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道源自民间宗教秘密结社，打自建立就被统治当局认为其思想和组织与社会主流思想与秩序相对立，因而一向被视为异端和叛逆而遭到严厉镇压，因此，一贯道一直处于非法状态。当然，过往统治当局对类似民间宗教团体，除了镇压取缔，也没有制定过什么合法化的规定和标准，一贯道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合法化可言。1927年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定都南京后，开始制定规章对各种团体进行管理。当时国民党当局规定，所有宗教团体成立，需经国民党县以上党部核准，核准后向当地县以上政府备案①。此后国民党中央几经研究讨论，出台了《人民团体组织方案》。
    1929年和1932年，经行政院核准，内政部在全国范围内对宗教团体进行过两次调查，并分别定为宗教、慈善、公益团体，准予登记备案，纳入政府管理，也有少数被定为邪教加以取缔。一贯道标榜不问政治，也不参与政治，只追求个人灵修和教派成长，张天然在《暂定佛规》中曾说：「溯自余修道以来，传道有年，概不涉及政治，无非纽正人心，惟讲仁说义，效法古圣先贤，只论俎豆馨香而已②。」所以一贯道并没有进行登记。抗日战争期间，张天然利用与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伪政权良好的关系，在沦陷区大弘其道，使得一贯道快速成长为全国第一大民间教派，此时一贯道更毋需登记。抗战胜利后，一贯道一时声名狼藉，国民党当局出于社会舆论压力，曾于1946年1月31日公开下令解散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向法院起诉。后经一贯道内部多方活动国民党多位高官要员，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撤消了对一贯道的查禁与起诉。同年8月1日，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授意下，一贯道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并经内政部立案批准为慈善团体，这是一贯道第一次经当局批准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公开挂牌在全国活动。

    然而好景不长，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而且以失败告终。大陆解放建立新的共和国政府，一贯道因反共在大陆被坚决镇压取缔而彻底覆灭，与国民党一起到台湾的一贯道，不久也被认定为邪教而遭国民党当局取缔，再度轮为非法民间教派。
    从1951年一贯道在台湾被查禁，到1987年禁令解除，台湾当局明确宣示一贯道是可以公开传教的教派，一贯道在台湾为了合法化，整整努力了36个年头。 

    一贯道人士第一次在台申请合法登记的努力是在1959年。当时国民党当局为配合政治上反共，雷厉风行查禁一贯道，一位在台湾省警备总部第三组任组长，且兼具「国民代表」身份，名叫郑邦卿的一贯道教徒，公开在报端刊登广告为一贯道辩护，并在台湾一贯道内有重要影响的宝光组领导人陈文祥、基础组领导人张培成的支持下，自许为一贯道信徒代表，于当年6月29日向当局递交申请书，要求当局准许民众自由信奉一贯道。申请书全文如下：

    「申请书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六月廿九日

　　事由：谨将一贯天道实况详陈，恳援信教自由宪章，准各地道堂宣讲道义，以便自由信奉。除由各地道堂就地向该管治安单位联络外，请转饬，随时派员加强考察，以杜冒混，而慰民望。由
受文者：

　　一、窃查一贯天道，乃集儒、释、道三教之大成，教人以寡欲修身，明心见性，遵伦理，守纲常。生则入世而为完人，死则出世而为仙佛，消夙孽而脱苦海，登彼岸以超轮逥，实为一最进步的宗教。邦卿信奉有年，修持虔诚，亦深信如人人信仰，个个奉行，对于社会风气之改良，与乎秩序之安宁，实有莫大之裨益与影响。政府为化移俗美计，对此纯粹的宗教允宜力予赞助，布未可作任何程度之摧残。近据报载，政府明令，误认天道为非法组织，严予取缔云云。又据报载，法籍神父房如晦控诉中共迫害宗教，谓『道教中的一贯道受迫害最巨大，一百二十二人在一天内被逮捕』（録自本年六月廿三日《中央日报》第二版），天道同仁不胜惶惑，以为天道之不见容于大陆竹幕，犹可说也；其所以难容于开明民主之自由中国，迨由于政府对天道内容未尽明瞭，而异教者忌之，而从而诬谤中伤。有以致之耳。佥以邦卿曾任公职多年，忠贞诚实，宜为政府所信任，为代表，将天道实情向当局坦率详陈，以释误会。邦卿义不容辞，谨不揣浅陋，将一贯天道过去及现在概况，述为附件，恭请
鉴察，请援信教自由之宪章，视一贯天道为宗教，准各地道堂宣讲道义，以便自由信奉。除请由各地道堂主持人就按时完成向该管治安机构联络，俾免误为非法集会外，拟请转饬各该在关机构，随时派员加强考核，以杜匪徒冒名混充；或有奸宄混迹，借名招摇，亦请查明，严惩首从，庶免玉石俱焚，而安靖社会秩序，以慰民望，不胜馨香颂祷之至。

