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多个考古遗址的资料分析，认为要确定哪里才是中国唯一的稻作发源地是不现实的。并从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方面对我国稻作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简述。
　　
　　【关键词】栽培稻　起源　植硅体　自然环境
　　
　　Abstract： The thesis analyses materials from several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draws to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unrealistic to determine the only origin of rice planting in China. The thesis also briefly analy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ice cultiv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cultivated rice　origin　phytolith　natural environment
　　
　　自从微体古生物学研究出野生稻与栽培稻、籼稻与粳稻植硅体的形态差异后，考古界趋之若鹜，到处寻找距今年代久远幷发现栽培稻植硅体的考古遗址，把它认定为中国稻作起源的发源地。一会儿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一会儿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一会儿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一会儿又是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由此，形成了中国稻作起源“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黄淮流域说”、“华南说”等等不同的学术观点。
　　
　　 笔者拜读了这些大作后，认为要确定哪里才是中国稻作真正的发源地，是很不现实的。
　　
　　第一，考古界把遗址文化层中是否含有栽培稻植硅体作为判断稻作文明的前提，这是片面的。不是所有古人类活动都能留下完整的遗存，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破坏掉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植物硅酸体（Phytolith），简称植硅体或植硅石，就是植物身体里的“结石”。某些高等植物从地下水中吸取可溶性二氧化硅，而后沉淀于植物细胞内或细胞外部位置，由此形成的含水非晶态的二氧化硅颗粒。植物死亡、腐烂以后，植硅体就像化石一样在土壤中保存下来。并不是每一株植物都能形成植硅体，也不是每一处土壤中的植硅体都得以原封不动的保存。它细小如沙尘，水流可以把它冲走、大风可以把它吹散，在南方酸性的土壤、地下水和雨水的环境下，它也有可能被溶蚀重新成为可溶性二氧化硅。可以想象，如果数十亿年以来，所有动植物的遗骸都被保存下来，今人哪有无立足之处。
　　
　　没有发现栽培稻植硅体的考古遗址，并不能就此认定那里不存在农业。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甑皮岩遗址〔1〕，发现迄今中国最原始的陶容器，年代距今1.2万年至距今1.1万年。只是未发现稻属植物的植硅体，就被认定甑皮岩人是不种稻的，似乎有点差强人意。陶容器最早是用来盛载或炊煮细小幷且易流失的食物，如果渔猎是甑皮岩人唯一的获取食物的手段，那么食用兽类或鱼类，只需明火烧烤就行，他们还未发展到用陶制器皿来烹饪“红烧肉”或“牛扒”的那个阶段。
　　
　　第二，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人类活动遗存都已经被我们发现，中国乃至全球，未经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的地方多了去了，尚未发现并不等于不存在。仅凭两三处考古遗址所掌握的资料，在缺乏全面而充分的数据统计情况下，轻率地做出“稻作发源地”的结论，为期过早。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谁是第一”，充其量也只能说“目前发现最早”。
　　
　　第三，众所周知，现代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曲折的、反复的，期间还可能有失败，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必然经历这样的阶段：野生稻（原始种）—过渡类型稻（非籼非粳种）—栽培稻（分化为籼稻种和粳稻种）。
　　
　　从已获得的一些考古遗址资料也可以看出其演化过程：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3000—距今8000年）〔2〕，发现了多粒水稻植硅体，属于非籼非粳型，不具备明显的栽培稻特征；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下层距今20000—距今15000年、上层距今14000—距今9000年）〔3〕，各层位都发现了水稻遗存：底层（G层）只见野生稻植硅体、中层（C层）栽培稻植硅体多于野生稻、上层（B层）则基本为栽培稻植硅体；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8500—距今7000年）〔4〕，发现了有稻殻印痕的红烧土，筛选出大量碳化稻米，经鉴定属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稻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5000多年）和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7040±150年）〔5〕，都发现了水稻叶片运动细胞植硅体，两遗址的植硅体形状特征比较，分别为粳稻和籼稻；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距今5000—4000年）〔6〕，统计了有重要意义的植硅体形态类型，发现有水稻扇形植硅体、水稻哑铃形植硅体和水稻颖殻等三种类型，具有现代稻种特征……
　　
