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灭，四海一”，秦始皇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秦亡以后，汉承秦制，进一步发展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汉初，盛行以道家老子思想为主的黄老之学，对于恢复生产、休养生息起了重要作用。至汉武帝时，封建的汉王朝发展到鼎盛阶段。为了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统治阶级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董仲舒兼采了各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建立了一套封建统治学说。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家的学说，被他用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由此而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说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神学体系。从董仲舒开始，把孔子神圣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由此，儒学开始成为官学，儒术取得了独尊地位，并长期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一、精述古，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出生于一个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大地主家庭。在他出生前十几年，汉王朝已于惠帝四年（前191）废除了秦朝关于私藏诗书灭门的法令，于是一些地主阶级子弟为了追逐名利跻身仕途，又开始埋头于先秦诸子学说的研究。董仲舒家境富裕，家有大批藏书，从小就有条件钻研儒家学说，诵读经典，并开始对其他各种学说的研究。

　　董仲舒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帝、景帝时期度过的，当时社会经济凋蔽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恢复，民心思静，统治阶级也继续提倡主张无为的黄老思想。但对儒家思想也并不是完全排斥。这是因为除了恢复发展生产，他们还面临着如何总结亡秦教训，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封建王权的课题。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道德，可以用来缓和阶级矛盾；儒家的礼乐教化，可以用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可以用来服务于中央集权等等；这些，都是黄老思想中所没有的。汉代的统治者对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刘邦原先很讨厌儒生，甚至往儒生的帽子里撒过尿。汉兴之后，群臣大多来自草野，不是县府小吏，便是屠狗贩缯之辈，只有陆贾学术修养高，便时常在高帝面前称《诗》、《书》，把个刘邦气得说：“我是马上得的天下，哪里用什么《诗》、《书》？”陆贾对高帝说：“能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也能在马上治天下吗？文武并用才是治理天下的长久之计。倘使秦兼并天下后，能行仁义、法先王，陛下怎么会取得天下呢？”（《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真正使高帝认识到儒家礼义重要的，还是在他当皇帝的第七年。儒生叔孙通为他订定朝廷仪法，气氛庄严肃穆，高帝十分得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陆贾对刘邦宣扬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汉初政策有一定影响，可惜当时刘邦忙于戡定内乱，还无暇顾及去推行儒术。

　　惠帝时，解除了秦朝遗留的挟书律，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开了方便之门。从文帝开始立经学博士，召集一批人研究儒家经典，并立了《诗》、《书》两经博士，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景帝时，儒生辕固生曾与道家黄生当景帝面进行辩论。但景帝之母窦太后酷好黄老之术，儒家思想在当时还没能占上风。汉王朝经过了“文景之治”的“休息”和积累，到武帝时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汉初以来的各种矛盾和不安定因素依然存在，且有严重化的趋势。骄纵不法的诸侯王，奢侈兼并的豪强大贾，侵扰为患的匈奴政权，都在威胁着统一局面。因此，武帝即位后，便决定取消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巩固统一局面的措施。这使得儒家思想有机会代替黄老思想而成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

　　董仲舒少年时就刻苦攻读儒家经典，决心用自己的所学，为封建的汉王朝尽一份力量。当时的人们认为“六艺”，即《易》、《诗》、《书》、《礼》、《乐》、《春秋》，是儒家传授下来的六种经典，董仲舒对这些经典都深入钻研，尤其精通《春秋》。《春秋》本来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据说由孔子删订而成。因为它文字简单、含义深奥，所以后世解释《春秋》的著作，相继出现。主要的有：《春秋左氏传》，又叫《左传》，相传是孔子死后，由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公羊传》，传说因孔子的弟子子夏传给战国时公羊高而得名；《春秋縠梁传》，战国时鲁人縠梁赤撰。后两部开始只是累世口授相传，至西汉时才著于竹帛，编撰成书。

　　董仲舒青年时期曾跟随儒生子寿学习公羊派《春秋》。该派着重阐释《春秋》中“微言大义”，来议论政治，附会现实，褒贬人物。当时的公羊派学者认为孔子是“奉天命”为汉朝制定统治思想和治国方策的，所以孔子的思想应该是汉朝的统治思想。他们把孔子神化，当作封建社会思想的代表，并以此说明汉朝的皇帝也是受命于天的。董仲舒专治《公羊传》，发挥大一统等政治主张和思想，希望以此为汉王朝服务。

　　董仲舒治《春秋》非常刻苦，他钻研经注几乎到了忘记一切的程度。他家屋后，有个很大的园子，里面长满花草树木，充满生机，而他竟忙得三年没有跨进园子一步(《汉书•董仲舒传》。)。有一次他外出，骑在马背上只顾专心思索，有人上前搭话，问他骑的是什么马，他竟答不出所骑的是公马还是母马(《太平御览》卷八百四十引《邹子》：“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董仲舒因此而享有“专精于述古”的声誉，并在汉景帝时被任命为《春秋》博士。他不仅学业有专精，而且学识渊博，当时有人称他为“汉代孔子”，许多读书人也把他当作师长看待。他的名望日益提高，于是开始广招门生，宣传儒家经典。

