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引言
　　
　　本书探讨的内容，实际上与跨文化管理颇有关联。因为中国大陆所进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建设、对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经验的借鉴以及追求的现代化目标，实际上都面临着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此，祇有充分认识本土传统文化的特质，才能够真正对外来文化的先进之处进行比较与吸纳；而这对于一个拥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拥有诸多相互影响的多元文化的国家来说，更是需要一番细致甚至是艰难的调适过程。
　　
　　国际上对管理理论和管理行为的研究，早已证明本土文化对外来管理文化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国际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发现的一个趋势是：“多年来，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成为学者长期争论的话题。一组学者坚持认为全球管理人员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相似（应急理论），而另一组学者的结论是管理行为还存在着不同之处（差异论）。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趋势研究显示：现在人们的意见更倾向于差异论”（1）。
　　
　　如果说，已往世界各地的企业管理模式因为业务范围的局限以及所从事产业的相对单纯、模式化，而没有充分重视不同文化的差异的话，在经济全球化整合已经成为趋势、区域经济合作更加具有生存意义的今天，企业管理对于文化因素的重视乃是一种必然。对于追求利润、寻求更加吸引的比较利益的跨国公司来说，重视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中国人思维行为模式的深刻影响，对他们顺利进入中国大陆经营企业、开拓市场，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主来说，能够清晰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特质，就会比较容易地把握自己在企业管理方面优点与缺点，以及对比外来企业管理模式在文化上与中国的差异并作出相应调适；有利于中国私营企业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国公司将直接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与狼共舞”，并通过逆向参照以培植自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
　　
　　10.2  不仅要弄清管理理论还要弄清其文化背景
　　
　　从西方国家引进、移植先进的管理模式的地区，并非祇有中国大陆，像那些摆脱前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也是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否则俄罗斯就不必要接受由西方专家制定的给全体国民带来那么巨大痛苦的、包括从世界霸主降为二流国家之耻辱的休克疗法。
　　
　　根据理查德索普和卡莱德帕夫利卡的研究，“捷克在经济过渡期的重点应该放在管理方面的教育和管理的发展上。根据那些想加速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观点，首先应该解决的是吸取西方的管理理论、实践和思想。……在很多公司里，由于企图直接采纳单一的西方管理方法，而产生了许多问题。……每个经理都有他自己的管理理论，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和喜好，在某种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行为。的确，对于经理、管理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来说，区分和充分理解那些所谓好的、含糊不清的管理学理论是首要的。也就是说，还要进一步完全地弄清楚形成这些理论的文化背景。……如果我们现在比较捷克和英国的管理文化，也可能会说捷克的管理观念很大程度上受个人主义的传统模式的影响，把自己看成英雄，有对现实进行操控的观念，以自我为中心，目光短浅而又不太周到。英国经理看起来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传统的模式影响，受社会变革的影响，至于个人，他们有权力进行自我发展。”（2）
　　
　　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分析与评论来比照中国大陆对外来管理模式的引进与模仿：以欧洲国家之间这样的相近的文化背景，在管理方面尚且出现比较明显的差异，那么当跨国公司携带其管理理念和模式进入中国的时候，这种由差异巨大的文化背景所导致的冲突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问题在于，不仅我们需要弄清楚外来管理理论与模式的文化背景，还要认真考虑我们从哪个角度切入，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可能带来的影响。
　　
　　10．3 将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助力
　　
　　中国大陆经济二十年多来持续高速发展，其文化特质的作用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些中外学者也试图通过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来解释中国企业管理的现象。但是，由于中国是多元文化社会，而且是一个历史悠久、多元文化长期相互影响的多元文化社会，而境外学者往往是只是从他们已经较为熟悉的儒家特别是日本儒学来解读中国企业管理中的某些特征，就出现了“后儒家假说”、“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儒家的假象”等观点。本人认为，仅仅从传统儒家特别是孔孟之儒来分析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及其企业管理特征，显然是太过简单的；在不否定儒家对中国人社会之深刻影响的同时，如果从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学者提出的有关概念，得出的相关结论就会相对比较合理。
　　
　　宗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也祇有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与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纠缠至今。在中国逐步转向市场经济的今天，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私营企业大量涌现、国有和集体企业实行公司化和责任制、党政原有控制力在企业和农村明显削弱、而原有户籍制度已经存在五十年的情况下，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得到了相对适宜的生存土壤；并且在私营企业这个由个人财产决定其在企业内部之地位的社会单元中，获得了充分发育的客观条件，因此也表现出更加典型的宗法威权、任人唯亲等特征。
　　
　　但是从长远来讲，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市场经济来说，毕竟是一种落后而对市场经济产生阻滞的思想观念，而“市场经济是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其存在条件的，这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必然要伴随着文化活动内容的变迁，即与从非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应，也必然要有一个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3）
　　
　　就是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中国从未间断地传承数千年的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中国人社会的深重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就中国私营企业管理所受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影响加以引导，使之在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包括中国大陆目前为之努力的建设新的“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变成一种阶段性的助力。
