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公云陔，原名公竞，字毅为，广东省高州府（前清称府）信宜县（现改信宜市）水口镇大垌村人。1883年（民国前29年）出生于原籍。幼年在乡间入私塾受教，少年往高州府城研读经史旧学。十九岁娶同镇水口村陆景贤女士为妻。她是我陆氏堂姑母，我学会说话便称姑母为奶（家乡话），称林公为姑丈（家乡话称爹）。我于1930年出生于广州市梅花村18号，时林公住在19号（住宅），是我家以小竹篱相隔的左邻。他们的三子崇仁、四子崇义较我大三两岁，我们两家小孩经常在家中花园一起玩耍，时常见到姑父母，所以我从童年就熟识他们。我对姑父的最先印象是严肃庄重，令我敬畏；对姑母的小缠足及和蔼可亲亦留下深刻印象。直到1948年8月，我18岁去南京谒见林公于审计部长办公室时，同样是更敬畏的最后印象。辞别时他期许我说：“你已高中毕业成人了，即将进入大学读书，要学好英语，培养科学头脑，立大志，做大事。”同年10月4日，林公不幸猝逝于会议室中，这次谒见林公、聆听训诲，是我见到他老人家最后的一面。

　　林公为党为国、一生奋斗的贡献，永留史册，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功勋永垂不朽。兹仅就所见所闻、所读所研林公云陔先生的丰功伟绩恭述于后：

　　一、省城求学革命启蒙

　　1909年，林公考入广州两广方言学堂学习英文和科学知识，受到自日本归国的国民党元老朱执信老师的教导与熏陶，遂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工作。1911年3月29日参与黄花岗之役失败，朱执信受伤退避于林公寓所，林公为其疗伤，再化装护送他离穗，方能脱险。翌年林公毕业于方言学校，英文与科学基础自始奠定。

　　二、策划起义高州光复

　　辛亥3月29日之役既败，高雷同志多返回粤西故乡活动。孙中山先生与胡汉民任命林公及先父陆匡文同志负责筹组领导高州革命的策划任务。林公先派陆匡文回高州，秘密租得文明门冯屋为总机关，即收藏武器及秘密集会之场所，着手规划高州起义的地点与路线。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一个月，林公偕陆幼刚（我亲叔父）陆嗣曾（我堂伯父）兄弟及谭惠泉、熊皭然等同志，从香港运军械武器回高州，约集同志会议于鸿渐试馆，商议演练发动革命路线及行动指挥等事宜，决定进行下列重要策划、明确任务及发难日期：

　　1．秘密调已策反的民军防营黄元贞、张锦芳迫近高州城；

　　2．委任军职同盟会员林树巍（信宜荔枝村人）组织“选锋队”（敢死队）从信宜攻击发难；

　　3．策动新军干部投诚；

　　4．决定11月13日（农历九月廿三日）在高州起义，鸣第一枪进攻高州道台衙门（满清高州府最高机关）；

　　5．发动反清民众参加，支援革命组织队伍。

　　是日清晨，由林公与陆匡文等领导同志率领，分发曲尺手枪、子弹、手榴弹、盒子炮（旧式武器）及其他各种枪械，一同冒死攻入道台衙门，阵阵喊杀。由于革命党声势威猛，林树巍所率民军亦已开到支援，清道尹彭言孝及其官兵纷纷窜逃，向广西而去。清廷驻守信宜军官黄士龙畏惧，不敢派官兵下高州抵抗革命军，因而高州起义之役双方并无死伤。是日下午，革命军攻入清道台衙门，宣告高州起义成功光复，扯下清旗烧毁，升起青天白日革命军政府旗帜。推举林云陔为高州革命军政分府都督，陆匡文为副都督，负责筹款开办督府，掌理财务。

　　这是继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广东南路革命战斗成功的第一响炮，一个多月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为亚洲诞生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三、赴美留学七年深造

