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公匡文120岁纪念感言

　　我的父亲是一位平凡、平实、平和的人，却成就了非凡、非常、非易的革命者、爱国者和美德实践者的事功。父亲！您是孙中山先生的忠诚信徒，爱国爱党如命；您是终生爱妻堪称伟大的丈夫；您是子女眼中的慈父严师；您敬兄扶弟手足情深；您更是感恩图报、仗义疏财的真君子。

　　有志革命起义成功

　　父亲少年即胸怀大志，自撰对联日夕惕励：

　　爱惜精神，留此身担当宇宙；

　　蹉跎岁月，问何日际会风云。

　　他十八岁奉母命娶了十七岁的望族闺秀李淑勤小姐为妻，同年由林云陔、林树巍介绍，正式宣誓加入同盟会，从此冒着生命甚至抄家灭族的危险，毅然决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去奔走革命，将孙中山先生传扬的革命思想化为战斗行动。

　　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高雷地区的同志多返乡活动，父亲和林树巍等密设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信宜分部，号召同志，暗藏枪械，准备随时南下高州起义。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广东南路同志亦已从香港秘密运回大批武器，时机成熟，11月13日革命党人由林云陔、陆匡文、林树巍率领下，声震山岳般攻入高州道台衙门，鸣响广东革命的第一炮。道台衙门守军不敌，四散逃窜，高州起义宣告成功。

　　随即在高州组织革命军政分府，（胡汉民为粤省革命军政府都督）推举林云陔为分都督，我父亲为副都督兼理财政，他多方筹措饷粮，甚至向我祖母黎太夫人求捐二十万银元（这笔巨款最后必须抵押家中田产来凑足），督署才能成立运作。

　　在这么轰轰烈烈的高州革命战役中，我父亲既是运筹帷幄的谋士，又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最后还必须倾家输将，可谓毫无保留的牺牲奉献了。这一年父亲才二十岁，已将“担当宇宙、际会风云”的气概发挥得淋离尽致。

　　父亲行事低调、不喜表功，总认为奔走革命当中的所作所为不过尽一己的责任，何来功劳可表？日后常见的革命史受了他谦退态度的影响，多半只给他一个模糊的身影。我觉得父亲的身影不该继续模糊下去，应让他还原成鲜明的形象，使大家真正看到了一个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不惜牺牲到底，身家性命全豁出去的信宜水口村陆匡文。希望我这次为父亲纪念120岁诞辰之际，对父亲领导高州光复的革命史实，应有正确认识的评价，还原革命历史的真相。

　　民国肇造献身党国

　　中华民国建立，父亲奉胡汉民之命，首任中国革命同盟会信宜分会会长，改组国民党后任信宜分部长，在广东众多分部之中，考绩最佳，日后父亲终身“爱党如命”的特性想是始于这个时期。

　　袁世凯图谋称帝，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被袁解散。龙逆济光任命他的爪牙马存发为高州镇守使，大兴党狱。父亲潜回水口村为胞兄吊丧，险遭围捕，逾墙方能逃脱。风声鹤唳中迫得亡命香港，再转往北京，考入北京大学，专修哲学，因成绩优异而被蔡孑民（元培）校长召见嘉勉。在学期间，他负有就近窥探袁世凯意向及虚实的任务，随时将情况向广州胡汉民汇报。

　　1917年（民国六年），国父孙中山率海军护法，国会议员相率来粤，父亲亦南下负责接待。翌年秋，父亲北大毕业返粤，不久即被推举为广东省首任民选信宜县长，在任两年，建树不少。当时民国初造，百废待兴，父亲获得服务桑梓的机会，本来有各种腹案，亟待推展，可惜政局依然一片紊乱，难以筹谋，父亲日后忆及，常引以为憾。

　　1922年（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变，父亲奉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主任古应芬之命，暗中联络高州六县县长策划讨逆，行动中几乎遭受附逆的高雷善后处长胡汉卿的捕杀，后来讨逆军起，胡被驱逐，我父亲才得免于难。

　　1923年（民国十二年），国父再回粤，驻跸广州，我父亲和胞叔幼刚兄弟二人供职大本营度支处，饷粮缺用，全赖他们协力筹款挹注。父亲晋谒孙大元帅时，深蒙嘉许，即席亲笔题“天下为公”横轴赐赠。这项墨宝被父亲视同生命，离乱中并未失去，至今我能保存下来，并在台湾请中山先生哲嗣孙科及多位元老包括马超俊、黄季陆、陈立夫、马寿华及重要人物郑彦棻、梁寒操和学者专家张其昀、余俊贤、陈治世、马镇方等九人题词或敬观鉴赏（前述的人均已去世）。（见照片）

　　在大元帅府里，父亲任秘书兼经界局及法制委员会的秘书职务。及后奉派为清远县长，任内最大的政绩是安抚民心，平息民怨，使工会的工人不再受煽动，消弭了到处滋生事端的乱象。

　　不久整理党务开始，父亲奉命和林云陔驰返广东南路，清除异议的非信仰三民主义份子。任务完成后，调任广东南路财政处长兼禁烟处长，他致力于改革税制，增加省府的税收，以储积国民党军北伐的军费。