　　
　　有关学者早已就文化转变对现代化的重要性进行精微分析：“对于肯定现代化的人来说，文化转变的必要性是不成问题的，但具体到如何把握文化转变的限度，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人们便很少有共同语言了。这当中的关键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或者说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不同观点争论的焦点是传统文化有无可能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中有效存在。这一问题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在具有独特而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的国家中，更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尖锐性。……在那些原发型的国家中，由于现代化是一种在社会内部自发地成长的过程，与之相应的文化转变便也是一种逐渐的消长过程。……但在后发型的国家中，由于现代化幷不是自发地从内部成长起来的，而是从外部输入的，因而，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照面便具有了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后发型现代化的急速性，虽然人们容易从表层上接受或认同一些新的观念，但在内心深处，长时期的非市场经济社会中诸领域合一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关于文化的一体化的观念却难以消除。尽管现实生活的现代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已使得两个层面文化的一体化结构趋向分离，但人们思想深处的思维定式却往往还停留在一体化当中，即便是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能例外。……上述情况使得发展国家中的人们在设想其文化发展方式时，一方面自觉地以肯定现代实用文化为前提，另一方面则不自觉地受制约于文化一体化之思维定式。……这种情况在中国表现得犹为典型，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所设想的文化都既肯定作为现代实用性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又都坚执一种一体化模式。”（4）
　　
　　其实，从目前对企业管理的研究来看，很少学者敢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管理的影响，但是对传统文化所能够影响企业管理的程度和方式，以及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生存能力，则是颇为容易引发争论的。对于这一类争议，单纯用定性分析加以推理和归纳，虽然可以深入辩析，但是很难在实证上容易受到质疑；而单纯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则只能证明其影响的存在以及一定的程度，但是辩析和论证的范围明显受到限制，精妙之处也难以剖析凸显。笔者认为，还是采取两者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主的方式来对这个课题进行总体分析，相对合理。因为牵涉太多哲学意涵的内容，用定量分析比较难以获得足够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应当对自己充满信心。亚瑟史密斯说过：“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假如这一格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以克服作为‘恒久美德’的明显缺乏，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无可质疑的了。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比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5）。应该说，中国人中的香港人、台湾人甚至新加坡、印尼的华人，都依靠自己“无比的勤劳”和特有的道德观念取得了令人尊敬的经济成就，当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已经获得空前自由的时候，中国大陆民众还不应该坚信自己可以创造奇迹吗？
　　
　　10.4  摆脱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影响乃是长期的过程
　　
　　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今天的续存是与中国近代史、当代史密切相联的，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之联系的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体制，同样不可能完全割断与已经延续三千年以上、随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影响的宗法文化的关联。有学者认为：“在传统的皇权主义心态下，人们不但希望由别人来管自己的事，而且总认为、总盼望能有一个人说了算。人们不希望、也不相信会有大家说了算的事情，人们相信老大多会撑翻船，老大就是老大，就得说了算，不能和别人平起平坐。民主制所以不易在中国生根，这种心理定势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中国共产党破除了这个障碍，形成了大家说了算的民主集中制。可是几经变故，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1950年代后期）起，又一度弄成了一个人说了算。这说明曾经有过的转变是表层的，内底里的东西还是没有转，人们依旧保持着那种传统的心态，希望、要求有一个人说了算。对我们民族的此种心态，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6）
　　
　　应该说，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何时可以弱化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关键还要看何时可以真正消除适合宗法文化生存的土壤。以笔者所见，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受中国大陆自然条件以及人口规模等诸多因素的综合限制，使得农业、农村与农民等“三农问题”，并不可能比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加以解决；工业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大陆也能够将农业大规模地产业化，因此农业将很难被完全取代，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久的农业国家历史的国度；同时，城市化包括现在中国大陆大力推动的城镇化，也不可能真正将八亿农民中的绝大部分都转化为城镇居民，而且城市居民比例过大也将给供给系统带来巨大的负荷。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不可能在短期消失，农村社会将会长期存在，因此适合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生存的土壤也会长期存在。
　　
　　其次，自身文化的稳定性越强，传统文化的根基越深，打破这种稳定状态、实现调适的难度越大，过程越痛苦；而如果自身文化的根基不牢、稳定性不强，外来先进文明移植的过程一般更加容易，移植的存活率相对较高。比如当年日本大规模移植唐代先进文明并推动了大化革新，就证明了原本传统文化根基不深则相对比较容易移植外来先进文明。但是中国文化不仅历史悠久，且具有极强的同化力，历史上数次“异族”入主中原，最后都被中原文化所同化，其中以满清王朝最为明显。
　　
