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陆方面研究动态

因为一贯道自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即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和邪教，现实中研究一贯道有一道不敢逾越的政治鸿沟，而且大陆社会现在无此信仰和教派，所以大陆方面对一贯道的研究甚少，对一贯道在台湾传播和发展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就目前阅读所及，主要研内容有两方面。

    一类是关于一贯道源流研究。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是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2004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民间宗教的通史。其中第十八章以 「一贯道的源流与变迁」为题，专门介绍一贯道。作者引用了大量官书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经过认真、缜密考证，对一贯道源流及变迁进行深入介绍与探讨。一贯道渊源于罗教的分支东大乘教及圆顿教，发展到江西又与江南的斋教融汇合流，流布到西南后由大乘教演化成青莲教。在近代之初，随着青莲教势北移，从中分化出末后一着教即一贯道，又受到华北诸宗教特别是八卦教系统的影响。因此，近代一贯道应是多种教门融汇合流的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现代社会产物。作者认为，一贯道有数百年的历史渊源和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因为社会本身的前进，它在各种不同阶段中表现出的社会性质也迥然不同，因此对其评价不能简单划一。一贯道的前史乃至王觉一领导的末后一着教，是反抗清朝封建当局暴政的民间教派，带有反封建的进步内容。牟钟鉴、张践的《中国宗教通史》（2003年）第十、十一章，在论述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的宗教时，分别各有一小节论述一贯道。作者认为该教的真正创始人是王觉一。认为一贯道要「一以贯之」的并非仅限于孔子的「忠恕」之道，而是要贯通儒、佛、道三教，使其归于一。作者认为该教在清末是一个反抗清朝暴政的民间宗教教派，有积极社会作用。一贯道起于清末，但真正兴旺发达是在民国年间，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组织系统和宗教仪式，而且教徒众多，势力遍及全国，在教义理论上也有重要发展。一贯道在民国以后成员日趋复杂，社会作用有相当大的消极面，特别是「七七事变」后，该教教主张天然投靠日寇，成为汪伪政权的「外交顾问」，吸收大汉奸褚民谊、周佛海、常玉清、王揖唐等加入一贯道，积极配合日寇侵华政策，以至为社会所不容。

    另一类研究是对共和国建政初期取缔一贯道情况及经验的论述。如《一贯道罪恶内幕》（张永胜、王宜，2003年）、《反动会道门「一贯道」覆灭始末》（林林，2002年）、《建国初期对一贯道的斗争及其历史经验》（朱奕冰，2001年）、《建国初期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论述》（郑永华）、《建国初期绥远地区取缔一贯道的斗争》（庆格勒图，2001年）、《建国初期山西取缔一贯道经过及经验》（王大斌，2004年）、《建国前热河省一贯道考论》（申玉山，2007年）等。上述论文大都按照当时政府取缔一贯道的政策，历数一贯道罪恶，描述当时打击情况或过程，总结斗争特点或经验，揭示斗争带来的启示等等。其中有的论述比较理性平实，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一贯道情况的瞭解和认识，但更多是大批判，一些论点和看法显然有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和政治偏见。例如近年有一篇题为《法轮功与一贯道等会道门之比较》的论文，总结了一贯道等会道门的七大特点：一是提倡迷信反对科学，二是宣扬「末劫说」与「救世论」，三是创教者都是弱势族群中不满现实的人，四是利用医治疾病或传授巫术化气功武术吸引信徒，五是通过传徒大肆敛钱，六是企图通过社会上层或社会名人取得合法地位，七是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者认为一贯道在中国大陆虽然已经被取缔了半个世纪，但其残余势力仍然不时进行复辟活动，境外的一贯道也不断派人到内地进行渗透。提醒人们警惕，以一贯道为代表的会道门组织虽然在整体上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它们腐烂的尸体上仍然不时发出阵阵恶臭，毒害善良的人民。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所继承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封建糟粕，这种封建糟粕一旦遇到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便会再次冒出地面，毒害人们的心灵，残害人们的身体。本人对这样的论点和研究方式不敢苟同，但对研究工作来说，仍然觉得有借鉴意义。研究一贯道，要瞭解这段历史，但因本研究关注的是当今在台湾发展的一贯道，不涉及对上述阶段一贯道的研究和评价，在此不多谈及。

    二、台湾方面研究动态

台湾地区对一贯道的研究比大陆热络，但也仅是近30年的事情。因为在台湾，一贯道也曾被当做「邪教」而不为当局和社会所容，直至1987年获得注册许可，成为台湾合法宗教，相关研究才多了起来。

