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溪南的沙滩上,有一群八九岁的儿童正在追逐嬉戏。旁边一个男孩却独自端坐在一边，正全神贯注地用手指在沙地上画着什么。原来，他是在画《周易》的阴阳八卦图。这个男孩便是朱熹。后来，他成为我国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后期封建社会最有影响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体系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达七百年之久，他的地位甚至可以和封建社会前期的孔子相比。

　　一、 理学集大成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祖籍是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父亲朱松在福建南剑尤溪县为官，他就了出生在尤溪。他所创立的学派也就被称为“闽学”。

　　朱熹的家庭，据旧史说是“婺源着姓”，“以儒名家”。就是说，他祖辈历代作官，后来才逐渐家道中落；他家世代尊信儒学，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父亲朱松虽然当过州县一级的官吏和朝廷的中级官吏，但在政治上并不十分得志。朱松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热衷于二程的唯心主义理学，与当时的理学家过往密切。他也希望朱熹通过读儒家经典成就一番事业。

　　朱熹从小聪颖好学，读书中常常有所收获。八岁时读《孝经》，便在书上题字：“不若是，非人也。”（《年谱》卷之一上）十岁左右读《孟子》，读到“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不禁十分感慨，决意要作圣人。他不仅好学，而且喜欢追根寻底地提问和思考。据他后来自述，小时候听大人谈起天地无边的道理，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思量得几乎成病，他想：天地四边之外到底是什么东西？人都说四方无边，照理也该有个尽处啊。就像这墙壁，墙壁后头也总有个什么东西的。（《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样小的年纪，就追究起天地宇宙的哲理问题，显然是受家庭熏陶的结果。

　　朱熹十四岁时，父亲病危，临终前将家事托付给福建崇安人刘子翚。刘子翚曾在抗金将领张浚部下作参议军事，在陕西、四川等地英勇地抗击过金兵。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被秦桧指使的谏官弹劾，罢职还家。朱松死后，朱熹就与母亲一起寄住在刘子翚家，并遵父嘱把信奉二程思想的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视为老师，继续学习儒家思想。朱熹幼时的家教和父亡后的生活环境，为他后来成为一个大儒奠定了基础。

　　在朱熹以前，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战国时期，由孟子把孔学发展为孟派学说。第二次是西汉时期，主要由董仲舒把孔孟儒学发展为神化了的今文经学。每当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变动，总要有儒家的代表人物出来，为适应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而改变儒学形态，求得儒学的生存和发展。朱熹是处在儒学第三次变迁的关口上。

　　朱熹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由前期转向后期，经济、政治等方面都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宋王朝虽然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但国力衰弱，内忧外患。北宋被金人灭亡后，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一隅，守着半壁残破的江山，不但不思进取，反而大量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当时的一首诗这样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宋诗纪事》卷五十六）

　　封建江山越是风雨飘摇，就越需要从思想上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当时，旧有的神学化儒学不再适应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自隋唐以来大肆传播的佛教唯心主义又有“无父无君”、废弃封建伦理的倾向，也不能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铸儒学的时代。北宋仁宗时，周敦颐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佛、道思想，写成《通书》和《太极图说》两书，提出了以“无极”为世界本原的宇宙生成思想和以“诚”为最高理想的人生观，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神宗时，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两兄弟宣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二程遗书》卷五），并进一步吸收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构造了以“理”为主要范畴的哲学体系。到此，一个以人性和天道为核心内容，以理、气、心、性为主要范畴，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理学便应运产生了。朱熹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

　　朱熹从十四岁以后，广泛地学习各方面知识，“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年谱》卷之一上），无不涉猎。起初，儒家思想虽是他学习的主要课程，但他思想深处却对佛教的一些玄妙理论感兴趣。他和崇安当地的禅宗僧侣道谦、圆悟等来往密切，(参见《崇安县志》卷十。)并曾读过禅宗僧侣宗杲的语录。(参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而对他影响更大的是当时的理学大师李侗。

