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是清朝末年编练的一种近代化陆军。在军队编制、武器装备、训练方法、教官素质、征兵制度以及文化水平等方面，新军与此前的湘军、淮军、绿营都有所不同。但与清政府的初衷相反，新军不但没能挽回清王朝垂死的命运，反而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之一。高州起义的胜利，也与新军关系密切。本文拟就干部基础、高州起义前后的表现等方面，就广东新军与高州起义的关系略作讨论。

　　一、新军与高州起义的干部基础

　　中国近代新军的编练始自1895年开始，而广东新军的编练是从1903年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时开始的。广东新军的创建，也是在武备军、武匡军的基础上整编建成的。但是鉴于旧官兵素质较差，旧习惯重，张之洞在建立新军的同时，筹办了黄埔武备学堂（后与陆军中学合并，成为黄埔陆军速成学堂）和将弁学堂，以培养新军官，接替旧军官；此外，实行征兵制，征抽精壮青年入伍，以接替老兵；还专设广东督练公所，专门负责训练新兵。此外，还从武器配备、服装、给养等方面加强新军的装备。

　　张之洞之后，岑春煊、周馥、袁树勋、张鸣岐等先后继任，大体还是按照张之洞的办法来练兵，但由于总督不断更迭，新军也屡次改编。到1905年，广东编练的新军只有一个混成协。〔１〕而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后，新军被全部遣散，而后重新召募组建。因为不受信任，与巡防营、八旗兵相比，广东的新军装备、编制和数量、战斗力等方面都比较弱，与北洋的新军更不能相提并论。据台湾学者刘凤翰先生的研究发现，如果将当时国内新军以优、良、佳、可、差分为五等，那么广东的新军只能算是差等，也就是最低一等。实际上，到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广东的新军名为陆军第二十五镇（军），实际上仅有一个步队第49协（旅），兵力约三千五百人。〔2〕

　　广东的新军的特点，起码反映出两个重要资讯：一、广东的光复不大可能像湖北那样，主要依靠新军的反正来实现；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影响既深且远。以今日的眼光来评判广东新军，自然不能单纯着眼于它当时的战斗力，应该说，从新军走出来的是一批怎样素质的人，可能更重要。一旦调转眼光，观察的结果就迥然不同。只要我们稍微翻阅一下民国广东将领的履历，就很容易发现，一大批烜赫一时的广东将领，都出自于晚清时的广东新军或新军学堂。例如：邓仲元、陈可钰、邓演达、蔡廷锴、蒋光鼐、张发奎、薛岳、陈策、梁鸿楷，等等。

　　再回过头来观察高州起义。不可否认，高州起义首先是革命党人林云陔、陆匡文等一大批革命者长期组织、宣传和运动之下，才培养出了较好的群众基础〔3〕；但是，就起义本身而言，它还是需要具体的军事指挥员。而高州起义的重要领袖，主要有林云陔、陆志云、林伯虎、陆匡文、周伟民、梁树熊、陆幼刚、陆嗣曾、林树巍、陆任宇、陆耀文、甘熙初、陆杰民、李拔萃、梁卫平、梁禹平、李卓立、梁若谷、罗辉堃、李锡颐等〔4〕。

　　从前期的部署来看，起义爆发之前，林云陔委派林树巍和陆匡文做新军的工作，虽未能策动黄士龙，却争取到新军标统饶景华、队官邹武、罗中流等的支持；陆耀文、甘熙初等则做信宜团防局的工作，从中发展出一批同盟会员，并组成“选锋队”（敢死队），这支部队，曾受过军事训练，有一定的作战能力，是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

　　就起义的具体部署而言，林云陔任总指挥，陆匡文、梁树熊等在指挥部协助指挥。林树巍率领“选锋队”，从信宜出发，直奔高州府衙，打响起义的第一枪；陆志云、陆师歧、梁禹平、梁卫平等从广州湾（今湛江）组织民军，北上向高州挺进；陆任宇、李拔萃等则在高州城内作为回应；苏慎初等则监视高雷道尹彭言孝的行动。各队到位之后，林云陔亲自率队攻进高州府衙，起义获得胜利。〔5〕

