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竞争的特点
　　当代技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和融合，最典型地体现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其中，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与合作则是21世纪最闪亮、最具有活力的增长点。因此，考察新经济与世界高科技就不能不考察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合作。

　　本节将侧重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经济竞争的特点入手来揭示这一独特的现象，并由此试图为闽台两地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提供有意义的背景与借鉴。

　　亚太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一方面，这一区域的各国与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水准相差很大；另一方面，亚太各国与地区从经济发展战略到具体的经济政策又有不少相同或相近之处，它们最突出的共同之处乃是80年代中期以来都把经济发展的视野放到了加强合作的方方面面，而经济上的互补性又使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显示出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强劲的势头。最值得注意的是亚太经济合作在整个区域内蓬勃发展的同时，各有关国家（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也正方兴未艾。正是由于在这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层次上的合作形式和内容的多种多样，从而使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呈现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鲜明的特点。

　　（一）泛区域合作的开放性与次区域合作的互补性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投资、贸易的加强，亚太地区在世界中的份量越来越重。据统计，亚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到世界份额的44.8%。而这种增长的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化和推动。与欧盟高度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不同，亚太经济合作至今只是一种多元、松散、层次形式不一的经济合作模式。特别是近年来亚太各国政府在APEC框架内力图通过非正式首脑会议的努力，以政策、双边协定、各种规定、企业的市场活动来辅助、调节、促进、鼓励双边和多边贸易、产业的交流与发展，这种泛区域的APEC的多边机制的产生与活动，带来了以下的主要特点：

　　由于亚太区域是一个新兴、发展中的经济区域，它的合作层面主要是投资和贸易，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只要符合各自的经济利益，只要有合作机会，各方都会积极地参与合作，而不是去排斥它。这就产生了区内发展中国家对区内外经贸合作的开放性，即不仅同美、日等区内发达国家有着广泛的投资与贸易关系，而且同欧盟、大洋洲等区外其他发达国家也保持着同样广泛的投资与贸易关系。

　　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亚太地区绝大部分国家或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各自均对资金、技术、人才、管理方法、工业制成品、消费品等有着强有力和巨大的数量需求，同时，它们又有着自身资源的优势，尤其是廉价的素质较好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有待开发的市场。有鉴于此，它们需要各国相互在不同层次、种类、方向、目的、用途的投资、援助和经贸交往。以新加坡为例，其外资的参与程度最高，所作出的贡献也最大。1962-1982年间，外商独资企业在新加坡制造业总产值的增加量中占55.2%，其中，外国总固定资产的35.9%来源于欧盟。第二，亚太的国家或地区市场相互依赖较强，带动了它们之间的投资和贸易。至1991年9月，日本对美的直接投资总额为1390亿美元，占日本国外直接投资总额3310亿美元的42%。日本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正在增长。美对太平洋国家的直接投资在1982-1990年期间，从720亿美元增加到1420亿美元，其中对东亚（不包括中国）的投资在610亿美元以上。“四小龙”对美出口占各自出口额的比重，很长时间来维持在30%以上；而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也占其总出口额的23.9%。第三，区内各国和地区相互接纳也是开放性的极为重要的表现。该区内的各种经济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极接纳经济发展水准不一和地缘关系较远的国家为其新成员国，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接纳了发展中的中国，也同时吸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两个地区——台湾和香港。拉美的墨西哥和智利也先后加入。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已有21个，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的成员国也有15个。东盟在先后吸收了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之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亚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采取了一种互补性的合作方法。合作的形式是利用各自的生产及其相关要素的优势，如技术、资金、劳力、资源和地理环境等集中搞开发区，对某些特定区域、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独资、合资、合作经营），搞“三来一补”、边贸，补偿贸易和不同产业的产品贸易等。这方面规模大的、形成集中趋势的实例主要有这么几个区域。一是中国内地及台湾、香港的经济合作。台、港利用其技术、资金、有效的国际行销管道和内地的较廉价的劳力和巨大的市场，在中国沿海一带建立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各种性质的开发区，或建立前店后场的关系。特别必须指出的是，最近由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更紧密的经济贸易合作安排”已经有了更具备法律机制的启动，并且将很快扩展到澳门地区。二是在东南亚由新加坡、印尼的廖内群岛的巴丹岛和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三方组成的成长三角，同样是利用各自资金、技术、劳力优势的一种互补形式。三是在双边投资合作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日本和印尼在基础产业方面的合作。日本缺少资源，政府对原材料加工也控制很紧，而印尼考虑到进口成品的费用较贵，也希望能在当地进行加工。此外，在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合作也主要是建立在经济互补基础上的投资贸易合作关系。

