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28年出生于广州市，是父母的次女，但长姊年少夭折，家中已视我为长女。我的童年在广州东山梅花村欢乐度过，成长中虽逢抗日战争，但身受父母温暖周到的庇护，并未经历严重的战火摧残。为避战祸，我和兄长弟妹一起被父母带返信宜县的水口村，在那里入读广州迁来的广东省立广雅中学，高中毕业后随即考上也从广州迁来水口村的广东省立勷勤商学院会计系。

　　抗战胜利，复员回到广州，我继续进石榴岗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原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已分为省立法商学院及文理学院两校）。大陆建政后我才从省立法商学院会计系毕业，被分发到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就在广州市区担任会计员。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理想“金饭碗”，我觉得一切顺利又满足。当时父亲已安排母亲及兄嫂们移居香港，我持有香港身份证，赴港探亲方便，所以就安心留在广州工作了。

　　最初我只凭香港身份证就可向公安局申请出境通行证，不到两年之后，管制严格了，我必须先辞去银行行员职位，照准后才能申请出境。当时我与同行工作的男同事赵家璧交往，已论及婚嫁，两人决定辞去广州的工作，同往香港发展。于是，我们递上辞呈，又到处托人关说，苦苦等候了半年，才获得银行方面的批准。然后又花两个月申办出境，才能安然抵达香港。

　　抵香港之初，我一面在私人机构担任会计，一面努力充实自己的英文造诣，后来才有幸与夫婿赵家璧一起考取进入泰国盘谷银行香港分行服务。连续工作多年，我们都被提升为高阶主管，我更是所有女性职员中位阶最高的一人。为此，我应感谢父亲从小给我的栽培，他将儿子和女儿一视同仁，费心规划我们的教育，认真督导我们的学业，总说必须先读好书，将来才有独立谋生的本领，父母的庇荫毕竟有限，自己的努力奋斗才最可靠。正因为父亲的培育有方，我得具会计专业的实力，一步一步被提升到资深高位。

　　泰国盘谷银行的待遇虽比不上香港汇丰银行及一些美国银行的高薪，但已比一般私人办的银行高得多，而且福利也好。我们夫妻是双薪收入，生活过得节俭，我遗传了母亲的白皙肤质和姣好面容，不需要涂脂抹粉，每天素净着一张脸去上班，连化妆品都省了，所以我们几十年工作下来，已为自己储存了足够的养老金。

　　50年代我初抵香港谋生，一直知道父母在台湾生活困苦，所以我和景昭妹一样，每月节衣缩食，在薪水中省下一点港币寄给父母。后来景武弟到台湾独自挑起奉养父母的重担，而且让他们生活得宽裕，我们姊妹俩才稍稍放心，但对父母的不舍与思念牵挂无时或已。

　　香港距离台湾不远，别说坐飞机了，即使乘船也不过几十小时。景昭妹趁离港赴美的机会，特别安排台湾之行，与父母欢聚两周。为什么我在父母有生之年始终没有去过台湾呢？尤其是1962年父亲中风后卧病三年，我居然没去台湾见过他一面，更别说为父母送终尽孝了。是时代的悲剧迫使我成了一个难以饶恕自己的不孝女儿。

　　我曾任职于大陆建政后的中国银行，申请办理台湾的入出境证，必定经过严格的审核。即使父亲能够找到有力人士为我担保，取得入境许可，将来出境遭受留难，迟迟不能返港，以致丢了盘谷银行的差事，那怎么办呢？我的景圣堂弟有一女友到台湾办理护照赴美，台湾当局查出她在香港一间已被中共接收的银行开户头（因这银行距她家最近，便于存取款项之故），便不准她出境离台。她焦急苦等，最后向我父亲及景武弟求助，他们父子俩为她奔走数月，到处请人帮忙，才解决了她的出境问题。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都知道得清楚，有过这样的前车之鉴，我怎敢动赴台的念头呢？

　　若问我一生当中有什么最大的遗憾？没能去台湾探视父母、略尽女儿报答父母教养之恩的本分是我永难补赎的罪过，几十年来一直痛在心里，只能终身抱憾了。现在我将自己颇为顺遂的晚景禀告父亲，希望他与母亲在天之灵稍觉安慰。

　　我们惟一的女儿名唤赵乃甘，很早被我们送去加拿大多伦多读书，毕业后在加国就业、结婚成家。我们的女婿侯圣生也来自香港，是人品甚佳的虔诚基督徒，学历高，职业好，我们得此佳婿，可谓晚年有靠了。

　　从泰国盘谷银行退休之后，我们随即移居加拿大多伦多，现在和女儿女婿住得近，照顾方便，一直生活得平安愉快。我自认没有景武弟那种“勇于任事、己立立人”的胸怀，也缺乏景昭妹那样特别热情的服务性格，到头来，只能独善其身，守护好自己的小家庭而已。

　　陆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