　　这里有一份关于参加高州光复的各路领袖的简单履历，当然，这个名单是不完整的。但其中的主要的军事人才林树巍、甘熙初、陆耀文、苏慎初等，都曾在新式学堂接受过军事训练。从履历来看，林树巍是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的学生〔6〕；陆耀文、甘熙初等人也都是虎门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7〕。他们早在1909年就曾积极发展高州的三合会成员，筹备枪械，准备在高州发动武装起义，以回应广州的武装起义。此外，参加化州光复的苏慎初等人，也是陆军学校的学生，他们从化州带了一批部队，为高州起义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8〕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批人，他们也不是首次参与武装起义，而是先后参加过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的。

　　所以，尽管我们说，高州光复是一次兵不血刃的和平光复，但还是要承认新军不仅是高州光复过程中一支重要的组成力量，更是为起义提供了的重要的干部基础。

　　二、“不作为”的革命

　　如前所述，高州起义是革命党人通过长期的努力、周密部署而发动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为什么要提“不作为”的革命？这里是针对黄士龙及其率领的新军而提出的。

　　研究高州起义，不能忽视黄士龙。但是，由于黄士龙在广州光复之后，曾抵制组建北伐军营；1913年广东宣布独立、参加二次革命之时，黄士龙又投靠袁世凯，与龙济光等合作，挤垮了广东军政府，因而在革命史的叙述中，对于黄士龙评价一直很低。那么，在当时究竟如何？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党都积极予以响应，高州的革命党人也密谋起义。此时，高雷道尹彭言孝，“以时局紧张，电召信宜黄士龙部回高拱卫，黄部离城数十里不动，彭知黄不可恃，遂率桂军三营乘夜弃城逃去，高州各属次第光复，时局大定。”

　　黄士龙（1878-1948），字辛田，广东花县赤坭大石坑村人。青年时期信仰基督教，后被教会送往德国神学院读书，后又官费留学俄国。回国后，投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又转入福建马尾海军学校任教。之后，再赴俄国学习，撰写有《俄国回忆录》一书。到广东之后，他曾担任黄埔陆军小学监督、广东将弁学堂上校营长、广东新军第三标标统等职。辛亥革命之前，张鸣岐奏调龙济光入粤，任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黄士龙被任命为第二十五镇参军官（相当于参谋长）。

　　从履历来看，黄士龙受到良好的现代军事训练；从地位来看，广东新军只有三个标，他是其中之一的标统；可以说，他无疑是受到政府的大力栽培和重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革命党，他虽然不像一些留学生积极参与反满革命，但也并非完全对立。早在1910年新军起义的时候，由于新军有枪无弹，黄士龙认为难以成事，于是挺身而出，去做调停人，不料被清军的子弹打穿腹部，侥幸没死，对革命也算有过贡献。〔13〕

　　在陈启着先生《信宜人物事略三篇》之“林树巍”这一部分，他谈到一条值得注意的史料：“清朝粤督军张鸣岐鉴于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两次教训，害怕新军再次起义，又怕土匪参加革命队伍，乃调动新军远离省会进行清剿，遣协办参谋黄士龙率二标新军到信宜地方进行清乡剿匪。”〔14〕笔者虽然没有更原始档案文件，对陈启着的说法进行佐证。但是，经历庚戌、辛亥两次广州起义之后，广东的新军与防勇矛盾之大，是证据确凿的。《宣统三年七月初六日给事中陈庆桂奏折》中提到：“前岁（指1910年）构乱，视防勇如仇雠，日思报复。又新调广西新军九营驻扎观音山一带。粤垣人烟稠密，有巡警，有防营，有新军，又有客兵，聚于一隅，猝然生变，其祸较革命党为烈。”〔15〕由此可见，清政府内部也已经看到广东新军与防营的矛盾之深，已经成为潜在的危机。而另一份出自于军机处的联名奏折，批评则更为严厉，其指出的办法尤其值得注意：“广东水陆防营共一百零四营，设备不为不多，而新军与巡警尚不在内。平日镇抚地方并不得力。……粤省新军，闻不日即将成镇，而屯聚无所事事，一切皆倚任防营。防营既有积重难返之虞，新军复有相形见绌之感，似非国家振励戎行之道。拟请饬下军谘府，先将广东地方划定卫戍区域，畀新军以卫戍之责，令其择要驻扎。平日缉捕，不归所属，遇有大股匪徒啸聚起事，即行相机剿办。似此，一面练习军事，一面绥靖地方，既可免防营逼处之猜疑，又可坚民情信倚之基础。似于军政民政均有裨益。”〔16〕由此看来，尽管黄士龙深受“皇恩”，但来自于清政府内部的猜疑，无疑也是让他有所不安的。而黄士龙在高州起义千钧一发之际的“不作为”，从清政府内部似乎也找到了合适的注脚的。

