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文概述了广东地区考古发现的水稻情况，并就岭北地区的相关资料与广东古代水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英德牛栏洞遗址的古稻遗存毫无疑问属于稻作农业起源阶段，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地点。
　　
　　【关键词】广东　牛栏洞遗址　稻作起源　考古资料 
　　
　　Abstract: The thesis summarizes the ancient rice discovered in Guangdong, 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ose materials found in north Guangdong with ancient rice unearthed within the same province. The ancient rice of Yingde undoubted belongs to the earliest phase of rice planting, which provides another important example for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of rice planting.
　　
　　Key words:Guangdong province　site of Niulandong　origin of rice planting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谷物种植的起源与早期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无可置疑的，中国是栽培小米、黍和水稻的起源中心也是世界公认的，而古稻则是水稻起源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英德古稻的发现，对于探讨广东早期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一、英德是广东早期稻作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英德古稻是通过在牛栏洞遗址发现的水稻植硅体而确认的。对牛栏洞遗址水稻植硅体形态的鉴别，目前可以确定有两种类型，即较多的扇形植硅体和少量的双峰形植硅体。研究表明，牛栏洞遗址的水稻植硅体无法确认有籼粳分化，其形态更多的属于非籼非粳类型，不具备明显的栽培稻特征，在水稻演化序列上，可能处于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的原始状态，总体上属于原始水稻类型。
　　
　　  我们知道，要确认原始稻作农业的存在，就需要兼有野生与栽培特征、籼与粳综合形态的古稻实物，这才是判定原始稻作农业发生的依据。牛栏洞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正是具备了这种条件，所以研究者认为牛栏洞遗址“存在原始农业萌芽的可能性”〔1〕。由于牛栏洞遗址的年代跨度大体在距今8000~14000年，而发现水稻植硅体遗存的最早年代是在遗址第二期（T10④），即距今10000~12000年，这是迄今为止广东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存，是探寻岭南地区原始稻作农业起源极为珍贵的考古资料。
　　
　　  目前可以确认属于原始栽培稻的遗存是韶关市曲江区马坝石峡遗址。张文绪、向安强教授等对属于石峡文化Ｍ104墓葬中（距今4300～4800年）发现的稻殻遗物进行了观测研究，“群体判别为籼粳中间型”，“多数表现为近于野生稻的原始古栽培稻”，“认为石峡古稻是一个从原始栽培稻向现代稻种过渡的、籼粳正在分化、属性模糊的杂合种群”〔2〕。对石峡遗址地层出土的炭化稻谷遗迹、遗物（含石峡遗址第二、三期文化，距今3500～4800年）进行的研究，也同样得出这一结论〔3〕。
　　
　　  封开县杏花镇的苦稔岗遗址、新和村旧屋后山遗址也发现了古稻遗存，年代与石峡遗址的稻谷遗存大体相当，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研究表明，封开杏花的古稻总体性状处在野生稻和籼稻的过渡阶段，籼粳属性模糊，可以肯定属于非籼、非粳、非野生稻的栽培稻种群，亦即属于一种古老的栽培稻。还应该指出，封开古稻呈现出“在岭南地区环境作用下逐渐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4〕，这是较前更为明确的看法。
　　
　　  龙川县坪头岭遗址也发现了5粒炭化稻谷，初步认为是倾粳稻类型的古栽培稻种群〔5〕，这一结果与封开古稻向籼型水稻方向演化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而共同点则都属于古栽培稻。此外，在佛山市高明区古椰遗址发现了30多粒未炭化的稻谷，据赵志军鉴定，认为仍为野生稻，但尚未看到正式的研究报告〔6〕。古椰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3500年，就遗址环境以及共存物多见陶器和双肩石锛等情况看，我们认为其中也有可能属于原始栽培稻。古椰遗址的古稻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时期唯一可见的古稻实物，为探寻珠三角地区进入历史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有据可寻的证物。因此，对古椰遗址古稻的观测与研究十分重要，我们盼望着研究报告能早日问世。
　　
　　  以上述情况分析，认为英德牛栏洞遗址的古稻是广东早期稻作农业发生的先祖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虽然还缺乏距今8000年至5000年的演化证据，但牛栏洞遗址古稻所显示的非籼非粳特征以及处于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的原始状态，证明牛栏洞遗址古稻是尚未完全脱离野生稻但又已经向栽培稻方可发展的原始古稻，这正是早期稻作农业起源所具备的形态。由此可见，牛栏洞遗址古稻是栽培稻产生的重要一环。
　　
　　  石峡遗址的古稻已是一种原始栽培稻，但仍在演化、发展的进程之中，它所显现的是“从原始栽培稻向现代稻种过渡”的形态、而且是一个“籼粳正在分化、属性模糊的杂合种群”。因此，在其之前，还应有完全脱离野生稻，进入原始栽培稻性状的古稻。关于这一点，封开县杏花的古稻也给予了相关的启迪，封开县杏花的古稻属于非籼、非粳、非野生稻的栽培稻种群，虽然其年代较晚，但所体现的演化进程是不容忽视的。
　　