　　北伐底定，国民政府奠都南京，1927年（民国十六年），国府蒋中正主席特任古应芬为文官长，派我父亲为文官处简任参事，襄佐机要。他供职南京近两年径返广东，任全省卷烟公卖局局长，又任广州电力委员会常委。及后广州自来水厂、电话公司及电力公司均合并于广州市公用事业委员会，父亲则任该委员会的常委，协助前后两任广州市长林云陔与刘纪文建设广州市。当时我幼刚胞叔在广州市政府任秘书长，并先后兼任土地局、财政局、教育局的局长，兄弟二人于是有比邻而居、通力合作于市政建设的机会。

　　此时父亲位居党务要职，是广东省党部的第三、四、六届监察常务委员，第五届执行委员。

　　升平岁月喜育幼子

　　1930年（民国十九年），父亲已年届不惑，母亲在中秋之夜生下我这排行第五的儿子（事实上他们的长子已是第三胎，前面有两子在水口村一场鼠疫发生夭折；而且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我应该是母亲所生的第九胎，后来在1931年还生一个妹妹，整整十胎，可谓多产的父母了。）我刚刚哇哇坠地，父亲便胸有成竹为我命名“景武”，因为他以“景”字为辈，顺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的次序为他的儿子命名，“景文”已被比我稍大的堂兄——胞叔幼刚的长子所用，我虽在家中排行第五，也只好用第六个字“武”为名了。

　　从小我被父亲告知，他用道统中的圣君贤哲称号为我们命名，是期望儿子们以圣贤为标竿，努力进德修业，成为有用人才，方能毋忝于自己获得的好名字。

　　在广州市东山梅花村18号“匡庐”我们家的客厅里，迎面挂着一副大字对联（见照片）：

　　念佛何如念我，

　　为己不若为人。

　　这是父亲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句，请党国先贤（亦当时名书法家）林直勉先生以隶书写成。从我懂事开始，父亲便指着“为己不若为人”来解释其中的深意，使我幼小的脑袋里很早便有了“舍己为人”、“施比受更有福”等等理念。

　　“匡庐”中有父亲阔大的书房“陶然自乐斋”，里面悬挂孙中山先生亲笔赐赠的“天下为公”横幅，上款是父亲参加革命初期的名字“匡民先生属”，下款为“孙文”加印章。我大约才四岁，父亲便教我熟读牢记这四个大字，五岁那年的夏天，胡汉民元老造访“匡庐”，父亲命我向胡公公鞠躬敬礼，胡公公问我认识墙上的四个大字吗？我不假思索的回答：“我认识，父亲早教过我了，是‘天下为公’。”胡公公说：“会读出来还要懂意义才好。‘天’是天上的天，‘下’是地下的下，‘天下’是指全世界；‘为公’是指属于大家的。四个字合起来的意义就是‘全世界是属于大家’，是我的也是你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快乐的生活，也要爱护这个世界。好孩子，你听懂了吗？”我边点头边说：“懂了！懂了！”当时我虽年小，对于父亲以及长辈们的教诲启迪还真的能够有所领会。

　　1929年——1936年这八年，人称广东的“黄金八年”，陈济棠能稳定的称霸南天，与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合作无间，联手将广东，尤其是广州市，推向现代化。我有幸在这样升平的黄金岁月中出生，又是父亲欣喜抱入怀中的幼子，一直承受浓重的父爱。我们兄弟姐妹都特别亲近父亲，觉得他既是善于督导的严师，也是呵护备至的慈父，我们对他既尊敬又依恋。

　　抗战军兴携家逃难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我国全面抗战开始。父亲先将家眷安顿在香港，再只身转往粤北，担任广东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随后南返出任遂溪县长。当时邻近广州湾的遂溪县一片混乱，急需够胆识、有行政经验、又有操守的县长去加以整顿。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认为我父亲最符合条件，恳请他去屈就，答应他只担任一年，情况好转立刻让他辞职。父亲肯去遂溪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万一香港不稳，可接妻儿往粤西撤退。

　　我们逃难到香港，父亲虽没停留下来，却为我们做了妥善的安排。当时大哥景尧、二哥景舜已进内地读大学，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大姐景蕴已在广州车祸意外丧生）被送入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德明小学就读（德明是中山先生的原字）。香港从小学开始便注重英文，父亲怕我们荒废了中国语文，特别带我们去一间私塾，让我们下课后去读诵《孟子》、《千家诗》……等古文诗词。父亲鼓励我们读好英文，也要打好中文的根基。日后我对语文特感兴趣，运用中英文都能挥洒自如，有足够能力修读硕士、博士学位、进行高深的专业研究，这一切都要感谢父亲当年的用心良苦。

　　我们留居香港两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行将进侵香港，父亲特派一位属员及一位医生接我们去广州湾（今湛江市），前者是后来成为我谊父的欧钟岳（字土荃）契爷，后者是我族兄陆彬彦。母亲体弱多病，有医生护送，才敢乘船离港。

　　父亲继续留在遂溪当县长，完全是为了妻儿，他本有机会到重庆陪都做中央的部次长（现称中央副部长），但他更珍惜乱世中一家人的团聚，所以他不去重庆而留在广州湾迎接我们。在广州湾才安定一年，日本派飞机猛烈轰炸粤西大后方地区，广州湾也变得危险了，父亲当机立断，立即辞去遂溪县长职务，带我们回信宜水口村故乡躲避战祸。

