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庄子的同道杨朱、彭蒙和田骈

　　老子的大智慧，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培养出许多有名学者。战国初期，就出了一名学者，名叫杨朱，连孟子都承认他的影响，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他和墨子有同等的地位。

　　杨朱（约前395~前335），又称杨子、阳子居或阳生。卫国人，或说宋国人。他就学于老子，得到过老子的教诲。(参见王遽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先秦两汉分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杨朱的思想，既反对儒家，又反对墨家，以“为我”、“贵己”、“重生”之说显名于世。

　　杨朱针对墨家的“兼爱”说，提出“贵己”和“为我”说。他重视的是个人生命的保存，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这是一种提倡保全人格个性、不受世俗思想和物质牵累的“生命哲学”。

　　杨朱把贵己、为我和治理天下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为我”是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一种理想方案，因为在他看来，人人不损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就能大治了。这种思想被孟子批评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杨朱被当成一个不为社会出力而极端自私的人。这实在有些冤枉他，他愿意为治世出力，对梁王说治天下如运诸掌。梁王不信，说他有一妻一妾都管不了，三亩菜园子都种不过来，说治天下如同玩掌上之物，怎么能呢？上百只羊一群，让一个五尺小牧童，拿鞭子去放牧，叫它们往东就往东，叫他们往西就往西。但让尧舜这样的圣君去放羊，尧牵着羊在前边走，舜拿着鞭子在后边跟，就乱了套了。吞舟之鱼不在污水中游，鸿鹄高飞也不接近污池，是因为志向远大，所以是“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说苑•正理》）。他采用的方法，就是人人“为我”，实即人人管理好自我，不利天下，也不害天下，这样就可使天下之治如运诸掌。对他的这种思想，当时的统治者都很敬重，“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韩非子•显学》）。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为我的思想着眼于保全个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避免因外物拖累而损伤身心，尤其要去掉名利的羁绊，所以杨朱被称为“轻物重生之士”（《韩非子•显学》。

　　杨朱的思想能够和墨子一样有很大的市场，说明其影响很大，不过由于杨朱没有留下著作，《列子•杨朱》篇虽详记其言行，但又不太可靠，所以至今对杨朱仍是不得其详的。他的弟子华子和詹何，也是我们不能周知的。

　　在战国时另外还有两个哲学家属于道家，知名度是比较高的，就是彭蒙和田骈。

　　彭蒙（约前370~约前310），齐国人。他原为齐国隐士，后游于稷下学宫，著书数篇，可惜《汉书•艺文志》没有着录。田骈（约前350~约前275），齐国人，亦称陈骈，为彭蒙弟子，得其不言之教，好谈论，谈论起来不可穷其口，所以被称为“天口骈”。他和彭蒙的思想大体一致，《庄子•天下篇》把他们放在一起加以评述，说他们至公而无党，平易而无私，去私意而无所偏，随物而趋与物为一，不起思虑，不用智谋，对物无所选择，随顺事物变化而动。他们以齐同万物为第一要义，认为天能覆盖万物但不能承载，地能承载万物而不能覆盖，大道能包容万物而不能分辨，由此而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所以有所选择则必有所遗失而不能普遍，有所教诲就必有不能达到标准的，而顺着大道就能够无所遗漏了。

　　这里强调了他们“齐万物以为首”的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把它总结为“贵齐”，即齐生死，等古今，是一种如何看待万物的思想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事物之间是存在着差别的，生与死，古与今，天与地，都是有差别的对立体，但事物的差别并不妨碍它们的统一，比方说，天因其覆盖万物之功能而成其为天，地因承载万物之功能而成其为地，但天仅能覆盖而不能承载，地仅能承载而不能覆盖，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天和地又都是有所可又有所不可的，这正是一种抽象的统一。从这种抽象的统一性来看事物，世界万物不正是齐同而无差别的吗？

　　正是从这种抽象的统一性出发，彭蒙和田骈要求人们“因性任物”，即按照事物的本性来使用事物，听其自然，不要枉加区别。这种方法用在处理国家政事上，就成为一种“道术”。用了这种道术，“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吕氏春秋•执一》）。这是因为，君王在治理国家时，从万物齐一的思想出发，因性任物，面对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容并包之策，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各自的特长和才能，就能实现治国安邦。所以说，万物虽然有变化有差别却又是有规律可循，只要根据万物各自的本性来利用万物，就没有不适当的。“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吕氏春秋•执一》），正是指此而言的。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彭蒙、田骈作为哲人，自有其高明之处，所以对哲人千万不可简单地肯定或者简单地否定。