　　究竟哪一阶段才算是稻作起源呢？古人可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复杂，当初，他们只为了裹腹，才去寻找可以充饥的食物。不知是谁首先发现了野生稻可以食用，不知是谁煮出了第一碗香喷喷的米饭，不知是谁多个心眼留下谷种并拿去集中种植……这一切都无从考究，然而，从野生稻发了“质”的转变那一刻开始，便可认为我们的先人已经掌握了水稻的驯化，尽管那仅仅是农业的启萌。
　　
　　第四，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技术去衡量古人。
　　
　　稻作的流程通常是：选种—育秧—整地—浸田—插秧—施肥—灌溉—除草—除虫—干田—收割—脱粒—乾燥—储存—选种；（剩下的谷粒）去殻—食用。
　　
　　而古人的做法就简单多了，或许他们一开始并不懂得如何选种、育秧，只知道找一块湿润、松软的土地，把谷粒撒上去，等待收获。这期间，他们发现杂草和虫害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就去除草、捉虫；发现了土壤的肥沃与贫瘠是稻穗饱满度的关键，就试着施放粪便；发现了砍砸器无法用于收割，才学会了打制或磨制带有刃部的石器、骨器或蚌器等；发现了稻谷需要脱粒、去殻，才发明瞭石臼、石磨盘等；发现了装载或煮食稻米需要器皿，才运用了制陶技术……只有在实践中遇到了问题，才会有相应的农具和炊具发明。也就是说，先有稻作，后有农具。像河姆渡遗址那样，石器种类中有斧、锛、铲、刀、凿、镞等，骨器种类有耜（铲）、镞、凿、匕等，陶器有釜、钵、罐、瓮、盘等，甚至还有木桶、木盆和木碗〔7〕，说明此时此地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经相当成熟了，说成是稻作起源地，有点牵强。我们不能仅凭技术与工具的先进与否来判断是不是起源地，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开始必然是原始的，也许并不形成规模的，也有可能被另一事物修正、超越甚至推翻。
　　
　　第五，我们要研究的是“起源”而不是“起点”。“起点”只有一处，时间只有一瞬；而“起源”可以有多处，时间也略有先后。不舍细流方成江海，我国农业起源也有着广泛的基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原因，经过多少次尝试、多少次失败，最终才使得农业在我国兴起，应该说这个过程是社会性的。
　　
　　陈淳教授说得好：“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瞭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8〕
　　
　　我国目前发现早期稻谷遗存的遗址有近百处，北起黄河，南到珠江，东有江浙，西达云南。也就是说，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我国栽培稻的分布已经相当广泛。不否认，他们之间也许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流，但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只有某某地才是稻作的起源地，并由此推广到其他地方。如果那样，为什么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刀耕火种几千年直到二十世纪初，而中原的先进技术却迟迟渗透不进去呢，总不会既传播了种植技术又封锁了耕作技术吧。
　　
　　 第六，稻作起源必须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和人口压力。
　　
　　环境条件包括平坦的地形、稳定的水源、适宜禾本植物生长的温暖气候、丰富的野生稻资源。这些自然条件，华南与西南地区无疑得天独厚。人口压力则是在末次冰期后，各种各样的生物迅速增长，而作为食物链顶端的人类增殖速度更是突飞猛进，打破了原有相对平衡的自然环境系统，这一现象尤以平原地区为甚。人类社会必然需要开拓新的食物来源，建立新的生存模式来适应新的环境，从而，促进初级农业的产生。
　　
　　有人认为华南地区食物来源丰富，人们可以在任何季节，通过采集、狩猎或捕捞便可得到充足的食物，不需要发展农业来提供食物，由此否定了稻作技术起源于华南。
　　
　　不要以为那时的华南就是“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共享成果”的原始共产制度只是在氏族内部才会存在。即使这样，有好吃的东西、猎物身上最好的部位也要奉献给氏族首领，“各取所需”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氏族（而后为族群、部落，最后发展为国家）之间对于领地和资源的争夺，从古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在氏族内部，不守族规、敢于“犯上”、威胁到首领地位的人（尤其是成年男性），也会被赶出家门。
　　
　　那时，尚未完全脱离穴居生活的人们，“山”是他们的根本，“占山为王”，是氏族领袖最为得意的事。山下的食物来源较山里匮乏，处于下风的氏族以及流离失所的人群为了生存，必然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原本不起眼的禾本科稻谷便成为人们的填饱肚子的“口粮”。然而由于“地盘”所限，只能在属于自己占领的那块土地上有所收获。“穷则思变”，于是，人工栽培稻就在人们“不情愿”中被“逼”出来了。
　　
　　笔者认为中国稻作起源与发展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冰河世纪结束以后，地球气候于大约1.7万年前开始变暖，气温逐渐地回升。
　　
　　之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主要以狩猎为主，漫长的冰河世纪使得可以猎取的动物越来越少，采集经济的地位日益增强。采集的品种除了有乔木、灌木的果实外，野生稻穗也是其中之一。江西仙人洞遗址的下层出土大量的野生稻花粉和植硅体（距今14610±290年），发现有人工干预的痕迹〔9〕。
　　
　　到了1.3万年前，南北半球春暖花开，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好景不长，在12640年前，气温又骤然下降，世界各地转入严寒，两极和阿尔卑斯、青藏高原等地的冰盖扩张，许多动植物大批死亡并灭絶，严重破坏了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一次降温是很突然的，在短短十年内，地球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7—8℃。这次降温持续了上千年，气候是乾冷的。这就是地球历史上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The Younger Dryas Event,简称YD)，据说起因由一颗即将撞击地球的巨大彗星在北半球上空发生爆炸。