　　李侗，人称延平先生，是朱熹父亲的同门好友，朱熹从二十四岁起曾先后四次向他请教。有一次竟从崇安走到延平，步行几百里，以表示求师的诚心。初次见面时，朱熹对李侗批评他学禅，并不信服，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才渐渐接受了李侗“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与刘平甫书》，《延平答问》上卷）和“理一分殊”等主张。他认识到，还是“圣贤言语”有味，而佛氏之说“破绽、罅漏百出”。（《年谱》卷之一上）李侗肯定了他的成绩，还亲自为他取了一个字，叫元晦，意思是“木晦于根，春荣华敷；空晦于身，神明内腴”，希望他成为一个外表不露、道德内蓄的人。

　　朱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相容佛学思想，构造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他集中了理学的成就，综合了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的思想资料（其中重点继承了程颐思想），使理学更加精密、细致，并使之系统化，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所以从前称他为“理学集大成者”。

　　朱熹留下的著作卷帙浩繁，经他编着的书籍包括《易》、《诗》、《书》、《礼》各类，兼哲学、历史、文学、文字学等各方面内容，有“综罗百代”之称。其中《四书集注》（由《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汇集而成）、《周易本义》、《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等代表了他的哲学思想；《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是他的史学著作；此外文学方面有《诗集传》、《楚辞集注》等。他平日讲学的问答，后来编为《朱子语类》，《朱子文集》是他死后由儿子朱在编辑的。

　　二、 以“讲明义理”治天下

　　西元1193年，朱熹六十三岁的时候，曾对镜给自己画了个像，并在像的右边题词自警，词中说：“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遗矩，惟暗然日修，或庶几乎斯语。”（《朱子大全》卷八十五）这段话表达了朱熹当时的心情和抱负。他要置身于礼法之场所，倾心于仁义之中，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尽管在实现这个目标时遇到了困难，但他仍然以先圣的遗教为指导去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朱熹一生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他曾引用“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这句话，把孔子说过的一切都当作“万世不可易”的绝对真理。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唐朝的韩愈有过“道统”说，是仿照佛教的传法世系的祖统说编造出来的，认为儒家思想是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到孔子、孟子代代相传下来的。朱熹很欣赏这个“道统”说，他自诩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认为孔孟之后，自己应当仁不让地继承儒家传统。

　　孔、孟是世代效法的圣人，夏、商、周三代是历史上最理想的时代，只要遵行“圣王之制”，“公天下之法”，封建制度就有可靠基础，能够长期稳固而无后患。抱着这样的思想，朱熹一开始参与现实政治，就热衷于封建礼教和纲常，一心要施展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虽然这只是个协助县令管理簿书、赋税、教育等事务的小官，但他却很热心，除了经常查对农民所交赋税的出入簿册外，还对同安一带贫苦人民因贫穷而不能举行婚礼仪式的婚姻风俗严加禁止。(据《朱文公文集》卷二十《申严婚礼状》。)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下诏求直言，当时朱熹三十三岁，仅任管理潭州南岳庙的微职。他主动向孝宗上了一道奏章，建议皇帝讲《大学》的“格物致知”之学，以修身、正心、诚意为本。他还说，“金虏”与大宋朝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对付金人，必须罢黜和议，同时要任贤使能、立纪纲、励风俗、修内政。第二年11月6日，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有机会详述自己的主张，于是他再次向皇帝讲大学之道，指责向金人派遣使者求和的做法。他提出，抵御金军的根本和基础，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在于实行德政与否；其任务不在于指挥好边境的战争，而在于搞好朝廷的内政；其凭据不是兵马和物资给养，而是朝纲的严整和政治的修明。他建议孝宗广泛听取意见，废黜奸佞的小人，不要轻信谗言，以便做到江山稳固，国家无内患。(《朱文公文集》卷十三《垂拱奏札》。)这些意见，孝宗开始听来还入耳，因此脸色温和，与他有对有答，但渐渐地，孝宗开始不高兴了，后来干脆不出声了。

