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农业起源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在对桂林大量史前人类遗址考古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对一些涉及桂林农业起源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桂林史前人类从采集渔猎到农业耕作经济形态的转变，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有意识的积累过程。
　　
　　【关键词】桂林　农业起源　史前人类遗址　园圃农业　稻作农业
　　
　　Abstract：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s on analy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bout the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in Guilin, the thesis probes into questions on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in Guilin and draw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turn of economic form from prehistoric gathering, fishing and hunting to cultivation was not occasionally but a process of long-term conscious accumulation. 
　　
　　Key words:Guilin　origin of agriculture　prehistoric human sites　gardening　rice cultivation
　　
　　一直以来，农业的起源都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中西方学术界均对此问题展开过深入的研究探讨。在农业起源问题上有过突出贡献的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1〕。此观点一出，不断有学者表示支持认可，农业起源无疑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对于本国农业起源，尤其是岭南地区的农业起源的研究，大多是把稻作起源作为研究问题的重中之重。一般而言，农业是在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基础上孕育的，而稻作农业只是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时候而产生出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稻作研究问题的过于集中，相反会使人忽视农业起源所涵盖的真正范围。关于岭南地区农业的起源，陈淳曾指出“岭南地区大量的园艺作物，如水果、蔬菜、坚果、茶叶、根茎作物和调味品种类是本地特有的，探索这些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的驯化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应被看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业起源的研究中，瞭解人类对物种本身遗传特征的操纵和对这些物种生产环境的改造都不可偏废，并应当从人类生存对野生物种和栽培物种之间依赖程度的消长和变化，来追溯史前经济形态的转变过程。”〔2〕可见，农业起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因此不应仅是针对稻作本身展开研究，而应根据农业起源发生的理论机制对其经济形态的转变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如前农业（采集、狩猎、渔业）社会的农业萌芽形态及其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原理、前农业经济（文化）与农业经济（文化）的关系、农业发展的历程、植物攫取怎样转向植物驯化以至植物栽培等问题展开探讨，这些问题恰是农业起源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所在。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将尽量着眼于以上问题，对桂林农业起源的相关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桂林丰富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
　　
　　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众多的石灰溶洞和地面、地下河流、池沼、以及各种各样的水生、陆生动植物资源。因此，史前便有人类在这里劳作生息、繁衍，也留下了大量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
　　
　　（一）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桂林处于从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目前所知的有庙岩、大岩、轿子岩和释迦岩等4处，其中庙岩与大岩遗址最具代表性。 
　　
　　庙岩遗址〔3〕，位于桂林市南郊雁山镇东北李家塘村东500米的孤峰南麓。该遗址除发现人体骨骼外，还出土众多的打制石器和大量兽骨、兽牙、螺、蚌等。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14C年代测定，为距今1.2万—2万年。处在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演化的过渡时期。
　　
　　大岩遗址〔4〕，位于桂林临桂县临桂镇二塘行政村小太平自然村东南约500米的下岩门山北麓。由A、B两洞组成。通过考古发掘，出土了完整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史前人类生活用具数百件，以及大量的螺殻及破碎的动物骨骼。该遗址文化堆积延续时间较长，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文化遗物的变化，自上而下分为6个时期：第一期出土单面打制的砾石石器为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同类器物的典型特征，大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未出现磨制石器和陶器，但磨制骨器和经火烧制的陶制品的出现，说明其应属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即中石器时代；第三期出现了制作粗糙不施纹饰的圜底陶容器和制作较精的磨制骨器，应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第四期石器仍以砾石打制石器为主，只见少量的磨制石斧、石锛；第五期陶器种类增加，制作精良，花纹繁复，出现琢磨石器和骨制鱼镖，应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第六期出土有穿孔石器和磨制石棒，应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因此大岩遗址的年代跨度大，其上限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可到新石器晚期，其主要文化堆积属新石器时代。