　　杨朱、彭蒙、田骈之外，也还有一些道家学者，比如列子、环渊、子华子、詹何、季真、接子等人，都是颇有名气的思想家，只是对他们的思想，书阙有间，我们无法评论了。

　　值得评价的是战国时最大的一位道家学者——庄子。

　　战国中期，某一天在濠水（在今安徽凤阳附近）岸边，有两个人一边游览，观赏着濠水附近的景色，一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争辩着。一个说：“白鱼优哉游哉地游着，这是鱼的快乐啊！”另一个说：“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是快乐的？”第一个说话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庄子，第二个是他的好友惠施。庄子接着反问惠施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当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这是很明显的了。”庄子又说：“让我们把话题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会知道鱼是快乐的’这话时，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是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的。我就是凭这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啊！”（《庄子•秋水》，以一凡引《庄子》，只注篇名）

　　二、困窘织屦，愤世嫉俗

　　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一说今山东曹县，我们倾向于后说，详下）人，与孟子同时而稍晚。

　　庄子早年曾作过一段时间的漆园吏（看管漆树园的小官），但没过多久，就引退归隐，当了隐士，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事于讲学和著述。

　　庄子的生活十分贫苦。有一次，庄子穿着一件补着补丁的粗布衣服去见魏王（即梁惠王），魏王见他用破麻绳绑着破草鞋，便问他说：“先生怎么这样疲困呢？”庄子回答说：“这哪里是疲困，而是贫穷啊！读书人有理想却不能施行，这叫疲困；衣服旧鞋子破，这叫贫穷而不是疲困。我现在处于昏君乱相的时代，要想不疲困，怎么可能呢？”（《山木》）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曾为宋王出使秦国而得到一百多辆车子，回到宋国之后对庄子说：“你住在穷里陋巷，困窘地靠织鞋度日（困窘织屦），面黄肌瘦到这个样子，这是我所不能及的。而我见到万乘君主，得到随从车辆一百多，这是我比你优越的地方。”庄子回敬说：“听说秦王有病，召请医生，能够使他的毒疮溃散的可以得到一辆车，用舌头舐他的痔疮的可以得到五辆车，治的病越低下，可以得到的车子也越多，你大概是用舌头舐痔疮的吧，为什么会得那么多车子呢？你快去吧！”（《列御寇》）

　　庄子的一生穷愁潦倒，并不是没有机会作官，过荣华富贵的生活，而是他不愿意作官，蔑视权贵，视金钱如粪土。庄子的才能闻名遐迩，楚威王（一说齐闵王）听说了庄子的才干，就派了两名使臣带着重金去聘他当宰相。庄子对使臣说：“千金固然是重利，卿相也可称为尊位，但你们没见那祭祀用的牺牛吗？虽然平时总要给它吃上好的美味食料，而且又给它披上锦绣的衣服，但一旦把它牵到太庙里作祭品时，它就是想作头孤独的小猪，也是不可能的了。你们快走吧，不要来玷污我了。我宁愿在污浊的泥水之中游戏以自乐，也不愿为当权者所束缚，我终身不愿为官，愿让我的精神得到快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的好朋友惠施经不住权贵的诱惑，去魏国作了宰相，庄子要去看他，有人向惠施挑拨说：“庄子想来代替你作宰相。”惠施感到很恐慌，就在国内搜查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去讥笑惠施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凤凰，凤凰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它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它不喝。有一只猫头鹰找到一只死老鼠，对着飞过来的凤凰叫了一声‘吓！’现在你是想用你的梁国来吓唬我吗？”（《秋水》）庄子以高洁的凤凰自比，而作宰相的惠施则不过是只抱住腐烂老鼠的猫头鹰。

