在晓锦遗址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炭化稻米的发现。在晓锦遗址第一期文化中，通过对文化堆积所取土样的孢粉测定，孢粉中含有禾本科成分，当时人类极有可能开始了通过种植水稻来补充食物来源。第二期发现较多的细长粒炭化稻米，表明当时已开始农业耕作并掌握种植水稻的方法，其生产粮食比较富足且略有剩余。第三期出土炭化稻米颗粒饱满，表明当时人类不但懂得种植水稻，而且懂得育种。晓锦遗址发现的炭化稻米有3万多粒在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尚属首次，也是到目前为止两广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标本，其年代距今5000多年；不但年代早，而且数量大，海拔高达580米，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传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西农科院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梁耀懋、陈成斌、陆岗、黎坤爱等人对资源县晓锦遗址出土的似稻米碳化物进行了现场勘察，并对不同探方和地层的出土似稻米碳化物进行了形态学分析研究，初步认为晓锦遗址出土的似稻米碳化物可确认为亚洲栽培稻。其中絶大部分是无颖殻的米粒，只有少数几粒是带殻的“谷”粒；认为出土碳化稻米基本属粳稻类型。从出土的米粒形状较现代粳稻米，尤其是较广西及华南地方粳稻米为小的情况来看，这些稻米应尚处于栽培稻进化较早阶段〔11〕。
　　
　　广西是我国稻种资源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尚存在丰富的普通野生稻资源，因此是研究稻种起源演化及分类的重要地区。从遗传学的证据看，广西也具有从野生稻向栽培稻发展的自然条件。我国现代野生稻分为三个品种：普通野生稻、疣粒野生稻、药用野生稻。栽培稻来源于野生稻，但不是所有野生稻都是栽培稻的近缘祖先，一般认为只有普通野生稻才是栽培稻的近缘祖先。也就是说，栽培稻可能只是由普通野生稻驯化演变而来。广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南部，属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为17－22℃，是全国年平均气温较高地区之一，热量资源十分丰富，对水稻生长十分有利。广西还是全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年降雨量在1250－1750毫米之间，约为全国年均降雨量的1倍。这些都是野生稻生长繁殖的重要条件。1926－1933年，我国农业史专家丁颖教授在西江流域发现广泛分布的野生稻。1978年至1980年，广西农业科学院组织了188个单位协作，对广西86个县（市）进行野生稻资源普查，结果发现42个县（市）有野生稻分布。野生稻转化为栽培稻，期间应该有一个种植旱稻的过程，而旱稻种植产量低，满足不了人们的食物需求。经过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人们在不断培育的过程中发现，水稻种植的产量比旱稻高。而稻作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工具，具有实用性的大石铲大量出现，与水稻的种植有很大的关系。与大石铲同时出现的还有其它石制农业生产工具，如锛、斧、刀、镰、锄、梨、杵等。出土如此多且种类齐全工具，表明当时农业活动比较频繁，并根据不同的耕作需要，采用不同的生产工具。农业工具出现分工，表明当时先民已经掌握各种农业工具的特性。同时，水稻种植要求的条件也相对于旱稻种植也苛刻些，特别是对水量的需求。在早期的水稻种植时期，人们还依赖靠天下雨的来维持水稻的生长。因此，雨水是至关重要的，而当时人们对天雨感到很神秘，认为下雨与否皆取决于天神，对天神特别敬畏，如遇天旱，必定举行祭天求雨活动，祈求天神及时下雨，保佑庄稼能及时下种和获得丰收。从许多形状硕大厚重的大石刬的形状、大小、物理特性分析，它似乎并不适合进行农业耕作，而是作为祭祀的礼器出现。其祭祀仪式也从原来的简单演变为复杂，从小型的祭祀演变为大型的祭祀。
　　
　　注释：
　　〔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9期。
　　〔2〕武鸣县发现石铲出土地点2处：其一，1985年10月在武鸣县马头乡政府东部约1公里的安等秧岭东约30米发现石铲2件；其二1981年4月在武鸣县太平乡葛阳大队葛阳村棠室岭发现，共有石铲22件，据县文物管理所的黄民贤同志介绍，石铲出土时围成圆圈状，刃部一律朝上，柄部朝下，圈内有炭灰。崇左遗址见何乃汉：《崇左吞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广西文物》1985年创刊号。
　　〔3〕同注〔1〕。
　　〔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1期。
　　〔5〕广西文物工作队档存资料。
　　〔6〕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档存资料。
　　〔7〕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1期。
　　〔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1期。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1期。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465。
　　〔11〕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资源县文物管理所：《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广西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覃芳，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