　　董仲舒讲学，往往是在屋里挂上一幅帷幔，他在帷幔里讲，学生在幔外听。他的学生前后有数百人，但能够直接听他讲学的，只有吕步舒、殷仲、赢公、褚大等几个人。有时他让这几个得意门生转相传授。这也许是因为他身体不好，《太平御览》说他“宿有固疾”；但也许是以此表现师道尊严吧。有的学生跟他学习多年，竟连老师的面也没见过。他被授予的博士，本是个官名，但在景帝时，儒家学说还未被重视，因此他也只得授徒教书而已。后来随着儒家学说地位的提高，他的学生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他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

　　二、举贤良，对“天人三策”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在政治思想领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此，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件事起于汉武帝的“贤良对策”。

　　西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就下了一道诏令，要各地官员推举“贤良方正”的学者到长安来，以备朝廷谘询。这道求贤诏下到地方后，一时，各地的贤良文学之士纷纷集中到京城，向皇帝献计献策，商议朝廷大事，人数达百多人。董仲舒当时已是久负盛名的经学大师，自然也在此列。武帝所规定的讨论内容，是“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即治理国家，巩固封建统治的根本道理。他要参加对策的学者都“精心致思”，抒发己见，武帝表示自己要认真听取意见。

　　董仲舒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对策，并在对策中显露才学，一展多年的政治抱负。汉武帝向他接连提出三次策问，他接连呈献出三篇策文，这些策文的基本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所以又称“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武帝叙述了“五帝三王之道”的历史，竭力想从天命神学中寻求维护和巩固汉王朝统治的根据。第二次策问武帝主要询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则重点询问有关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在三篇对策中，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证了神权和君权的关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大一统”，就是维护当时已经形成的封建一统的政治局面。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诸侯不得自专，必须服从“天子”的统治，这种大一统是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也是古今通行的。然而，各种学派林立，人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使得皇上无法坚持一统；加上法制屡变，臣下也无所适从，这样的局面是很危险的。那么，怎样实现一统呢？在他看来，要保证政治和法纪的统一，首先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他说：“凡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要严加禁止，不让它同时并存。只有异端邪说禁止了，国家才可以进一步制定统一的法规，百姓也才会服从统治。”(《汉书•董仲舒》。)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丞相卫绾的赞同，经他建议，武帝决定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汉书•武帝纪》）的贤良，于是在汉代兴起了一股尊儒热潮，对后来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认为，要巩固封建一统的专制统治，必须“尊君”，在政治上思想上建立起君主的权威。他把君主加以神化，宣扬君主的权力是天神授予的，君主的地位是由天意决定的，所以君主应被叫作天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汉书•董仲舒传》）天是最尊贵的，至高无上的，君主“受命于天”，只要君主的行为符合天意，就可以做到阴阳调和、风雨及时，万物生长、人丁兴旺，五谷丰收、草木旺盛。(《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所在的时代，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反对地主，反对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豪强势力反对中央政权的斗争。所以他要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君主地位来解决这些矛盾。他还指出，“天”神不光赋予君主权力，同时也随时随地在监视君主的行为，君主如果不能广施恩泽于民，使万民安乐，反而戕害人民，“天”就要收回所赋予他的权力。(《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实质上是想通过限制君主来缓和阶级矛盾。

　　为了缓解当时已经开始激化的阶级矛盾，董仲舒劝告当权者要认真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了“更化”和“德刑并用”的主张。他指出，秦朝行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法治，刑罚苛重，加上过重的徭役和赋敛，造成了上下严重对立，贫富极端悬殊，结果人民群起攻之，秦王朝很快被推翻了。汉在秦大乱之后立国，必须按照“继乱世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传》）的原则，实行“更化”，才能使天下复归于治；如果仍沿袭秦法，循而不改，继续实行严刑峻法，后果必然不可收拾。他说：琴瑟如果出了毛病，坏得厉害了就必须改弦更张，重新制作，然后才可以再弹。当更张而不更张，就是再好的乐工也难弹出美妙的曲调。(《汉书•董仲舒传》。)“更化”就是在政治上进行必要的变革，用礼乐教化为主的德治代替专任刑罚的秦政。只有仁义、礼乐教化，才是达到美政善治的手段。董仲舒认识到，仅凭刑罚为政不足以安定社会，而礼乐教化能使风俗移易、民心向顺，以便更顺利、更彻底地推行封建统治。所谓“德教”，其实就是用“三纲五常”一套封建道德来加强封建思想统治。刑也不必废除，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以德教为政事之本，以刑狱为政事之末，这就是“德刑并用”。