　　庄子之所以宁愿过贫苦的生活而不去当官求取富贵，是因为他厌恶虚伪的仁义礼智的封建制度，对当时封建等级宗法的社会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为了不和当权者同流合污，庄子后来干脆当了隐士，以表明自己是愤世嫉俗、痛恨权贵的。庄子尖锐地抨击当时的罪恶社会，把圣人、王公大人，把圣王之法、仁义礼乐，都骂得痛快淋漓。他的矛头直指当时残暴的诸侯国君，骂他们是“大盗”，是“窃国者”。而对下层劳动人民，庄子则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这说明，庄子作为一个贫苦的知识份子，虽然不是一个完全自食其力的人，但他是接近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他代表小生产者的利益，对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消极反抗，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比起那些卖身求荣、贪图富贵的小人来还是要高尚得多，这种鄙视权贵利禄的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后世那些不同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几乎都从庄子的思想中汲取过积极的营养。

　　庄子既是思想丰富的哲学家，又是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学家。他善于通过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在他的笔下，从人物到鸟兽，甚至于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栩栩如生，让人抚之可得。

　　庄子给我们留下《庄子》一书，现存三十三篇，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些文章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写作风格略有差异，可能不是出自庄子一人之手，而有弟子们的著作掺杂其中，但通篇的基调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把它看作庄子的思想。这部书，既给人以无限快乐的艺术享受，又能让人充分领略到深刻的哲理，所以庄子既是艺术大师，又是哲学大师。

　　三、 道者为公，知有所待

　　在哲学上，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提出了“道者为公”的自然观和“知有所待”的认识论。

　　庄子对自然界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是“道”的思想。庄子借用大公调的口说：“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则阳》）这就是说，天地是有形体中最大的，阴阳是气体中最大的，而“道”却是贯通一切的。庄子认为，“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没有天地以前，“道”就存在着。天地万物都由它产生，上帝鬼神也靠它显示作用。它没有作为，也没有形迹。可以心传而不可以口授，可以心得而不可以目见。但它弥漫宇宙，无所不在；贯通古今，无时不有。（《大宗师》）由于它是无形的，所以又可叫作“无”，世界之初就存在着这种“无”，就是原始的未分化的世界。万物都是从这个无形的“无”产生出来的，有了具体的物，就有了形体，才进入了“有”的世界（《天地》）。所以“无”并不是虚无，只是为了强调“道”的无形和贯通一切，才把它叫作“无”，其实，“道”不是别的，就是气。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他把贯通整个天下的东西都看作是气，万物由气而生，人也由气而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人的生死只不过是气的聚散，因此，生不值得看重，死也不值得可惜。他的妻子死了，他竟然盘着双腿敲着瓦盆唱歌，使前去吊唁的惠施大吃一惊，批评他违背人理。而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人的生死不过和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妻子安睡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得到了宁静，不应该用哭泣破坏她的安宁。（《至乐》）在庄子自己要死的时候，弟子们准备厚葬他，庄子对他们说：“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这些万物都可以为我殉葬，这个葬礼不够丰厚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吗？”（《列御寇》）庄子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是与他的万物从“道”产生，灭亡之后又复归于“道”的思想紧密联系着的。

　　庄子还探讨了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问题。他认为时间是无限的，没有开端，没有结束。这是由于凡事都有它的根本，而根本又有它的根本，追寻下去，也是无穷的；凡事也都有它的结果，而结果又有它的结果，追究下去，也是无穷的。这就决定了在事物发展变化的链条上是没有开端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无限的系列，任何一环都是继往开来的，世界没有开端，时间也没有开端。（《知北游》）同样，庄子认为空间也是无限的。他举例说，中国在四海之内，就像一粒米放在大仓里一样；而四海在天地之间，就像蚂蚁穴放在大湖里一样。（《秋水》）这个比喻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从而认识空间的无限性，是有启发作用的。

　　庄子还强调了运动的绝对性，认为整个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正如月亮一样有圆有缺，不能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一切事物都处在生长消亡、终则有始的运动变化之中，这是万物之理。一切事物都像马奔腾向前，永远不停地变动迁移着。（《秋水》）

　　在认识论方面，庄子最突出的是反对儒家和墨家独断论的真理观，认为真理没有客观标准。儒家认为他们的仁义礼智是绝对真理，墨家认为他们的尚贤尚同是绝对真理。庄子认为，历史在发展着，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一种道理奉为绝对真理是完全错误的。他举例说，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腰疼，但泥鳅也这样吗？人爬到高树上就害怕，但猴子也这样吗？这三种东西到底谁的生活习惯最合乎标准呢？人类吃肉，麋鹿吃草，蜈蚣吃小蛇，猫头鹰和乌鸦却喜欢吃老鼠，这四种东西到底谁的口味最合标准呢？猵狙和雌猿作配偶，麋和鹿相结交，泥鳅和鱼相游戏。毛嫱和西施都是世上公认的美人，但鱼见了要深入水底，鸟见了要飞向高空，麋鹿见了要飞速逃跑，这四种东西究竟哪一种的美最合标准呢？在我看来，仁义的论点，是非的途径，纷然错乱，杂七杂八，我哪里有法子去加以分别呢？（《齐物论》）就这样，庄子认为认识者的能力是相对的，没有客观标准可以遵循，因此人是无法取得正确的认识的。

