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我国北回归线附近地区得益于东南和西南季风莅临,成为一个暖湿稻作区,其中珠江流域又是稻作文化摇篮,对人类稻作文明作出巨大贡献。这在近年考古发掘,历史文化记载,壮侗语族地区中得到充分反映和有力证明。
【关键词】稻作 珠江流域 起源 考古发掘 文献记载
Abstract: Thanks to the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monsoon, the areas around the tropic of cancer in China become the rice planting area where with warm and wet climate. As a cradle of rice planting culture, the Pearl River Delta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ivilization of rice planting. All these have been proved from the recent-year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historical documents as well as examples of the Zhuang and the Dong minorities.
Key words:rice planting the Pearl River Delta origi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historical document
按照我国新石器文化谱系,珠江流域属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其中种稻是农业文明最重要的一把标尺。珠江流域是我国有数的稻作文化摇篮之一,后来又发展为我国水稻主要产区,稻米成为当地居民的主粮。故探讨稻作文化的历史渊源,不但有文化、考古等方面的科学意义,而且对改善稻作生产、发展地方经济,也有重要实践价值。
一、稻作在珠江流域形成地理背景
气候是影响稻作生产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珠江流域位处热带、亚热带,多年平均气温在14~22℃之间,年际变化不大,极利于喜温作物生长。两广地区日均温≥10℃年积温在6000℃以上,水稻一年可以三熟,故从热量而言,珠江流域可满足水稻生长要求。
丰沛的降水是水稻生长另一个必要条件。珠江流域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为1470mm,分布相当集中,流域东北部3-6月降水量占全年的55—60%;中部及东南部5—8月降水量占全年的60—70%;西部地区6—9月降水量占全年65—70%。这个降水分配格局与水稻生长季节基本协调,故可普遍生长于全流域。
珠江流域光照充足,多年平均日照为1282—2243小时。年内日照分配最多是7、8月,一般每月180小时左右,最少为2、3月,每月100小时左右。日照时间基本可满足水稻一年两造需要,某些山区日照时间短,一年仅种一造。不管那种日照情况,都可满足水稻生长最低要求,使稻作生产成为可能。
珠江流域发育了红壤,砖红壤、砖红壤性红壤和黄壤,肥力较高,经人类开垦、耕作熟化,形成大面积水稻土,广布于河谷平原和三角洲平原,是稻作文明的基础。
在这些自然要素及其良好组合基础上,珠江流域成为我国稻作文化最早一个摇篮。
二、考古发掘显示珠江流域为我国稻作文化最早发源地