　　林公任分府都督后继续督导南路七县革命党人加强讨伐清兵，稳定局势。未久奉胡汉民（广东都督）命，往广州辅佐胡先生，调任秘书而辞分都督职，极受胡先生倚重。中山先生肯定林公为冒险犯难的青年才俊，有功于党国，刻意培育为国家的建设人才，选拔林公赴美国深造。

　　林公安顿好妻儿（长子、名崇真）后，于1912年从香港乘邮轮前往美国纽约市，就读于舍利乔斯大学，研读法律与政治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苦读努力获得了哥大政法硕士学位。再继续以半工半读自食其力的方式研究市政学及经济学。于研究之余，特别观察美国民主的运作与议会问政监督政府的精神，尤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及市政建设深入探讨研究。实地考察美国各州与联邦国会制度，并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民主选举制度利弊得失极有心得。林公对市政建设与教育制度更有精深的研究，为日后从政与市政现代化的理念奠定了坚实的施政基础。

　　林公留美共计七年，于1918年学成回国，为从事革命成功以后留美受教育最长久的先驱者。（民国革命前后，党人亡命赴日本或留学日本者多，而留美研习长达七年之久，惟林公一人。当然，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中国人及未实际参加革命行动的党人除外。）

　　四、追随总理创办杂志

　　林公归国后，先返乡与分别七年的家人团聚、扫墓，稍作停留。中山先生知悉他已回国返乡，即嘱胡汉民催请他到上海，任《建设杂志》编辑及翻译。林公遵命赴沪，撰写专论、社论，每期均发表文章，介绍欧美著名学者学说及批判，重要文章有《都市与文明之关系》、《为市民而设之都市》、《市政与二十世纪之国家》等。最重要者为翻译中山先生英文写成的《国际发展中国实业计划大纲》，亦即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之二，将之译成中文，发表于中山先生手创的《建设杂志》以及京、沪、津、粤等地的重要刊物，宣扬中山先生的建国理论。

　　在此时期林公的论著多达近百篇，现仍珍存于各地孙中山纪念馆及广州大元帅府图书馆。此时可谓林公专心著述最多的时期，林公在中山先生的指导下，宣传宣扬中山先生的学说，译介欧美经济理论与先进思想，对文宣工作不遗余力，对我国学人与一般知识份子影响极大，厥功至伟。他不但获孙总理的赏识与信任，同时受到党国元老的重视与推崇，他在党中声誉日隆。

　　五、回粤任职北伐理财

　　中山先生于1920年回粤设大元帅府于广州，任命林公为秘书兼土地登记局局长、广东教育委员会编译处主任。未久中山先生率师北伐，林公随师在广西桂林设大本营，任金库长兼广西省银行行长，负责财务军需、支援北伐工作，为林公主管大元帅府财政金库之始。林公非财政专长，但中山先生之命不得不从，于财源短缺之时，更不得不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林公担任政务官员，政通人和，政绩卓著，未尝一日休闲。

　　其后，中山先生知林公廉洁称着，大公无私，自奉俭朴，又以中央银行行长见委，力辞未准乃勉强就任。不久，林公坚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坦诚对中山先生说明请辞理由，因财务管理决非所长，亦无兴趣，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决不可能有所建树，有失先生之付托，对党国不利。因言词恳切，中山先生乃准其辞职，由宋子文副行长继任。中山先生虽准林公辞行长职，于正式成立中央银行之日，仍委任林公为六位董事之首，与廖仲恺、叶恭绰、邓泽如、宋子文、孙科共同组成中央银行董事会，执行监督之责。

　　这是林公婉拒中山先生任命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却命，说明林公在中山先生心中的分量。林公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之精神，被中山先生赞赏为“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以之为党员的典范。