　　父亲携带眷属从广州湾出发，到达吴川县，准备从那里的码头登上沿鉴江北上的竹排船。吴川县长梁汉强是我们的亲戚，很客气的摆下午宴招待我们。原定在当天搭载我们的是下午第一班船，因午宴耽误而改搭第八班。结果敌机低空飞临鉴江，用机关枪扫射江上竹排船，从第一班到第七班，无一幸免，尤其是最前面的几艘，起火焚烧，伤亡惨重。我们若无午宴的耽搁，肯定难逃此劫了。一家大小平安无事，父母都觉得是“祖宗积德、神灵庇佑。”

　　荣归故里营造父陵

　　我们在茂名县城（现已恢复旧名高州市，茂名则南迁而成地级市了）下船登岸，茂名与信宜之间本有公路可通汽车，抗战期间为阻止日军战车，已挖成坑洞，不能通行。我们必须坐轿子返乡，如今走笔直国道只需几十分钟的车程，当年我们居然走了两天。

　　走过村边的木桥，对岸便是水口村了，远远望去，桥头已聚满黑压压的一群人，而且锣鼓喧天的准备迎接我们。过桥后我们连忙下轿，父亲领着我们不断向热情的族亲挥手、拱手。在震耳的鞭炮声中，被扶老携幼的族亲拥着，兴高采烈的回到父亲久别的水口村。

　　陆嗣曾（我堂伯父）、陆匡文、陆幼刚是民国早年显赫著名的“广东三陆”，水口村人一直以之为荣。我父亲离乡从政，已整整二十年未曾回来过，怪不得族亲数百人会以“荣归故里”的方式来欢迎他。在这么盛大的场面中，眼看自己的父亲如此受人敬重爱戴，我们是感动又骄傲的。

　　父亲返乡，卸下党政教各方面的职务，与族人诗酒唱酬，赏花弄月，十分惬意。又以年余时间督促侄辈重修我祖父陆子犹公的墓园，请国府主席林森题墓碑，元老书法家于右任题墓道碑，名国学家陈衍（字石遗）撰书墓志铭，这些题书都用云浮出产的大理石精工凿刻而成。山坡上的墓园占地广袤，墓道宽直堂皇，三面围以松柏茂林，甚有气象。（五十几年后我欲循迹祭扫，可惜一切俱已烟灭，渺不可寻了。）

　　墓园竣工（信宜称“圆山”）之日，我们所有晚辈随父亲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父亲亲读他自撰的《祭显考文》，内容孝思不匮，十分动人，百余随祭族亲为之欷叹。当时我虽只十岁左右，已懂得父亲的文词写得好，遗憾的是未曾将它保存下来。

　　筑父陵墓之外，父亲又以“族贵”身份当“主祭”，经常参加村中多间祠堂的祭祀。“主祭”必须是族中的“族老”——年纪最大、“族尊”——辈分最高、“族贵”——当官最大，父亲非老非尊但当过大官，他又难得返乡，所以族亲一致公推他当“主祭”。起初我只能站在门厅下当与祭，十零岁后有资格当“礼生”，穿起长袍跟着父亲亦步亦趋的行祭祀大典，充分领会当高门望族，诗礼传家的子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抗战期间，日军曾力图侵扰粤西，但信宜僻处一隅，又有群山阻隔，所以成为躲避战祸的福地。广东省立广雅中学和省立勷勤大学先后迁来水口村，继续开班招生，因此水口村除原有的水口小学外，中学和大学都不缺了，一时间成了高雷地区的教育文化名村，不少高雷青年负笈北上，到水口村读中学或大学。我在水口村小学毕业后，也和兄姐一样入读广雅中学，而禹、汤两兄则在广雅高中毕业，考入勷勤大学商学院（抗日胜利后，禹汤两兄同时转入中山大学毕业）。子女们在逃难中不致辍学，父亲甚感欣慰。

　　接任议长造福县民

　　父亲在故里无官一身轻，享受田园之乐，度过他潇洒的“知天命”寿辰。不久忽接省主席李汉魂派令，要他出任信宜县第一届临时参议会议长，父亲力辞未准，于是重入宦途，到县城主持议会。

　　在议长任内，父亲策动民众，抗日保家，安定地方自治、他自掏腰包，以每名赠谷五百斤安家费的办法鼓励乡间子弟从军抗日；又在广雅中学及勷勤大学设置奖学金，奖助两校的优秀清寒学生。父亲运用议会的影响力，在信宜境内筑路修桥，增设多处卫生所，直接造福县民，赢得不少赞誉。

　　胜利复员意气风发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张发奎上将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掌握了两广党政军大权，他发电报给我父亲，要他立即复员返广州担当大任。 过去张上将和我父亲不仅有过密切的同志工作关系，而且意气相投，同具豪迈爽朗的性格，处处坚持大是大非，他们同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热爱根据孙中山理念创立的中国国民党，坚持“党中无党、党内无派”，耻与拉帮结派的人为伍。吴铁城、陈立夫等曾争取父亲加入他们的派系，他都一一婉拒。由于这种知交的关系，张上将才急于要我父亲上广州辅佐。