　　再者，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并非仅仅存在于本书较多针对的农民和中小私营企业主之中，就是在现存的政治序列或者国营企业管理阶层，我们也非常容易发现其思想观念特别是宗法威权的痕迹。比如无论在普通市、乡、县一级，还是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国营企业，权力集中在党委，党委第一把手（或董事长）就是当地的权力中心。如县政府虽然在理论上是独立的行政架构，但是不按县委书记“马首是瞻”的县长，不仅在施政上会遇到很多困难，任期恐怕也是短暂的。客观地说，县政府往往只是县党委的执行班子，权力中心表面上是县长，实际在于县委书记。至于人大、政协，只能是无法向上升迁又不得不退位的原主要领导的平级居留地，但是权力中心绝对不可能从这里形成。有学者表示，“如果我们把当代中国放在传统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中加以考察的话，那么观念形态、政治法律制度，与村民社会的‘速率’有着极其明显的差距：就观念形态而言，我们民族远未完成现代化之时，有关‘后现代’的观念已纷纷扬扬进入一部分自命为‘先锋派’的头脑之中了。就中西部广大乡村社会来看，当今的村落、村民与小农经济与明清时代到底有多少实质性差别，实在说不上来。”“书记说，‘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的统治，在解放后，又长期受极左思潮影响，故在中国农民中间，尤其在内地农民中间，相当缺乏民主意识。如今，通过一些普法宣传，有些农民也会说一点什么民主呀、法律呀甚至人权呀，但在他们心中，一是只要你不触及我与家庭利益，对谁做官、当家并不在乎；二是一旦触及他们的利益，便上诉上告；三是将民主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谁也不能管谁，谁也管不了谁’”。（7）
　　
　　笔者于一九九七在天津地区参访当地村民选举时，一位人大官员说，理论上说，人大具有立法与监督的权力，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虽然近年人大在监督施政方面的实际影响力是增长的，但是何时能够从“理论上的”变成“实际上的”权力来源，恐怕是他这一代人的努力已经无法实现的。与中国大陆基层管理架构有过接触的人应该不难发现，原本颇有才华、可以对着下属“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一级领导，面对上级主要领导时颇有“噤若寒蝉、汗出如浆”的味道。这种状况，笔者在大陆不同的省份都有感受，似乎越是深入基层，这种状况越明显。应该说，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特别是行政权力高度集中与同级的党委书记，乃是宗法威权在一定程度上的折射。这种折射，好听的是民主集中制，但是一旦高度集中的话，与宗法威权的表现特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河南的一个由学而官、处官仍思学的县长说“中国历来都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统管天下的。若推行民主政治，就得全部倒转过来，说说可以，做起来就难了。从前我上大学时，也以为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如今，自己做了官，才深感中国的政治传统，牢不可破。”（8）
　　
　　这种一地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的状况，是民众也就是理论上的权力来源赋予的吗？不是！是更高权力中心要求的吗？也不是！是宗法文化的惯性与权力的调适性结合吗？可能！！
　　
　　学者何清涟认为：“由于已往过分依赖个人魅力和运动这种手段从表面改造和控制社会，对农村社会的宗法组织只限于从实体上加以消灭，对宗法组织滋生的社会土壤并没有松动，广大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并没有改变。在农村社会中间组织处于空白的状态下，血缘关系的义务和便利，很容易使农民把一向寄于对行政领导的信任转移到同宗同姓的强人身上，这是宗法组织近十多年以来在农村勃兴并成为基层控制力量的根源。宗法组织的复兴，在某种意义上再造了传统社会家族对个人予以控制的环境，意味着将个人直接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国家’现代模式退化为‘个人－家族－社会’的传统模式，使社会成员将家族利益而不是正义和公理作为决定个人态度的与行为的首要因素，对国家具有潜在的危险：国家再要动员社会来实现那些与家族利益不一致的社会目标，将会困难重重”（9）。应该说，其结论已经道出了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最近二十年复苏的部分原因，并指出其如果过度泛滥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
　　
　　当然，以笔者的观点，这种“复苏”带有回光返照的特征，是中国大陆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基层行政组织架构迅速解体导致对基层控制严重弱化、经济因素与血缘因素重新得到重视的结果，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大陆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整体教育水准不高，民主意识较低且尚未能够获得正常表达个人意志的政治机制。但是，中国大陆社会毕竟是迅速朝着开放的方向演进，外部资讯的获得已经越来越容易，个体意识、个人意志的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其中农民在乡镇基层选举中已经越来越重视自己手中的选票，且通过非正当渠道拉拢、聚集选票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宗法组织必然会受到民主意识的强烈冲击，且最终的结果不言自明。虽然有学者认为，“使社会成员将家族利益而不是正义和公理作为决定个人态度与行为的首要因素，对国家具有潜在的危险：国家再要动员社会来实现那些与家族利益不一致的社会目标，将会困难重重”。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趋向由于整体社会会强化对于个人或核心家庭利益的追求，并最终通过不断改良法律，由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共识，从而适度限制宗族、家族以及个体利益的非理性膨胀，那么个人和宗族对现代社会所能够造成的危害，是能够得到合理而有效的控制的。这样，前面引文中所说的“宗法组织的勃兴”，相信只能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短期现象。
　　
　　当然，这种“短期”是就整个历史而言的，而具体过程则可能并不是几年间能够完成的，正如宗法文化自周朝逐步完善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时期，直到宋代才演变成影响今日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一样，其消亡自然也绝非一朝一夕。因此就本书的主题来说，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私营企业管理的影响，也必然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有效期”，并不会马上失去研究的意义。
　　
　　10．5     中国营造“世界工厂”天时地利人和
　　
　　时代给予了中国大陆营造“世界工厂”的机会。经济学大师萨谬尔森说，经济本身就是如何善用有限的资源的问题。资本总是要不断寻求能够带来更多、更快增值的地方，当国外的“世界工厂”因为成本、管理等问题降低了产品竞争力的时候，资本、技术、生产部门的转移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从日本多年来一直为之骄傲的雁行阵理论，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如同你搭乘飞机向东方飞行，机头总是最先进入黑暗，尽管机头装载着更多的财富、技术与人才。而如果想向西飞行而不被黑暗赶上，就必须轻装以获得足够的速度；如果想继续向东飞而尽快穿过黑暗，同样也要轻装加速，尽量缩短在黑暗中停留的时间。无论向东向西，轻装乃是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大陆拥有的丰富廉宜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不断发育扩容的庞大市场，乃是已发展国家轻装，进行资本、技术、生产过程转移的最理想之地。近年世界经济发展普遍放缓，成本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大陆在此时获得的营造“世界工厂”的“天时”。
　　
　　第二次浪潮或者说典型的工业化社会，是以大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为其中一项重要特征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意味着可以提供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人手，还意味着这个经济体可以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持续提供低成本的人力资源。这两点，对于相同技术条件之相同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是中国大陆占有“地利”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中国统计摘要》（二OO二年）提供的数据，自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一年这个期间，如果扣除正常退休人数，中国大陆城镇下岗职工累计在四仟五百万左右，其中约有三仟五百万人再就业或者灵活就业，约有一仟万人尚处于下岗状态。据专家预测，“十五计划”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一仟一百九十一万人。