    二、再者，天道宗旨，在于藉假修真，主张虚灵寂静，不欲张扬，尤戒炫售，所有本案及附件，暨处理经过，务恳作为机密文件处理，并切属承办人员，勿交由报社记者，公诸报端，不胜企祷，合并陈明，伏祈垂察

    三、本件正本分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核示。副本分呈内政部、国防部总政治部、安全局、情报局、调查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台湾省政府民政厅、警务处、刑警大队、各县市警察局察照，暨各县市警察分局、派出所、阳明山警察所察照，并由各地道堂专呈及洽办，及分送天道各地道堂查照，均连附件，计台湾省天道实録一份。

                                                             一贯天道信徒临时代表人  郑邦卿（印章）谨呈   
                                                                 住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九六巷十三号」①    

    但是，郑邦卿的申请非但没有得到当局的批准，反而引发更为严厉的迫害和取缔，以至到1963年6月，一贯道各组线领导人被迫自行宣布解散一贯道。但一贯道并没有因此放弃走向合法化的努力。如基础组的张培成，就与道教的一些领袖共同发起成立台湾省道教协会，并担任过副理事长、代理理事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他领导的基础组和部分宝光组，就以道教协会成员的合法身份发展；也有一些一贯道组线，如彰化、云林、嘉义一带的一贯道，则加入当地县市佛教协会，以佛教协会会员的身份活动；还有的一贯道组线，如陈文祥领导的宝光组和部分文化组，则与国民党支持新建立的民间宗教轩辕教结合，以求发展。
但上述做法终归是以他教名义，寄人篱下，并非合法化。一贯道领袖们当然不满足于以这样的方式发展一贯道，在此期间，也曾尝试再以一贯道或改名的方式申请注册登记。据张培成透露，在1967年间，已在台湾隐退幕后的师母孙慧明，看到一贯道传道活动经常遭受取缔，信徒不时被捕关押和毁誉而感到很难过，便私下嘱咐张培成设法向当局注册。张培成尝试用一贯道的名义提出注册立案申请，台湾当局明令「不准立案」；改以「理性天道」的名义提出注册，同样被拒絶。孙慧明得悉注册如此艰难，只好无奈地表示：「如此麻烦，等以后再说罢。」①这可以看做是一贯道在台湾进行第二波争取合法化的努力。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高速成长，台湾要求社会开放走向自由化的呼声高涨，一贯道领袖们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加大争取合法化的力度，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积极主动拉关系，刻意讨好当局和主管官员。

虽然一贯道遭受当局打压，但一贯道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总是不忘颂扬台湾领导人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德泽」以及台湾所取得的成就，即便是扶乩鸾训也不忘为台湾当局歌功颂德。一贯道台南宝光玉山支线领导人王寿，因商务纠纷被判坐牢三年，在狱中，他积极配合管教人员做服刑流氓等被管训分子的感化工作，花钱给管教人员送礼，给狱中难友送医送药。特别是他利用所学土木工程技术，带领受刑者工程队，出色做好监狱各种修缮工程，深得管教所称赞，以至于管教所长都被他发展入了一贯道。出狱后警察问及狱中感受，王寿很幽默地说要感谢管教所三年来的照顾，因为像他这样经商又传道的人，天天在外奔波，要不是到了管教所，说不定已被车撞死。而且管教所里有吃有住，还有宪兵守卫，当大官也不过如此。王寿出狱后，致力结交达官权贵，特别是大力巴结对一贯道合法化操有生杀大权、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萧天赞，并发展他为一贯道徒，对日后一贯道合法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另一位一贯道领袖张培成则利用其担任「中华民国道教协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径自向「总统」蒋经国写效忠陈情信。信中称道蒋经国「有睿智与远大之眼光，关爱吾宗教，实非常人所及」。自许一贯道是「唯一能纠正人心，重整固有道德，发扬我民族忠孝之精神，阐释我儒家纲常伦理之文化思想而能身体力行者」，一贯道「不但信徒众多，推展迅速，而且都能深明大义，爱国家，爱领袖，奉公守法，知耻尚义之外，又都乐善好施，尤有甚者，凡所信徒，无论本省籍或内地人士之间，絶无地域与省籍这隔阂观念」，说一贯道已远播海外，「对于侨胞之向心力及国民外交之影响力，不可谓之不大，亦絶非其他宗教团体所能办到」。「为此仰吾贤明『总统』赐予垂察，准予一贯道公开立案」①。张培成「披肝沥胆以呈」，着实感动了蒋经国，已经成为一贯道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要「内线」萧天赞私下向王寿透露，蒋经国已在认真考虑一贯道解禁问题，要一贯道组织赶快向当局提出登记立案申请。于是台湾一贯道十三组十八个支线的领袖们很快聚会商议，拟以「中华圣教」名义向当局提出立案申请。但此一设想未能如愿，因为被早已分裂出去的一贯道另一派别抢先提出登记而闹「双胞」，致使这次注册申请胎死腹中。王寿等人又急于注册登记，于是再度以一贯道名义向当局提出立案申请，但问题已被「双胞案」弄复杂了，当局没有批准王寿的注册申请。