　　朱熹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虽然未被统治者所接受和理解，但他始终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直到绍熙五年（1194），宁宗即位，经宰相赵汝愚推荐，他被任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当时，朱熹已经六十五岁了。照理，他既当皇帝的顾问，又作皇帝的教师，地位很是显赫，应该知足安分了，但他却不是仅仅给皇帝讲讲《大学》而已，而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经常上书或面奏，要皇帝克己自新、遵守纲常，甚至“上疏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宋史•道学三•朱熹传》），要皇帝提防左右干预朝政。这就惹得皇帝很不高兴，认为他简直有点越俎代庖，于是以一个体面的理由，解除了他的侍讲职务。

　　朱熹口口声声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动不动要整顿纲常，他的意见看来“迂阔陈腐”，宁宗说：“朱某所言，多不可用。”（《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其实朱熹有自己的一套社会政治思想，他所考虑的，不是南宋统治者的眼前利益，而是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

　　朱熹认为，治理天下国家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迂缓”，而实际上得力，“救其末者”虽然看上去切实，而其实难以成功。善于论事的人总是深明本末之所在的，只要“本”正，万事自然都会得到治理。（《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四《与陈侍郎书》）朱熹所说的“本”，指“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他认为这是封建国家的根本大计，是“天理民彝之大节”，“治道之本根”。（《戊申延和奏札》十四）不仅治国需要它，就是抵御金兵的侵略也要依靠它。他说：“中国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从军事力量的对比看，彼强我弱，而从道德方面比，“振三纲，明五常，正朝廷，励风俗”（《答汪尚书》），都是我们可以勉力做到而对方不能做到的。因此，“治夷狄之道”决不是学他们那样发展军事实力，而是要充分发扬伦理纲常的作用。

　　朱熹主张，欲治伦理纲常，唯一的方法是提倡道学（理学），使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个人都能经常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他说：“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他把“正心修身”当作治道根本，认为人心、尤其是帝王之心或心术是决定社会的根本，只要皇帝能正心诚意，就可以开万世太平之基了。

　　南宋时期，有个叫陈亮（1143~1194）的思想家，是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治国政策上，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富国强兵，这与朱熹的主张存在着根本分歧。因此，他们之间展开过多次辩论，陈亮把整日空谈心性的学者比作中风麻痹、失去知觉、不知痛痒的人，他指责朱熹之类的学者说：你们置国家危亡于一旁，而只会低头拱手专谈性命，那么请问，性命二字到底为何物呢？（《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朱熹对陈亮的批评不以为然，他反喻陈亮为掉到“利欲胶漆盆中”（《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不能自拔。他说：像你们那样开口便讲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归抵得了什么事呢！其实，只要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上懂得义理的人越来越多，还怕有什么政治问题得不到解决吗？（《朱子语类》卷十三）“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从而治天下，这就是朱熹全部思想的核心，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为建立理学体系而努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三、“理”是天地万物之本

　　人类所生活的世界是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世界上的事物又是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在自然界，有光华灿烂的日月和浩瀚的星群，有雄伟秀丽的山川和各类的草木禽兽，在社会中，活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面目各异的人物……

　　作为一个哲学家，朱熹首先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怎么来的？

　　朱熹的前辈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氏外书》卷十二）朱熹也把“理”当作最高和基本的概念，用它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及自然和社会各种现象的存在原因。

　　什么是“理”？朱熹认为，理是万事万物所以如此的根据。没有“理”，也就没有事物。（《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例如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这就是椅子的理。如果去掉一只脚，不能坐了，便失去了椅子的根据和道理，这就不成为椅子了。又比如铜镜能照人，有铜镜的理；木板不能当作镜子照，因为木板没有可以照人的“光底道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其他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热；舟只可行于水，车只可行于陆；在陆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陆……“惟其理有许多，故物有许多。”“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是那里有那理。”（《朱子语类》卷四）任何事物，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都具有一种必然的因果性，朱熹发现了这一点，并把它称作“理”。

