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如何发挥体制机构宏观调控的作用，对我国现阶段的决策领导层是一个新问题，需要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把旧计划经济体制一套做法，用在市场经济是肯定行不通的，会招至恶果。

　　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无论微观经济或宏观经济，都存在三种调控的形式：第一种是超前性的调控。企业是通过已定的规章制度(企业自定制度和政府法定的制度)，按预定的目标计画，合理组织积聚的财力、物力、人力，科学地协调控制投入的时序、投入的物件、投入的空间和投入的规模，并协调控制产出，以适应市场变化，实现微观调控。国家则通过各种完善和较完善的经济法、民、刑法制，先进或较先进的经济杠杆和手段，根据超前预测、导向及干预来实现宏观(直接或间接的)调控。第二种是运行中的调控。无论微观或宏观都是根据经济运行中，通过利用市场的不断变化的作用并通过有效手段方法(宏观政策)影响市场，以实现调控。在出现突发性事件而引起市场急剧的波动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它的及时和有效性，是保障市场经济正常秩序运行的必要条件。第三种是追踪或跟踪调控。就是在经济活动之后，对可能产生或已发生的短期和长期的、非预期好的或不良的效果的调控。现代市场经济活动都把三种调控纳入微观和宏观经济决策领导机构职能中，科学地把三种形式的调控结合运用，才能达到经济的预期目标。在我国，长期实行的僵化、刻板的旧计划经济体制，主观武断的长官意志，朝令夕改的行政惯律、规划、计画年年、月月、日日订，又流于形式，“等因奉此”的官僚机构，规划、计画只是数字游戏，其作用仅限于应付检查、向上汇报、对外宣传，达到产生政治影响的目的，其内容是假、大、空的。这种体制对社会经济运行，只能用“一刀切的一放一收”简单的方法手段，根本谈不上任何调控。社会经济也只有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走向崩溃。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三种调控的结合补充运用，才能有效发挥各级机制机能的作用，达到预期理想的效果。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在急剧变化，行政领导决策机构、思想观念方法的改革缓慢，从上到下形改实未改，社会经济不失控才是怪事。体制改革和思想方法论的替换必须同步实现。

　　对1993年和1994年的经济增长和表面繁荣“市场经济热”，国内外的学者、专家，众说纷纭，趋同的说法是“增长过快”“经济过热”。我认为这是“见表不见里”。这种增长是客观真实的增长，还是人工的“揠苗助长”呢?在我看来，后者大于前者。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是务实讲求效益的经济，投入产出是测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要求投入尽可能小些，产出期望大些，尽量避免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如果将公布的1993年和1994年经济情况的几个数位拿来作比较分析，便一目了然得出答案，从公布的国营企业的亏损比例、物价涨幅指数、通货膨胀指数、投资总额、产出总额指数等，就能反映出1993年、1994年“增长”说明了什么?如果说“过热”，那只能是“虚热”，“表热内虚”的“高烧”。在象我国这样贫穷落后，而又受长期计画体制折磨，弄到崩溃边缘的经济，是虚弱不堪的短缺经济。所患的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投资饥饿病”。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现存内资和引进外资规模，会引起“投资过热”吗?要说“投资过热”或“经济过热”，那不过是各种“社会病毒”的并发的病状。从领导决策层来说，是投资导向失误所至。而投资导向的失误，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破坏，直接造成财政金融混乱，隐伏的经济周期危机必然暴露。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资本是出发点，如何掌握利用最有利的时间、空间、物件，用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手段聚集一定数量规模的资本，集资问题在此不展开论述。投资是进入市场经济活动第一步。正确的投资，可能“事半功倍”地实现目标，投资失误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全盘失败，后果难收拾。这是一般人所共知的常识。但作为一门科学的投资是理论和实践高度结合的学问。现代社会的行政机构的经济职能，是通过各种手段、杠杆，直接或间接实现宏观调控，干预经济。把各种成份分散的资本看成为有机的社会资本，按产业结构状态和发展的要求，协调投资者的意向，把社会投资引导汇合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轨道和方向。这就是政府的经济职能之一——投资导向。