    二是全力介入选举，利用选票讨好执政的国民党。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台湾政坛的选举越来越多，国民党为了赢得各级选举，全力保住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就必须花大力气开拓票源。一贯道人多势众，组织性强，领导人威信高，宗教领袖以道的名义一声号令，选票就源源不断，这是谁都想要的大票仓。而一贯道又急于脱去邪教帽子，急于合法化，也不能不有求于和讨好当权的国民党。于是两厢情愿，相互利用，在当时台湾选举场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大戏。说来很有讽刺性，从1971年开始，国民党各党部是通过负责取缔一贯道的治安机构，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一贯道领袖去号召一贯道信徒，在台湾各项选举中，支持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一贯道为了讨好国民党，也乐于在各种选举中全力支持国民党。如国民党几任台北县长候选人邵恩新、林丰正，桃园县长候选人徐鸿志、吴伯雄，云林县长候选人廖泉裕，嘉义县长候选人涂德琦等人，都是在一贯道大力支持下高票当选。在1983年「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上层钦点、但国民党台北市基层党部很反感而不愿为其戮力辅选的林钰祥，居然在一贯道的全力支持下高票当选，让该选区那些撒手不管的国民党党工们看傻了眼。时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现任台湾当局「监察院长」的关中，当时就很感慨地说：「一个一贯道，抵得过三个区党部。」①据统计，这一年「立法委员」选举，一贯道支持的国民党候选人林钰祥、高忠信、萧天赞、王金平、廖福本、谢美惠、林永瑞和周书府等人全部当选。1986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一贯道再显神威，不但把国民党分派给一贯道辅选的13位候选人全数送上宝座，还一鼓作气，让分散各县市将近20位国民党中央未规划的候选人当选，充分展现了一贯道的动员号召力和真正实力，也说明一贯道为了讨好国民党，促使一贯道早日实现合法化所倾注力量和卖命的程度，为日后一贯道得以登记注册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

    三是博得传媒同情，为一贯道合法化制造舆论。

    前文已述，一贯道传入台湾后的前二、三十年，台湾媒体对一贯道很反感。报刊电台积极配合当局取缔行动，不但经常捕风捉影地报导一贯道的负面新闻，而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一贯道进行冷嘲热讽、严辞批判。一贯道领袖和信徒对此无可奈何，大环境下只能默默忍受。当然也有少数人不堪忍受嘲讽与批判，自费在报端刊登广告进行辩解和反击，如1963年3月13日，当时在一贯道内负责对外联络的张培成、陈文祥等领袖人物和自许为一贯道徒代表人物郑邦卿等人，就不堪忍受此前几天报刊连篇累牍批判攻击一贯道，愤而联名在各大报纸刊登启示进行辩驳。但这一动作不但未消除误解，反而引起当局更加严厉的取缔行动。到了1979年，一贯道开始重视传媒宣传作用，如一贯道兴毅组就利用自办的刊物《佛光周刊》连载一贯道信徒苏鸣东法官撰写的《天道概论》，但招致高雄新闻主管当局勒令停载，为此兴毅组领袖薛福三以该刊社长身份，刊登了一封题为《谨向蒋「总统」经国先生敬献微言》的公开信，直接向台湾最高领导人请愿和申诉。此时台湾社会已较过去昌明，当局并未追究什么。从目前史料看，台湾一贯道与媒体之间互动，至此也仅此而已。但也正是这位薛福三，似乎与其办刊物有关系，他敏感地发现，要扭转社会大众对一贯道的不良印象，势必通过传媒进行正面宣传才有收效。在与几位在当局部门任职的一贯道徒几经商讨之后，他们选择了电视传媒做为宣传一贯道的突破口。因为电视是当时最先进的传媒，有声音，有画面，容易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1983年9月，一贯道借为国民党辅选之机，邀请国民党创办的、也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中国电视台」派记者深入台湾南北一贯道佛堂进行采访，并在该台「新闻周刊九十分钟」播出了15分钟的现况采访报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反响，此后又陆续播出长达42分钟的第二集报导，影响更大。在节目编排上，以一贯道领袖辩驳佛教会和孔学会领导人的指控为主线，对长期以来社会上所传一贯道裸体礼拜、敛财骗色、前人权威、发毒誓等问题，一一加以辩驳、还原和厘清。这是一贯道有史以来最正面、最成功的一次宣传，标志着一贯道已开始与传媒和解，也说明一贯道已认识到并开始重视传媒的作用，对一贯道走向合法化起到舆论先导作用。