　　朱熹所说的理虽然是从客观现象中抽出来的，却并不是事物本身的规律，而是离开事物能独立存在的观念，他把观念当作存在于事物之先的形式，认为事物都是由这种形式产生的。这就好像建造一所房屋，总是先有图样或构想，然后才能依据图样造成实际的房屋。他以为人在发明舟、车以前，已经先有了舟、车之理，对舟、车的发明，不过是发现这个理，然后按照理，原样造出舟、车而已。朱熹常举扇子作例，他说：“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扇子在没有被做出之前，就已经有现成的理在那里摆着了。封建的纲常伦理也一样，它是先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的普遍、绝对的原则。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朱子语类》卷一）理是先于天、地、人就有的，它的内容主要是仁、义、礼、智、忠、信等地主阶级的道德伦理，封建的伦理纲常，所以，由这些纲常所维持的封建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自然的永恒的了。

　　朱熹认为，父慈、子孝、君仁、臣忠，都是公共的道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所遵行的封建道德原则是适用于古今一切人的，是人人必须遵循的当然之则。这种原则带有必然性，就像不会游泳的人下水会淹死，生在水里的鱼放到陆地上会干死一样；又像冷了必须穿衣，饿了必须吃饭一样，是“天生自然，不待安排”（《朱子语类》卷四十）的，是“铁定底道理，更移分毫不得”（《朱子语类》卷十四）的。把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和封建伦理的内容综合在一起，说明封建伦理是不可抗拒的规律，要人无条件地服从它、遵守它，这就是朱熹哲学的“理”或“天理”的中心内容。

　　理是精神性的，理是天地万物的根源，万物所以能够生成，能够变化，都是由于理的作用。朱熹说：天地之间，万物的生成，都要有理，也要有气。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是看不见的道；气是第二性的，是生成万物的材料，是有形象的器。（《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他认为，一切有形象的事物都必定以无形象的理作根据，一切具体的事物，都是由万事万物的理所决定的，这就是“理先气后”、“理在事先”。因为有理才产生了气，理和气虽然在时间上分不出先后，但二者之间，理是根本。（《朱子语类》卷一）一切事物都是因为先有这事物的理，然后才产生事物的，例如，没有君臣关系之前已经先有了君臣之理，没有父子关系之前已经先有了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诸如此类还很多。理是最高的和绝对的，由理派生气，理、气结合衍化出宇宙和万物，这就是朱熹以理为本体，对整个宇宙的看法。

　　天下有一个最高的理，每一事物又各有各自的理。总天地万物之理叫作“太极”，“太级”有顶端和尽头的意思，也有最高标准的意思，是最根本的、整体的理。太极之理和万物之理的关系，朱熹叫作“理一分殊”。“理一”，是就万事万物的本原说，只有一个道理；“分殊”是指散于各个事物之中的理，都是最高之理的表现。朱熹说：“如一所屋，只有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有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有一个道理，有张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朱子语类》卷六）从具体的事物看，各种不同的事物都来源于一个最高的理。他用“月印万川”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天空中只有一个月亮，照在江、海、湖、河等一切水域中。天上的月亮是圆的，一切水域中的月亮也都是圆的。一切水域中所映照出来的都是月亮的整体，而不是它的部分。所以说“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人、每一物都以普遍的理作为存在的根据，每一人，每一物都具有那普遍的理。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既统一，又有差别。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朱熹的“理一分殊”观点透露了这样的思想。但“理一分殊”归根结蒂是为封建的等级制辩护的。他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卷十八）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亲疏、贵贱的差别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在封建社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遵行的道德规范有差异，但这都出于一个“定理”，是固定而不可不改变的。

　　三、 格致和存理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这是陆九渊在“鹅湖之会”上写的诗句，道出了在为学方法上他与朱熹的分歧。

　　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他与其兄陆九龄都属于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著名史学家吕祖谦（学者称东莱先生）约朱熹、陆九渊兄弟等四五人，在江西信州的名胜鹅湖寺集会，讨论学术问题。吕祖谦本意是调合朱、陆学术思想的分歧，但在集会上，陆九渊首先发难，朗读了包括上述两 句在内的一首诗，全诗大意是：人到了墟墓之间会产生悲哀的情感，进了宗庙则自然生出钦敬之情，这是人所具有的千古磨不掉的心。细流滴成大海水，拳石累积成泰山、华山般的高山。我的易简工夫能长久地发扬光大，而你的支离事业毕竟要走向沉沦。欲懂得自下升高的道理，今日必须把是非真伪辩个清楚。