　　
　　而国际劳工组织专家认为，大力发展小企业是抵御全球化负面影响、保持和扩大现有就业岗位数量最有效的办法。根据外国的经验，在就业创造过程中，就业人数在五百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贡献较小，就业人数在一至十九人之间的小企业对于就业创造的贡献最大。一般来说，小企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很大；等量的资金投入，小企业可以比大中型企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日本，大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相当于小企业的四倍，也就是说等量的资金投入到小企业中去，小企业增加的就业岗位比大企业多三倍。美国联邦政府小企业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五年美国新建小企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为百分之六十九。九九零年至一九九五年，一至四人的小企业数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因为新公司的建立而净增加就业百分之二十一点九。（10）
　　
　　我们从上述数据，可以判断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资源是极其丰富的，至少于中国大陆扩展工业化规模的过程中，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持续提供比较充足且廉价的人力资源。同样，适应后工业化社会人力资源需求的人群也会持续不断地增加。而且，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私营企业来说，充足的人力资源不仅可以制造低成本的产品，而且私营企业本身在营建的过程中也通过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而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
　　
　　同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对于研发和推广自己的产品，本身就具有“近水楼台”的“地利”。
　　
　　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民众生活极大改善，国家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国际地位大幅上升；人们对于发展市场经济、追求富裕生活、营造自由民主、吸纳外来先进文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的发展方向是高度肯定的。可以说“人和”已经牢固地建立在不断增长的民族自豪感之上。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大陆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也还有大量下岗工人、农村剩余劳力、民主法治需要进一步发展，但是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全体国民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至理名言上的高度统一，这是“人和”的最坚实基础。
　　
　　目前，工业化国家正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科技进步的支撑下，准备大规模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化，大工业生产技术的向外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中国大陆具备了营造世界工厂的“天时”、“地利”、“人和”。而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中的威权管理、威权与利益同向衍生的较强集体主义等因素，有利于对大工业生产方式产生高效；而鼓励竞争、肯定个人成就等因素，则有利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适应后工业化对于人力资源的要求。应该说，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中的某些因素，如果运用得当，对于中国打造世界工厂，是可以发挥“人和”的重要助力的。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大陆目前接受的技术转移并非仅仅是工业化国家准备淘汰的夕阳工业技术，而是多层次的接纳；包括很多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在中国大陆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引进技术且消化外来技术，很重要的原因乃在于中国大陆在五十、六十年代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为了国家安全而发展了门类齐全的国防工业；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的研发，为中国大陆打下了坚实的自主发展的技术基础。这样，当外来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大陆之后，能够很快实现技术消化、产品解构和重新整合，甚至可以对原有技术加以适度的改进，生产出更加优质而廉价的产品。
　　
　　中国大陆对于外来技术的多层次消化能力，人力资源的多层次提供能力，庞大市场的所层次消费能力，可以说为中国大陆营造世界工厂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
　　
　　10．6 须就宗法文化对私企管理的影响进一步研究
　　
　　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方式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是已经得到公认的观点。很多学者包括西方学者，都在很多文章中论及儒家对于成功的日本和东南亚企业管理的作用。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当今中国大陆还是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并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取代了基层党组织的部分功能。一般来说，无论中原地区如河南还是较边缘的地区如福建，乡镇以下的选举，在当地拥有较大宗族势力的人相对占有优势。但是迄今为止，多数有关企业管理的专著都是提到家长作风和家长制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而没有从中国特有的宗法文化的角度来系统地研究其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而研究宗法制度和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学者，又基本上是将之单纯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来研究，只断言至今还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应该说，目前分析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当今社会的影响的观点，多属在一些书籍中偶发议论，就家族对企业管理的影响也是进行相对简单的分析，因此笔者目前可以参考的资料也是比较有限的；也正因为如此，本书的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希望可以有抛砖引玉的效果。
　　
　　很明显，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中国普通人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古代宗族文化作为专制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对后世有着诸多不良影响。比如家长制的观念和作风，任人唯亲，家族小团体利益至上等等，这些在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中都还有所表现，因此对它不容忽视，需要继续清理，消除其不良影响。”（11）
　　