　　在经济方面董仲舒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阶级矛盾现象有所揭露，主张“限民名（占）田”（《汉书•食货志》），即限制豪强过分地兼并土地。为了调和社会矛盾，他提出官吏不许与民争利、“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和“盐铁皆归于民”（《汉书•食货志》）等主张。此外，他还认为君主能否任用“贤者”，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他向武帝建议立太学，并建议州郡官吏每年向朝廷贡举“吏民之贤者”二人，以备朝廷选择任用。后来各州郡举茂才孝廉的制度、建太学立五经博士教育弟子的制度，都是发自于董仲舒的建议。举孝廉成为汉代官吏的主要来源之一，通经（儒家经典）也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这些对汉代政治都发生很大影响，并为以后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借天威，神化儒学

　　董仲舒有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这是他的思想在当时及对后世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他对儒家的哲学理论进行了唯心主义的改造，使之罩上一层浓厚的神学色彩。汉代的统治阶级面对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急欲借助于传统神学中天神的权威来弥补自己强力统治的不足，董仲舒的哲学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愿望。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目的论，给他的每一条关于社会政治的见解提供了神学根据，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神秘主义体系。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以天为最高概念。关于天，在古代有两种看法，唯物主义认为天是一种自然现象，唯心主义则把天当作有意志的、主宰万物的神。董仲舒主张后一种思想。他继承了先秦孔孟儒家的“天命论”思想，并用阴阳家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加以解释，把天塑造成一个有人格、有意志、至高无上的神。这个神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自然界的千变万化，例如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季的交替，都是由天决定的，体现了天的意志。他说：天也有喜、怒、哀、乐，春天节气和暖，这是天的喜气；秋天节气清凉，这是天的怒气；夏天节气酷热，这是天在欢乐；冬天节气严寒，这是天在哀伤。(《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而且，天和人一样，也有道德特性，例如，春天草木繁茂、充满生机，这是天的仁、德、爱、好；冬天草木枯萎、万物凋零，这是天的刑、杀、哀、恶。因此，人间社会的一切，例如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也是由天主宰的。对于阴阳二气，董仲舒认为阳气的作用是生养万物，而阴气的作用是主刑杀，他说，天贵阳而贱阴，所以，人间的政治也应该以“德教”为主，“任德不任刑”。

　　天神不仅决定了人间的一切，而且，为了维持人间的正常秩序，给人类安排一个最高的统治者，董仲舒说，这个天赋人的统治者就是君王。皇帝秉承“天意”统治臣民，他的权力是天授予的，所以人民应该服从皇帝的统治。天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也要监督这种秩序的实现。皇帝若不能按照天意来统治天下，并且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就要降临各种灾异（大旱、大涝、大火）对他表示谴责或惩罚。反之，如果皇帝治理得法，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各种吉祥的征兆（如出现凤凰、麒麟等），对皇帝表示称赞。

　　天为什么能够对社会的统治者表示奖赏和惩诫呢？董仲舒说，这是因为天与人是相通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同类感应的关系。他认为，天是有目的地生出万物，也是有目的地产生出人类的。天创造万物，用来养育人类，而天生出人类，是为了实现天的意志。天是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人类的，人是天的副本，这就叫“人副天数”。他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以下凡引（《春秋繁露》，只注篇名）人与天相类：从形体上说，人有骨节，天有时数，人的骨节小的有三百六十六个，这是副一年的日数，大的有十二个，这是副一年的月数。以此类推，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视（醒）瞑（睡眠），天有昼夜。从人的感情意识说，人有好恶，天有暖晴；人有喜怒，天有寒暑。至于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天意”和“天志”的体现(《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与人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本质，二者是合一的，所以天的灾异能影响人，人的行为和精神活动也能感动天，这就叫“天人感应”。

　　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推引出一种神秘的认识论。在他看来，既然宇宙万物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那么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发现和体会，即“发天意”。天不是通过说话来发号施令，而是通过对万物生死的裁夺来表达它的意志，人们只要留心观察自然现象的变化，就不难体会上天的意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体会“天意”主要是通过内心反省，“道莫明省身之天”（《为人者天》），没有比向内反省更能认识天意的了。但只有圣人能体会到天意。圣人虽不说话，却能发明天意，赋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事物由名决定，名由天决定，名即圣人代表天意给事物起的名称。总之，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在名实关系上，董仲舒颠倒了事物本身（实）和事物名称（名）的关系。他认为事物的名反映了天意，所以名是决定是非的标准，事物是由名决定的。强调名的重要，让人以名求实，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把“正名”看作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要封建社会的各个等级都严守自己的“名”分：做诸侯王的要小心恭敬地侍奉天子；当大夫的要对天子忠信有礼，并对人民实行教化；冥顽不化的百姓，就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教化，为地主阶级当牛做马。每一个人都要各安其位，否则，就是违反名，违犯了天意。这种名实观点继承了孔子的“正名”学说，成为后来维护封建制度的“名教”思想的先驱。