　　陆九渊在诗中批评朱熹，惹得朱熹很不高兴。鹅湖之会上，两派针锋相对，辩论了整整三天。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的方法，即多读书而后达到对理的认识，陆九渊则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朱熹斥陆九渊为太简，陆九渊斥朱熹为支离。其实，双方都把封建道德看作“理”的先验内容，只是对于理的性质存在分歧。陆九渊认为理是人心固有的主观精神，朱熹认为理是独立而不依赖于人的客观精神。他们的为学方法之争也是由此而来的。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的方法。“格物致知”本源于《大学》。《大学》是秦汉时期的儒家著作《礼记》中的一篇，朱熹把它和《中庸》、《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大学》里有关于“致知”和“格物”的一段话：“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主要讲的是道德修养问题。朱熹很重视这段话，特地加以解释，他说：人一生下来心中就含有一切事物的理，但心虽然含万理却又不能直接认识自己，而必须通过格物的工夫，研究事物，才能认识心中的理。所以，格物是求得知识的方法。人心的灵明都是有知的，而天下万物都是有理的，只是因为对物的理还没有研究到，所以心的知也就不能够完全。《大学》立教的开始，就是让学者必须接触天下的事物，根据已知的道理去研究，来求得认识的最高极限。力量用得久了，终究会有一天忽然间“豁然贯通”，以至于万物的表里精粗无不到，我心的全部内容也就无不明瞭。（《大学章句》）朱熹把认识说成是“格物致知”，“格物”是穷究事物和道理，“致知”是推展、扩充自己的知识，物是彼，知是我，它们是彼此相对的。他说：“在一个事物上穷得一分道理，我的知就增加和扩展一分；在事物上穷得二分道理，我的知就扩展二分；在事物上穷得理越多，我的知就越丰富、越广泛。”他把这叫做主宾关系：“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书》）这里的主宾关系，虽然包含有现在所谓认识主体和认识物件的意思，但他以为：物我一理，知识的来源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先天之理，认识即是发挥先天固有的知识，以求在事物上得印证。尽管这样，能提出“主宾之辨”，也是他对认识论的贡献。

　　朱熹把认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即物穷理”，这就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和积累，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而要想求得最高的真理，则必须达到认识的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彻大悟、豁然贯通，得到全知全能的知识。豁然贯通的手段是零零碎碎地积累，首先是要读书；其次，不管一草一木或一昆虫之微的道理都必须留心注意。一事不穷，就缺了一事的道理，一物不格，就缺了一物的道理，必须一件一件地去理会（《朱子语类》卷十五）。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达到神秘的境界，悟到最根本的理。格物的实质，是通过启发心智，使心能够认识自己本来固有的理。这就像铜镜蒙上了灰尘，必须除去污垢，才能重新照人；又像一颗闪亮的宝珠落在了污水之中，只有把它擦试乾净，才能重新放出光辉。朱熹的“格物致知”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它的核心是讲道德修养问题。

　　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使人人都恢复先天的善性，以便达到圣贤的境地。“存天理，灭人欲”是由二程提出的口号，二程还认为，妇女“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遗书》卷二十二），以封建礼教作为最高标准。朱熹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关系，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都是天理，都是天赋予人、理当如此的。而人欲，是指感官的欲望和要求。朱熹说：“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语类》卷十三）人们饥食渴饮，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算不得人欲，如若要求穿得精细，吃得饱美，这就是人欲了。朱熹把劳动人民要求改善自身生存条件的愿望看作是人欲，同时他又指出，人们的视、听、言、动，合乎“礼”的就是天理，不合乎“礼”的就是人欲。所谓合乎“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居于被统治地位的要安分守己，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朱熹把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二者之间此消彼长，此进彼退，不能共处。所以人们道德修养的根本问题是“明天理，灭人欲”，圣人千言万语，也“只是叫人明天理，灭人欲”。“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大大加强了封建礼教的强制性和残酷性，强化了君权、父权、夫权等封建绳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封建社会中箝制人民思想、消除人民斗争意识的工具。

