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展（R&D）经费及强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又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础。台湾R&D活动情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R&D经费增长较快。2000年台湾R&D经费强度为2.1%。但是，若以横向比较看，它仍然远低于韩国、日本。不过，如果从R&D经费强度首次达到1%和2%的时间来看，日本从1%向2%过渡用了19年，台湾则仅花费9年。

　　R&D活动以企业为主体是台湾R&D活动的另一个特点。一方面，从R&D经费构成看，“政府”出资的比例为47.7%，企业的出资比例为52.3%。另一方面，从R&D经费的配置看，产业界使用R&D经费占台湾R&D总经费占63%。而且，主要投向高技术领域。如果从新竹科学工业园区R&D活动的情况看，可以说，不论R&D强度的增长率、还是其绝对值的增长都堪称台湾第一。1991年园区R&D投入总金额为4203百万元（新台币，下同），占当年园区营业总额6.0%，1998年即为31799百万元，增长了7倍以上，占当年园区营业总额7.0%

　　一、科技进步及其政策扶植

　　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采取“有导有奖”的政策是必要手段。世界各国政府对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扶植包括资金、税收、计画、政策等。在这方面，台湾不能说做得最好，但它对台湾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的扶植是显着的。

　　与台湾发展高技术产相同步，台湾先后出台了“产学合作研究计画”、“科技发展专案计画”、“中小企业推动研究发展方案”、“鼓励民间事业开发工业新产品办法”、“主导性新产品开发辅助计画”、“研究开发关键性零元件及产品计画”“创新技术研究发展计画奖助”等。这些“计画”，是以“政府”对民间企业的研发活动提供资金补助为基点，以学术界、企业为“计画”执行主体，以促进科研成果产品化为目标的长期性计画。目前，它已成为台湾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以“产学合作研究计画”为例，其特点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就计画本身而言，它定位于先导性、整合性和实用性。所谓先导性，就是计画的目标必须具有前瞻性，能有效地将“新知识”转化为“技术”或“产品”。所谓整合性，就是有效地整合上游学术界、中游研究机构及下游产业界的研发人力与资源，在纵向整合与水准分工上，较系统地进行关键性零元件及雏形产品研发。所谓实用性，就是研发的成果必须能以专利及技术转移，以协助企业建立关键技术，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2）就计画与产业的关系而言，在计画的产生上，以学术界为主；在研究方向上，以电子与资讯、自动化与机械、材料与制造、食品与医药、环境与资源等产业为重要领域；在计画实施结束时，鼓励产业界吸收这些具有实作经验的高科技人士随着技术转移到产业界，以落实产业设计、制程改良及管理层次的提升、充实厂商研发能力。

　　（3）就合作结构而言，在研究团队构成上，以大学院校、学术机构和民间企业共同组成研究团队。其中，计画的主持人或项目负责人，可邀请岛外专家担任；对产业界参与研究团队的厂商，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技术转移需求、公司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必需出资15%的研究经费。

　　（4）就实施机制而言，在合作研究计画的申请、审查、核定的作业程式上，突出企业的因素。一方面，在专案评审中，除学术界专家外，参加评审的企业界人士需占1/3以上；另一方面，在成果评估中企业的人士必须占1/2以上。此外，每一个计画案的执行周期为1-3年。

　　这一计画自1993年开始实施以来，参与的高校、厂商和项目逐年增加。至2000年底经台湾“国科会”核准的产学合作研究计画的专案有262件（占申请件数65%）。这些项目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水准的”，即集中于一种技术或用途，另一种是“垂直的”项目，即包含了链条上不同环节的产业。若以电、机、化大类看，以电机类的专案为最，占54%，余下依次是，机械类（占24%）、材料石化（占13%），其他（医工、半导体制程设备、微电机）领域占9%。从学术界参与的情况看，台湾的高校，如“台大”、“交大”、“清大”、“成大”、“中山”等参与的项目最多，约占核准总数的8成。从产业界参与的情况看，十多年来累计参与的厂商有275家。从成果产出的情况看，包括专利、智识产权、技术转移、学术论文及培育硕博士研究生等都获得了明显的成就。其中提出专利申请案累计205件，获专利核准的有105件（获岛内专利71件，获岛外专利34件）；完成技术转移有58件。

　　如果说，上述措施主要从财税奖励、金融辅导、技术支援等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予以扶植。那么，建立创业育成中心则是一项直接扶植企业生成的政策。在台湾，创业育成中心又称为高技术企业的孵化器。

　　首先，创业育成中心是一个以提供良好的空间、设施、技术支援、商业服务、管理训练、甚至资金注入的协助与服务，让有技术的创业人或刚成立的科技公司在创业之初降低风险，提高创业成功机率的事业体。其次，由于创业育成中心是在研发过程中对中小企业提供直接的协助与服务。因此，在培育过程中，有利于将上述各项扶植政策用活用足，有利于尽快产生“扶植效应”。