　　董仲舒的哲学，以神化了的“天”作为核心思想，这种天，正是地上封建大一统的影子。所谓天的意志，实质上是地主阶级最高利益的代名词；天的权威不可侵犯，也就是说封建地主阶级利益高于一切。董仲舒所编造的神学化天，在封建社会中曾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鼓吹和利用，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

　　四、立纲常，论道不变

　　在回答汉武帝策问时，董仲舒说过这样的话：“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变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句话曾被毛泽东当作形而上学错误观点的典型批判过。毛泽东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六页）

　　世界是发展的，社会是在前进的，即使是封建社会本身也处在前进发展的过程中，怎么会一成不变呢？董仲舒编造了一套为封建社会的永恒性和汉王朝统治的永久性作论证的学说。他所说的道，是封建社会的根本法则，包括封建道德、政治、教化、习俗等等。他把这样的道和神学化的天结合起来，当作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和天一样，都是永恒而不可改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形式和枝节的变化，不是实质的根本变化。道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社会只有在偏离道的时候才出现弊病。所以变化是无关宏旨的，只是对失道有所纠正和弥补罢了。他说，“道者万世亡（无）弊，弊者道之失也”（《汉书•董仲舒传》），“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楚庄王》）。

　　董仲舒提出“三统”、“三正”的历史回圈观点来说明“道”的不变。所谓“三统”指黑统、白统和赤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每朝各正一统，三统依次回圈，所以有改朝换代。在改朝换代时，统治阶级要改变历法，并要在制度礼仪上有所改变，这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个新朝代的统治者要重新接受天命，有必要履行一事实上的仪式。所谓“三正”是说：在“改正朔”时，夏朝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由于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就称之为“三正”，“三统”和“三正”是互相对应的。董仲舒认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三统”、“三正”的无限回圈。三统的交替，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改变，而作为封建社会秩序根本原理的“道”是永不会改变的。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楚庄王》）

　　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并用“阳尊阴卑”的理论，把封建的伦常关系绝对化、固定化。“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网的大绳，网的所有细绳都要连在大绳上。三纲说的实质，是君为臣之主，父为子之主，夫为妻之主，妻、子、臣完全是为了配合夫、父、君的存在而存在的。“五常”是儒家历来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董仲舒从孔孟所讲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中选择了三种最主要的，把它们与调整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仁、义、礼、智、信”结合起来，这就成了体现封建统治的整个社会关系——“三纲五常”。这些关系是不变的，所以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也是永久不变的。他以“阳尊阴卑”的理论作“三纲五常”不变的根据，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天的意志是“阳贵而阴贱”（《天辨在人》），“亲阳而疏阴”（《基义》）的。阴阳两个对立面，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以及整个封建社会中统治和服从的秩序，都像天地的阴阳一样，永远不可改变。“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说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起着禁锢人民思想的消极作用，它与封建的神学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束缚人民的四大绳索——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但是对董仲舒的这种思想也不能简单地完全否定。后来的《白虎通》继承了董仲舒的三纲说，提出了三纲六纪说。而陈寅恪先生对这三纲六纪说评价甚高，他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吴学昭：《吴宓与陈寅属》，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３页）六纪是“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白虎通•三纲六纪》）。诸父是第一纪，是父亲叔伯这一辈。诸舅是第二纪，就是母亲这一系。第三纪是族人，就是自己家族里面的一批人。兄弟，是第四纪。最后果第五纪师长和第六纪朋友。这是六纪。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三个方面的“纲”加六个方面的“纪”，这九个文面就包含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文献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摆动、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害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为兄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一》，辽宁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２册，第７１２７页）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一》，第１２册，第７１３３页）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详”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各未有不败者”。（《曾国藩全集•家书卷六》，第１２册，第７３５７页）

　　董仲舒用关于“性三品”的人性论思想论证他的伦理观点，他的人性论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中曾占有重要地位。他主张人性是天志赋予人的一种先天之性。他说：人受命于天，有好善恶恶的人性。这种性可以培养而不可更改，可以预先防止而不能除去，这就像人形体的胖瘦一样，是不能随意改变的(《春秋繁露•玉杯》。)。天有阴阳的属性，人有贪、仁两种品质；人的本性体现天的阳，人的情感欲望体现天的阴，性可以产生善，情可以产生恶，所以人应该时时以性控制情(《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就是性善情恶说。他还说：人性的善，只是说有产生善的可能，并不是已经成为完全的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性好比是禾苗，善好比是米；性好比是茧或卵，善好比是蚕丝或雏鸟。米虽出于禾，而禾并非米；丝或雏虽出于茧或卵，但茧、卵却并不是丝、雏(《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以此来强调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教化的重要。董仲舒还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情欲少，不教而能善的，斗筲之性是情欲多，虽教也难能为善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为善又可为恶的(《春秋繁露•实性》。)。他把民解释为“瞑”，说他们昏昏沉沉、冥顽不灵，又说他们是整日只知为水、米而奔忙人的。在他看来只有具有“圣人之性”的统治者，才能充当治人者和教化人民的立法者，这反映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但他又认为性并不等于善，说“中民之性”是可以教育而为善的，所以“中民之性”才是名副其实的性，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人性论的发展。