　　四、 朱熹的影响

　　朱熹的哲学思想，包括以理为主、理气结合的“天理”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知先行后”的知行学说，理欲之辨的人性论和修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观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熹利用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对哲学上的许多问题，如理气、一多、知行、理欲及“一分为二”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为后人留下了可供探讨的新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唯心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后来的哲学家，不管是主张唯心主义的王守仁，还是主张唯物主义的王夫之、戴震等，都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吸收。有人曾把朱熹比为“中国的黑格尔”、“中国的康得”，虽然不一定恰当，但朱熹哲学思想的成就和影响确实是不可抵估的。

　　朱熹生前为建立他的哲学体系呕心沥血，竭力在政治实践中推行自己的思想，并致力于封建社会的教育事业。他在南康郡（今江西星尔县）时，修复了庐山白鹿洞书院，亲自讲学，并请陆九渊来书院讲学。在知潭州时又修复扩建了岳麓书院，吸引四方学者来此就教。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列宋代四大书院之中。朱熹创办的“沧州精舍“（位于建阳考亭，后称考亭书院），也是当时的重要书院，他在这里讲学两年多，全盛时学生多达数百人。朱熹在教育上的成绩，扩大了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创立的闽学学派，学人众多，遍布福建、四川、浙江和南方各省。后来尊崇朱熹学说的学者，从宋至清，绵延不绝。其中许衡、刘因、吴澄，号称元代三大儒。至清代，孙奇逢、顾炎武、张伯行等有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信奉朱熹思想。

　　朱熹活着的时候，他的思想并未引起统治者的特别重视，相反 ，由于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宋宁宗时还宣布道学为伪学，并下令禁止道学，庆元四年（1198），又宣布道学先生为逆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洗和打击，迫使朱熹的门徒有的藏匿起来，有的改投他师，有的竟然改装换服，招摇过市，以显示其非道学一党。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死，送葬时，门生旧友都不敢来，跟前只有少数和几个人守着，情景非常凄惨。但朱熹的思想毕竟对维护封建统治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宋代统治者不久就解除了对他的误会。朱熹死后九年，被宋宁宗谥为“朱文公”，后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又被列入学官，成为法定的教科书。宋理宗时，下令把朱熹列入孔庙从祀，从此，他加入“圣人”的行列，思想也进一步受到后代统治者的重视。元代，朱熹被改封为齐国公，在他老家婺源还修建了“徽国朱文公之庙”。元代以后，朱熹理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四书集注》以及朱熹对儒家经书的各种注释，成了科举考试的依据。以后，不管是明初修撰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还是清初修撰的《性理精义》，朱熹的著作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清代的康熙皇帝更以朱熹的“一字一句”为真理，以至“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曝书亭集•道传录序》）。朱熹思想成为地主阶级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从宋至清，一直在哲学、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五、 程朱学派和朱熹后学