　　而改革开放之后民众的思想自由程度较之文革时代大大加强，政党的基层管制力在一些地方弱化，为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发挥作用让出了空间。从某个角度说，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得到一定的回归，从大陆一些地方前些年设立宗祠，还有不少社会名流争相修订族谱（12），可以看出这种思想观念的生命力。
　　
　　对中国的私营企业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要正视其带有普遍意义的弱点。比如，私营企业的有些弱点正如学者所言“组织架构的建立，最初是属于理想的形态，但经过若干时间后，由于环境改变，或本身企业扩充、业务多元化等，都会导致现有企业的组织架构不能最有效地配合目前活动的需要，那我们便应考虑改变组织架构形态，以提高企业效率了”（13）。“今天的私营企业已经进入市场运作，但经营者的思想观念却很难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制度能够突变，思想－－文化只能渐变；市场经济的物质交换形态容易建立，但基于文化的交换规则深入人心就需要假以时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14）
　　
　　大概没有什么国家的人比中国人更加热爱“宗”的义涵了，因为“宗”就意味着初始，更重要的意味着中心。孔夫子说“必也正名乎”，一旦获得了“宗”的地位，正所谓名正则言顺，就意味着享有除始创造名义和拥有支配力量，这是绝大多数希望成功的中国人所极力追求的荣誉；私营企业主自然也不例外，而这种中心地位是企业所有者经过坚苦努力才获得的；因此，对中国私营企业主来说，让他们迈出经营权和所有权彻底分权的步伐，是中国私营企业未来能否健康发展和壮大的关键。但是，“劈不破这个旁门”，就难以真有作为。
　　
　　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国特有的传继、演化数仟年的传统文化特质－－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来理解中国私营企业管理中的“家长制”、“家族化”等现象，就可以对具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中国人的务实性来加以判断，而不是仅仅从追求利他理想的儒家思想中寻求根源。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中国人面对个体利益、家庭利益、家族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冲突时，能相对比较准确地判断中国人如何确定选择的优先秩序，至少对这种秩序排列增加一个合理的观察视角。这样，无论对于中国的私营企业还是进入中国大陆的跨国公司，就都具有了制定管理制度的参考价值。比如，在制定相关奖惩制度时，就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地利用员工对个体利益的追求，以灵活的奖励方式，冲销惩罚规则可能引起的集体抵制。
　　
　　应该承认，本书在研究宗法宗族思想观念观念对私营企业管理的影响方面，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探索，一些问题在定性分析上应该说尚不够精密；在观念辩析方面，有些用词可能也欠缺斟酌。而且，由于自己在统计分析方面的知识与经验不足，调查问卷的设计并不能够令人十分满意，因此在进行定量分析的时候也感到实在应该可以更好一些。
　　
　　或者有些对此问题有兴趣者，会感到本书比较重视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农村的延续，而对其城市、国营企业中的影响分析不够。笔者这样处理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中国目前依旧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意味着农村人口的持续转移，因此中国传统观念包括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传承、辐射与弱化，都是与农民紧密相联的。所谓现代化，也包括农业的现代化，由于这个阶层的人口基数极大，大约有八亿之众，直接牵涉的到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甚至发展方向。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初都有大规模地将农民直接而迅速地加以转化的过程；尽管现在这种转化不再，但是这些群体与农村的天然联系及其自身对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传承也是不容忽视的。简单而言，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变化，并不一定马上带来观念的变化；而生成观念的土壤，也不会因为器物文明的突飞猛进而马上变质。第三，相对而言，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农民以及小城镇基层居民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大城市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之中，表现得相对较为隐蔽。为了能够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对照，本书没有在国营企业和大城市方面进行细致的探讨。笔者应该声明，这只是因为笔者所能够掌握的资料尚不足以在这两个领域进行令人信服的辩析，并非是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在这两个领域的影响已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未来有机会进一步就这个问题研究下去，首先应该增加自己在统计方面的知识，总结此次经验，设计出更加能够反映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私营企业管理产生影响的问卷；同时可以通过直接访谈的形式，与私营企业主直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应该可以更多地瞭解私营企业主对相关问题的真实想法，这样就会使定量分析更加具有说服力。
　　
　　总之，作为一个抛砖引玉之作，其缺陷是肯定存在的，希望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能够逐步修补前述缺憾。
　　
　　10．7   “寻章摘句”必有诸多分歧
　　
　　应该说，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对儒学和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严格对比，这种对比只能是一个必要的步骤，相信很多学者可以从中找出很多在学术上不够严谨的辩析与结论。
　　
　　之所以这样说，并非作者有意将问题模糊化。关键在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群，不可能仅仅受一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即使是自身的主体文化比较单纯、民族组成相对比较单纯的国家如日本，其具体的个人在今天也还是会受到很多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来自国外的欧美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元民族相互交汇、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国家来说，个人本身所受到的影响就是多元的，因此个体的思维和行为必定是受综合文化因素的影响。
　　
　　因此，我们对于当今中国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具体受哪一种文化影响，是很难作出非常清晰的界定的，只能是根据不同的领域、地域来判断哪一种文化因素在某一个阶段甚至某一种情境下发挥了“主要”的作用，而不能硬性排除其他文化因素的介入。比如说，一个受到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较多影响的私营企业主，虽然对于个体利益不懈追求、对能力主义高度肯定，但是也并非因此就完全排除在一定条件下受儒家观念影响而作出没有功利目的、完全出自真心的利他行为。同样，虽然某个私营企业主（其中不少自称儒商）也知道“仁和”的作用，特别是统领技术含量较高、个体能力乃是重要资源的企业时，需要以此凝聚向心力、刺激集体主义；但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压力之下，他完全有理由强调自己的威权以保证一定时期的企业指令的高效执行。
　　
　　就本书来说，我们只能就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文化特质的思维和行为进行分析，而且只能说这种思维和行为主要受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影响，而不是完全没有其他文化因素混合其中。因此笔者再次强调，我们应该侧重于相对宏观的对照和把握，而不是过度重视寻章摘句地就事论事，否则就会产生很多细节性的、但是意义并不很大的争议。