　　庄子不仅对普通正常的认识表示怀疑，而且对人是不是在认识也表示怀疑。他讲了一个“庄周梦蝶”的故事，说从前庄周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这只蝴蝶翩翩飞舞，遨游各处，显得轻松自如，悠游自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庄周。等到醒过来，眼一睁，自己分明还是庄周。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呢？这是无法搞清楚的。（《齐物论》）

　　庄子还认为是非是相对的，真正的是非是无法确定的，于是主张消弭一切是非。庄子说，假设我和你进行辩论，你胜了我，我不胜你，你难道就真对，我难道就真错吗？我胜了你，你不胜我，我难道就真对，你难道就真错吗？究竟是一个对，一个错呢？还是两个人全对，或者是两个人全错呢？我和你都不知道，而人又都有偏见，那么我们请谁来评判是非呢？如果请一个和你意见相同的人来评判，他既然和你相同了，怎么来评判呢？如果请一个和我意见相同的人来评判，他既然和我相同了，怎么来评判呢？如果请一个和你我意见都不同的人来评判，他既然和你我的意见都不一致，怎么来评判呢？如果请一个和你我意见都相同的人来评判，他既然和你我的意见都相同，又怎么来评判呢？那么，你我和其他人都不能来评判谁是谁非，还有谁能来评判呢？（《齐物论》）庄子由此断定是非既然是无法确定的，那么也就无所谓是非了。庄子在这里看到了专靠辩论不能确定是非，这有正确的一面，但他否定了真理的客观存在，看不到检验是非真伪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就大谬不然了。

　　从另一方面，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认识的物件却是无穷的，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认识物件，只能使自己很疲困。既然这样还要去追求认识，那就会弄得更加疲惫不堪，这就是庄子《养生主》里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那么，人应该如何来对待认识呢？庄子提出了“知有所待”的思想，他说：“夫知有所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大宗师》）他认为认识是有所待的，就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才能判断认识是否正确，而这所待的一定条件却是变化无定的。因此，要想取得认识，就必须超脱普通感情，要有特殊修养，达到了真人的境界。达到真人的境界，也就取得了真正的认识。庄子理想中的“真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坐忘”，“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就是要求人们既遗忘了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又遗忘了天下万物，还要抛弃自己的聪明智慧，离弃本体，忘掉知识，与“道”融通为一。这样，人就可以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完全恢复人的“天然”本性，上达于道，直接认识了绝对。庄子的这种“坐忘”，其实就是神秘的直觉，要人们超越思维而做到无思无虑，实际上等于让人们不去认识。

　　很明显，庄子的认识论容易导致蒙昧主义，这无疑是错误的，但是他强调了人的认识任何时候都不免带有局限性、片面性，这又是合理的。另外，他还涉及到相对和绝对，探讨了判别是非是没有一定标准的，这虽然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但它反对了独断论和教条，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促进认识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

　　四、 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相对主义是庄子哲学最重要的特色，它不仅贯穿于认识论，成为认识论的基础，而且贯穿于方法论。

　　庄子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看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鲲鹏与蜩鸠（鲲，大鱼；鹏，大鸟；蜩，蝉；鸠，小鸟）之间，有形体大小的不同，飞翔有高低、远近的差别。早晨生晚上死的小虫不知一个月的时光，春天生夏天死、夏天生秋天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而楚国南边有只灵龟，以五百年为一春季，五百年为一个秋季；上古更有一棵大椿树，以八千年为一个春季，八千年为一个秋季；人类中的彭祖以七百岁为高寿。这些都是寿命长短的不同（《逍遥游》）。事物和事物之间有差别，任何具体事物内部也都包含着有无、大小、美丑、善恶等等各种矛盾。但庄子并不是到此为止的，他更进一步认为，人们在发现矛盾一方的同时，又可以发现它的对立一方。他看到许多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片面地夸大了事物变化的绝对性，错误地认为转化是没有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否定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对静止，于是也就否定了事物质的规定性。这样，每个事物都既可以说是有，又可以说是无；既可以说是大，又可以说是小；既可以说是它自己，又可以说不是它自己。最终也就认为事物之间、矛盾对立方面之间是彼此无别的。庄子提出了“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秋水》）的名言，认为世间万物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思想在《齐物论》篇作了最集中的阐述。