　　五、论灾异，治罪去职

　　董仲舒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和理论家，但他在仕途上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举贤良对策中，他曾以最优的成绩博得武帝的赏识，随后，便被任命为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刘非是武帝之兄，为人骄横跋扈，是一介野心勃勃的武夫。但董仲舒当时已是群儒之首，举国闻名，所以刘非也只好敬重他。董仲舒曾经借古喻今，用“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等言语，规劝刘非不要称霸，以免危及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刘非表示赞同(《汉书•董仲舒传》。)。

　　在江都易王刘非处，董仲舒经常宣扬公羊春秋派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搞过许多祈雨、止涝一类的活动。西元前135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相继遭大火，董仲舒根据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这正是上天警戒皇帝的灾异之变，于是他匆忙起草了一份奏章，借失火之事劝告武帝杀掉几个大臣以平天怨(据《春秋繁露义证•董子年表》：董仲舒“首劝其（汉武帝）杀骨肉大臣”。)。奏章写好后，正待誊清，恰被中大夫主父偃看到。主父偃是个惯于嫉害别人的小人，他偷偷取走了草稿，上交给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即刻召集诸儒讨论这份草稿，认为其中有讥讽朝廷的言语，于是决定判董仲舒死罪。后来幸亏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苦苦说情，董仲舒才免于一死。但他却以此被免了官，从此便再也不敢讲灾异之变的神秘思想，只有埋头于教学活动了。

　　董仲舒“为人廉直”，经常向武帝“上疏谏争”，对当时的弊政提出批评。这也是他在政治上不顺利的原因之一。他与公孙弘同治《春秋》，公孙弘不如他，反而致卿相之位。董仲舒在政治上受公孙弘的排挤。西元前125年，公孙弘向武帝推举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端的国相，明是推举，实是排挤。刘端也是汉武帝之兄，比刘非更放纵、恣横，过去不少做他国相的人，或朝廷的高级官员，都被他杀掉或毒死了。董仲舒在那里只好处事小心，惟恐遭到不测。不久，他便借病辞职回家。那一年，董仲舒五十八岁，他从此结束仕途生活，专心读书和著述。董仲舒写过很多著作，流传下来的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和《举贤良对策》。他居家十七年，但从不过问家事和产业，却十分关心朝政大事。当时他虽不再任职，朝廷有重要的事，仍派人去向他请教；他自己直至临终前，还曾写奏章给武帝，反对当时的盐铁官营政策。

　　西元前104年，董仲舒病死在家，终年七十五岁，他被葬在京城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亲自下马致意，他的墓地因此得名“下马陵”。

　　董仲舒一生为汉王朝尽忠效劳，他的思想体系也是为汉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统治服务的。因此，他得到封建社会中许多学者的推崇和赞叹。汉代的“贤良文学之士”说他不仅是“群儒首”，也是超过伊尹、管仲的相国大材。东汉思想家王充，虽然批判了他的神学唯心主义，但仍称他是孔子的继承人。更有甚者，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作诗悬于堂上，诗中说：“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满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司马文公文集•读书堂》）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对董仲舒更是推崇备至。元代统治者把他请入圣庙从祀，明代统治者封他为先儒。封建统治阶级还为他建董子庙，立董子像，挂“阐道醇儒”的匾额。他的庙里烟火不断，他的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封建社会中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和看待董仲舒，在西汉时期，他的思想对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是有积极作用的，而随着封建社会由上升发展逐渐走向停滞和衰落，他的思想日益丧失其合理性，成为历史发展的桎梏。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是消极的，受到历代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直至今天，继续分析批判他的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仍是思想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六、儒学独尊的确立

　　一般史书都认为秦王朝结束了战国七雄的分裂局面，车同轨，书同文，中国自此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文化。

　　但在事实上，秦朝时间很短，并没有完成文化统一的任务，尤其在思想文化方面，还远没有实现统一。有人说，秦王朝的意识形态是法家的，事实也并非如此，而是吸收齐文化因素更多一些。

　　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思想界也未实现统一。直到汉武帝时，采取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利用《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才逐步实现了从思想上到文化上的整体统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文化统一，是一种多种思想文化因素的综合，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儒家独尊、排斥其他文化的单一性的统一。汉武帝独尊的儒术吸收了许多齐文化的因素，故汉文化的深层统一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齐学、鲁学并用的局面，使齐学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秦始皇在“六国灭，四海一”之后成立的秦帝国，寿命短暂，在思想方面尚未来得及建设，而遭其焚书坑儒的破坏，思想家们也惊魂未定，对思想的发展无所作为。秦帝国所采用的，主要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和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论的历史发展观，神仙方士的养生求仙之道也较盛行。