　　
　　笔者明白，这种强调并不能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一则限于本人定性分析的能力，二是受限于作者在定量分析知识和技巧方面的缺乏，目前能够给读者交出的就是这么一个不是很完善的作业。笔者也热望其他研究企业管理的学者，能够关注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0．8   本书的主要观点
　　
　　一，   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因为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条件在中国大陆明显地延续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维模式。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先于理论和法律的，私营经济兴起时的特殊的营商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使企业主更倾向于优先吸纳宗亲姻亲，从而顺理成章地将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带入私营企业管理。
　　
　　二，   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与儒家思想相辅相成相异，最为关键的是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利他，而宗族生存的必要使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价值取向趋于利己。孔孟之儒理想成分较多，普及型宗法现实含量更高；孔孟之儒教化的功用相对更大，普及型宗法管制的效用相对更强。与本文提及的几位学者提出的观点和概念如“后儒家假说”、“世俗化的儒家思想”、“儒家的假象”相对照，可以说是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包括私营企业管理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
　　
　　三，   儒学对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影响巨大，古典儒学对秦汉隋唐的大型宗法家族的影响比较大，典型如重视“亲亲尊尊”而“睦族”，相对更加重视“仁和”。宋代发端的宋儒则对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影响比较大，典型如极力强调的“尊尊亲亲”而“治族”相比，相对更加重视“威权”。对近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
　　
　　四，   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私营企业管理的不利影响主要在于企业决策掌控过度集中、人力资源管理任人唯亲、企业组织架构中层缺损等方面。其中威权化突出、任人唯亲是突出表现。在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影响下，私营企业往往因为企业主个人对决策大权独揽而容易导致独断专行、个人崇拜，会使企业架构形同虚设，鲜有能够产生实际效用风险制衡机制，很容易导致企业决策失误；而任人唯亲会导致企业内难以实现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其中包括会因为缺乏公平而难以留住人才，从而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严重时会导致企业走向衰微。
　　
　　五，   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所拥有的鼓励竞争、肯定个人成就、不排斥私欲的因素，有利于个人摆脱团体的过分束缚追求个体的发展，从而激励社会的创造能力。其影响之下，在私营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一定的有利之处。比如在企业创办初期有利于令行禁止、高效和保密；再如普及型宗法注重个体或者小团体利益，有利于打破联手抵制等拒绝改良的现状，快速吸收外来的先进管理经验。同时，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同向”的状况下，配合威权引导，可以发挥较高的集体主义力量。而且，中国民众对于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中的威权、等级等观念的认同并非是单向的，个体作为受众和威权中心的转换非常自然顺畅。
　　
　　六，   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影响之下，中国大陆民众有着高于欧美但是低于日本的集体主义、高于日本但是低于欧美的个人主义；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将趋向更明显的对自由个性、自由社会的追求。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可能与这种特殊的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有一定关联。因为典型的大工业生产时代需要较强的集体主义，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虽然不及日本，但是因为加上威权、服从等因素强化集体运作效率，从而满足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团队力量，使大工业生产模式获得高速发展；而后工业化社会、信息时代更强调个性张扬，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中鼓励竞争、肯定个人努力之成就、不排斥私欲的因素，适应中国社会对自由、民主日益加强的肯定，会激励部分中国大陆人对个体创造的追求，并跟上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时对个性张扬的要求。
　　
　　七，   中国和日本虽然都受古典儒学影响，但是属于“同源不同流”的关系。日本大量拷贝唐朝封建国家的典章制度，且当时祇有古文经传世，汉唐大型宗法家族观念形态与古典儒学相对应，反映到企业管理之中，就是在管理文化中注重家长式的“仁义”与“忍让”，对于辈份的既定状况比较坚持。日本承袭两汉魏晋隋唐对于门第的重视，但是由于民族规模较小而改变了纯血亲继承家业的汉唐风格，导致日本家族企业可以长久地将继承人的能力维持在一定的水平。而中国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与宋儒相对应，高度强调“尊尊”而相对忽视“亲亲”，同时大幅变革了汉唐大型宗法宗族规范。相对于大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比较少了“仁义”、“忍让”的成分，但是在强调睦族的同时，具有鼓励竞争、肯定个人努力改变现状的内在因素。中日之间在儒学和家族规范观念方面的“同源不同流”，反映到现代企业管理文化之中，就出现了颇大差异，因此有些基于对日本儒学、家族模式的研究，来对中国企业管理文化进行的解析，是容易出现偏差的。
　　
　　八，   善用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中的威权、集体主义、鼓励竞争、肯定个人努力之成就等因素，可以成为中国营建“世界工厂”的重要助力。这种文化特质，在中国拥有丰沛人力资源的情况下，会给不同层次的人群提供一定差异的心理基础，以满足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所需的多层次人力资源。
　　
　　我们应该寻求对中国企业管理最有实际意义的传统文化内核，而这既离不开对于西方先进管理文化的学习，同样也无法离开对本土传统文化包括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深入瞭解和正确引导。
　　
　　其实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基本上还是中国人本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心理定势具有更加深刻的瞭解，外国学者的观点更多地是一面不必留情的镜子；只要我们敢于揭示自己的丑陋，也就不必羞涩于赞美自己的光彩；只要我们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败，也就不必过分掩饰自己的成就。二十年前，我们贫穷到新娘会为了一辆一百多元的脚踏车而与夫家反目；有谁能够想到，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会站在哈佛商学院的讲台上为现在和未来的世界包括美国的商界菁英传授创新的企业管理理念呢？
　　
　　10.9   抛砖引玉而非否定儒家思想的主流价值与影响
　　