　　父亲一抵广州，便受命为广州行营政务处长兼敌伪产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父亲深知张上将重用他来处理复杂的敌伪财产问题，是因为他操守好，大公无私，不致贻人“接收”即“劫收”的讥诮。举个例子：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广州市有两栋房子，父亲处理起来特别谨慎小心，拟好的公文签呈张上将主任核示，再转呈蒋委员长批准。结果一栋以作为中央委员广州办事处的名义，由邹鲁接受；另一栋则送给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以国府委员广东办事处之名使用）。

　　张发奎上将对我父亲的秉公行事，廉洁自持至为激赏嘉许，特报准中央颁授国府最高勋章以酬其功。张上将接受日本投降时曾获两把降将呈献的天皇赐剑，他自行保存田中久一呈献的一把，另一把送给我父亲作纪念，由此可见两人的交情。

　　父亲和张上将都善饮，酒兴一来，千杯不醉。每当外宾莅临广州，行营必以张上将为首的五虎将阵容（酒量最佳者）出迎。张上将之外，其他四虎将是邓龙光、缪培南、徐景唐、陆匡文（军阶均为陆军中将），他们的酒量使擅饮伏特加烈酒的俄国人都甘拜下风。

　　由于张发奎上将的倚重，父亲复员返广州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意气风发的日子。后来他又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民事处长、广州绥靖公署中将秘书长（陆军中将已是文人任职军中的最高军阶）、广东省政府委员（简任一级）、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父亲的上司添上了绥靖公署余主任汉谋上将及广东省主席薛岳上将，父亲一介文人，凭着他的忠肝义胆、豪气干云，居然能成功地斡旋在几位出生入死、战功彪炳、抗日著名的上将之间，促成协调合作之功。

　　各种官职头衔之外，父亲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及其后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他有机会签署通过中华民国宪法以及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是他自豪的殊荣。

　　就在父亲公务最繁忙的这段时期，我在广州市培正中学读高中。晚餐后难得父子共处的时间，父亲会摊开书本，很庄严的为我讲解一些有价值的古文或诗词如岳武穆的《满江红词》、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文天祥的《正气歌》等等。讲解当中他强调中华民族可贵的传统美德——忠、孝、仁、义，要我听得明白，将来也要认真实践。坐在父亲的身边，我感受到慈父的挚爱，也领受了严师的教诲，此情此景，永铭我心。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暑假，我专程由广州乘火车去香港拜候谊父简琴石（字经纶，号琴斋，是教我开笔习书法的恩师，后来父亲命我拜他为谊父）。谈到我的前途时，他真心关怀，为我拟出一套求学的方案。他说：“虽然你的父亲眼下在广州很有权势，但是我看得出来，中国不久必有内乱，国民党和共产党难免一战。你的家世背景不可靠，未来的前途必须自己去创造。最好你趁现在父亲有能力负担的时候，请求他送你去英国读书。记得大学要主修法律，学成之后可在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澳洲这些地方执业当律师，是收入颇丰、地位也高的行业。当然，如果将来中国的情况稳定了，你那留英的法律学位也可以有一番作为。”

　　简谊父这些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牢记在心，一回到广州立即很认真的向父亲请求。父亲并未一口回绝，只说要和母亲商量。后来他的答覆是母亲坚决不准，我必须在国内读完大学，出国留学要等大学毕业后再说。

　　大约就在同一年（1946），天主教的于斌总主教应张发奎上将之邀，到广州行辕向同人们演讲，我父亲热情接待，于总主教以亲访“匡庐”作为回报。他得知我家兄弟姐妹众多，建议由他安排，利用天主教的力量，给我们提供免费留学美国的机会。父亲还是用同样的观念婉拒了于总主教的好意，他说：“孩子们年纪小，还在念中学、大学，等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才谈留学的问题。”又一次让我错失了留学美国的机会，实在可惜！

　　父亲未能在他最有权力、叱咤得意的时期提早送我出国，受到母亲的阻止影响最大，疼爱我不忍我只身远行也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是他预料不到时局变化会如此之快，他高估了国民政府守得住华南的能力。我这一生得自父荫的太多太多，未能及时送我留英或留美是唯一的遗憾。好在三十年后，我凭自己的毅力与努力完成了留美与留英的愿望，不过我不是主修法律而是专攻70年代才兴起的观光旅游管理学，而且凭着它得享专家盛名。父亲之灵有知，定会因我的坚持与成就感到欣慰。

　　公而忘私撤离大陆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底，时局已甚混乱，南京的中央大员几乎全部将家眷撤来广州，东山梅花村是他们认为安全理想的住宅区，纷纷以高价向我们租押。有远见的业主得到中央大员的巨额租押金，赶紧掌握香港房价尚未飙升的契机，跑到香港置产，那笔钱足够买下香港一处房子。