　　这种互补性的合作还有一个特点，即亚太经济区内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避开国内的劳力成本上升和争取更多的出口到美国市场的配额，大都进行以迂回性贸易为目的的投资。尤其是1989年美国取消了给予亚洲“四小龙”的普惠制待遇后，“四小龙”不得不调整出口产业的政策，将劳动密集型和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如香港在印尼投资服装加工业，利用后者的纺织配额；韩国在印尼投资制鞋和服饰品行业，台湾在澳门投资利用澳门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配额等等。总之，这种互补性经济合作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各国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优化了各国不同的生产要素的配置。

　　（二）产业调整中的美日中市场为主攻方向的进出口多通道贸易主格局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瞄准美国市场，以出口贸易来立国。无论是日本，还是“四小龙”、东盟，甚至中国都在外贸出口上作了极大努力，制订了出口导向型战略。外贸的成功，刺激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大规模的外来投资。正是由于要达到此一出口发展战略目标，东亚各国和地区都力图提高本身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高技术素质和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当然，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方向是美国市场，而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从日本进口关键零部件再组装出口，从而形成了对美、日进出口的两通道贸易主格局。目前，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70年的19%增加到1992年的30%。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加速，从港口的进出量可见一斑，以香港为例，1986年集装箱吞吐量就超过了纽约港，成为世界第二，1987年又超过了荷兰的鹿特丹港，成为世界第一。

　　80年代，中国开始了意义深远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揭开了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尚未纳入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市场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进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度发展使中国自身也成为东亚及亚太地区各国的出口发展战略的主攻方向，从而形成了东亚地区以美国、日本、中国市场为主攻方向的进出口多通道贸易主格局。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特征，就是出口领域的成就同时又是与产业结构调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抓住了由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各国地区经济政策的调整所提供的机遇，如：1985年“广场协定”后，日元开始升值，这严重地影响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此，它只得把许多产业转移到海外。但随着这种变化，也大大推动了各产业、公司内部的贸易。同时，近邻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获得了有利的竞争条件，扩大了市场。1987年以后，台湾和韩国的货币也开始升值，从而影响了它们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为此，它们也开始把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或东盟国家，提高了两者的竞争能力，扩大了它们工业产品的出口创汇，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能源、初级农产品出口的状况。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再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国都善于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调整并寻找新的市场与合作伙伴。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一个庞大市场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即将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自然也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关，我们看到区域内各种新的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有了突出表现，如最近不断升温发展的三个“10+1”合作模式的启动就是最好的证明。

　　（三）多样性的次区域合作成为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热点

　　次区域经济合作系指在一个大的地区内（如亚太地区、东亚地区等等）一些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或邻近国家的部分地区之间所进行的多边经济合作。亚太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有两个显着的特点：其一是，这种合作从总体上已经逐渐进入实际的操作运行；其二是，由于东亚地区自身具有许多内在动力，它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亚太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从北往南已形成三大板块，即东北亚、中国东南部和东南亚。在各个板块中，又有各种更次一级的经济开发区和“增长三角”等。东北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以及蒙古。这是亚太地区疆域最辽阔、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经济实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次区域，这个区域内各国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市场、技术、资金、产业等方面的互补性也最强。关于东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日本、俄罗斯和韩国学者都提出过诸如日本海经济圈、图门江三角区、黄海经济圈等设想。中国东南部包括中国大陆东南部，首先是福建省、广东省以及港、澳、台地区。港、澳、台与大陆（内地）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是香港与以珠江三角洲为重心的广东省在经济上已变得密不可分，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中国华南经济区，最近正在酝酿的CEPA，即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密切的自由贸易安排又是一种新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有诸如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及东盟内部的“增长三角”等形式，近年来，由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湄公河流域多国共同开发湄公河的构想也已进入实施阶段。

　　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是与80年代中期以后亚太地区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分不开的。