　　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延续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不断适应和调整，往往消失的不是文化特质而只是这种文化的原型。正如宗法文化绵延数千年，至宋代才形成对后世普罗大众影响至深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这种宗法文化因此也不会在具体的皇权形态消失尚不足一百年的今天，就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彻底消失。所以可以说，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必然还会在一定的阶段对中国人乃至海外华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特征产生影响。当然，社会越进步，民主越深入，这种以集权为特征的宗法文化，其影响就越加衰微。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社会受到宗法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台湾、澳门、大陆则在社会的发展中对宗法宗族思想观念进行弱化；而港台社会就宗法文化生长的土壤来说，不如大陆那么相对肥沃。
　　
　　笔者强调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民众和中国私营企业管理的影响，并非刻意指责儒家思想给私营企业管理带来什么缺失，而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特质的分析，来解释一些同样在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自然展示、但是又难以用儒家特别是传统的孔孟之儒的学说，加以圆满回答的所谓自私、为富不仁、见利忘义、苛刻求财等广为社会批判的现象。因为笔者认为，仅仅批判那些现象是不足的，必须真正暸解这种现象的心理和伦理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寻求到解决的良方，逐步减少这种社会症结，或者说通过弱化这些弊病来减少其可能对私营企业管理带来的危害。同样，我们既然不可能在近期完全摆脱宗法宗族思想观念的影响，就应该正确地加以面对；不仅要尽量避免其“弊”，也要善于使用其“利”。对此，我们应该拥有自信。
　　
　　笔者在这里必须声明的一点是，强调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对中国私营企业管理的影响，绝非为了否定孔孟之儒对中国人思维和行为巨大影响；因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主脉，儒家文化泽被深远，对宗法家族思想观念的发展也同样是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中国人依旧有很多人还在追求与发扬儒家的利他理想。比如香港的范止安先生乃是以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辟阐发儒家利他精神的宋代名臣大儒范仲淹的后代，他虽然与香港的众多富豪相比，实在谈不上“财大气粗”，但是他多年来本着利他的精神实施“百年树人”的宏愿，已经在中国大陆的落后地区援建了三十多所“景范希望小学”。可以说，没有坚实的儒家利他理想，是不可能支撑这位已经年近九旬、被友人称为“小范先生”的长者，孜孜不倦地实践自己的广育英才、造福国家之理想的。
　　
　　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儒家的利他理想，虽然祇有少数人能够真正身体力行地加以追求，但是这种利他理想乃是社会公德的真正精神支柱。没有这种理想，中国的道德重建就可能是一句空话；而有了这种理想的延续，中国人的道德坚持就不至于在市场法则或者说金钱浪潮的冲击下荡然无存，并可能在与现代思想的撞击、妥协过程中，形成新的道德规范。或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会加速复苏与更新，并最终结合儒家、宗法宗族思想观念以及佛家、道家等其他思想体系的菁华，广泛吸纳、揉合世界先进文明，逐步整合出能够适应当代中国及其持续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
　　
　　笔者曾经在在前面强调过，文化力往往是借助经济力而发挥影响的，而经济力本身就是文化力的一种验证。如果中国真正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点并结合当今世界的先进文明，使中国的经济力不断壮大，相信中国文化力的影响必将在经济力的有效支撑之下日渐强大，成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重要标志。
　　
　　10.10   “中国式企管模式”亟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大陆已经被公认为新的世界工厂。前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商人来自世界各地，多数都获得了应有的回报。但是很明显，在人力资源、土地资源、优惠政策等因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获得的成就还是具有较大差异的。
　　
　　比如，日本是最早展开对华投资的，铩羽而归的亦数以万计。但是较迟到大陆投资设厂的台湾商人却成绩显着，有些在中国大陆将原有企业在该行业的世界排名大大提前，甚至变成全球第一。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陈添枝博士说，“大陆提供了非常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劳动力，也是台湾人最会管理的劳动力，这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办法管得那么好的劳动企业力”（15）。
　　
　　那么，我们就应该更深一步思考，为什么号称管理理论融入了很多儒家思想的日本商家，较早在中国大陆发展但是成绩不甚理想，而较晚进入中国大陆的台湾商家却可以获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劳力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管理得那么好的劳动企业力？”
　　
　　对照本书在前面所引用的台湾曾昭旭教授的话“今日世上一般所谓中国式管理或日本式管理，其实指的便是这一风貌，它其实不是儒家而只是儒家的假象”。
　　
　　那么，真相应该是什么？支撑这种真相的文化特质是什么？
　　
　　当中国经济已经获得长足发展、中国人力资源为主的企业正在逐步营造出新的“世界工厂”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亟需找出这种真相？
　　
　　以目前中国大陆对于企业管理理论学习与研究看，大量的外国管理学专著被翻译，有关中国企业个案研究的书籍也有不少，还有不少从孔子、老子、孟子、韩非子的言论中寻找管理智慧的专著。这些研究当然是很可贵的，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似乎尚存在某种弱点：外来理论主要是一种参照，个案研究似乎对文化特质的联系不够系统和深刻；而先贤的言语对今人来说似乎过于“贵族化”，不是伯格所说的类似 “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所身体力行的儒家伦理”。
　　
　　笔者认为，在中国已经逐步被打造成世界工厂的今天，系统、深刻地研究中国文化特质对于企业管理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总结“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必要而迫切的课题。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企业效能的进一步提高，是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的。中国如果能够从企业文化特质、行为规范、心理特征等诸多方面总结出比较系统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无论对于世界的管理理论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都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国家，绵延数仟年的宗法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至为深刻。特别是宋代发端的普及型宗法宗族思想观念，至今依旧对中国民众发挥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笔者相信，从宗法宗族思想观念入手研究“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
　　
　　【附注】：
　　
　　（1）    帕特.乔恩特、马尔科姆.华纳（英）编，《跨文化管理》，卢长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25。
　　
　　（2）    同上，229
　　