　　六、三任市长建设广州

　　1923年，陈炯明叛变被逐，2月8日林公被任命为广州市长（首任广州市长为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字哲生），1927年第二次任广州市政委员长（市长改为委员长），1928年5月第三次任市长。虽然林公三任广州市长时间不很长，但对广州建设为现代化的模范已有很大的成效。在这时期，林公曾任广州高等审判厅厅长、高等检察厅厅长及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因市政建设为其赴美留学长期研究专长，亦他个人最感兴趣的使命工作，最后他坚辞一切兼职，全心全力投入市政建设职务，建树极大，现将当时市民最称颂的摘要如下：

　　1．创设广州市立银行和医院多所。

　　2．开辟市区马路、下水道和内河港建筑。

　　3．增设多处公园、东山新住宅区及新河浦住宅区。

　　4．自动电话的装设、自来水的改进、电灯电力的供应、公用事业的管理。

　　5．市内环境卫生的改善。

　　6．增设过百间小学，改进市立中学，又增设美术专科学院及职业学校。

　　以上种种对市民生活改进的城市建设，市民直接受益，因此备受赞誉。

　　至于其他重要的建设，如海珠大铁桥可电动开合供巨轮往来的建成，贯通珠江南北，总桥长200米，造价103.2万两大洋之巨。宏伟壮观中山纪念堂的兴建，市府综合大厦、中山图书馆的增设，均聘请中外专家设计，大手笔拨款完成。吸引侨商建造华南最高层“爱群酒店”则为笔者童年享受过大都市生活的深刻记忆。

　　广州市东山梅花村社区（原名模范村）的新颖欧美式高级住宅为林公、陆匡文先父、古公应芬元老及陈济棠将军倡议所建成，堪称现代化都市住宅新区。新河浦归侨区则为市民花园住宅的新建，作为鼓励中产以上阶层的市民改善居住环境、增设新式卫生设备的示范。

　　有关林公建设广州的施政计划与报告书，现仍存于市府档案及图书馆，被视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林公历任广州市长，均委派先叔父幼刚先生任秘书长，并先后派他兼任土地局、财政局、教育局局长。林公亦委派先父任公用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襄辅市长的工作。

　　七、省府主席五年建树

　　1929年陈济棠（字伯南）掌握了广东的最高军权。胡汉民以国民党中央常委执委、国民政府立法院长之尊，被非法拘禁于汤山八个月的“汤山事件”发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四人公开通电弹劾国府主席，要求蒋公下野，立即于48小时内释放胡汉民，在粤拥军权的陈济棠偕军事将领十人拥获弹劾案，提出同样要求。南京要员古应芬、林森、孙科、刘纪文等，联同西南军政大员、国民党元老及桂系将领，纷纷南下抵达广州，组织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时势造成陈济棠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党，独揽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南天王”。

　　为了稳定局势，陈济棠同意元老派的主张，任命林公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驱走陈铭枢。其时林公本不愿接受此一任命，因林公的广州市现代化建设尚未完成，除非由他最瞭解信任、能继续贯彻执行其市政建设计划的人选继任市长，他才愿意接受省主席的重任。几经孙科、陈济棠与林公的协商，选中陆幼刚市府秘书长兼教育局长升任市长，但最后林公为了西南局面的团结，决定不再坚持自己提出的条件，同意孙科的建议，改由程天固接任市长。

　　林公于1931年6月就任广东省主席（省长职），主政共五年，直至陈济棠于1936年下野，终结“南天王时代”为止。

　　林公接任省主席之初，即委派陆幼刚为省府秘书长，又自兼财政厅长，派陆匡文为财政厅总参议，签办公文。不久林公辞兼财政厅长，改兼建设厅长，开始省政建设工作，内容见于他向省议会提出的施政计划，是分期实施。