　　程朱学派是北宋程颢、程颐（主要是程颐）和南宋朱熹两学派的合称，后人亦称程朱理学。程朱学派的基本力量是伊川学派和考亭学派，这两派的思想基本一致。伊川学派因程颐号伊川而得名，考亭学派因朱熹曾居福建建阳、在考亭讲过学而得名。明道学派虽也是程朱学派中的一支力量，但明道学派（因程颢号明道得名）的代表程颢与其弟程颐在天理方面有某些不同倾向，以“理”为宇宙本源，又以人心之“仁”作为“理”的体现，为后来陆九渊、王守仁开启了心学之源，所以明道学派在程朱学派中影响不大。而程颢的弟子杨时、谢良佐在颢殁后，则师事程颐，成为伊川学派的人。伊川学派主张“理”主宰“气”，以“理”为宇宙的根本，反对张载的气本论，贯彻“万物皆是一理”（程颐《遗书》卷十五）、“有理而后有象”（《伊川文集•答张宏中书》）的原则。还主张人性包括“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由人的这两重特性引起了“不是天理，便是私欲”（《遗书》卷十五）的矛盾斗争，提倡“存天理，去人欲”。主张“居敬穷理”的修养方法，通过反躬内求，就可以悟得天理，获得知识，除程颐外，谢良佐、游酢、杨时、吕大临等都是伊川学派的主要人物。其中杨时是伊川学派中影响较大的，积极地传播了程颐的思想。伊川学派是北宋理学的正宗，南宋的朱熹对其思想加以继承，形成以朱熹为代表的考亭学派。朱熹认为，理气是相依而不相离的，但“理”是宇宙的根本。断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朱子语类》卷一）明确指出“理在先，气在后”，“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朱子语类》卷一）又认为“万个”事物之理，全具“一个”本体之理，提出“理一分殊”说，认为作为宇宙主体的“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只能整个地体现在万物之中。在人性问题上，则认为“天命之性”是“理”的体现，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而“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成的，由于气有清、浊、厚、薄、昏、明的不同，各人禀受有异，故人有贤、愚、贵、贱、贫、富、寿、夭之分。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主张通过“居敬穷理”的工夫达到革尽人欲、复明天理，从而恢复人原有的纯善的本性。考亭学派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在南宋政治集团的斗争中，曾一度被列为“伪学”而受到打击。后由于封建统治者对理学的提倡，该派曾长期保持重要影响。他们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有过影响。考亭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蔡元定、黄干、蔡沈、陈淳等。宋元之际，由赵复、许衡、刘因等将朱熹理学传播到北方。明清被提为儒学正宗。德川时代，还流传到日本。

　　勉斋学派是以南宋黄干为代表的学派。因黄干世称勉斋先生，故名。黄干先从学清江学派的刘清之，后转而受业朱熹，成为朱熹门婿，深得师传，以笃行直道着闻。注重儒家圣贤道统传授，对周敦颐极为推重，对其思想有所继承。政治上主张抗金。哲学上以“太极”为最高范畴，提出“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太极二五妙合而人物生”（《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的宇宙生成说，认为“太极”的“静而阴”是“体”，“动而阳”是“用”。（《中庸总论》）指出人得秀而灵之气而成，“精气凝而为形，魂魄交而为神，五常具而性，感于物而为情，措诸用而为事”（《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而“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故能参天地，赞化育而统理人伦”（同上）。认为千圣万贤所传之道，是“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同上），以此四者存之于心，就可得到圣贤相传的道统。用“理一分殊”来说明“道”的体用关系，指出“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勉斋文集•复叶味道》）。宇宙的本体是“道”，而天地万物是“道”的表现，是“道”之“用”，“万物统体一太极”，“一物各具一太极”。（同上）但又认为“体用合一”，说：“自理而观，体未尝不包乎用”，“自物而言，用未尝不具乎体”。（《中庸总论》）要认识“太极”或“道”，要通过认识“道”所表现出来的事物而实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勉斋文集•复叶味道》）。指出：“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同上）论述了理学“理具于心”、“性即理”的观点。在思想上有调和朱、陆的倾向，认为“仁义礼智，特就人心而立者耳。天以是心而成万物，人以是心而成万事”（《勉斋文集•复杨志仁》）。主要人物有詹初、胡伯履、余元一及黄干门人方暹、张元简、刘子玠、吴昌裔、黄师雍、黄振龙、陈如晦等人。詹初以“道”为天地万物的本原，指出：“天地虽大，道中之物也。吾心虽灵，自道视之，亦物也，物者，器也。道者，天地之所以大，吾心之所以灵者也。故曰道者物之神，物者道之寓。”（詹初《流塘集》）主张以理统欲，说：“圣人未尝不欲生恶死，但其一生一死，皆断以理，而无一毫有我之心。”（同上）提倡学习要循序渐进，提出：“学不可缓，亦不可急，缓则怠而无功，急则进锐退速。”（同上）其他人也都“得朱子端庄存养之说”（《宋元学案•勉斋学案》），或“明理远于事”，或“见事而中于理”。（同上）