　　我们18号“匡庐”租给联勤总部郭忏总司令，同样拿到一笔钱，父亲将它当成建筑费，在“匡庐”后院空地上盖一栋二层楼房。我曾极力反对增建新楼，也曾多次向父亲建议，及早到香港置产，我那位对政府充满信心、公而忘私的父亲总是这样回答：“我是国民政府的官员，有坚守岗位的责任，这个时候去香港买房子，别人知道了，肯定会认为我想当逃兵。”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但蒋并不交出党政军经各方面的大权，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是有名无实的。当时国军在徐蚌战场覆没，共军已席卷华北，向长江北岸挺进。华南军政党工学商各界知名人士，联同在广州的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加上各界代表，在张发奎上将（时任陆军总司令）号召下紧急集会，研议如何应付变局，结果全体一致议决：以两函分别呈送在溪口已下野的蒋介石以及在南京的李宗仁，呈蒋的一函等若最后通牒，说明华南各界已有团结合作的共识，一定服从中央领导，北上坚守长江防线。先决条件是在此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必须立即复职视事；否则，必须立即将军政经大权交给李宗仁，由李指挥军队、改组内阁，整顿经济。蒋介石个人则请出国赴美，争取美援。之所以请蒋出国是不容他再干预国政之意。（共产党认为蒋是和平的障碍，蒋离去才有两党和谈的可能。）呈给李宗仁一函的内容亦大同小异，是鼓励他“迫宫”，争取应有的权力。

　　信函内容议定后，推派两位代表亲至溪口及南京面呈。我父亲陆匡文被推派为文人代表，另一位军人代表是李汉魂。就在父亲如此为国事奔驰劳瘁的时候，时局已乱得可怕，但是梅花村18号依然有买主上门问价。我曾作主收下人家十根金条的定金，父亲知道了，劈头一顿责备：“那些将领们好不容易达成死守西南的共识，你年少无知却忙着卖房子，真令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去香港买房子，在广州卖房子，父亲都是同样“义正词严”的激烈反对。母亲和我们就这样毫无倚恃的情况下，在广州已岌岌可危的时候，被父亲送下香港。

　　父亲当代表送去溪口的“最后通牒”备受面斥，更毫无下文。我们在香港住下来之后两、三天，他还是赶返广州，回到他那些长官的身边。不久便跟随薛岳将军与余汉谋将军乘坐军舰撤离广州了。

　　撤退途中父亲负责一项特殊任务，是搭乘专机押送一笔巨额的美金军费，必须先到香港兑成港币才能在海南岛使用。时局如此混乱，不少官员尽卷公款潜逃无踪，我父亲一向耿介不贪，将军们才敢赋以押送军费的重任。结果父亲真的遵守命令，根据香港银行的兑单，分毫不差的将巨额港币军费运抵海南岛。父亲的道德操守令人肃然起敬，但是，父亲公而忘私，没有为家人的逃难预作任何准备，便贸然送我们到香港，让母亲和我们这群儿女捉襟见肘，饱受痛苦，却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我们在香港既无房又无存款，最先在九龙钦州街租到一栋公寓的四楼，面积太小，摆上家俱后转身都难，后来以18,000元港币押下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一栋旧房子，才勉强可以容纳我们这一大家人。父亲留给我们的生活费有限，好一阵子只靠典当变卖母亲的首饰度日。

　　海南撤退，父亲随政府迁台，等安定下来，租好房子，才接母亲去台湾团聚。

　　定居台湾艰苦度日

　　父亲到台湾，除了仍是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简称国大代表）身份之外，别无任何职位。国大代表原无薪给，因此没有收入，真正是囊空如洗。父亲过去官位不低，但从不贪黩，所得高薪需要支付多病母亲的医疗费用，何来余资？幸好这时候我们这群子女都已长大，自谋生活之外，还可以从香港寄点港币给父母。

　　大陆建政后，我和景昭妹仍返广州继续读岭南大学，51年情势更严峻才匆匆离去。当时我们兄妹都拿到岭南大学出具修满大学学分中英文成绩单，景昭妹凭这样的成绩单找到一份工作。我因为必须拿到正式的大学毕业证书，才能在台湾任职及申请出国深造，为获得资格，所以采取半工读方式，一方面在德明中学教书，一方面进香港大学经济系补修学分。除了我和景昭妹，当时在港工作谋生的还有景舜二哥和景光姐。

　　父母在台艰苦度日，直到国民大会要开会选总统了，总统府才筹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国大代表全部受聘为委员，每月支领微薄薪资数百元台币，由政府按眷属人口配发米粮和食油，住房自理。这待遇比立法委员差远了，后者的月薪与部次长相同。后来台湾经济起飞，国库充裕，政府给国大代表配发房屋，又拨款作优利存款的福利，那时我父亲早已去世，无从得享了。

　　幼儿侍亲安享晚年

　　1953年（民国四十二年），我在香港大学修读完毕，拿到正式的毕业文凭。带着辛苦储蓄的将近三千元美金，我去台湾考取留学考试资格，接受军训结业，要办好护照，准备赴美国加州大学留学。岂料一进台湾台北北投的家门，就看到发愁的父母正被房东迫着搬家。这处二楼的小房子是父亲用借来的一万元台币向房东押的，现在房东要退还押金，收回房子。

　　父母已到无处栖身的地步，我能视若无睹，自己去出国留学吗？我必须及时行孝。于是觅得小山坡一块空地，只盖有茅草顶的一间小屋，我将它买下，再加盖四间竹屋，树矮篱，植花草，经过我的精心设计，外观已是幽雅的花园私宅。我将父母及三哥、四哥迎入这施工不过月余就落成的“陆寓”，大家都欢喜不已。

　　我的留学基金已花得差不多，得去找工作才能继续奉养父母。我利用英文专长，先去当中学的英文老师，后来升至大学的英文讲师、副教授。授课之外，我去教补习班，收高额的钟点费。因为教得用心负责，我编的教材特别精到，收集日本模拟试题最多，班班满座，大学联考录取率最高，在台湾南北的补习界赢得“金牌英文名师”的头衔。