　　汉兴，刘邦从一个平民当了皇帝，当然他不知道思想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对知识份子极为轻视，讨厌儒生，知识份子很少受到重用。可能陆贾是个例外，但陆贾在高帝面前常称《诗》、《书》，愿意引经典谈治国的大道理，刘邦还非常生气，认为自己是靠在马上征战得天下，哪里曾用过什么《诗》、《书》呢？尽管陆贾反复向他讲明道理，痛陈秦亡教训，劝其用仁义、法先王，尽管刘邦当皇帝的第七年，儒生叔孙通按照儒家经典，为他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朝廷仪法，使他体验到了当皇帝的尊严，于是得意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叔孙通传）但由于秦朝事烦、法苛，“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新语•无为》），导致失去了政权的教训。汉初社会疲蔽亟需休养生息，在政治上出现了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占上风的苗头，加之当时刘邦政权未稳，还要忙于勘定内乱，还无暇顾及去推行儒术。所以，陆贾、叔孙通通过刘邦宣扬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汉初政策的影响甚微。

　　西元前195年，皇太子刘盈嗣位，成为孝惠皇帝。惠帝四年（前191），解除了秦朝遗留下来的“挟书律”，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开了方便之门。但由于沿袭高帝“举事无所变更”《史记•曹相国世家》的大政方针，使“与民休息”、无为思想仍占优势。

　　西元前180年，文帝刘恒即位，开始除诽谤妖言法，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正谏者，使博士采儒家《六经》文作王制，议封禅，并开始立经学博士，召集一批儒生研究儒家经典，儒家思想的影响开始扩大。

　　西元前157年，景帝即位，儒家人物稍有活跃，想与黄老之学一争高下，如儒生辕固生与黄老学者黄生甚至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议论儒、道是非曲直。但景帝之母窦太后酷好黄老，压制儒家思想，使之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汉王朝经过数十年的“休息”生养，经济上有了较多的积累，很快便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文景之治”。西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后，情况与前就不大一样了。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但也有严重问题。汉初以来年各种矛盾和不安定因素有的解决了，有的不仅依然存在，且有严重化的趋势。再加上新的矛盾，如因为骄纵不法的诸侯王，奢侈兼并的豪强大贾，都在利用政府的无为而治之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侵扰为患的匈奴政权，也在觊觎汉朝的广阔疆土。这一切，都在严重威胁着汉帝国的统一局面。因此，武帝即位后，便当机立断，亲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决定取消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巩固统一局面的措施。这才真正从决策上为儒家思想的活跃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使之有机会代替黄老思想而成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

　　汉武帝之时的思想主流由黄老向儒家的过渡，决非出于偶然或汉武帝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演变，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新的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的历史任务，只有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积极有为的思想体系才能完成。所以，汉统治阶级经过审慎的选择，最后才决定了崇儒术、兴太学、黜刑名的大政方针，采取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为董仲舒这一大儒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七、《春秋繁露》和齐学

　　董仲舒一生留下来的著作，除《汉书》中保存的《举贤良对策》之外，还有《董子文集》和《春秋繁露》。而从《春秋繁露》这一部董仲舒精心构思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儒学就是齐学化的儒学。

　　《春秋繁露》一书有许多受到齐学影响的地方，这一方面源于齐学势力之大、影响之广，另一方面也与董仲舒个人的经历有关。他是广川人，其地治所在今河北枣强县，这里在先秦属于赵地，与齐为邻。(参见李则芬《先秦及两汉历史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4页。)后来又当过胶西（今山东高密）王相，深入原齐国之地。这都是他易于接受齐学的客观条件。

　　从《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的齐学倾向主要在天人感应说、三统说和灾异说。

　　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天命论”，并用阴阳家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加以解释，把天塑造成一个有人格、有意志、至高无上的神。这个神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自然界的千变化，不管是日月星辰的运行，还是寒暑四季的交替，都是由天决定的，体现了天的意志。人间社会的一切，例如尊卑贵贱的等制度等，也是由天主宰的。为了维持人间的正常秩序，必须给人类安排一个最高的统治者皇帝。皇帝秉承天意统治臣民，因为他的权力是天授予的，所以人民应该服从皇帝的统治。天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也要监督这种秩序的实现。皇帝若不能按照天意来统治天下，并且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就要降下各种灾异对他进行警告、谴责或惩罚。反之，如果皇帝治理得法，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各种祥瑞，对皇帝表示赞赏。

　　之所以会出现天对统治者表示奖赏或惩罚，是由于天人相通，因此天人之间存在着同类感应的关系。天与人具有相同的生理和道德本质，二者是合一的，所以天的灾异能影响人，人的行为和精神活动也能感动天，这正是齐学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以神化了的天作为自己的核心思想，这种神学化的天，借助天的神秘之权威，既神化了人间帝王，也神化了儒学，使儒学朝神秘主义方向发展了一步，带上某种程度的宗教意味。后世有人之所以称儒学为儒教，正是与董仲舒的儒学有关。

　　董仲舒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他用齐学的“三统”、“三正”历史循环论来说明“道”的不变。