　　首先，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为次区域经济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1983年至1992年的十年间，西太平洋地区是全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这十年中全球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的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集中在亚太地区，它们是：中国、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湾和香港。进入90年代，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92年亚洲“四小龙”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计约为6142亿美元，东盟的泰、马、菲、印尼四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计为3256亿美元，两者相加已接近1万亿美元。在1981-1990年的十年间，中国取得了10%的年均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在7年内翻了一番，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23938亿元人民币。亚太地区各国这种经济上蓬勃发展的势头使整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

　　其次，亚太地区80年代以来已经形成层次比较分明的产业结构和分工模式。日本在地区内扮演着资本货物和技术供应者的角色，近两年来，日本的国内市场也呈较为开放的趋势；“四小龙”是地区内中间技术和资金的供应者；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则是日本、“四小龙”在地区内投资的物件国，也是廉价劳动力和天然资源的供应者。经济上很强的互补性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大的内在动力。

　　第三，80年代中期以后，亚太地区政治上的缓和为次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如果没有中俄关系的改善，没有朝鲜、韩国之间经济交流和政治对话的前提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经济关系的密切也是两岸关系缓和的产物。同样,东南亚联盟抛弃政治歧见并接纳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四国，从而完成名副其实的东盟十国自由贸易区也是东南亚地区各国和地区冲突缓和的结果。

　　最后，亚太地区之所以次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也是由于亚太地区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准参差不齐等客观因素存在和作用的结果。要在亚太地区这样一个幅员辽阔、资源要素差异极大的地区形成像欧洲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的集团绝非易事，有鉴于此，许多国家明智地选择了比较实际的经济合作形式——次区域经济合作。

　　（四）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模式而发展的前景依然非常广阔

　　正是由于如上所述的亚太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各个特点，这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对于本区域中的有关国家有着适用性和实用性，可以断言，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继续以次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模式而发展，它的前景依然非常广阔。

　　首先，在今后的若干年内，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一形式将愈来愈表现出它的扩散效应。目前业已存在的次区域经济，如各种合作圈或成长三角等等，将会呈现不断深化和扩大的趋势，例如，中国南部经济圈的产业层次由于有更多的台湾大企业集团的参与而进一步提高；地域范围也呈不断北上和向内地省份扩散的趋势。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区域经济合作圈正在从可行性探讨阶段走向实际组织和部署阶段，其中包括由缅甸、老挝、泰国和中国云南省等加盟的“黄金三角”经济成长地带，由菲律宾的棉兰老岛、印尼的苏拉威西岛、马来西亚的婆罗洲和汶莱所组成的东盟东部经济成长三角和由马来西亚北部、泰国南部和印尼苏门答腊组成的东盟北部经济成长三角等等。

　　其次，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一模式已获得国际机构和国际社会的好评和支援，联合国开发署、亚洲开发银行等都表示将在筹资、贷款等方面给亚太地区的多个经济开发区、成长三角等以更多的支持，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也十分看好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这对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也是有力的鼓舞和支援。与此同时，亚太次区域经济合作，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类合作手段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对推进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也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

　　当然，亚太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也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有的甚至是在中近期是无法很快解决的，有的则是在次区域范围内根本是无法解决的。

　　首先，尽管在冷战后时代，亚太地区的政治局势有了很大的缓和，但是，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朝鲜半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仍然是经济合作的巨大阻力。

　　其次，亚太地区内作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的美国、日本等均具有比较突出的大国利己主义倾向，它们与区域内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区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矛盾与利益冲突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不易迅速解决的。换言之，区域内的资金与市场、技术与资源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现在在解决这一类矛盾的多边机制与方法方面客观上也是不太完善的。因此，在建立与完善多边机制方面的矛盾冲突与利益协调也就会阻碍或迟缓各种不同类型的次区域合作。

　　第三，亚太地区各国之间文化上的差异性对次区域经济合作也有负面的影响。在有些特定的次区域，各国各方虽然都表现出加强合作共同开发的意向，但由于涉及到投资等各自不同的利益的分享等具体事项时，各方的立场往往各不相同，从而影响到合作与开发的进度。 

　　最后，有些次区域经济合作地带是有关国家的边远地区，中央政府对之重视与支持不够，也会影响地方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