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洲的改变

　　近代亚洲有四个重大的改变，为亚洲国家间相互竞争、合作与整合上，贯注了惊人的力量。

　　首先是1950年代起，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贸易出口模式，从1950年代起惊人的国民经济成长与出口外汇累积的成功，及延续1960~70年代所累积的经济实力，使得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四小龙成功模式，在面对世界其他开发中国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范本角色。日本财团结合银行、金融、贸易、保护、保守政治及劳资关系等，也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竞相模仿发展的模式。 

　　第二个重大改变是中国在经济改革开放上的转变。中国在经济上逐渐拥抱了资本主义快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开放外资来吸引全世界资本的投入，以带领重点城市逐步迈向全球化，并在工商企业的管理上引进台湾、日本与南韩等成功的经济开发特区为发展模式来发展。从此开始中国沿海重点城市逐渐地从其意识型态途径走出，逐渐与亚洲其他国家整合。

　　第三个重大改变则是发生在东南亚，也就是东南亚国协（ASEAN）的创造。在1960~70年代东南亚国家在政治面尚待走出动荡不安的阴影，在经济上亦体认到无法与中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相抗衡，因此唯有以非正式官方与民间的合作来集体发声，俾在亚洲政治与经济发展上能有更大的发言空间和力量。此种寻求集体发声的方式，确实为亚洲区域灌注了一股有力的力量。

　　第四个重大的改变则是CEPA的设立，是中国为因应加入WTO之后，为有效整合与港澳两个独立关税区间的经贸关系，所建立的制度化双边协调机制。就是在经贸上尽量把香港同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整合起来，把原本存在于两地之间有关人、财、资金等生产要素移动的障碍尽可能地排除。在经济贸易面上，中国与港、澳间似乎以打破了“一国两制”的樊笼，朝向统一的制度前进。藉由这个机制与市场的磁吸效应的有效运作，不仅让中国与港澳在经济上进一步整合，也扩大了“中华经济圈”对成形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更大的影响力。

　　二、区域经济对台商的挑战

　　CEPA与区域经济合作有什么关系？有，因为它们都是“区域化”的概念。在全球经济进入到全球化时代之后，区域化成为一种非七大工业国“次全球化”的方式，就在全球各地，藉由区域经济上的合作来与全球化同步。

　　区域化与全球化并行不悖，同样是通过经济的整合为所有成员体带来更大的利益创造机会。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即为成功的典范。如今在亚洲东部，似乎也涌现出同样的潮流。东盟（十国）加中国的自由贸易区（FTA）协议已经启动，预定2010年完成，近来在峇里岛举行的东盟加高峰会中，中国又倡议中、日、韩建构FTA，与此同时，十加三的对话也扩大到了十加四，新增的一个是印度，在此之前，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上海合作组织”其实也有朝FTA发展的趋向。

　　无论是十加一，十加三，十加四，中、日、韩，或上海合作组织及CEPA，渐渐都脱离了国家上的地缘关系，而强调藉由官方及非官方上的对话，注重于彼此经济市场上的利益共用。

　　因此在市场利益的前提下，亚太、东亚、泛亚，如今都在全球化的时代大潮流下，进行着规模不一、层次有别的区域化行动，而且区域化的合作，似乎都有着重以中国为核心市场的倾向。

　　由此发展可看出，无论是在全球或是区域自由贸易架构中，中国积极寻求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已使得亚洲经济及贸易的板块逐步移转，而中国十几亿的消费人口亦已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国家出口品的主要吸纳市场，更加强其在东亚经济整合中的份量。

　　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已完成CEPA签署，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虽在短期内对台湾影响有限，然而以长远观察，区域整合必会提高双方国内资源分配之效率，并逐步建构区域内之产业分工体系，对区域外贸易及投资将形成排挤及替代作用。

　　台湾受困于两岸关系无法接受“一个中国”为前提下的任何交涉与谈判，因此在东南亚各国ASEAN的外交上无法有所突破，虽然与巴拿马已签订FTA，但欲跳过正式外交上的谈判，与各国签订FTA以防止边缘化的方式，仍有其施行上的困难。

　　在政治面似乎已确定是无法融入东亚区域整合中，此将会危及台湾民间企业目前在中国大陆及东盟所扮演的角色，长期更有被边缘化的隐忧，若不尽速改善两岸关系，东亚区域整合一旦形成，台湾企业恐将逐渐被排挤到主要市场之外。因此站在企业经营在商言商的角度，此趋势是需要尽速因应的。