　　这是因为五德终始论虽然能解释朝代的更替，但有其繁琐的一面，因此，汉代有的思想家企图把它改造得简单些，更方便些。从董仲舒开始，提出了一种更为简单易用的三统说，到东汉班固等编撰《白虎通》，作了更为详尽的发挥。

　　董仲舒建立三统说的主要依据是《春秋公羊传》。《公羊》学创始于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先后五世相口授，至汉景帝时，由公羊高之玄孙公羊寿与另一齐人胡毋生将口头流传的内容，著于竹帛，流传于世。

　　《春秋公羊传》中提及，孔子写《春秋》的时候，“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据此将春秋的十二世，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的三等。其中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鲁哀公、鲁定公、鲁昭公是所见，有六十一年；鲁襄公、鲁成公、鲁文公、鲁定公、鲁宣公是所闻，有八十五年；鲁僖公、鲁闵（愍）公、鲁庄公、鲁桓公、鲁隐公是所传闻，有九十六年。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道，是奉天而法古，天下无二道，所谓天道，无非是终而复始，所以他主张王者必改制。而新王改制，并非改其道、变其理，而是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易姓更王的新君。故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以示新君“不敢不顺天志而明天命之所大显”。但王者只有改制之名，“而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就是说，只能改变统治制度的某些形式，大纲、人伦、道理、政治、习俗、文义这些涉及亲亲、尊尊、男女有别的封建统治之道，则是不可改变的。

　　董仲舒提出，在每年的十二个月中，有三个月可以作为岁首（正月）。这三个月是子月（农历十一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寅月（农历正月）。如夏朝以寅月为正月，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周朝又以子月为正月，这就是三正说。但“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夏代以寅为正月，“三正以黑统初”。因为此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所以，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到商朝，“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丑月为正月，此时“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所以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周朝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子月为正月，此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所以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赤。（《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董仲舒认为三统之变，是中国独有的，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三统之重要，在于“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强调了三统之要，在于“王正月”，表明“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三代改制质文》）。既然三统回圈的规律，相应地确定正朔、服色，以应受命为王之统。但由于天道是万古长存永恒不变的，所以三统的回圈只是为补救旧王朝对道的过失，以重新恢复道的权威。

　　如果说董仲舒的三统说还意犹未尽的话，那么东汉班固的《白虎通》则使三统说的政治目的进一步明朗化。《白虎通•三正》篇说：“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原来，用三统说的理论，目的只在于使民心很快能依顺新王朝，以帮助新统治者维护统治更容易些。

　　东汉另一位经学家何休，也是治今文《公羊》学的，撰有《春秋公羊解诂》，认为“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在他看来，所传闻也是衰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所见世为太平世，他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成这衰乱、升平、太平的三世，讲到社会由乱到治的变易，并没有涉及到改制问题。而在《春秋•隐西元年》何休注说：“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到这里，何休和董仲舒完全一致了。

　　此后，三统说被许多学者广泛运用，成为改制的根据，近代康有为的变法，也受三统、三世说的影响。

　　董仲舒还用阴阳家的理论来论证“三纲五常”，用阳尊阴卑理论，把封建纲常关系绝对化、固定化。三纲说的实质，是君为臣之主，父为子之主，夫为妻之主。三纲与仁、义、礼、智、信结合起来，就体现了封建统治的整个社会关系。三纲五常不变，是由于阳尊阴卑的定位。“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天的意志是“阳贵而阴贱”（《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亲阳而疏阴”（《春秋繁露•基义》）的。阳永远处于主导地位，阴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由此决定了封建社会的基本权力是：神权、君权、父权和夫权。

　　董仲舒用齐学的阴阳五行理论，推论圣人所定的政治制度，完全合乎天象，三起而成，四转而终，是时以三月而成，年以四时而终。官制亦然：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国君置三公，三公各置三卿，九卿各置三大夫，二十七大夫各置三士，凡百二十人，这是三起而成，公、卿、大夫、士，这是四转而终。“三人为选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下之四重，自三之时以终始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董仲舒还用阴阳五行解释《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并经常宣扬《公羊春秋》讲灾异、推阴阳的神秘思想，拟定了求雨止雨之术。西元前135年，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相继遭大火，他便根据天人感应之说，认为这是上天警戒皇帝的灾异之变，匆忙起草奏章，借失失之事劝告武帝杀掉几个大臣，以平民怨。他延用《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来求雨、止雨。求雨之时，闭诸阳，纵诸阴；止雨之时，纵诸阳，闭诸阴。《春秋繁露》详细记载了他的求雨止雨之法。而其论灾异的内容，则为《汉书•五行志》之所本。

　　正是这样，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与齐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正是由于他，将儒学推向齐学化。

　　八、汉代大一统文化的形成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朝代。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是因汉朝而得名。中国先民经夏、商、周三代长期的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形成以“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民族共同体，以与周边各民族相区别，战国七雄，共称“诸夏”。秦统一之后，有“秦人”的族称。而汉继秦以兴，形成稳固而统一的泱泱大国，经过前后四百余年的发展，以华夏为核心，形成了统一而稳定的民族汉族，从此之后，百世不易的汉民族便成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族称。