　　
　　为了御寒和躲避同样饥肠辘辘的猛兽侵袭，大部分古人类选择了穴居生活。这个期间，人们日夜以火为伴，不经意间发现经过篝火烘烤过的粘土会变得坚硬和不透水，把泥团捏成什么样，烧出来还是什么样，最原始的陶器也许就这样产生了。湖南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片为距今12060±120年，甚至陶片之下还发现1粒古稻谷〔10〕。
　　
　　直到11500年前，气温突然回升，地球历史进入了全新世。我国西部青藏高原的冰雪大量融化，洪水流向江河下游，华中、华东、华南的平原地区和西南的低洼平地（坝子）一时间变成了水乡泽国。暖湿的气候让沼泽湿地中生长出大量草本植物，其中不乏喜温喜水的禾本科野生稻。适宜的气候、优越的自然条件也造成人类迅猛增殖，在人口压力下，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觅食的目光转向了可以食用、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再生的水稻，在北方乾旱地区则是黍（粟），从而开始了我国农业的初级阶段——原始农业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从旧石器时代跨进到新石器时代，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中石器时代。
　　
　　广东牛栏洞遗址发现了非籼非粳型水稻植硅体，年代距今1.1万左右〔2〕；江西仙人洞遗址上层发现了栽培稻植硅体，年代也在距今1.1万左右〔9〕；浙江上山遗址通过对土层的浮选，发现1粒约1万年前的稻米〔11〕；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稻殻印痕、稻殻、稻草、稻谷和稻米，属于已完成分化的栽培稻，距今约9000年左右〔12〕。从各地遗址出土的稻作遗存以及工具、动物化石等来看，都有其本身的特点，虽然所发生的时间先后有所差异，但没有证据表明，水稻栽培方法是一定是从哪里传向哪里的。
　　
　　距今8490—8200年，又一次强降温事件到来〔13〕，虽然持续不到300年，而且气温下降的幅度、涉及的范围也不及新仙女木事件，但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许多本来已经迁移到北方的动植物耐不住寒冷，难以存活。已经下了山的人们回不去或者也不想再回到山洞里去了，河南贾湖遗址（总的年代跨度为距今9000年至距今7800年）〔14〕发现了房基、窖穴和陶窑等建筑遗存，说明古人已经适应并习惯了平原生活，创建了原始居所和贮存食物的窖穴，并大规模烧制陶器。平原的食物来源捉襟见肘，更依赖于农业来解决食物问题，除了开始驯养家畜外，贾湖遗址还出土了有稻殻痕迹的红烧土，筛选出大量碳化稻和碳化米，表明粮食逐渐占领主导地位。在与自然环境的抗争中，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极大改进，种植以及粮食加工的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种类更加丰富和精致。人们还创造出专门用来松土的骨制或木制农具——耜。我国的农业进入了锄（耜）耕农业期。
　　
　　强降温事件结束，大地再次回暖，万物复苏。到了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平稳，大体上与现今差不多。经历了长期严寒考验的人类，思想更加成熟，体质更加健壮，适应环境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更加强大。此时，我国的农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南稻北黍的格局基本形成。随着青铜器的出现，实现了锄（耜）耕农业期向犁耕农业期的过渡，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2〕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岭南考古专业委员会等：《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3年。
　　〔3〕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2期；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5〕郑云飞、俞为洁等：《河姆渡、罗家角两遗址水稻硅酸体形状特征之比较》，《株州工学院学报》2000年4期。
　　〔6〕姜钦华：《应用植硅石分析鉴定我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1期。
　　〔7〕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8〕陈淳、郑建明：《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复旦学报》2006年4期。
　　〔9〕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1期。
　　〔10〕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载《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1〕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发现》，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年4月29日。
　　〔12〕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再论》，《农业考古》1998年1期。
　　〔13〕金章东、Jimin YU、吴艳红、王苏民：《8.2 ka BP 冷气候事件确实在中国发生过吗？》，《地质评论》2007年5期。
　　〔14〕王象坤、张居中等：《中国稻作起源研究上的新发现》，《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辑》，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谭惠忠，广州地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