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重要发生地，长期以来，一直备受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瞩目。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武昌起义爆发前孙中山在广东发动的6次（一说8次）武装起义、广州和平光复的过程、革命党人对民军的处理以及广东都督职位之争等问题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辛亥鼎革之际广东各地革命和政权更替情况的研究至今仍显得非常薄弱，不但革命的过程语焉不详，而且革命前后地方社会的情形也未有清晰说明。这种状况不能不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广东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本文以发生于辛亥期间的高州起义为例，就如何研究一个小地方的辛亥革命史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高州起义的过程及成功原因

　　相关论著和文章在提及高州起义时多是寥寥数语，大致作如是陈述：1911年11月13日，林云陔等革命党人率民军攻打高雷道台衙门，驱赶了时任高雷道的彭言孝，随即成立了高州军政分府，林云陔任分都督，高州宣告光复，史称辛亥革命高州起义。高州光复对于推动广东南路各属反正起了示范作用，成为广东辛亥光复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州起义发生时，省城广州已宣告独立，清王朝在广东的各级政权处于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状态，各级官员大都惶惶不可终日，一门心思考虑着如何保全身家性命，没有几个人真心打算为即将倾覆的清王朝效忠到底。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广东各地的起义、光复、反正，大都没有遇到多少真正有威胁的抵抗，有的甚至是兵不血刃就实现了政权的新旧更替。革命的过程虽然简单，但人们不能就此忘却革命党人长期坚持反清斗争的光辉业绩。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革命的形势才不断地高涨，革命的时机才逐渐地成熟。具体到高州起义。早在起义爆发前7年的1904年，高州青年进步学生林云陔、熊英、谭惠泉、李卓立、陆嗣曾、李达最、张次眉、梁泽寰、林绳直、丁颖等二十多人，在高州城文明门楼创立了一个颇具激进色彩的组织“新高同志社”。他们秘密购置《黄帝魂》、《警示钟》、《革命军》等反清刊物，在民间传播反清革命思想，成为高州青年秘密结社宣传革命之嚆矢。次年，“新高同志社”的活动受到清政府地方当局的严密监视，只得宣布解散，社员分赴广州和日本求学。林云陔、陆嗣曾等就读两广方言高等学堂，谭惠泉、熊英考取广东高等警察学堂，林树巍、陆耀文等入读虎门军校，还有的人就读于法政等新式学堂。他们经常在位于广州雨帽街邓家祠的“八属学会”（八属指清代的高、雷、廉、琼、钦、崖、罗、阳等八个南路府属）聚会，抨击清廷的腐败，并于1908年组织“雄辩学社”，宣传革命思想，联络革命力量。学社的很多成员在朱执信、古应芬等革命党人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雄辩学社”成为当时南路革命青年的活动中心。1909年冬，林云陔、谭惠泉、熊英、李达最、陆嗣曾等奉朱执信之命回高州策划新军起义，以响应同盟会华南支部正在筹议之中的广州新军起义。后因广州新军起义猝发失败，高州新军起义遂无疾而终。林云陔、谭惠泉还参与了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起义失败后，林云陔掩护受伤的朱执信脱险。武昌起义爆发后，林云陔、熊英等从香港秘密携带一批武器潜返高州，会同谭惠泉、林树巍、陆嗣曾、陆匡文、陆幼刚等共同策动新军、巡防营起义，使清政府高州地方当局失去了军队支持，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不久即被革命党人轻易推翻。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高州籍革命党人的长期不懈奋斗，才最终成就了高州起义的成功。

　　二、深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一）说到高州起义的历史意义，一般会认为起义打响了广东南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或说高州是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首个爆发起义回应民主革命的地方。其实这个说法应值得进一步斟酌、明晰。因为早在林云陔领导的高州起义发生前的10月24日，在同属高州府的化州，同盟会会员彭瑞海发动驻化州的巡防营第十三营起义，占领县衙，杀死承审员，释放囚犯。化州宣告光复，推李屡正为临时县长，建立了广东第一个革命政权——化州临时政府。所以说，如果从大高州府的地域范围来看，上述有关高州起义历史意义的说法自然没有问题，但如果高州起义只是特指由林云陔领导的发生在高州城的起义，则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再斟酌。

　　（二）限于文献记载的缺乏，我们现在很难更加清晰地还原起义筹划、进行的具体过程，可能以下几个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1．起义发生前高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一个人的头脑里不会无端端冒出革命思想，也不会突发性地走向有坐牢、掉脑袋之忧的革命道路。存在决定意识，考察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如新思想、新文化在高州地区的传播，新式学堂的教学情况，可能会对林云陔等人走向革命道路的内在原因有个大致瞭解。

　　2．光复后高州地区有哪方面的变化。评判一场革命的成效，不仅仅在于新旧政权的交替，更在于它为普通民众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具体利益。

　　3．林云陔、陆嗣曾、陆匡文等出身富贵之家，他们为何甘于抛弃安逸的生活，走向充满风险的革命之路？革命成功之后，又为何功成不居，在新政权里弄个高官厚禄，而是走向求学深造之路？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当时的政情、民情有较为全面的把握。通过系统梳理当时的报刊如《民生日报》、《香港华字日报》、《申报》等，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而且这些报纸报导有可能比解放后一些有关辛亥革命的回忆更加真实、直观，对客观研究更具价值。

　　研究像高州这样一个小地方的辛亥革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可以拓宽辛亥革命研究的广度。但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也面临不少困难，需要地方政府、专业研究人员和辛亥志士后人的共同努力。  

　　李振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