　　（3）    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187
　　
　　（4）    同上
　　
　　（5）    亚瑟.亨.史密斯（美）着，《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6）    陆震着，《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    曹锦清着，《黄河边上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8）    同上。
　　
　　（9）    何清涟着，《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3月第2次印刷。
　　
　　（10）    胡少雄，“中国的就业形势与对策”《中国评论》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号。
　　
　　（11）    冯尔康、阎爱民着，《中国宗族》，广东人民出版社及华夏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136页。
　　
　　（12）    《任氏族谱》。本人曾经在朱镕基刚刚上任总理时，因采访之故在曾经担任新中国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总理的任弼时之宗亲家中，见到新编的《任氏族谱》。其中涉及朱镕基与任弼时之上辈曾互娶续弦，两家族当年在长沙一带具有一定的规模。
　　
　　（13）    饶美蛟、陈缵扬等编着，《企业管理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第1版，1998年4月第15次印刷。71页。
　　
　　（14）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张厚义明立志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15）    陈添枝，“思想者论坛”《中国评论》二零零零三年二月号。
　　
　　
　　
　　　  参考书目
　　
　　（1）    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    刘广明着，《宗法中国》，三联书店，1993年6月第1版。
　　
　　（3）    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4）    何平着，《儒脉兴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5）    罗锐韧主编，《哈佛管理全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次印刷。
　　
　　（6）    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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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霍韬晦主编，《东方文化与现代企管》，法住出版社，1993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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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冯尔康、阎爱民着，《中国宗族》，广东人民出版社及华夏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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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何清涟着，《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3月第2次印刷。
　　
　　（16）    帕特.乔恩特、马尔科姆.华纳（英）编，《跨文化管理》，卢长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7）    苏勇着，《管理伦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8）    刘泽华着，《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    哈耶克着，《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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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商界》1999年第12期，深圳期刊。
　　
　　（25）    饶美蛟、陈缵扬等编着，《企业管理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第1版，1998年4月第15次印刷。
　　
　　（26）    饶美蛟、刘忠明主编，《管理学新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7）    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28）    陈佳贵着，《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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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丸山真男着，《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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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任氏族谱》朱镕基与任弼时之上辈互娶续弦。
　　
　　（35）    陈荣耀编着，《东方文明与现代管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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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亚瑟.亨.史密斯（美）着，《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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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熊礼汇、杜福禄编制，《孔子与经营管理》，丝路出版社，1998年第1版。
　　
　　（40）    赵健着，《龙的传人在海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第1版。
　　
　　（41）    哈耶克着，《自由经济原理》，三联书店，1998年第2版。
　　
　　（42）    陆震着，《中国传统社会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43）    解思忠着，《观念的枷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12月第2次印刷。
　　
　　（44）    朱家桢着，《孔子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次印刷。
　　
　　（45）    赖志坚编着，《私营公司二十大失败》，中国商业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次印刷。
　　
　　（46）    马克斯.韦伯着，《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简惠兰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9年初版，1996年2版2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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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曹锦清着，《黄河边上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49）    《中国评论》月刊
　　
　　（50）    卢世琛、王燕梅编着，《WTO 与中国经济增长热点》，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七月第1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