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世纪后半叶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向前发展，其中，关于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争论与认知则成为科技发展的核心。

　　70年代以来，战后开始的科技革命因一系列重大的新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而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即高科技阶段。人们通常将具有高智力、高资金投入、高竞争、高风险、高效益等特点的微电子学与资讯技术、生物技术、航太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六大科技群称为“高科技”。利用高科技开发的产品，不同于集成资源型的传统产品，而是集成知识的新型产品。进入80年代，建立在微电子技术基础上的以电脑、网路和通信技术为主体的资讯技术迅速兴起。它打破了人们原先应用知识所受到的空间、时间限制，使知识的创造、储存、学习、使用方式发生革命；它大大提高了知识商品化的能力，知识应用于制造业、服务业的速度大大加快；它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经济的增长转向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这一切就构成知识经济时代的特色。

　　把握知识经济的核心，是领会知识经济概念的关键。一方面，就其内容来说，科学技术确实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但是另一方面，从内容的实际应用来说，由于科学和技术都要人去掌握和应用，核心则应该是掌握知识的人，可见，从两个方面统一把握与领会这一核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知识和知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知识经济体现了知识资源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人多于妆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知识生产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因此，知识和知识人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尊重知识、珍惜人才将成为它的核心。

　　认知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实质就是要抓住知识经济带给我们的机遇。因此，很有必要扼要回顾亚太地区与处于亚太地区的中国是为何以及应该如何去把握与抓住这一历史机遇。

　　亚太地区，从广义上说，它包括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间既不乏号称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社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包含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与次发达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半个世纪正是亚太地区各类、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竞相进行科学技术的竞争，特别是进行高科技领域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的时代，而这种竞争的实质就是在于谁能更好更快地把握机遇，谁就能发展得更快更好。由此我们看到了以美国、日本等国家牵头、亚洲四小龙紧跟、而中国及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奋斗的激烈竞争模式。

　　稍有时代敏感性的人们早已捕捉到知识经济的种种迹象。例如，据统计，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美国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有33%来自资讯业。1985年，全世界使用的微机处理机约4亿台，1991年增加到30亿台，2000年达到100亿台；1985年，一个积体电路块上大约可以容纳100万个元件，到1990年已增加到50亿个，2000年已达到1万亿个。自1993年9月美国政府提出“国家资讯基础设施行动计画”，即所谓“资讯高速公路”计画以来，各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计画。它要求传输线路实现光纤化，传输资讯的方式实现数位化，接受系统实现多媒体化，从而把电脑技术、网路技术、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融合在一起，并广泛涉及其他科技领域。一个以知识和资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正在形成，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贡献率的总和。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国际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商品的技术水准和知识含量高低的竞争，其背后是科技实力尤其是高科技发展水准的竞争。而我国在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实力上，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发达国家利用它们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让其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挤占中国的国内市场。据有关资料，我国一些电子产品的国内市场几乎为外国货所垄断。这警示人们：国际竞争不仅已向中国广大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延伸，而且正向中国的每个家庭渗透；经济、科技实力上的劣势，使我们在国内市场的国际商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与劣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从工业社会、资讯社会一直走向知识经济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我国来说，则是机遇与挑战共存，倘若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搭上知识经济的快车，就能使我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在下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反之，若是坐失良机，无所作为，就会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机遇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失去机遇。300年以前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我们丧失了发展的机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国家、地区进行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时，又是一次很好的机遇。而我国当时由于众所调知的主客观原因，又失去了一次机会，拉大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差距。所谓亚洲“四小龙”就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现在，历史再次给予了我们新的机遇。与国际上提出知识经济时代的同时，中国人也看到了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这种趋势。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出当代世界经济如此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下一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我们对摆在面前的严峻形势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从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这个大背景出发来推进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寻求挑战知识经济时代的对策。具体来说，要以更加开放为契机，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为我们向知识经济进发作为理论准备；以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为武器，找到我们国家强盛的持久动力；加大对科学教育的重视和支持，促进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投身经济建设，科技体制向适应市场经济和科技自身规律的方面转变；促进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资讯化建设稳步推进，实现两个转变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我国的经济推向知识经济的轨道。在全球资讯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科研开发跨国化的背景下学习、借鉴和赶超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后起国家优势，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真、充分地探讨闽台高科技及其产业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与重要性。

　　闽台经贸合作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经济的合作，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首先必须把它们放到亚太地区经济的范围中去加以分析与研究。亚太地区经济在90年代获得了最强劲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高速增长区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中国速度”、“东亚奇迹”外，还先后出现过拉美国家的迅猛发展，如巴西、墨西哥等等，而且其中还包括了美国、加拿大等这样的发达国家。据世界银行分析，亚太地区已经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因此，有必要探讨闽台经贸合作在新世纪发展的这个大背景。首先，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的扩大。一国或一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大小是衡量该地区经济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按官方汇率折算成美元的亚太地区各国（地区）一些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目前，亚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世界份额的44.8％，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世界经济总量是由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的。亚太地区是闽台经贸合作在实现各自的战略利益时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区。很明显，闽台经贸合作的目标应当是瞄准并抓住这一点，共同开拓并扩大闽台双方在亚太地区经济中的份额与市场占有率，优化自身产业结构，提升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总而言之，在亚太经济合作与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无论从福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角度分析，还是从台湾自身跨世纪发展利益出发。闽台双方在WTO框架下的一体化合作都是共同利益所在，合则双赢，离则俱伤。

　　事实上，两岸虽未“三通”，但台资在福建是最早投资也是最活跃的。早在80年代在闽南泉州台资企业就以“返乡型”为投资主流。到1987年台湾当局正式开放民众探亲以前，福建已有台资58家，合同金额4000多万美元。初期以中小企业为主，多数企业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下。1989年以来大型集团开始参与，大型专案增多，最大的有2亿美元。1990年则上升到6亿美元。按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1990年6月的统计，当时台资对大陆的投资累计额达20多亿美元，而福建就达12亿美元之多。占台资在大陆投资的60％以上。1999年台湾资本合同金额达109.89亿美元，实际到资80亿美元。台湾资本多集中在被称为“闽南金三角”的厦门、漳洲、泉州，这一地区占全省投资的80％以上。但是当时台湾资本主要投资于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农渔业、商业经营以及房地产开发等，截止2000年底，全省累计批准成立台资企业6296家，合同台资116.96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83.74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4.6%。

　　在这一阶段的闽台科技合作上，尽管其“科技含量”还不高，但是在科技领域的学术交流、科技人员交往在逐年增多。20世纪90年代后的10年间，闽台科技合作进入发展期。在这一时期，闽台科技合作从相互瞭解向实质合作转移、从有限学科的合作向多元领域合作转移、从低层次合作向中高层次合作发展转移。这些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在“学”（学术交流）方面，科技人员的交流持续发展，专业性交流逐步扩大；在“研”（研究开发）方面，科技合作的专案日益增多，不仅有科技成果转化专案，也有一些科技发展前瞻性的项目；在“产”（科技产业）方面，体现在台资在福建的投资格局变化上：一是投资领域由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演进，二是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渐提高，三是合作方式由原来的“三来一补”，向“贴牌加工”、组装制造、设立生产基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