  （一）出版了多本研究一贯道的专著

    如《天道钩沉——一贯道调查报告》（宋光宇，1983年）、《先天道研究》（林万传，1985年）、《一贯道的艰辛历程》（樊开印，1987年）、《一贯维中》（刘心德、刘心玉，1995年）、《天道传灯——一贯道与现代社会》（上、下册）（宋光宇，1996年）、《一贯道历史》（孚中，1997年）、《一贯道概要》（林万传，2001年）、《一代明师——师尊张天然略传》（林荣泽，2005年）、《民国以来民间教派<大学><中庸>思想之研究》（钟云莺，2008年）等。上述专著从多角度、多方面、各有侧重地对一贯道加以论述。对研究一贯道在台湾传播与影响课题，上述专著值得注意的几个论点有：

    ——关于台湾一贯道的历史坐标。从祖师传承、老母灯、仪式行为等方面观察，认为今天在台湾传播的一贯道，与台湾原有斋教先天派的一支相同。两者来源于同一个源头，即第九代祖师黄德辉于清康熙年间创立的先天道。纵观一贯道发展历史，虽然它背后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台湾一贯道是站在宗教发展轨迹的前端，其教义揉合了儒释道三家理论，创造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在仪式方面不断改易旧有仪式，以更简单的方式礼拜神明。从这个角度说，与其说台湾一贯道是「秘密宗教」，不如说是「新兴宗教」。

    ——关于台湾一贯道曾被视为「邪教」的缘由。认为主要是当局与一贯道之间缺乏良好沟通和其他教派的落井下石。就当局而言，深层原因是不信任民众，基于治安顾虑，害怕群体性集会，按照前清以来策略和方式对付新兴宗教。而教团方面，则长期缺少良好有效的对外公共关系，过分强调「道」的尊贵，忽视世俗法律的约束力。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社会自五四运动以降，知识界对中国民间信仰一直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认为中国落后悉由这些低等民间信仰害惨。新闻媒体则不明就里捕风捉影对宗教问题夸大渲染，致使宗教问题不能得到公平处理。台湾地狭教稠，宗教之间相互攻讦，希图借当局之手除去对方而后快，也是台湾一贯道长期受不公正对待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一贯道在当代台湾社会成功发展的根本原因。认为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为帜志，是一贯道得以在台湾成功发展的根本原因。台湾光复后，以传播中华固有传统文化自居的一贯道适时入台传教发展，迎合了台湾人民痛恨日治「皇民化」教育和对中华文化仰慕与渴望的心理需求，符合时代需要。及至1970年代，台湾社会因经济繁荣，渐次恢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掀起了文化寻根的「复振运动」，一贯道以弘扬中华文化之教而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

    ——关于台湾一贯道信仰特质。台湾一贯道的信仰核心，基本上是沿袭明清以来「无生老母」信仰，其中很重要的思想是「三期末劫」的劫变观，认为天地运数已走到「白阳期」，会有大的灾劫涮洗，「无生老母」思念天下儿女，因此降下道来救劫，唯有入道者才能得救。这样的教义虽为同时代各民间教派所用，但是一贯道的救劫说更进一步融合求道「点玄关」仪式，形成一贯道特有的一种救世思想。一贯道又以「扶乩」方式宣教，以「借窍」方式为普渡证验，让人与神佛之间有了沟通媒介，加深了信徒对神佛信仰的作用。而乩训内容多为劝善道理，在宣教上又强化了教义作用，令信众对教义产生信心，从而对一贯道的信仰更加坚定。

    （二）相关研究论文日益增多

近年来，随着一贯道在台湾和海外传播与影响越来越广泛，台湾学界对一贯道的关注日益重视，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内容也更加广泛。台湾一贯道组织近年在台湾和海外，还举办过多次有关一贯道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宗教学界，研究一贯道似乎成了一门显学。