　　
　　（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桂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明显增多，桂林附近孤立石山的溶洞，凡处相对高度在5—20米之间，向阳、比较干爽的地方，几乎都被史前人类居住过。目前所知的人类遗址大概有30多处，其中以甑皮岩遗址为代表。
　　
　　甑皮岩遗址〔5〕，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甑皮岩属脚洞型洞穴，洞口朝向西南，背风向阳。洞室由主洞、矮洞及水洞3部分组成。洞口高8米，宽13米，洞内总面积约200平方米。高出附近地面约5米，洞前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并有大量池塘，洞左侧有一地下溶洞。历次发掘，发现墓葬、灰坑、火塘等多处遗迹，出土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及大量动物遗骸。陶器残片数量很大，有红陶和灰陶两类，以红陶为多，质地多位砂质陶，少见泥制陶，制作手法都是手制，原始性强，底层的陶器是素面粗砂陶器，是目前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陶器之一，可辨器形有罐、釜、钵、瓮，以罐类最多，有少数三足器，有絶迹和灭种的亚洲象、秀丽漓江鹿。出土人骨30多具，以屈肢蹲葬为主。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碳素测年，数据结果进行了13C校对，将甑皮岩遗址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五期：第一期距今12500—11400年间，第二、三、四期大致处于距今11000—10300年，第五期距今8800—7600年。其中第二至第四期被称为“甑皮岩文化”，是桂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
　　
　　此外，在朝桂岩、大岩口、太平岩、丹桂岩等同一时期的遗址中均发现了螺殻、蚌殻、兽骨等堆积物，以及砾石石片及其它打制石器，部分遗址还有陶器出土。
　　
　　除了洞穴遗址外，桂林还发现不少山坡台地遗址，如尧山遗址、象鼻山遗址、兴安的大浪遗址和灵山庙遗址、资源的晓锦遗址等。其中以晓锦遗址最具代表性。
　　
　　晓锦遗址〔6〕，位于桂林市资源县延东乡晓锦村后龙山山坡的一级阶地边缘的土丘上。共出土石器、陶片、炭化稻米和果核等各类珍贵文物2000余件，幷发现居住遗迹、柱洞、灰坑、土台、堆烧窑址和墓葬，还有临时窝棚和依山势而建的干栏式住房遗址。石器多为磨制石器，种类有斧、锛、钺、凿、刀、矛、镞、网坠、镯、环、钻、锯、砺石等。陶器器类主要有罐、釜、钵、碗、盘等容器和炊煮、饮食器，还有器座、支脚、纺轮。尤其是出土的30000多粒炭化稻米，经广西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鉴定，是较原始的栽培粳稻，其中也有籼稻、还有一种小粒型粳稻。根据该遗址底层和出土遗物的关系，可以把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第一、二期文化遗存是该遗址文化堆积的重要部分。此二期文化与邻近地区的原始文化相比，除了极个别器物受洞庭湖地区原始文化影响外，大部分是一种土著文化，其文化整体面貌均有别于洞庭湖地区原始文化以及广西目前所发现的其他原始文化类型，属于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因此根据考古学命名原则，把晓锦遗址第一、二期依存为代表的集中分布在资江上游一带的山坡、台地上的这一类依存命名为“晓锦文化”。 该遗址经14C测定，年代距今5000—4500年代，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
　　
　　二、桂林农业起源问题分析
　　
　　通过上述桂林史前人类遗址的概况，我们不难看出，时间跨度长是这些遗址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是一种相互叠加，互为补充延续的关系。笔者将在这些考古遗址发掘资料的基础上，藉助农业起源动力机制对桂林史前从采集渔猎经济形态向原始农业经济形态转变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1.桂林农业的起源与生态环境有较大关系
　　
　　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较强的制约能力。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我们不能把环境的改变看作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以免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但在史前时期，人类生产力低下，活动受生态和资源的波动影响较大，并对群体规模、栖居方式及文化发展水平有重大制约〔7〕。可见，生态环境还是影响史前人类生活方式的首要因素。
　　
　　关于农业起源，陈淳曾介绍过“人口压力模式”、“最佳觅食模式”等一系列的农业起源的动力模式，他指出，农业经济在产生早期是比采集狩猎更为艰辛的一种生存方式，只要人口保持在适当水平，采集狩猎经济可以提供比农业更为丰富可口的食物来源，人类是不会想到舍易求难，致力于原始农业农业的开发的。因此“农业起源并非是一种人类乐意尝试和衷心向往的发展，而完全是在一种外力促使下迫不得已的转变。农业经济只是在经过长期发展而成熟之后，通过改造动植物遗传特征，并应用先进技术创造一种人工生态之后，才能为能用最少人力支出而获得最大收获的觅食方式。〔8〕桂林史前气候温暖湿润，生物资源丰富，这也培育了史前桂林人类的“广谱开发”的采集狩猎文化，从前面桂林的史前人类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可证明这一点。
　　
　　处于中石器时代的大岩遗址第二期的人类延续了之前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狩猎的经济形态。但遗址还发现了螺、蚌等水生物的遗存，表明这时人类不再局限于陆上食物的获取，已经开始采集贝类为食物。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与新石器时代相比要恶劣得多。人类在恶劣的生态环境面前，只能被动地生活，因此不可能产生原始农业的萌芽。