　　当然，应该指出，来自内部的原因并非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随着武昌起义引发的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广东的省府广州于1911年11月9日和平光复，两广总督张鸣岐仓皇出逃，陆师提督秦炳直、水师提督李准也在之前向革命党人投诚，而广州的新军协统蒋尊簋也赞成革命，再加上前文提到的，黄士龙部已有部分军官同情革命，黄士龙如果还要镇压高州的革命党，那无疑是自取灭亡。因而，黄士龙对于高州起义的“不作为”，主导的原因还是辛亥革命形势的大势所趋。

　　结语

　　军队是革命的支柱。清末编练新军，目的正是通过现代化的军事武装，维护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不料，武器的更新，为思想的更新创造了成长的土壤，最终新军反过来成了清王朝有力的掘墓人。

　　与广州光复略有不同的是，广州光复是水师提督李准等人的主动投诚，而高州的光复则是林云陔等一批革命家通过武力驱逐的方式实现的。但二者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他们都是主要依靠革命党人长期不懈的宣传、组织和军事工作实现的；二、他们都离不开新军的同情和支持；三、他们都没有通过武装斗争的过程对反革命力量进行彻底的肃清，其中广州光复后基本保留了龙济光的完整建制，而高州起义基本未与黄士龙部发生冲突。反动军队的保留，固然有当时客观的原因，但也的确为后来“二次革命”的失败埋下祸根。

　　李兴国，中山大学历史系硕士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

　　注释：

　　〔1〕莫雄：《清末广东新军与辛亥革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2〕刘凤翰：《论新军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讨论会论文集》1983年版，第151页。

　　〔3〕陈启着：《信宜籍的同盟会员》，《茂名文史》第11辑，1989年10月版，第3页。

　　〔4〕（台北）“教育部”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一篇）革命开国（1-2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5年4月版，第776页。另，详见附表：高州起义主要参与者简介。

　　〔5〕前揭：《信宜籍的同盟会员》，第6页。

　　〔6〕陈启着、罗康宁、陈坤中：《信宜人物传略》，1989年版，第92页。

　　〔7〕前揭《民主革命时期烈士陆任宇短暂的一生》，第4页。

　　〔8〕卜汉池：《广东南路光复的回忆》，《广东辛亥革命史料》，1962年版，第312页。

　　〔9〕梁树熊，1917年9月任陆军大元帅秘书。

　　〔10〕陈兴：《高州风云录（1911-1928）》，《高州文史》第7辑，1988年12月，第2页。另参阅《陆焕自传》，陆景武教授家藏稿。

　　〔11〕林伯虎：林云陔的堂兄。

　　〔12〕陆尚明：《民主革命时期烈士陆任宇短暂的一生》，《信宜文史》第9辑，第1页。

　　〔13〕苏济川：《袁世凯利用黄士龙、王和顺策动广东陆军倒陈炯明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

　　〔14〕陈启着、罗康宁：《信宜人物事略三篇》，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明史料选辑》第32辑，第39页。

　　〔15〕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第258页。

　　〔16〕前揭：《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7册，第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