近年考古发掘,不断披露珠江流域不少地区,不但有石铲、镢、长身石锛等原始农业工具,而且在多个地点发现栽培稻殻化石或遗存,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栽培稻已经出现。这包括了马坝石峡文化遗址中人工培育的炭化稻谷,有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距今5000—3500年。属石峡文化类型而在墓葬中出土栽培稻还有马坝泥岭、曲江乌石镇床板岭、翁源县坝仔区下角垄、龙川县紫市乡坪头岭,以及翁源南埔沙坪、童子营、始兴县顿岗、田心遗址,马市大背岭、英德县穿岩、仁化县长江镇覆船岭、清远三坑烂肤窑、南雄界址镇上坑、连平元善镇黄潭寺遗址下层、揭阳埔田镇宝山岽、封开杏花镇罗沙岗、铺门和禄美林等,都已发现或应有栽培稻存在。〔1〕
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1999年在英德狮石山牛栏洞发现距今1.2—0.8万年非籼非粳的水稻植硅体;2012年经再次发掘,牛栏洞遗址文化堆积测定最老年代距今2.3万年,进一步证明瞭水稻扇型植硅体的存在,基本可确定为稻作起源初阶段,〔2〕也是珠江流域稻作文化最早源地。牛栏洞遗址还有大量人类活动遗存,为这一遗址作为稻作文化最早一个发祥地提供有力证据。当然,基于多种原因,这一遗址最终确定为珠江文明摇篮还需假以时间,相信经进一步发掘,前景当可预期。
此外,在珠江流域云南元谋大墩子、滇池官渡,晋宁石寨、剑州海门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三千年前的栽培稻化石,都反映了珠江流域是我国栽培稻出现时间最早、分布地区最广泛的一个地区,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关于珠江流域稻作起源文献记録
珠江流域具有满足水稻生长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宽广的河谷、三角洲平原以及大量坡地,成为野生水稻主要发源地。著名水稻专家丁颖在《中国水稻栽培学》一书中指出,岭南应是我国稻作起源的中心地带。另有学者认为云南植物种类多达1.5万种,占全国植物种类1/2,云南稻种约有3000多个,应是我国稻作变异的中心,我国稻作起源于云南的可能性很大。战国作品《山海经·海内经》云:“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殖)。”按西南黑水的地望有多种解释,但珠江流域应属其列。对“都广之野”,著名民族学者徐松石指出:“岭南广字地名最初广见于山海经西南都广之野。后来汉朝在今桂省(广西)立广郁县和广信县,这就是三国时广州立名的根据。广字的土音原义,只是黄色罢了。”〔3〕这进一步明确,岭南是野生稻和栽培稻分布区之一。
古代生长在西江和红河流域等地的骆越人,以垦食骆田为生。这种田亩靠潮水灌溉,种植的应是水稻。郦道元《水经注·叶榆河》说:“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即为栽培稻起源记载。“骆田”在一些古籍里又称“鸟田”。在南方各地流传“田鸟助耕”传说,即春天到了,万象更新,从北方来的鸿雁趁开耕之际,啄食田里的野草、小虫之类,起到净化土壤、有助耕耘播种作用。而在另一些古籍里,又有“象耕鸟耘”记载。东汉王充《论衡》说:“苍梧(西江一带)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所谓象耕实乃沼泽地经过野象踩踏,泥泞一片,好像经过耕耘的水田,适于播种稻谷,小鸟也来帮助食虫。此外,广州又称羊城、五羊城、穗城、仙城,都来源于五羊街谷下楚庭的美丽神话。按楚国是我国稻作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五羊象征楚人五个支系,他们降临楚庭,意味着将稻作文化传到广州。
这些不同记载,虽然有些带神话色彩,但总有它们的现实根源,故也可验证珠江流域稻作文化的起源。
四、地名反映珠江流域稻作文化起源