　　目前台湾创业育成中心有49个，主要是由台湾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大企业设立的。其中，由台湾高校设立的创业育成中心有42个，占台湾创业育成中心数的85.71%。在区域分布上，台北高校比较密集，相应的创业育成中心的数量也是最多，目前有24个，居第一位，余下依次是，台中有18个，台南有10个，台东只有3个。在大学的构成上，以综合性大学为主，包括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原大学、中兴大学、中山大学、元智大学、中正大学等大学都成立了创业育成中心。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台湾的创业育成中心实际是由台湾高校群形成的一个新兴中小企业催生的摇篮。

　　据台湾资料，1996-1999年，累计入驻创业育成中心进行培育的企业有300多家。从产业看，几乎涵盖当今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其中，资讯电子业占37%、机械自动化业占20%、多媒体传播占14%、生物技术和医疗业占11%、环保业8%、航太业占6%、海运业占2%。从这种趋势看，如果每年“入驻”与“毕业”的企业的比例为1：1，那么，它将给台湾中小科技企业技术升级带来加速度。因为，第一、从培育链看，“（企业）申请—（中心）审批—（培育）驻入—毕业—毕业后的服务”。具体说，（1）培育。一般而言，创新厂商在创业育成中心的培育期为三年，必要时延至五年；培育初期为三年，后三年为扶植期或跟踪期。（2）培育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台湾“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补助、相关的有偿低利贷款和青年创业贷款，以及企业自费。（3）毕业。创新厂商，在育成中心毕业的条件为：巳完成新产品开发及试销；产品优良且自行营运。第二、对高校而言，“中心”是作为学校的功能的组成部分，或依托于学校的研究所、系、学院，作为这些机构的延伸。它们以高校的优势学科为基础，以高校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特点来规划育成方案，同时，以任务导向，鼓励本校研究成果技术转移。在技术转移上，一般说来，创业育成中心对其技术或以入股的形式、或一次性转让、或其他形式融入企业资本体系中。因此，在企业育成毕业后，有许多技术发明者由学校转入企业，成为新企业的股东、经营者。（4）风险投资对高技术产业的推动作用。80年代初，台湾就成立了“创业风险投资基金”。1984年台湾颁布了“创业风险投资事业推动方案”。至今为止，创业风险投资在台湾已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行业，已经成为台湾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在高技术产业，一般来说，在项目的市场分析认为可行后，即可获及风险投资的支持，经过一段时间营运，业绩好的即以第三类股票发行上市。截至1999年底，台湾共有153家创投公司，累计资本达1034亿元。同期，台湾创投事业共投资4491家厂商，投资金额为947亿元，主要投资产业包括半导体（投资金额占全部投资金额20.52%）、资讯工业（占18.25%）、电子工业（占13.79%）、光电产业（占10.33%），生物技术产业和其他各业（6%。）因此，整体而言，这是一种“双赢”格局。（5）“开低走高”的企业策略。这里所说的“开低走高”是指在发展高技术产业上，台湾是从“下游”起步，而后再向中、上游发展。台湾IC工业就是突出的例子。IC是美国人发明的，从50年代迄今，一方面，IC密集度日益深化，依“莫尔法则”（MOOR S·Law）IC的密集度大体每18个月增长一倍(实际已超)。另一方面晶片生产需要巨额投资，例如英代尔公司投资“奔腾”微处理器就花费5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5倍于前一代486微处理器的投资。当然，“开低”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而是从低起点切入IC领域。这表现为：就IC产品而言，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微处理器为代表的逻辑电路；二是以随机存取为代表的存储电路(DRAM)。在产品价值中，前者设计占较大比重，技术密集度高；后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价格便宜。就台湾而言，则定位于DRAM。从IC密集度看，也是有低而高的。事实上，如果从1976年台湾引进美国ＲＣＡ7微米晶片技术算起，至今大致经历了7-0.7微米、0.7-0.5微米、0.5-0.35微米等逐步升级的发展阶段。“开低走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在ＩＣ发展过程中，台湾是从ＩＣ封装起步的，进而向ＩＣ设计、ＩＣ制造发展的。从这三者的特点看：ＩＣ封装是以劳动密集、资金需求少为特色；ＩＣ设计以技术相对密集、投资额小为特色；ＩＣ制造则属于技术密集、投资额大的行业。

　　二、台湾高技术产业格局变化的可能趋向

　　在21世纪初期，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西移”将持续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海峡西岸繁荣带）将是台湾高科技产业投资的重点区域。媒体认为，这是台湾高技术产业“大陆化”。这一说法值得重视。据此，我们认为，未来台湾高技术产业格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一提。