　　
　　在大理冰期之后，全球气温普遍上升，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历史气候学的研究表明：自1.5万年前，全球气温开始上升；距今1.2—1万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开始好转；9000年以来，我国气候明显转暖，年平均气候比现代高2℃—3℃。〔9〕这段时期正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此时桂林所处的岭南全境均处在热带气候，十分有利于各种水、陆生生物的生长。从庙岩遗址、大岩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甑皮岩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及其它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可以看出，人类的经济活动仍然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贝类的采集成为主要食物来源。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至新石器中期，岭南各地气候变化不大，仍是持续稳定的高温。这一时期桂林的人类文化遗迹主要以甑皮岩遗址第二至四期文化遗存、大岩遗址第五期为代表，同时也出现了大岩口、青龙山、唐僧山等大量洞穴遗址。从出土遗存来看，当时的人类依旧延续之前的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根据最佳觅食模式，在史前桂林这样一个全年无冬，雨量丰沛，动植物十分丰富的地区，人们随时都可以采集到自己所需要的食物，根本没有必要去发展原始农业，尤其是稻作农业的必要。过去曾认为农业发生的主要证据的桂林甑皮岩遗址已有家猪饲养，但也为最新的研究证实为野猪。〔10〕此外这些出土的文化遗存中，也没有一件可被确切认定为农业工具的（以下将进行详细论述）。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有原始农业存在。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气候开始发生变化。距今5500以后，进入了大暖期中的新的波动期。这一波动期的分界点是距今5000年左右。此时，气候适宜程度达到高峰并开始走下坡路，出现了普遍的降温。〔11〕通过对桂林灌阳响水岩的石笋测定，其年龄距今6400—5000年，反映区域气候为暖湿气候。而在距今6000—3000年期间，资源区域的气候从湿热转为乾热，气候更替较为明显。〔12〕这一时期，桂林的气候与现代已相差不大，冬季食物的短缺对当时人类的生存构成一定的威胁，人类需要在采集渔猎这一类经济形态外发展其它的经济形态以适应其生存。这一时期桂林的文化遗址，又可分为新石器晚期的前期与后期两个阶段。前期是以尧山遗址、大浪遗址、灵山庙遗址、晓锦第二期等遗存为代表。在这些遗址中，不仅螺殻、兽骨等采集渔猎的遗存明显减少，而且人类的活动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已从过去完全依赖自然环境获取食物的居住地——洞穴，扩展到山脚、山坡或是台地上。结合这两个变化，笔者推断这一时期，极有可能已出现了原始农业。当然，这种农业不一定就是稻作农业，也可能是驯化野生块茎类植物的园圃农业，幷且这些驯化后的作物产品已经开始逐渐代替原来的采集渔猎的捕获物。一般而言，农业是在狩猎和采集的基础上孕育的，所以农业起源最初可能就是在山地、丘陵地区。对于当时的人类来说，他们在长期广泛采集野生果实时，注意到某些被抛弃的块根、地下茎、地上茎等器官具有生长出新的植株的能力；另一些植物则可以用茎、嫩枝来繁殖。于是，人们就在这些植物中选择一些进行照料（如采集时有意识地留下一部分株枝使之再生）或栽培（将它们移植到更靠近住处或更安全的地方）〔13〕。对当时的人类来说，驯化这些野生果实不需要像谷物作物那样耕种、加工工序繁琐，而且收获、食用非常方便。通过栽培、驯化这些块根块茎类植物，人们逐渐熟悉了植物的栽培性能，生态要求和农时节律，从而掀开了原始农业（园圃农业）的篇章。但在这一时期桂林的文化遗址中，却没能发现直接的农业工具，或是直接的农业产物遗存表明这里曾出现过原始农业（园圃农业）。因此，这个推断只能暂时搁浅。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期阶段，则主要是以晓锦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为代表。在这一期的遗存中，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稻米遗存，这成为了证明桂林已经出现农业，尤其是稻作农业最直接的证据。这应该也是在桂林的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发生短缺后，人类为了适应其生存需要而能动地选择的一种经济形态，同时这种稻作农业极有可能是在原来出现的园圃农业基础上出现的更高级的农业阶段。
　　
　　2.出土石制生产工具、陶器与农业的关系
　　
　　一些学者会把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陶器等遗存与农业起源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遗存在当时均已用于农业生产。笔者认为，石制生产工具与陶器只是原始农业出现的必要条件，并非必然结果。这种观点倒因为果，由于没有或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仅仅只是依靠推理判断得出的结论往往会显得很牵强。至少这种观点对于桂林的农业起源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对于从石器来判定农业起源的观点，很早就有学者表示过质疑。生产工具是判断经济类型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它也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在人类文化发展初期，一方面，很难从生产工具的形式判定其功用；另一方面，工具很少具有专门化分类，也就是说一种形式的工具可能具有很多方面的功用。……不结合其它方面的材料，不对石器采取更深入的研究手段，单纯从石器的形式、或完全由人所定出得名称来判定农业发生与发展的情况，其根据往往是很薄弱的，有时还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断〔14〕。在桂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现了很多的石斧、石锛、石磨盘、石杵等生产工具。但这些石器以中小型石器为主，少见大型石器，因此很难证明这些石器是用于农业生产。此外，有些学者认为石磨盘、石杵等石器是用于加工谷物的，这种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些石器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被发现在采集经济中普遍存在，它们广泛用来加工野生食物资源，如山芋或薯类等块根块茎类等野生作物。从甑皮岩出土的一些石器的刃部确实发现了附着芋类淀粉颗粒，就是对这些石制生产工具用途的一个很好证明。虽然这些工具也可能被用于加工已经驯化的块根块茎类作物，但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当时桂林已经出现园圃农业，因此对于此结论，笔者也持一种保留态度。