　　投资问题上的宏观调控，首先是要在认识上区别投资和投机，其次是实践上通过各种政策法令管理和引导投资，预防、禁止、取缔、打击投机。虽然，投资与投机的区别与联系，在国际经济学术和实务中，是属于有争议的问题。但各国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都是有明确界定的。主要是根据行为动机和效果来作判断，除一些特殊、模糊的情况外，一般来说，投资是符合市场惯例及法规的正常经济秩序的活动行为；而投机则是破坏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甚至犯法活动。当然，在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每个投资者都会选择有利机会进行投资。选择机会的投资与公然以身试法的“冒险一搏”，或把市场当作赌场作“孤注一掷”的投机冒险，无论从行为动机及后果，都是明显不同的。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官方人士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无论他们出于真心还是虚伪，都会态度鲜明地反对投机，赞成保护投资，否则就失去作为政府公务员的起码资格。如果简单地把投资与投机等同，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有意把水搞浊，助长投机。在经济国际化、产业多元化的今天，投资导向是十分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之一。

　　1993年、1994年投资导向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市场经济缺乏全面认识。任何经济都存有利弊。市场经济的利在哪里?弊在何处?如何充分发挥其利，防止其弊?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统旧观念要么完全否定，要么完全肯定。当市场经济在我国仍处于恢复阶段，只在沿海局部地区发展时，投资规模有限，投资者不众，投机者活动胆子不大，活动范围受制约，没有那么猖獗。当一哄而起，全面转上市场经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在法制不完备，法律和政策没有对投资和投机行为明确区别，管理不严，有法不依情况下，伺机已久，早已跃跃欲试的国内外投机者串在一起，加上权力和市场经济结合，“官倒、民倒、内倒、外倒”，乘时骤起，以罕见的疯狂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诡诈、欺骗、各种手段无不用上。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政、警、税、法联合参与。在“房地产”活动中，最突出。

　　第二个失误是投资时序的失误。任何经济运行都是有时序的。时序是形成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体制，有不同的时序要求。按不同的产业序列作出投资时序的安排，是经济回圈周期的物质基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永恒不变的指导思想，重、轻、农、或农、轻、重为序列，按五年为期的计画时序，国家以中央和地方进行分级投资。“头痛医头”，哪里出问题，什么产品出现短缺，就以什么为重点来抓。重工业产品短缺就把重工业放在首位，农产品短缺便重点抓农业，如果农、轻、重都上不去，就抓“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来促生产。投资失去时序，尽管计画抓得很突出，最后还是落得个盲目投资，无效投资，大量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经济周期恶性循环，以至崩溃。原苏联、旧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同出一辙”，殷鉴不远。在经济复杂、高速、多变，产业多元化的今天，科学的投资时序，是经济正常、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所谓科学的投资时序，就是按科学技术提供的条件，产业结构变化发展的要求，以社会总体发展战略为目标，合理引导，协调社会投资。宏观调控就是要从整体上科学系统作出时序，该超前应超前(合理的超前)，该同步的必须同步协调并进，后续继起的不能脱节。这样才能在一般情况下，社会经济处于正常状态，良性周期回圈，保证持续发展，使固定资产周期地更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序地替换。1993年、1994年的经济先是“市场经济热”，接着便“失控”，都是与投资时序有关的。