地名比文字出现时间要早,故地名命名习惯、内涵包含丰富文化信息。珠江流域为百越人居地,种稻是他们一个重要文化特质。百越人使用齐头式,即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倒装式词法或语法结构,属壮侗语族各语支。透过地名,也同样反映珠江流域稻作文化起源。
图腾地名所反映稻作文化。古代岭南越族尚鬼,迷信风气盛行,形成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图腾文化,主要以鸟、鸡、牛、狗、龙、蛇、鳄等为崇拜对象,作为本族保护神或标记,并以之命名自己居地或活动地区的山川风物。这类地名不乏稻作文化内涵。
渔猎时代,鸟类既是越族人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他们生产的助手,上述我国南方普遍流传着所谓“田鸟助耕,”“雒田”和“鸟田”等故事;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简上所镌船纹,舵上立一鸟,说明古越人对鸟类的某种崇拜。岭南鸟类很多,被崇拜的主要有鹤、鸡等。以它们命名居地,也暗示着农耕文化或稻作文化在这些地区开始。
鹤被视为吉祥长寿之鸟,作为地名很多,形成鹤地名。例如广州有白鹤洞、鹤边、鹤林、鹤呜,顺德有冲鹤,中山有古鹤咀,花县有鸣鹤,番禺有鹤洲、鹤溪、鹤庄,新会有鹤庄(即小鸟天堂)、鹤湾,斗门有鹤咀、鹤兜山、鹤洲山,深圳有白鹤园、鹤村,电白有鹤山,茂名有白鹤坡,高州有鹤山、鹤山坡,廉江有鹤岭、鹤塘、鹤山,遂溪有鹤山,信宜有鹤地,安定有白鹤村,高要有朗鹤、鹤咀、怀集有白鹤寨、白鹤山、惠阳有鹤埔、鹤湖、鹤山,博罗有鹤溪、鹤田、鹤岭、惠东有鹤楼,龙门有鹤湖,河源有鹤塘,紫金有鹤埔。龙川有鹤市、鹤联、鹤輋,五华有鹤圃,兴宁有鹤子塘、鹤莹,梅县有鹤坑,蕉岭有鹤湖,连平有鹤湖,丰顺有鹤坑,潮阳有鹤洋、鹤联、鹤丰、鹤星,饶平有鹤山,英德有鹤坪,乐昌有鹤仔等。鹤地名在珠江三角洲分布较多,次为高雷地区,这与它们作为古越人主要农耕区不无关系。
鸡被驯为家鸡之前也是鸟(原鸡),备受越人崇拜。《汉书·郊祀志》最早记载越人盛行鸡卜。作为古越人后裔,现在海南黎族、广西壮族等少数民族仍有此类遗风。鸡崇拜是古越族人进入农耕社会以后对鸟崇拜的继续,说明稻作文化的进步,分布地域随而广布岭南各地。在广东农耕区以鸡为地名甚多,广州有鸡心岭、鸡心岩、鸡血岩、金鸡石、鸡冠围、鸡啼岭、鸡耙岭,从化、花县都有鸡枕山,顺德有鸡洲,中山有鸡头角、鸡肠滘。东莞有鸡岭、鸡啼岗、鸡笼山,深圳有鸡公头、鸡庙、鸡魁石,珠海有鸡山、鸡抱围、鸡笼岛、鸡啼门,增城有鸡公关、金鸡石、鸡凤。台山有鸡婆头,开平有金鸡山,博罗有鸡麻地,新丰有鸡岭,清远有鸡凤、金鸡嘴,肇庆有鸡笼山,高要有金鸡,新兴有鸡田,广宁有鸡皮山,郁南有鸡林,云浮有鸡村,怀集有石鸡头和鸡村,阳春有鸡岭坡、金鸡岗、阳江有金鸡阁、鸡毛洞、鸡六咀,高州有谢鸡、鸡岭、鸡冠项、鸡母塘,廉江有鸡峰、鸡笼塘,信宜有白鸡、吴川有鸡呜鼓,电白有鸡打、放鸡岛,海康有鸡弄田、鸡村,徐闻有金鸡,文昌有鸡室巷、竹鸡村、鸡母园,安定有金鸡岭,琼海有金鸡,乐东有山鸡田,惠州有金鸡,紫金有鸡公嶂,兴宁有鸡鸣山、鸡公桥、鸡子,梅县有锦鸡、鸡卵渊,连平有鸡公寨、金鸡啼石;陆丰有鸡坑、鸡栖、鸡爪,潮阳有鸡翁寨,饶平有鸡笼山、鸡箪礁,英德有金鸡山,乐昌有金鸡岭,翁源有金鸡岭等。虽然鸡地名分布格局与鹤地名基本一致,但从时代晚于前者这一点来看,又反映了与稻作文化有关的鸡饲养业的发展〔4〕。
当然,从水稻对土地类型要求而言,应是“鸡田”、“鹤园”这类以田为中心地名最能反映与稻作文化关系,但地名文化内涵是不断扩大的,可从最初对田地名命扩大到对山川、聚落地理实体命名。例如下述“那”字地名,原意指水田,后来很多镇聚落地名都冠“那”字了,上述图腾地名也有同样的情况。