　　1．经济建设：执行以厂养厂政策。

　　首先经营水泥厂（广东人称士敏土厂），以专利盈利所收益在珠江三角洲顺德、番禺、东莞及惠阳，揭阳等地区建糖厂，种植高产量的爪哇蔗种，改用新式机械制糖，利润大，收效快。在两年内增设七间糖厂，并附设酒精厂。再以所得利润设立造纸、纺织、饲料、玻璃、电力工业，继之开设化肥、汽水啤酒、硫酸、麻包厂等制造业二十八间工厂，全面发展工业。

　　2．交通建设：全省修筑公路干线，扩建空运机场，建设水道航运。

　　3．教育建设：重视并拨巨款创办教育事业，大力支持中山大学土地面积扩大，增建石牌校园，建筑新校舍。推动私立岭南大学校园的拨地增建计划。特别创立纪念古公应芬元老之省立勷勤（古公之字）大学于广州市石榴岗，自兼任校长，委派先父陆匡文为秘书长，全权处理勷勤大学觅校址，建校舍，聘教师、招学生等种种事务。开办后又增聘先伯父陆嗣曾为副校长，在陆氏兄弟努力合作之下，创校四年已颇具规模。此外，兴建省立中学，增设县市的初中及小学。

　　4．延揽建设专才：聘请在欧美留学、有专长的科技留学生来粤任职，并选派优秀青年赴欧美攻读，培育人才为省所用。

　　5．考选县长、提升县政：成立县长考选委员会，创立选拔优秀县长的任用制度。林公亲任委员长，录取后面试合格方予委任，提高县长级人员素质。林公经常注意各县县政，表现不佳者免职，有贪腐渎职者依法严办。

　　林公长省政五年，政绩辉煌，成就为全国各省之冠。因林公向不归功自我的性格，以为政不在多言的沉默，不标榜个人的功业，粤人多将此时期的种种建设视为“南天王”陈济棠的功勋，歌颂他的建树而掩盖了林公的默默努力奉献，并不公平。当然，如果没有陈济棠的鼎力支持与拨款，林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就；但如果没有林公的只争事权，不争名利，实干苦干，公款公用，不贪分毫，绝对没有可能成就那么多事功。说一句公平公正的话，正如史学家萧自力教授的评论：“西南时代黄金岁月是陈济棠与林云陔合作无间的成就”，一切并非陈济棠个人的建树，而真正实行的建设者是林云陔。陈济棠集军政党大权于一身，他这总司令只是专权者，他授权林云陔放手去建设广东省，所以林公才是省政的主政者。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必须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获得真正公道的历史评价。

　　八、审计部长十三年、建立审计制度

　　1929年——1936年，粤人称“南天王”的八年黄金岁月，1936年陈济棠发动“西南事变”，出兵北上。当时林公与陈济棠虽然合作建设广东，彼此有良好关系，陈的整个出兵计划与行动，林公是反对且有欲阻不能的遗憾。为了避免介入此一“西南事变”，林公请假离开广州到香港，由陆幼刚秘书长代理省主席职务，表示不同意不支持出兵北上的态度。1936年7月陈济棠宣布下野，离开广州到香港，林公才径行返穗。旋接国府命令，出任中央要职，由黄慕松继任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军长接任总司令职，指挥抗日作战。

　　林公于是年8月赴南京，先就任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出任审计部长。迁陪都重庆时也随国府迁往重庆，继续连任。抗战胜利还都南京，行宪后由总统蒋公提名，经立法院同意，改制为监察院审计长。林公主管中央审计部共计十三年之久，建立国民政府审计法制度，各省各公营铁路等设立审计处，为中央政府的审计制度完成了一套完善的法案，国家可监察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支出，对之作严格审核。

　　1948年10月3日，林公在南京审计部会议室，开会中正苦思法案的修改制订，突患脑溢血晕倒昏迷，送医无效，延至翌晨4时与世长辞，享年65岁。林公献身革命，一生为国为民的丰功伟绩永留国史。