　　短期看CEPA对台经济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服务业方面，部分台商今后将以香港作为进军中国大陆服务业市场的跳板。就中长期而言，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将大幅增加中国大陆与港、澳的整合与一体化，进而形成大中华区经济圈，其对邻近国家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台商企业若不能在这一过程中取得合理的定位及参与的机会，台湾本土的经济发展势必亦将逐渐遭到“排挤”与“边缘化”。

　　三、台商如何面对CEPA及亚洲新区域经济所衍生的商机

　　近年中国大陆引进外资的要求及标准已定得比以前高，如投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较以前有较高的要求，例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起码要三千万美元才能进驻，这对一般台湾中小企业而言是比较困难的，但CEPA惠及的层面很广，台湾的中小企业可以藉此机会，以外商专业服务产业的身份进入中国内地。

　　以内地与香港签订的CEPA而言，CEPA准入的服务行业共有十八大类，包括管理谘询、广告、法律、会计、销售等服务。这些不需要太大量资金投入的专业服务高的行业，与大型基建、高新科技和制造业相比，非常适合台湾的中小企业往内地发展。

　　以CEPA为例，它的实施将会促使台湾对香港的投资加快。以2003年为例，台湾对香港投资总额达6.4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 283.86％，投资时点则明显集中在去年12月份。当月台湾投资香港的金额爆出了5.62亿美元的巨量。在CEPA的吸引下，未来预期将会有更多台商企业加快来港投资发展，目的是以香港公司名义享用 CEPA优惠，加快进入中国市场。

　　其次，CEPA将影响台商在两岸三地的经济分工格局。长期以来台湾产品出口到中国大陆就以香港为主要转口地，并且占了台湾向香港出口的绝大部分。以2002年为例，台湾向香港出口金额达308.51亿美元，占台湾出口总金额的23.62％。香港也是台商投资中国大陆的重要第三地之一。

　　虽然两岸“一国两制”的国家认同问题尚未解决，但在企业经营实务面透过两岸三地控股公司，投资或设立香港及中国的公司，以行之有年，且中国大陆工商部门已宣布，将进一步简化各项登记申请手续，以提高效能。

　　在中小企业实际投资策略面而言，在此可提供的建议是采用一种台商间“母鸡带小鸡”的“雁型扩散效应”。

　　在台湾内部，这几年来在市场的竞争压力下，企业有了很明显的转型。传统劳力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业或歇业或外移，在岛内的数量大幅减少，而属于比较技术及资本密集的产业如金属制品、机械设备，以及电器业等大量增加。随着大量加工出口的中小企业外移后，原来的产业上下游关联也延伸至海外。

　　中心厂在竞争压力下，已纷纷将产业网路延伸至海外投资。不止如此，受这种外向发展风潮的带动，不少中小企业自身也积极地往岛外进行多角化经营；或基于垂直分工或基于水准分工的考量，它们主动将其触角延伸到海外。“跨国”行动已不再是大型跨国企业的专利。因此一种台商间“母鸡带小鸡”的“雁型扩散效应”已逐渐成为一种海外设厂投资的成功模式。

　　不过，由于在先天上，中小台商的国际化程度仍不够，而必须依赖当地周边产业的支持。这种现象导致在海外的子公司对台湾母公司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而对当地周边产业依赖度上升；台商在当地采购原材料零件与融资的比例亦随之提升。而随着台商利润的累积，对于当地市场的熟稔，再加上因应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远景，中小企业逐步走向“当地化”、“本土化”的经营形态已十分明显。

　　在台湾的企业发展经验中，以地缘、乡亲、朋友、家人等人情网路关系一直产业网路关系的核心，企业与社会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随着企业外移数目的增多，台湾人社群也在当地同步成长与繁衍，并与当地社会系统进行融合。

　　从长远利益与务实的角度来看，台商应积极纳入当地的社会系统，这种进入主流与认同当地的做法，不只是在当地生根所需，同时也将有利于其与台湾之间的持续联系。

　　四、结论

　　CEPA与其他区域经济，将不同关税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障碍减到了最低，也就意味着立足当地，就可以以其他国家或地区作为市场与发展的腹地，引发区域经济优势分布的改变，诱发台商调整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投资重点，进而改变两岸三地的经济格局。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占了全球制造业三成，俨如世界工厂，而美国占了两成，但美国由制造业带动的金融、服务相关行业非常庞大，足以令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反观中国大陆，于全球制造业三成的占有率，所产生的服务需求是很大的。

　　在经济贸易面上，CEPA似乎已打破了中国大陆与港、澳间「一国两制」的樊笼，朝向统一的制度前进。在经济贸易面上，在商言商的台商可藉港澳CEPA为跳板把服务业带入中国大陆，通过在港澳设点及利用当地的资源、服务和政策部署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来支撑中国大陆庞大的制造业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以服务劳务为主的中小企业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