　　我设计的第一间“陆寓”外观引人，不久被人以高价买去，我着实赚了一笔，再购入北投复兴一路一栋花园洋房，整修后请父母入住。那里树影婆娑，鸟语花香，父母安居，足可颐养天年了。父亲于乔迁进宅之日，曾即兴赋得一联，称赞此新居的幽雅舒适：

　　水声长在耳，

　　山色不离门。

　　父亲晚年赋闲居台，生活多姿多采，并不寂寞。他的老友及长官余汉谋上将亦定居北投，所建豪宅离我家不远，父亲经常造访。薛岳上将虽居台湾中部，亦喜到余公馆作客，老友相聚，豪兴不减。余上将常说：“有匡老（余上将对我父亲的尊称）就有热闹快乐。”父亲被友侪呼为“圆通老人”，可见他人缘极佳，到处受尊重、受欢迎。

　　父亲在台不居党职，却依然“爱党如命”，他热衷于参与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兴致勃勃的担任小组长，以身体力行方式宣传孙中山先生大公无私，为人民组党的精神。世人批评中国的国民党是由上而下的组织，上级干部充满官僚骄气，对下级同志颐指气使。如果他们都能学习我父亲的作风，尊重基层，处处为基层着想，知道必须认清民意，才能找出党的正确方向，当年国民党一定不致如此失败，大陆也不致如此迅快失守。

　　父亲六十一（耳顺晋一）荣寿之庆，我未能亲自来台祝贺，在港以至诚之心画苍松图（见照片）献作贺礼。父亲七十一随心所欲古稀双寿大庆之日，蒋中正总统颁赠寿轴祝贺，（见照片）备极荣宠。我们在家宴请宾客，兄长与我为父亲共燃寿烛，高唱“生日快乐歌”，其乐融融。送来贺寿的花篮摆满花园，鲜花簇簇，万紫千红。这是我家迁到台湾多年来最喜庆热闹的一天。

　　席散客去，我怕父母接待高兴了一整天，体力耗损，特别挑选教会主办只供应素食的台湾疗养院，送父母进去休养几天。不料那里有一名美国籍的年青医师，验出父亲有些心律不整，开一种治疗新药给他服用。头两天果真见效，第三天夜里却突然昏迷不醒，吓得母亲立即坐计程车返北投追我们去急救。医师判断为右脑血管栓塞，急救后逐渐苏醒，但左边手脚已瘫痪，也失去清晰说话的能力了。这是典型的医疗错失，追究起来，那疗养院应负很大的责任。我当时一心只在意如何救治父亲，谁的责任已无心计较，但我自己悔恨自责，痛苦不已。

　　父亲一向体健，食量酒量都过人，他神采奕奕地被我送去休养，一下子竟成了奄奄一息的重症病患，我实在难以接受这眼前的事实。我总认为父亲乐观豁达，极少病痛，让我孝养到一百岁是不成问题的。

　　在疗养院苏醒后，我们将父亲转到石牌荣民总医院治疗，半年未见康复，遵医嘱回家治理。为求父亲能够痊愈，我不惜花大钱找名中医，服中药，一剂一千元台币熬给他喝，父亲知道中药昂贵，用右手推开表示不喝，我则指指衬衣袋里的大迭钞票（为了让他安心，故意放进去的），告诉他我有钱，他可以安心喝中药。

　　父亲卧病两年多，最后终告不治，享寿七十有三（1891-1964）。为了让父亲走得风风光光，我多次和中央党部、国民大会秘书处的人员交涉磋商，终能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办一场父亲的饰终大典，蒋总统颁“褒扬令”赠“谠论流徽”挽额，还亲临灵堂致祭。灵柩先由四位党中央元老覆盖国民党党旗，再由四位现任高官覆盖中华民国国旗，父亲忠党爱国的一生获得最高的肯定。一切仪式完毕，移灵安葬于阳明山国家公墓。

　　父亲不在了，我仍有母亲，侍亲的重担我一直挑到1967年（民国五十六年），我让母亲长眠在父亲身边才算卸下。从我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开始，到1967年我已三十七岁，在这十五年岁月当中，我唯一的生活重心是“奉养双亲”，去教补习班赚钱也好，去学着搞房地产也好，全为了多弄点钱来孝敬父母。我太敬爱我的父亲了，不容许自己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所以侍亲担子虽重，我挑得心安理得，无怨无悔。父母相继入土为安后，我才远赴美英，坚毅地完成我最初立下的留学志愿。

　　综观父亲一生懿行，有三点值得缕述于下：

　　感恩图报仗义疏财

　　孙中山大元帅开府于广州，父亲被派为大元帅府幕僚，直接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勤奋工作。中山先生逝世后，最赏识父亲对之时加提拔的两位元老是胡汉民（字展堂）及古应芬（字勷勤），由于古公的特别信任，父亲受命为财政部广东南路财政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古公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即国府主席的秘书长），立即召唤我父亲去南京担任简任参事，负责机要工作。日后古公回粤，父亲仍为其机要秘书亲信。