　　
　　陶器是史前人类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在大岩遗址中发现了两件烧制的泥制陶土块，表明桂林已出现了烧制陶器的萌芽。其后在甑皮岩遗址中出现了用于烹饪的原始陶容器。之后在桂林的文化遗址中，陶器的数量明显增加，制作技艺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学者根据上古文献中关于“神农耕而作陶”的记载，就认为这些陶器，尤其是陶容器的出现是为了煮食谷物，从而认为已经开始出现农业。其实不然。从新石器时代桂林多个文化遗址的出土遗存可以看出，当时的人类主要以采集螺蛳、蚌殻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这些食物外殻坚硬，不可能像鱼类和陆生动物，或是块根块茎类作物那样直接放在火上烧烤就可以食用，而是需要用一种容器来煮食。因此，桂林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这些陶器应与农业无关，而是与煨煮螺蛳、蚌殻等食物有关。当然，在新石器后期的晓锦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罐、釜、钵、碗、盘等容器和炊煮、饮食器，因为已经可以证明此时期已有稻作农业出现，这些陶器应该就是用于煮食谷物的器具。
　　
　　3.桂林稻作农业的出现是受到长江中下游稻作文化的影响
　　
　　桂林晓锦遗址第二期炭化稻米的发现，在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尚属首次。在岭南地区来说，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标本。经过专家科学鉴定，这批炭化稻米属于较原始的栽培粳稻。晓锦遗址附近均为山丘坡地，植被茂密，食物来源丰富。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优越的条件下，晓锦遗址似乎缺少种植稻谷的动力条件。另一方面，晓锦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为粳稻类型，而珠江流域地区的野生稻均为籼稻型，野生籼稻无法培育出粳稻品种。因此晓锦遗址出现稻作农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受到长江中下游农业经济的影响。理由大致基于以下两点：首先，在晓锦遗址第二期时，气候与先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冬季食物的短缺使人们开始感受到生存的压力。于是人们开始迅速改变之前的采集渔猎的生活模式，接受了稻作这种虽然效率低下，但更有保障的获取食物的方式，从而能够储存足够的食物以度过寒冷的冬季。其次，这段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已经进入了到高度发达的阶段，先进的农业生产使其社会早已超越了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远远超过了岭南地区，并对后者施加了强大的影响。稻作农业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化业沿着湘江、资江等长江支流而下，传播到桂林的晓锦等地，促使了这些地区稻作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因此，桂林稻作农业的出现并非是一种自发行为，而是一种外来稻作文化传播的结果。
　　
　　三、结　语
　　
　　从以上对桂林农业起源相关问题的论述分析可以看出，桂林史前人类从采集渔猎到农业耕作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有意识地积累过程。笔者对桂林农业起源相关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桂林大量史前人类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上的。但是考古发掘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出土遗存得以保存也是偶然性的，而且这些遗存与农业起源之间也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现在已经证实的农业发生最早的遗址不见得就一定是最初农业真正的起源地。关于桂林农业起源的问题会随着后续的考古发掘，更多考古证据的出现而变得愈加明朗。因此，桂林的农业起源是一个值得我们不断关注的重要问题。
　　
　　注释：
　　〔1〕 陈文华：《农业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页13。
　　〔2〕陈淳：《岭南史前研究的思考》，张镇洪主编《岭南考古论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页37—49。
　　〔3〕 谌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傅宪国等：《桂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轮廓出现》，《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第1版。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工作队、资源县文物管理所：《晓锦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3期。
　　〔7〕 陈淳：《考古学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35。
　　〔8〕 陈淳：《最佳觅食模式与农业起源研究》，《农业考古》1994年3期。
　　〔9〕马新、齐涛：《中国远古社会史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页62—81，页93。
　　〔10〕同注〔5〕。
　　〔11〕同注〔9〕。
　　〔12〕 林强：《广西史前生态环境》，载《广西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13〕 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1989年2期。
　　〔14〕 黄其煦：《农业起源的研究与环境考古学》，《农业考古》1987年2期。

　　（唐春松，桂林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