　　二、岭北史前稻作农业推动了广东早期稻作农业的发展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周邻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这在古代社会也同样。广东早期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也与岭北地区的同类遗存有密切的关系。
　　
　　  与牛栏洞遗址古稻最为相近的是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的水稻遗存。材料也主要是水稻扇形植硅体。据研究，对植硅体的认识有两种略有区别的观点：一是认为属于普通野生稻—栽培稻过渡类型，已开始了稻作训化〔7〕；二是认为已鉴别出野生稻与栽培稻两种共存的水稻遗存〔8〕，说明这里的居民已能从野生稻培育出栽培稻。这种情况最早出现在距今14000~11000年的地层中，此后栽培稻植硅体的数量增多，到较晚的年代（新石器时代中期），栽培稻植硅体的数量已达到55%以上，说明稻作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8〕。其实，第二个观点是对第一个观点的补充，这里的水稻遗存已经反映了从野生稻到栽培稻的演化进程，这是遗址对稻作起源的重要贡献。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古稻被定名为“玉蟾岩古栽培稻”〔9〕，根据出土稻谷的特征，推定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就其与牛栏洞遗址古稻相比较，最大的区别就是玉蟾岩古稻已具有栽培稻性质，而牛栏洞遗址古稻不具备明显的栽培稻特征。即是说，在从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进程中，玉蟾岩遗址的年代早至距今14000~12000年，但其古稻已完成了演化的结果，进入了原始栽培稻的行列。玉蟾岩的古稻形态，正好填补了牛栏洞遗址古稻与石峡遗址古稻之间演化进程中的空白。
　　
　　  年代在距今8000~9000年的湖南彭头山文化，发现大量的炭化稻谷、稻米，被定名为“八十垱古栽培稻”，虽然从形态上仍是“一个兼有籼稻、粳稻、普通野生稻多种特征、并正在向多方向分化的群体”〔10〕，但属于完成野生稻与栽培稻分化的栽培稻则是没有疑问的。观测结果还表明，八十垱古栽培稻91.7%的个体长宽比与籼稻相近，透露出其性状组合倾籼的分化趋势。这与封开古稻的演化方向是相同的，或许说明瞭八十垱古稻对广东古稻传达的信息以及所产生的影响。
　　
　　  在距今6000~7000年间，长江流域已发现了多处古稻遗存，如湖南的皂市下层文化、浙江的下山遗址、跨湖桥遗址、河姆渡文化等〔11〕。河姆渡文化的水稻遗存已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说明其分化已很彻底，演化进程已经完成，属种也已完全成熟。这较之广东的史前水稻遗存都要进步。在江苏草鞋山遗址，还发现了马家滨文化时期的水田，年代在距今6000年左右，水稻为具有原始栽培形态的粳型稻〔12〕，与河南贾湖遗址所见的粳型原始栽培稻〔13〕最为接近。贾湖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000年以前，因此，贾湖遗址的粳型原始栽培稻是目前所见分化最早完成的粳型稻。它们与广东龙川县坪头岭遗址发现的倾粳稻类型古栽培稻种群之间是否有传播关系很值得关注。
　　
　　  岭北的史前遗址多方面的展示了古稻的多种形态，尤其是原始栽培稻的形态，十分清晰地呈现了演化的进程。我们注意到，地处岭南的英德牛栏洞遗址，其古稻形态似乎站到了岭北众多古稻遗存演化的前列，虽然我们还不能冒言地认为牛栏洞古稻就是栽培稻起源的源头，但英德牛栏洞古稻在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进程中的先导作用理应得到肯定和重视。反过来，岭北史前遗址的古稻对广东早期稻作农业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和事实。
　　
　　  诚然，在许多史前遗址的古稻中，也有出现野生稻，包括河姆渡遗址都出土有少量野生稻，它是和栽培稻同时共存的。它们的存在，丝毫不影响栽培稻的进化，而恰恰相反，正好证明古人类在驯化野生稻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巨大作用。探索演化历程絶非是短时间可以完成，演化的艰辛进程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加以补充和论证。
　　
　　三、商周以来广东稻作农业发展的考古学证据
　　
　　  商周以来，广东地区的稻作农业进入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时期，这从许多有关资料上都可以直接得到信息。
　　
　　  首先是来自粤西地区的大石铲遗存，在封开、德庆、郁南、罗定以及雷州一带发现的大石铲，以双宽肩、舌形刃、形制较大为特征，这是稻作农耕有了很大发展的证据。其中有的大石铲，舌刃较钝，应是稻作农业祭仪所用〔14〕。在罗定背夫山周时期墓葬出土一件青铜镰〔15〕，这件作为贵族随葬用品的农具虽然是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但也应反映了当地稻作农业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至于广州五羊的传说，很可能表达了周时期人们对稻作农业的期待和良好的祝愿，这从汉晋时期考古资料中的农耕现象可见一斑，如水田、牛耕、仓和牛圈、牛、猪等模型器及铁镰（M1117），再现了当时稻作农业的发展面貌。广州汉墓中也出土有炭化稻谷（如M4029陶仓内）〔16〕和黍、小米、高粱等农作物，可惜没有鉴别到种型。
　　
　　  粤西地区是我们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地区，在高州旧城发现有南朝梁时期的炭化稻谷，当地俗称“陈仓米”，数量很多，自20世纪60~70年代发现以来，时有出土，高州市博物馆也收集了部分〔17〕，可惜的是一直没有进行详细的研究。高州旧城是南朝梁时期（528年）高州州治的所在地，也是当时俚族首领冼夫人活动的中心地，一般认为出土“陈仓米”的地方就是当时高州府粮仓。“陈仓米”的大量出土，应是粤西地区土著民族大力发展稻作农业的结果。南朝至唐时期的炭化稻米还见于信宜市马岭岗遗址和高州市亚公山遗址〔18〕，出土于袋形窖坑内，其中亚公山遗址H57出土量达0.5立方。这种袋形窖坑在遗址中较为密集，推测可能是粮仓遗址。亚公山遗址的炭化稻米经向安强教授观测鉴定，已远离普通野生稻和早期原始栽培稻，更趋于栽培稻中的粳亚种类型。唐代的稻谷遗存还曾见于新兴县国恩寺的一处塔基遗址中，在出土的一件錾金铜盒（佛函，内置舍利）内藏有一些稻谷殻〔19〕，但稻谷种型尚未确定。