壮语“那”字地名所反映水田稻作文化。稻是种植在田地上的,在壮侗语族各语支和方言中,都以“那”字地名表示水田或田地。据研究,那字地名90%以上集中在北纬21°—24°〔5〕,大多数又在河谷平原。除广西以外,另一部分那字地名分布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缅甸、老挝、泰国北部等地区。这个地带积温、雨量、日照、土壤等都适于稻生长。古代农耕越族迁移频繁,栽培稻从这个起源地带中心向四周传布。广西是那字地名最大集聚区,难以一一历数。至于广东那字地名,主要集中在粤西和琼雷地区,其他地区较少,粤东则很个别。据统计,海南岛有l54个,其中崖县12个,白沙8个,东方6个,琼中4个,儋县18个,文昌1个,琼山7个,澄迈10个,临高1个。徐闻有那加,海康有那稳,吴川有那罗,化州有那楼,电白有那花,阳江有那峒,阳春有那阳;恩平有那吉,开平有那波,台山有那扶,番禺有那都,清远有那落村,高要有那落圩,新兴有那康,大埔有那口等。广东那字地名,大扺北起珠江三角洲,西南经雷州半岛,渡海散布于海南岛北部、西部和南部沿海,少数进入五指山区,似极受高山约束,很少能逾南路与西江之分水岭,所以罗定、云浮、郁南等县,絶少以那字为地名者。分水岭以南之山区,例如信宜县境,亦少见踪迹。但南路东部山区两侧之天然交通线却多有之,形成那字地名集群。例如吴川有那六、那亭、那界、那良丙、那津、那陵、那邹、那贵洞、那西村、那林;电白有那关岐、那緑山、那岩、那增、那霍;茂名有那田、那楼峒;高州有那慢、那峒;化州有那渡、那洲、那冰、那务、那平;阳春有那魁、那庆、那旦、那座、那扶、那柳、那扶等等,皆在鉴江和漠阳江流域水稻产区。在阳江通往恩平、开平之宽广谷地中,即有那格、那安、那寨、那塘、那岳、那庆、那东、那龙、那朗、那吉、那西、那黎、那罗、那竹等地名,基上本沿那龙河,过低矮分水岭,至潭江上游河谷分布,呈北西一南东走向,但到鹤山丘陵被阻后未见踪影,继向东折向新会,出现那取、那越、那伏等,也是水稻主要产区。这里水田开发比较早,显然与古越人稻作发展有关,可见山地对于那字地名扩展的限制非常明显。但那字地名最密集地区是在十万大山两侧,也是那字地名策源地。而广东境内,十万大山东侧80~90公里范围内,那字地名数以千计,与十万大山平行分布,如影随形至为触目,尤以防城、钦州一线为甚,此线以东数量有所减少,但从除闻、海康以北,又渐见增加,可见外来文化难以进入十万大山西麓,而东麓渐为汉文化占据,发生更替地名现象。粤西若干独流入海小河流域,平原河谷土地肥沃,土著居民早就种稻为生。其后土著被汉人同化,但地名仍作为底层文化保留下来。反观珠江三角洲冲积低地,开发较迟,大量种植水稻不过在宋代以后,土著居民已差不多被汉化,其那字地名数量不多,显然与稻作文化发生早晚有很大关系。〔6〕
五、小 结
得益于东南和西南季风莅临,我国北回归线附近地区,避免成为与同纬度其他地区一样的乾旱沙漠,而是一个暖湿稻作区,其中珠江流域又是稻作文化摇篮,对人类稻作文明作出巨大贡献。这在近年考古发掘,历史文化记载,壮侗语族地区中得到充分反映和有力证明。当然,这方面材料仍有待进一步发掘和研究,相信会有更多成果面世。
注释:
〔1〕杨式挺:《岭南文化考古论集续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256—257。
〔2〕江惠生主编:《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序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3〕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465。
〔4〕参见李锦芳:《图腾崇拜在岭南地名中的遗址》,《地名知识》1989年3期。
〔5〕游汝杰:《从语言地理学和历史语言学试论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3期。
〔6〕司徒尚纪:《岭南稻作文化起源在地名上的反映》,《中国农史》1993年12卷1期。
(司徒尚纪,中山大学地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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