　　第三个失误是投资导向的产业选择。任何一个投资者都是确定投资物件后进行投资的，这个过程，就是投资产业选择过程。一般投资者的主观愿望，是选择回收期短，风险不大或较少，利润率(回报率)高的产业。市场的变化，刺激投资的变化，引起资本在产业的流动，尤其是流动资本的流动更大，对产业发生影响。在市场机制健全的条件下，除突发性因素引起的疯狂投机，使资本急剧流动，出现金融混乱危机外，正常情况下，由于利润率有均衡的平均化趋势，因此各产业部门的投资是相对稳定，资本流动处于正常状态。此外，投资者的承袭性，也是投资相对稳定的因素。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萎缩残缺的市场，主观的物价政策，扭曲了价值规律，造成整体经济的僵化。改革开放是从农副产品小生产供应的集市为起点搞活经济。实行按户按人“承包制”对农业只是短期刺激剂，这种改革，对落后的第一产业的生产状况不会有根本改变。把这个经验用于城市，对国有企业也不会产生长效作用。短期的搞活，带来短期行为的后果。第二产业的畸形化，更新固定资产，需大量投资。同时，长期累积的“包袱”很难放下。第二产业主要是靠以沿海引进外资的乡镇集体、合资、合营和私人企业来支持。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下，从中央到地方不考虑具体条件，盲目鼓励重点发展第三产业，主观以为抓流通就自然解决生产的一切问题，把资本引向第三产业，这是一错。这个错还只是小错，不会成大害。因为，第三产业还是要大发展的，但急需的是在投资上调整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客观必然的，不是凭主观的。无论什么权威，如果没有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怎样号召，怎样提倡，第三产业也是大发展不起来的。经济过程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愿望为转移。流通必须以生产为前提，第三产业必须适应第一、二产业。只有当市场经济进入较高阶段，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化进入现代化时，在第一、二产业中分化游离中相对过剩的生产要素，并积聚到一定数量时，第三产业发展的高潮就必然出现，这是教条还是真理?历史早作出回答。第三产业是有超前性，但其超前性是有时、空条件和受第一、二产业制约的。1993年在投资导引出现小错误时，正是投机者迫不及待的寻觅暴发机会之际，由于“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当有些权威人士提出：以房地产为突破口，发展第三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很快又被领导决策者欣然接受，大力提倡。这在客观上正投合投机者的口味，于是乎一下子“房地产热”在全省大、中、小城市，以及附城的乡镇出现了，一再升温，一切部门都参与“投资”房地产活动，连小学程度的街道六十多岁老太婆也梦想成“房地产商”。这便造成“一错再错”，再错是大错特错。“房地产热”为一切“社会病毒”制造最适宜的温度气候。在房地产交易活动中，每单交易，每个环节，凡经一手，需盖一章的部门，几乎都受“病毒”感染。投机倒把的，贪污受贿的，欺诈勒索的，豪华筵席，席超万元，瓶酒超千元，“三日一大宴，一日一小宴”，世界旅游，玩妓宿娼，美其名曰：“与外商搞好关系”，这成为吸引外资和房地产交易中常见的手段方法。这些畸形现象还是发生在贫穷落后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中国呢!孤立地说，这还不算“大问题”，因为，从社会来说，只是少数人的行为。而“房地产”所引起的“房祸”，在经济上是从根本上破坏第一、二产业，导致金融混乱，祸及全民，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还未估计在内(在此补充一句，笔者并不反对发展房地产，早在15年前就提出发展房地产，主要问题是什么时候怎样发展?)。1993年房祸，其害之深可能超过1958年深耕翻土的大跃进，农业危机爆发是必然的。这个问题，对投资导引有很大关系。

　　第四个失误是投资过程中对社会资本有序运用的失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微观角度说，每个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自有资本和借入引入的他有资本，都要求有序地分阶段分层次按比例地投入，以保证企业资本，按良性回圈周期地运转。从宏观角度说，也要求社会资本有序地按产业结构层次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周转系统的特点(投入—使用—折旧—回收—更新)，按比例分期投入，短期相对过剩资本，通过金融机构融通协调，保证社会经济以有序的均衡速度持续发展。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年“市场经济热”，特别“房地产热”时出现“权力部门盲目批”，金融机构乱贷，投机者乱借。急需投资的产业，得不到资金。有资本(资金)的和可借到资金的，乱用资金，把资金用于奢侈消费或投机活动。资本流向混乱，融资管道堵塞，人为制造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最后企业债务不清，银行乱账、烂账一盘。

　　投资导向的第五个失误，是盲目的高起点。经济建设或投资以什么为起点?起点的确定，是一个科学问题，确定起点要参照多方面因素。而最主要的是效果和经济效益。根据具体实际的可能、需要与可行，以及相适应的配合作用条件是否具备，还要根据科学技术、产业变换、市场变化等周期的趋势特点，去确定每项经济建设的起点，分清哪些该高起点哪些不该高起点。盲目的好大喜功要求样样高起点，势必出现盲目投资、无效或低效投资，造成严重浪费，这个过程也必然出现弊病丛生，漏洞百出。同时，所谓高起点是相对变化的，不考虑具体条件事事要求高起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使投资秩序混乱，破坏经济良性回圈周期。起点问题，是与固定资产更新规律密切有关的。

　　　　　　　　　　　　　　　　（199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