　　首先，近年来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西移”将继续不断升温。

　　台湾高科技产业为因应新世纪知识经济的竞争，已经开始了新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战略的应对。其中，对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转移是其直接的特别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必须首先考察台湾高科技产业对大陆的继续转移。从总体上看，它是以中低档的高科技产业外移为主，中档趋于上升，具体表现在：从投资的流量看，近10年来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金额由一年1.7亿美元，升至26亿美元，10年间成长了14倍，投资规模由1991年的每项74万美元升至目前的310万美元。2000年，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金额为26.0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0.8%；2001年（1-9月）为21.22亿美元，同比上增18.95%。从投资的内容看，主要集中于电子资讯业。近年来，台湾的基本金属、食品饮料、塑胶制品、化学制品等制造业对祖国大陆投资的金额出现了负增长；而电子、电器产品业则呈现倍数增长。如果仅就资讯产业而言，2000年台湾资讯产业的成长率为18.1%。其总产值（硬体）的3成来自祖国大陆；其中，印刷电路、光碟机、扫描器、主机板等产业则超过5成。从投资区域的流向看，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的重心转向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倾向日益明显。2000年，台商对广东的投资金额为10.1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02%，对上海和江苏的投资金额是12.5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65%。如桌上型电脑相对集中广东、笔记本电脑集中苏州，涉及的台湾厂家，有宏棋、广达、仁宝、华宇等。

　　其次，台湾高科技产业“西移”的岛内因素继续延续，并呈现恶化趋势

　　台湾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外移的原因很多，除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等正常原因外，还与以下问题密切相关。

　　（1）产业环境恶化。陈水扁在选前提出的“绿色硅岛”口号，包括经费、基础建设、科技产业政策等，至今乃是口号，与现在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差距。另一方面，自陈水扁上台后，台湾的产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这两年台湾的财经乱象与股灾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的产销模式发生了变化。主要变化有二：一是通过“网上”下单的比例不断上升，目前已达40%。二是美国、西欧的跨国公司普遍采用“955”经营模式。所谓“955”就是对供应商的要求：95%的产品要在5天内出货到使用者手上。这对于一个以OEM为主要业务的台湾企业而言，如何与“955”接轨、能不能向国外大厂保证及时交货，成了台湾企业能否拿到订单的重要因素。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设厂，已成为台湾企业接取大型OEM订单的重要条件。

　　（3）入世对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与冲击。台湾加入WTO后，必须减少其对高科技产业在租税或财务补助上若干的优惠，这将影响台湾高科技产业在制度面或政策面的发展条件。仅以“补贴暨平衡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ubsides and Countervai1ling Measures,SCM ）为例，SCM是一项多边协定，其效力及于所有WTO会员。依SCM对补贴的定义，它是指政府对企业或产业提供财务补助；依SCM规定：“对厂商、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研究发展活动给予补助的，其补助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75%，或竞争前的研究发展活动成本50%”。就台湾目前的补贴而言，一方面，台湾历年推动的“科技专案计画”属于工业研究范踌，而台湾的“主导性产品开发、关键性零元件计画”则属于竞争前的研究发展活动范踌。另一方面，由于这两项的研发补贴都与SCM的补贴“上限”相抵触，因此在加入WTO后台湾将面临压缩调整的压力。也就是说，未来台湾高科技厂商能够受到“政府”相关研究发展经费补助的补助范围将趋于缩水。

　　第三，高科技产业在大陆获利与获得生存空间较大的诱惑力

　　据台湾产业界统计，主机板产业在祖国大陆生产，其成本上每片主机板可减少3-5美元；印刷电路板产业的同样产品在大陆生产，要比台湾节省15%的生产成本；电源供应器与机壳产业，依投资在东莞的台达电公司（台资企业）的比较，该公司仅人工成本一项，一年就减少14亿元；光碟机产业，目前台湾厂商生产一部光碟机的利润只有2-3美元，而在大陆生产光碟机的成本，将比在台湾生产低3个百分点以上，能在这一成熟的产品领域多了3 个百分点，台湾业者存活的空间就加大了。另一方面，近年来，台商对祖国大陆科技研发领域的依赖指数在上升，在这一领域的投资或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例如在农业科技领域，从粮食的育种、种源品种、种数筛选、病虫害的检查、无性繁殖的技术研发，大部分需要宽广的农场及技术人员作复制性的试验，这样的环境与成本，在台湾很难提供，相应地台商在农业科技领域的投资在不断增大。例如在IC领域，台湾IC厂商在上海、西安、重庆、北京等设立大型的研发基地、软体中心的也越来越多。依台湾一些研究机构估算，从基础科技突破传统科技的工作，祖国大陆有充沛的人才基础、长期投入的研发成本比台湾研发经费节省10倍。况且，当今世界高技术产业的竞争是“快鱼吃慢鱼”的竞争。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的周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7年，近年来，在微型电脑等领域仅隔6个月就有一代新产品问世。这一趋势对台湾的不利影响是无法回避的。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在高技术产业上的两岸合作，必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果仍停留在以往低技术含量的、一般性的合作将十分不利于台湾高技术产业发展，必将首先影响其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