    关于一贯道义理与仪式方面的研究。辅仁大学刘怡君的《内尽其诚外尽其礼——一贯道礼仪的信仰意义》（2006年）认为，礼仪一直是信仰者具体展现其信仰的宗教行为，信仰者借由有系统、有结构的象征性语言及身体动作，既表达个人和群体对信仰对象的情感与态度，也借此与信仰世界发生联系沟通。该文从宗教神学的角度，对一贯道的礼仪加以综观，探讨一贯道礼仪的由来、特性与涵括范围，并以拯救论对一贯道《暂定佛规》等数种礼仪文本进行诠释，解读其中所藴含的启示内容，配合实际访谈，对礼仪在道、启示、信仰与人之间的作用加以阐释，说明礼仪对信徒在皈依历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协助众生完成个体与群体的终极关怀，突出一贯道如何开展解决人类「末后一着」。真理大学李纪勋的《当代一贯道的发展与变迁——以教义、求道仪式与三宝诠释为分析焦点》（2006年），以宗教团体因自身发展需求或对应于现实环境之变化，所产生的内部自主性的因应调适模式为论述架构，探讨一贯道教义体系与仪式的变动现象与转化情形，并借由信徒与道场、社会情境的互动关系，显现一贯道教义与仪式的发展过程与影响。台北科技大学林钰胜硕士论文《台湾一贯道佛堂仪式空间之研究——以发一崇德云林道场为例》（2004年），以台湾一贯道佛堂与仪式为研究对象，认为佛堂对保持一贯道秘密宗教属性、仪式行为等的影响很大。以1987年一贯道合法化为界，佛堂空间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求得生存而变化空间，第二阶段随着合法化后领导核心与组织结构展现其影响力，逐渐发展出某种约定俗成的建筑观念，进而形成现今一贯道佛堂空间的面貌。仪式方面，重点论述一贯道佛规礼节、法会礼节与「三表五愿」礼节等仪式的展演概况，并以佛堂空间与仪式空间为基础，就其宗教教义神圣宇宙观下，对所形成的佛堂建筑、仪式行为、活动情形与空间性的展演等现象加以诠释，进一步探讨神圣宇宙观与佛堂及仪式的关系。

    关于一贯道与当代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南华大学杨弘任《一贯道如何契应当代社会》（2005年），针对一贯道的道义形象、礼节仪式与日常实践等方面，分析其传统基础、现时状况与未来展望，认为当今时代交通与科技发达的因缘，跨国界与不同文化思想交流处处可见，而一贯道的「三宝」要义已由昔日强调对外在的躲灾避难，转变为强调面对内在的修道修心，弥勒理天净土的许诺，也逐渐转型为「富而好礼」的儒家境界。国际商工林东生《一贯道的哲理及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启示》（2006年）认为，一贯道的哲理是一个继续形成与界定的发展过程，且必须转化为每天的生活智慧。一贯道的哲理将帮助人们的人格及生活型态有个更美好的生活规划模式，帮助人们培养出沟通的美德，帮助人们考量到别人的立场，能建立一个更合理的规范，进而完成普渡收圆、化人间为净土。林源平的《一贯道与文化创新》（2005年）认为，宗教形式和信仰本质是人类文化中最深层的底藴，一贯道的宗教追求，既有理性思考也有感性行动，它从三教合一的文化根源，到现代社会的成长茁壮，在不断的宗教文化冲突中融合并创造新的宗教文化型态，这样的文化创新正是宗教的实践和信仰的辩证过程。

    关于一贯道生命与社会关怀方面的研究。东海大学谢金泛《从一贯道「道之宗旨」的哲学诠释谈社会关怀》（2005年）认为，社会关怀的内在根据乃是「敬天地的心」，一贯道社会关怀的主要方式是「社会教化」，除了推己及人、普渡众生的道德实践外，「礼神明」的活动也在一贯道里占有相当大的份量。叶永进《一贯道的社会关怀》（2005年）认为，一贯道的社会关怀，广义说是对人类生命、生活及灵性的全面性关怀，不只要所有生命活得自在、快乐，更关心其灵性的提升与超越，若要全面性实践一贯道的救世关怀，就必须同时驱动其「入世间」与「出世间」关怀的两辐转轮，齐头并进，相辅相成。中正大学周尚志《一贯道社会关怀：新作法新思维》（2005年）认为，一贯道社会关怀要而言之，一为物质方面的急难救助，另一为精神方面积极正己化人的净化人心工作。一贯道场对关怀世界各弱势团体与族群不遗余力，经常发出为善不欲人知且实际上的援助。除了爱心援助之外，更对信众施与教化仙佛与圣贤经典，旨在化渡人心为良善，使社会趋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特别是当今世界人类物质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多数同胞不致于需要靠救济过日子，人们需要的是正心修身、养性培德，由己身推广到家庭，由家庭推广到社会国家，由社会国家推广到万国九州，挽救日愈沉沦的世道，为净化人心做最大奉献与努力，这正是一贯道对社会尽最大最正面的关怀。①

   ①本节所引论文，参见《2006年一贯道世界总会第二届国际学术硏讨会论文集》、《2006年宗敎、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硏讨会论文集》和《2008年宗敎与文化学术硏讨会会议手册》。谨对提供资料友人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