　　九、孙中山、胡汉民、陈济棠和国民党中央对林公的评价

　　1．中山先生在世时曾多次给林公的评语：

　　“林云陔同志为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

　　2．胡汉民元老对林公的评价：

　　“林云陔同志在革命党中风格至高上，为同志中爱党爱国的典范。”

　　3．陈济棠将军对林公的说词：

　　“我要云翁（陈向尊林公为老前辈，私下称林公为云翁，在公共场合才称他为林市长或林主席。）任广州市长负责市政，均依照余计划进行，成绩极良好。我同意他任省主席，合作无间，依照余提出的意见规划执行，任职认真廉能，成就非凡，为我粤人所共同赞誉。”

　　4．国民党中央对部级任官的政绩评鉴，审计部长为第一名，评语为：

　　“林部长谋国忠勇，治事勤奋，廉正楷模。”

　　十、笔者感念林公伉俪的私谊教诲

　　笔者出生时，林姑父已是第三次任广州市长（曾一度改为特别市长）的最后一年。翌年林姑父即升广东省主席，公务繁重可知。林姑父面貌严肃刻板，不苟言笑，对小童也没有一般长辈摸摸头，问问乖好的慈祥态度。幼年时不仅我敬畏他，比我大三两岁的崇仁、崇义表哥也很怕他，因他管教儿女特别严格。我们见到他出入园宅，都规规矩矩的不敢随便喧闹，我会恭敬的说声 “姑丈好！”他便上车匆匆离去了。他的衣着有时是中国式长袍，也穿西装或中山装，出入都是轻车简从。

　　我的姑母倒是对我们这些小童十分慈爱，经常拿糖果饼乾给我们吃，还亲切地称赞我们很乖。在隔壁林家，我有四位表哥、三位表姐，他们的名字用“崇”字辈，依序取名为：真、诚（女）、明、正（女）、直（女）、仁、义。这七字正是林姑父做人为官的最好写照，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和原则。他期望七个儿女能以父亲的真、诚、明、正、直、仁、义为榜样，使美德世代传承。

　　我的姑母陆景贤女士，为清末乡村成长的淑女，一生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受陆氏书香世代的教养，是望族闺秀，但她生性勤俭简朴，从不佩戴任何首饰，衣着方面力求简单，冬天一袭布面棉袄，夏天穿黑胶绸衫裤，已磨掉胶面还舍不得丢掉。她从不参与官夫人的应酬活动，大表姐崇诚留美多年回穗，省府宴请外宾之时，由女儿代母亲以女主人身份周旋于外宾之间。林崇诚代母亲款待宾客，助父亲完成外交使命，传为佳话。

　　姑母绝不过问林公的政治动态，更不管林公任用僚属之类的公事，所以无人到林宅走后门谋职。姑母只照顾丈夫儿女、料理家务，长年累月过平淡生活，连邻居间打麻将消遣也不参加，因为林公最反对赌博（胡汉民等元老偶有牌戏，知道林主席要来，也会立即结束。）

　　抗日期间姑母随姑父居于重庆，因过度节俭而营养不良，腰痛头晕，延请家庭医师李卓才大夫诊治，说是因过劳且营养不良所致。医嘱增加鸡汁及维他命素，再尽可能节劳便可痊愈。

　　抗战胜利后，姑母怕南京比广东冷，没有随姑父复员回南京，自己返回广州市梅花村居住。广东审计处特别派一辆轿车给她代步，她拒绝接受，出门宁可坐公交，或迈着缠过的小脚、挽着菜篮，步行到东山街市买菜购物。邻居们常笑说：“林夫人有夫人之命，却不懂享夫人之福。”林公为官，操守特别清廉，正因为有这样一位不愿享福的贤德夫人。世上太多贪官是受其贪妇所害，像我姑母那样甘于平淡，自始至终生活得像最普通的平民，实在难能可贵。

　　1954年，姑母自香港迁居台湾，仍是我家的邻居。她得到长子崇真表哥孝顺的照料，安享其古稀晚年。

　　陆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