　　另一方面，汉人的文化，在春秋战国和秦代文化的基础上，将华夏各地的文化加以综合、选择和吸纳，形成统一的汉文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在这一主体文化之中，有齐学、鲁学、楚学、燕学、晋学、秦学……而齐学在其中所占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齐学的主要内容阴阳五行、黄老之学、方术之学、今文经学和谶纬神学，有的被汉文化直接吸收，有的被汉文化加以改造后利用。这个过程比较长，其核心工作则是将儒学齐学化，使齐学的主要内容与儒学结合到一起。

　　齐学的阴阳五行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把人君神化圣化，强调君尊臣卑，为人君所尊崇。阴阳五行也成为天的属性和体现，由于这种思想与儒学的结合，使之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巫仙、看相算命、抽签、卜卦、画符、念咒、风水、吉日等迷信活动，几乎全都利用了阴阳五行思想。而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深刻影响了天文学、化学和医学。天文学中的宇宙生成和演化、天体演化、元气理论，化学中的炼丹术，中医中的辩证施治的基础理论，都与阴阳五行有关。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几乎与阴阳五行分不开。

　　齐学中的黄老之学和方术，到东汉未融汇到道教之中，为未来传统文化的三教合一准备了先决条件。而黄老思想中的有关气的思想，被后人加以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唯物主义哲学的永恒主题。一直到清代，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还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曹雪芹借湘云之口，叙说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是阴，阴尽了，就是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一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一个阴出来。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器物赋了，才成形质。天是阳，地是阴，水是阴，火是阳，日是阳，月是阴。(《红楼梦》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阴阳与气的思想对中国人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由方术之学产生的古代炼丹术，虽然是为求长生不老的仙药而产生的，但在炼丹过程中，方士们观察到许多物质的化学反应，对于氧气、还原、金属置换、酸碱相互作用都有认识，使“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获得成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化学手段，得到了与天然产物完全相同的物质，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创造。炼丹时还成功地炼制出一些无机药品，并对其性能有所认识，如用水银和猪油合剂配成软膏，用水银制剂作利尿药，用水银、锡和银制成牙齿填充物，也都出自方士们之手，这些创造均比欧洲要早千年左右。炼丹术在唐代以后传入阿拉伯，后又传至欧洲，从而对近代化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人感应论作为齐学今文经学和谶纬的主要内容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许多圣君帝王都被描绘成是感神龙而生的，龙本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族徽图腾，经过齐学传人的加工，便成为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是龙的土地，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已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至于历代皇帝在登位时都要利用天人感应，更是尽人皆知的了。所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完全是借助天之威，而神化人间之帝王。这种“皇帝诏”，从汉代到清代，一直是封建帝王诏诰和敕令的开头语。而且，中国封建皇帝的年号，也与齐学有关。汉武帝登封泰山，改元“元封”；以祥瑞长星见，改元“元光”；猎得一角兽，改元“元狩”。汉以后皇帝也沿此例，或改年号以求福，或改年号以记祥瑞，或改年号以求国运昌盛，都与齐学有关。齐学成为神化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工具。

　　在思想文化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齐学的大量吸收，完成了儒学的齐学化工作。董仲舒搞出了一套微观宏观宇宙交相感应的可以预告未来的体系，这些交相感应包括阴与阳之间、左与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五行之间、五音之间、四季之间、罗经点之间、五色之间、五味之间、四肢百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命理学诸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崔瑞德等《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0页。)魏晋以后，齐学中的黄老之学和注重义理发挥的风气被学者们吸收，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玄学家们用道家思想（其中包括黄老之学）解释儒家经典，使中国哲学平添了不少抽象思辨的内容。何晏的无名论，王弼的贵无论，阮籍和嵇康的自然和无为，都有吸收齐学的地方。隋唐之后，宋儒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有受齐学中今文经学影响的地方。而糅合儒、佛、道三教，使之归一，其中的儒，也系董仲舒改造之后的齐化儒学；而道，则包含有很多齐学黄老之学的因素。可见，齐学也成为宋明理学吸收的重要内容之一。到近代，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倡托古改制，把公羊“三世”说与“大同”、“小康”思想相结合，赋以资产阶级新内容，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这些均可以一言以蔽之，齐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已确定了牢固的位置。

　　至于在中国俗文化方面，齐学也已经渗透到许多领域之中，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谜语，以及看相、风水等迷信活动，良莠均有，精华与糟粕并存，只是这方面的梳理工作难度很大。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研究齐学、齐文化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齐文化重视经济、重视改革、重视开放，既有丰富的理论，又有成功和失败的实践，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尤为宝贵的。因此，齐文化对于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参见赵志浩《齐文化大观•序》，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齐学将以其特有的丰姿和韵味，为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