　　1931年（民国二十年）10月，古公因牙疮小疾忽然猝逝，党失中坚，我父则痛失最敬爱的长官。广州东山梅花村古府在我们“匡庐”近邻，我孩提时只识古婆婆，古公公已不在了。但是父亲经常提到古公公，总说古公对他有知遇之恩。我的父母特别照顾古府的孤儿寡母，有好吃好玩的一定送过去一份。古公的独子古滂（字幼勤，他上有三姐，下有一个妹妹）我尊称他为“滂叔”，是我们童年玩伴中的“首领”。（后来我赴美深造，蒙滂叔照顾，留居其府上，时承教益，毕生难忘。）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广东省主席林云陔筹办一所大学纪念古应芬元老，命名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他自兼校长，找我父亲担任秘书长，实际负责建校工作。他知道古公和父亲的渊源，为古公建立纪念大学，父亲必全力以赴。果然，从选校址（广州市石榴岗）、建校舍，购设备、聘教授到招学生，他都有条不紊的逐一办妥。后来我堂伯父陆嗣曾（字光宇）卸任高等法院院长，林云陔校长加设一副校长职位来安置他。嗣曾伯父虽在石榴岗勷勤大学副校长室办公，一切事务仍由父亲处理，而且他们兄弟情深，向来不分彼此，沟通合作就更无问题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全面抗战开始，勷勤大学西迁，父亲才黯然离开石榴岗。毕竟他已为纪念古公办过一所规模不小的大学，也算了一段报恩的心愿了。

　　抗战期间广州沦陷，父亲派专人营救古夫人到安全地方避难。胜利后又设法收回古府在梅花村及仓边路的房地产，修葺停当供古夫人返穗居住。在南京的审计部长林云陔则命其上海部属每月支助古公眷属的生活费，有了这些帮助，古滂叔才能安心完成学业，得以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大陆易手，古夫人流落香港，穷病交迫，父亲得知十分着急，他自己居台亦生活贫困，无力伸出援手，惟有奔走求告，找过去得过古公大力提拔的陈济棠、余汉谋、薛岳、还有一位与古公有特殊关系的刘纪文（古家大小姐和他订了婚，未过门而早逝），向他们请求帮助，结果大家凑了一笔钱给古夫人解困。

　　莫说古公对他有恩，就是一般朋友，遇有困难，我父亲也会尽心尽力资助，许崇智老将军曾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当过他的属下参谋长，老年在港十分潦倒，父亲获悉立即透过管道，让国民党蒋总裁指示有关人员，每月汇款支助许老将军，直到他过世才终止。

　　谈到胡汉民公公与我父亲的关系，我就记忆深刻了，他们不但有公务来往 ，还有甚笃的私谊，时常联袂出游，赋诗遣怀，特选录胡公诗一首：

　　偕勷勤（古应芬）及陆氏光宇匡文昆弟憩枕江楼诗：

　　坐对松寥鬓未斑，

　　枕江楼上更凭栏。

　　登临前代多名士，

　　砥柱中流是好山。

　　人喜鹤铭犹有字，

　　我疑龙隐本无丹。

　　东坡不住君何住，

　　合趁斜阳载酒还。

　　1929年（民国18年）游焦山之作，见胡汉民《不匮室诗钞》第201页。

　　抗战胜利，父亲在张发奎上将麾下颇有权柄，他关怀胡公之女胡木兰之外，还注意到胡公之弟胡毅生在广州无屋可住，他签呈行营主任张上将核报，转呈蒋委员长批准，以国府委员（胡毅生当时职衔）驻广州办事处之名，将一处伪产给胡毅生居住。世人都说“人在人情在”，父亲的行事原则却是“人不在情长在”，有恩的故人虽然去世，他的遗属仍须眷顾关怀。

　　 父亲仗义疏财的性格也影响了母亲，1949年至1950年之间，母亲逃难居港无屋又无钱，我们在尖沙咀金巴利道押租的房子却成了很多信宜族人及亲戚逃抵香港的第一处居停。记得那时大厅地板睡满亲友，一张大餐桌，桌面固然睡了人，桌下了也睡满人，我进出必须小心翼翼，一不留神便踩到人了。我家最高记录，一天曾开七顿饭，因为一天之内，有几批族人亲戚在不同时段来到我家。当时，在香港境况比我们好得多的信宜乡亲大有人在，但是大家就是选中了我们家。原因是我父亲讲义气、够大方的名声早已在外，我母亲又肯竭其所能，热情接待。乡亲们总要找到落脚谋生的门路才会离去，母亲自己已靠变卖首饰度日，但和乡亲道别时还要送些港币。后来母亲离港赴台，去和父亲团聚的时候，她的首饰已变卖一空，只剩下手腕的一对玉镯，那是因为她掌骨变粗大了，捋不出来才继续戴着的。最后，在台湾因生活所需，母亲这一对戴了三十年的心爱玉镯还是设法除下来，拿去变卖了。

　　敬兄扶弟手足情重

　　父亲与胞弟幼刚、堂兄嗣曾被国人誉为“广东陆氏三雄”，他们有完全相同的学历，差不多的经历，性格上却各有不同。他们青少年即景仰孙中山先生，参加反清革命，是同盟会的会员；他们先后在北京大学毕业，父亲读哲学，叔父读历史，伯父读法律；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工作，又都是胡汉民元老与古应芬元老的得力干部；他们同时在广东担任高阶官员，一直是为官廉洁、人格高上的国民党员，也都擅长于诗文。