　　
　　  一般而言，粳型稻米性粘、米粒短而圆，较适于高纬度或低纬度的高海拔地区种植，如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黄河以北地区。粤西的粳型稻与岭北的粳稻有何种关系，的确耐人寻味。因为南方地区适宜籼型稻的种植，而且籼稻米粘性较差、粒型长而窄，更适合粤人长期形成的口感和需求。
　　
　　  就上述情况而言，我们认为，在汉唐之际，广东地区的内陆居民已逐步形成以大米为主要粮食的生活习惯。故宋明时期的墓葬，也更多地见到随葬器物中放置稻谷以作祭品。如东莞市篁村清理的宋政和年间封德清墓，随葬的四件陶坛内均残存有稻谷〔20〕。东莞市寮步清理的明代钟雪松家族墓出土的五件青花瓷小盖罐中也都存放有稻谷〔21〕，寓意五谷丰登。广东地区这时期的墓葬中放置稻谷，既是祭祀习俗的要求，也说明稻米已成为粤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更是广东地区稻作农业广泛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主要产粮区之一的反映。
　　
　　四、结　语
　　
　　  本文概述了广东地区考古发现的水稻情况，并对此作了初步的探讨，同时就岭北地区的相关资料与广东古代水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这对认识广东古代稻作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有些资料还不够明朗，但以目前所知，英德牛栏洞遗址的古稻遗存毫无疑问属于稻作农业起源阶段，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地点。
　　
　　  史前时期的水稻遗存，反映了从野生稻向原始栽培稻演化进程中的各个环节，为历史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各种型的分化形成奠定了基础。就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言，稻作农业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农业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造就了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考古资料的逐步丰富，我们对广东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的认识一定会更加清晰。
　　
　　注释：
　　〔1〕 江惠生主编：《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2〕 张文绪、向安强等：《石峡遗址M104古稻稃殻印痕研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8卷第2期。
　　〔3〕 张文绪、向安强等：《广东曲江马坝石峡遗址古稻研究》，《作物学报》2006年（第32卷）11期；参阅杨式挺：《谈谈石峡发现的栽培稻遗迹》，《文物》1978年7期。
　　〔4〕 张文绪、向安强等：《广东省封开县杏花河旧屋后山遗址古稻双峰乳突及稃殻印痕研究》，《中国水稻科学》2008年第22卷1期。
　　〔5〕 据张文绪、向安强观察。
　　〔6〕崔勇：《佛山市高明区古椰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参阅冯孟钦：《珠江三角洲稻作商时期发生论》，《岭南考古研究11》，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1年。
　　〔7〕 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和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参阅江惠生主编：《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页179。
　　〔8〕 张弛：《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9〕 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0〕 裴安平：《长江中游7000年以前的稻作农页和陶器》，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1〕 参阅江惠生主编：《英德牛栏洞遗址—稻作起源与环境综合研究》第五章《稻作起源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12〕 邹厚本等：《江苏草鞋山马家滨文化水田的发慌》，载严文明、安田喜宪主编《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13〕 王象坤、张居中：《中国稻作起源研究上的新发慌》，《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辑》，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
　　〔14〕 参阅邱立诚：《南江流域先秦时期的农耕文化》，《岭南考古研究12》，香港：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13年。
　　〔15〕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 1986年3期。
　　〔16〕 广州市文管会等：《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357；邱立诚、尚杰：《广州发现汉代陶牛圈》，《农业考古》1985年2期。
　　〔17〕 张均绍主编：《千年古郡旧城》，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年。
　　〔18〕 冯孟钦、郭顺利：《信宜市马岭岗南朝至唐代遗址》；冯孟钦：《高州市亚公山隋唐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19〕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20〕 邱立诚、王建：《广东东莞北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1年7期。
　　〔21〕 张光华：《明钟雪松家族墓发掘实録》，《南方文物》2003年1期。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