    四是在执政党和当局内部大力发展忠诚信徒，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一贯道一向善于在权贵中发展信徒。早在张天然时代，国民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中，就有许多高官是一贯道信徒，如当过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居正、湖南省主席及内政部长何键、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孟广彭、空军少将甄中和、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军阀庞了节、许尧卿；汪伪政权中的考试院长王揖唐、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司法部长李圣五、社会部副部长彭年、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孙祥夫、中央税警总团中将司令李丽久、南京市长周学昌、山东省教育厅长郝书暄等等，都是一贯道徒。道传台湾后，虽然一贯道被打为邪教，但台湾当局高官中也不乏有一贯道徒，如蒋介石的参军长刘士毅将军就是一贯道信徒，张天然二夫人、「师母派」领袖孙慧明自香港撤退到台湾，就是这位刘将军以其「岳母」身份接来的。在一贯道合法化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民党副秘书长陈水逢、廖福本、社工部主委萧天赞、组工会总干事张明致等人，也都是忠诚的一贯道徒，在为争取一贯道合法化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水逢，他是一贯道公开化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物。也为一贯道合法化立下汗马功劳的宋光宇就曾慨叹：「如果没有他以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出面协调各方面，一贯道至今能否取得在『中华民国』的合法地位，并且可以公开地参与社会各种活动，可能还是一个未定之数」①

    当时陈水逢是国民党刻意栽培的青年才俊，1968年从国外留学回台不久，即被任命为台湾省党部书记长兼省政府委员，那时他才35岁，也正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一贯道。后来又做过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中央党部秘书处主任和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正是他就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期间，他上下奔波多方协调，锲而不舍地找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负责社会工作的副秘书长郭哲、社工会主任许大路、「内政部长」吴伯雄、「法务部长」李元簇、警备司令陈守山、「教育部长」李焕、「副总统」李登辉等等相关主管人物疏通，并请社工会专门针对一贯道，部署全省21个县市和两个院辖市党部进行一次普查，表示如果近20年来一贯道完全没有不良记録，就应该让一贯道公开活动。

    在此背景下，1984年12月26日，张培成、祁裕修、陈鸿珍、高金澄、王寿、林枝乡等一贯道各组线领导人共同发起，在新店大香山慈音岩成立了一贯道各组线联谊会，为日后成立一贯道总会作准备。1985年6月1日，张培成、祁裕修、陈鸿珍、薛福三、施庆星、高金澄、林枝乡等七人在陈水逢协助下，联名向「内政部」提出一贯道立案申请，但该部门答覆「在宗教法没有完成立法程序之前，有关宗教申请立案事宜，均未便核准立案」，一贯道申请立案行动再遭失败。6月18日，台湾省议员洪性荣等人在省议会向省主席邱创焕质询为什么不准一贯道合法登记，邱创焕表示在宗教法没有完成立法之前，对某一个宗教团体或教派，是否准予设立，权责属「中央」。当日「内政部」主管官员表示，在宗教法未立法之前，只要不违反「国策」及善良风俗，「政府」在政策上并未禁止其传教活动，至于一贯道是否适用此一政策，仍需由「中央」有关单位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后才能决定。①

　　其实，当局迟迟不答应一贯道合法登记，症结在于警备部门。1986年，陈水逢又几次正式分别向警备和内政部门陈情，希望两单位就一贯道合法化问题予以答覆。为进一步向当局施加压力，逼迫国民党当局尽快同意一贯道合法化，1987年1月9日，陈水逢授意其学生萧瑞征和林钰祥出面，联合王金平、廖福本、刘松藩、许胜发等40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会上向「行政院」提出紧急质询，要求当局准予一贯道立案，合法传道。在社会各界压力下，2月11日，「行政院 」正式同意解除对一贯道的禁令，至此，一贯道终于在台湾成为一个可以公开传教的教派。3月8日，一贯道成立「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筹备会」，并正式向当局行文申请成立「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再经过大半年的纠葛，「内政部」终于于当年12月8日正式核准。1988年3月15日，「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正式成立。从1951年遭查禁到1988年正式建立合法的总会，一贯道为在台湾合法化的努力，整整花了37年的时间。

    ①参阅《内政年鉴 ·警政篇》（C）第637-63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张天然《暂定佛规》
    ①中华华夏文化交流协会编印剪报集《一贯道由非法到合法的历史记録》第8-10页
    ①宋光宇《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上）第189页，台北三扬印刷企业1996年版
    ①宋光宇《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上）第215-216页，台北三扬印刷企业1996年版
    ①宋光宇《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上）第245页，台北三扬印刷企业1996年版
    ①宋光宇《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上）第250页，台北三扬印刷企业1996年版
    ①《中国时报》1985年6月19日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