　　九峰学派是以南宋蔡沈为代表的学派。因沈隐居九峰，学者称九峰先生，故名。沈为西山学派蔡元定之季子，后从学朱熹。思想上既受其父象数之学的影响，又受朱熹理学的影响。哲学上以抽象的“数”为宇宙的本原，“天地之所以肇者，数也；人物之所以生者，数也；万事之所以失得者，亦数也”（蔡沈《洪范皇极•序》）。而“数”又是人主观自生的，“数由人生，数由人成。万物皆备于我，咸自取也”（同上）；“若其所以数之妙，则在乎人之自得焉尔”（同上）；“一成于数，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蔡九峰筮法》）。在“数”与“理”的关系上，主张“数之体著于形，数之用妙乎理”（《书经集传序》）；“数者尽天下之事理也”，“圣人因理以着数，天下因数以明理”。（《洪范皇极•内篇》）在“理”与“气”的关系上，继承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理其至妙矣乎？气之未行，物之未生，理无不具焉。气之既形，物之既生，理无不在焉”（同上）。又说：“善养生者，以气而理形，以理而理气。理顺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天地万物无不和矣。”（同上）但又认为“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可得而言”（《书经集传序》）。心又能统率理，“人心至灵也，虚明之顷，事物之来，是是非非，无不明也。……人能超乎形器，拔乎物欲，达其初心，则天下之理得矣”（《洪范皇极•内篇》）。强调万物都是由心“曲成”的，“人之一心，实为身主，其体则有仁义礼智信之性，其用则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与天地同体，虽鬼神不能窥其幽，及其感也，随触随应，范围造化，曲成万物，虽天地不能与其能”（同上）。提倡重视“敬”，以“敬”摄心，“敬者，圣学始终之要。未知则敬以知之，已知则敬以行之。不敬则心无管摄，颠倒眩瞀，安能有所知有所行乎？”（同上）表现出调和朱、陆的倾向。对事物的“两”和“一”，认为二者是统一而不相离的，“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两者可知而一者难知也，两者可见而一者难见也”（同上）。强调“两”与“一”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变化者阴阳之消长屈伸也。非二则不能久，非一则不能神”（同上）在义利观上，主张重义轻利，认为“义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则以利为义，心虽公，亦私耳”（同上）。在伦理观上，重视礼乐教化的作用，主张“明礼而后可与适道，守礼而后可与治民，达礼而后可与言数”（同上）。强调“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义。欲知义，不可以不知礼”（同上）。主要人物有蔡沈之子蔡模、蔡杭、蔡权及弟子刘钦等，也都以“讲明义理，独处静室幽轩，终日怡怡”（《宋元学案•九峰学案》）。

　　巽斋学派是以南宋末欧阳守道、文天祥为代表的学派。因守道世称巽斋先生，故名。该派宗朱熹，发明孟子正人心承三圣之说，但又有讲求益于世用的务实之风。欧阳守道之学，“如布帛菽粟，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宋元学案•巽斋学案》引文天祥语）。文天祥政治上主张抗元，所作《正气歌》为世所传诵。哲学上主张“道”是宇宙本原，指出：“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阴阳；未有阴阳，先有无极太极；未有无极太极，则太虚无形，冲漠无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文天祥《文山御试策》）“道”“贯显微，兼费隐，包小大，通物我”（同上）；“天下无往而非道”，“流行古今，纲纪造化，何莫由斯道”（同上）。但又认为“茫茫堪舆，坱扎无垠，浑浑元气，变化无端”（同上），“天一积气耳。凡日月星辰、风雨霜露，皆气之流行而发见者”（《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一）。承认宇宙万事万物时时都在变化之中，无一时停顿，“天久而不坠也以运，地久而不聩也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文山御试策》）。而万物之所以变化，原因在其内部，认为“神化天造，天运无端，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天地之所以变通，固自其不息者为之”（同上）。在理欲观上，主张以“理”御“欲”，主张“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为欲所御”，“世道污隆之分数，亦系于理欲消长之分数”。（同上）在伦理观上，提倡“天地间只一个诚字，更颠扑不碎”（同上），主张作人要“言行一致，表里相应”（同上）。认识论上主张“事事而计之，物物而察之”，“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何往非学”（《文山先生全集》卷一），把知行结合作为“学”的内容。主要人物有欧阳守道同宗欧阳新，文天祥门友刘辰翁、邓光荐，门人王炎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