　　他们兄弟三人性格迥异是相当明显的，我父亲一身豪侠气概，爽快开朗，交际圆通，极得军事将领们的赏识；叔父谨慎细心，沉默内向，受文官如林云陔省主席所器重；伯父严正不阿，认真执法，精研法理，是标准的司法官，受到胡汉民妻舅陈融（字协之）的提携。兄弟三人同在广东为官，职位上难免会发生冲突或避忌，每当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忍让成全的必然是我父亲。

　　国民党第四次中全会同时在南京及广州分别举行，进行中央委员的选举。当时正是南天王陈济棠专权的时期，广东三陆被归为以林云陔为首的“元老派”（真正的元老胡汉民和古应芬都已先后逝世）。陈济棠的嫡系人马称为“陈老总派”，与当权的“陈老总派”相较，“元老派”当然势弱。内定的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本有陆匡文、陆幼刚兄弟二人的名字，选举前夕突然有人提出，该添妇女保障名额一名，“陈老总派”当然无人肯让，经林云陔、邹鲁和陈济棠商议，决定由陆氏兄弟自行磋商谁留谁去。父亲委曲求全，自愿将席位让给胞弟，所以这一届中央监察委员由陆幼刚当选，而父亲却失去当选的机会，省党部的老同志极感愤怒，认为陈派人马已占绝大多数，居然一席不让，实在太不公平。

　　抗战胜利，父亲被张发奎将军重用，红极一时，幼刚叔父争取不到广州市长，相较之下，幼刚叔父就显得落寞了。父亲极重视爱弟的感受，大力向张上将推荐。在广州市成立临时参议会时，省主席罗卓英提名三人为议长的候选人，经张上将最后决定，由陆幼刚出任。叔父终于获得理想的市首长的职位，而父亲扶弟，可谓用心良苦了。

　　嗣曾伯父因执法不阿开罪了南天王陈济棠，被迫辞去高等法院院长之职，林云陔主席为减轻他无处可去的尴尬，在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加设副校长职位。当时我父亲在筹建学校时即奉派为秘书长，嗣曾伯父才刚进校，林主席不免沉吟，这副校长职位该给谁呢？父亲知道了连忙谦让，认为副校长职位应给陆嗣曾，让他有下台阶后的安置，所以由兄长担任最合适。父亲这些敬兄扶弟的手足之爱，曾传为政坛佳话。

　　鹣鲽相依白发齐眉

　　父母亲的婚姻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十八岁的九少爷陆匡文（父亲行九） 娶进十七岁的李淑勤淑女，两人恩爱，相互扶持到逾古稀之年，按西洋说法，父母已过“金婚”，向“钻婚”迈进了。

　　我家气氛和谐，父亲一向尊重母亲，忍让相处，从未听见他们争吵过。我四岁时（1934年）家中突发一椿意外，大姐景蕴在铁路平交道旁不幸车祸丧生，母亲难以承受失去掌上明珠之痛，精神几濒崩溃，长期留医治疗仍留下神经衰弱，心律不整种种病根。母亲是名门独生千金，本就有点小姐娇气，过去父亲已惯于温言细语与她沟通。母亲得病之后父亲变得更温顺了，而且将自己的卧床从双人房搬出，让母亲可以安静休息。后来雇请私家看护，贴身照料母亲，父亲就一直独睡了。

　　算算父亲当时不过四十岁出头，家中妻子长年生病，他居然没有在外面找外遇，结识什么红粉知己，实在太难得了。

　　在我一心侍亲、常在父母身边的十几年当中，我亲眼看到父亲真做到了百依百顺，不时用行动表达他深切的挚爱。母亲喝中药，父亲从看护手中把药接过来，用嘴吹凉，扶起母亲慢慢喝下。这种细腻的动作做三两天还可以，做上十几年就难了，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父亲却做到“久病床前仍爱妻”。

　　我抵台初期，家中经济环境尚未改善，炖一只鸡进补是件大事，父亲要仔细撇掉鸡汤上面的浮油，倒出最纯净的鸡汤，让母亲一小匙、一小匙的喝完。剩下的鸡肉要留给我晚上回家当宵夜，我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吃掉，他说：“我常有酒宴，吃得太多，该让你年青人多吃。”这又是难忘的父爱。

　　身壮力健的父亲最后竟要卧病三年，先母亲而去，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到了后期，父亲的意识依然清明，但语言功能尽失，只能用眼神与我们交流。当母亲坐近床边的时候，他的眼神特别温顺，而且充满爱意。如果我再挨过去，他会看看我，再看看母亲，我知道他是放心不下母亲的意思，于是我轻拍他说：“阿爷！（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的昵称，也是古人对父亲的称呼）您放心吧！我会一如既往好好照顾母亲的。”

　　父亲深爱母亲，虽病弱仍不离不弃，绵绵情意，至死不渝，堪作世人典范。

　　最后，我谨録先父陆匡文公于1946年3月21日所撰自传中的一小段，以见其毕生志业，亦作为我这篇感言的结语：

　　余赋性爱好自由，弱冠即富革命思想，先后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参加实际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决献身于革命事业，未尝稍懈。从政三十年来，为实践现代化之国家建设而努力奋斗……

　　陆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