　　庄子说，任何事物从性质上来说都有是和不是、可和不可两个方面，比如小草棍和大屋柱，生癞病的丑女人和美貌的西施，以及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从“道”的眼光来看都是一样的。事物的发展变化也有类似的情况，万物都有分化，这种分化对它自己来说是毁，而对由它产生的新事物来说又是成。同样，一个事物的生成也正是另一个事物的毁灭。所以一切事物从通体来看也就没有生成和毁灭。（《齐物论》）

　　庄子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大的方面，也都有它小的方面。从大的方面去看，万物没有不大的；从小的方面去看，万物没有不小的。明白了天地和米粒一样小，毫毛和丘山一样大，也就看到了万物量的差别。（《秋水》）事物的有用和无用也是这样，对别人的“无用”，正是对自己的“大用”，因为对别人无用，别人就不会侵犯自己，这样就可以保全自己。庄子讲了一个故事说明这个问题。有一次，庄子在山中走着，看到一棵很大的树，枝叶长得是那样茂盛，但伐木的人却停在树下不去砍伐它。问他为什么不去砍伐，回答说“没有一点用处”。庄子说：“这棵树正是因为不中用才能终享天年。”后来，庄子从山上下来，到朋友家去。朋友很高兴，让童仆杀一只鹅款待他。童仆问主人说：“一只鹅会叫，另一只鹅不会叫，杀哪一只好呢？”主人让童仆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天，学生们问庄子说：“昨天山上的树林因为没有用所以享尽自然的寿命，而主人的鹅却因为‘不材’而被杀，请问先生怎样才能自处呢？”庄子笑着回答他们说：“我将处于‘材’和‘不材’之间。‘材’和‘不材’之间，看来是处在恰当的位置，但其实仍不能免于祸患。不如顺其自然而处世，既没有美誉也没有毁辱，永远不偏执于任何一个固定点。”（《山木》）庄子强调要完全解脱祸患，干脆必须消灭“材”与“不材”即有用和无用之间的差别。

　　为了贯彻这种万物一齐的思想，庄子提倡“天钧”和“两行”。庄子说，人们往往竭尽心智去求取一致，但是并不知道它本来就是相同的。有一个养猴子的人，喂一群猴子吃栗子，对这些猴子说：“早晨给你们三升栗子，晚上给四升。”这些猴子急了，都很生气。养猴子的人又说：“那么早晨给你们四升，晚上给三升。”猴子们听了都高兴起来。其实栗子数量并没有变，但猴子的喜怒却因为顺序的不同而不同，这也只是顺着猴子主观的心理作用罢了。所以圣人不执著于是非的争论而保持着“天钧”（自然均衡），这就叫做“两行”。（《齐物论》）庄子所说的“两行”，就是让世俗的谁是谁非的争论得到调和，用彼此没有分别的自然均衡去平息争辩，实际上也就是取消是非。

　　庄子认为要做到齐万物，首先还得做到齐“物我”，即泯灭外物和主体、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界限。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是因为，从“道”的角度来看，“万物齐一”，没有什么区别。事物的差异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而是认识主体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造成的。（《秋水》）如果单从差异的角度去观察事物，那么，即使同一身体内脏中的肝和胆，也会被看作像楚国和越国那样遥远，差别那样大；但如果单从相同的角度去观察万物，万物又没有差别了，“万物皆一”（《德充符》）。所以庄子认为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只有忘掉为功名所束缚的小我，才能达到和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进入没有矛盾和差别的世界。

　　庄子的这套相对主义理论，既有辩证法的因素，也有诡辩论的因素。庄子最初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采取了揭露矛盾的方法，这是符合辨证法的。针对战国诸子百家都坚持自以为是的片面真理观，庄子指出是不会永远是，是会转化为非的；非也不会永远非，非也会转化为是的。这在反对形而上学的教条的斗争中会有积极的作用，对于解放被禁锢的思想也有很大的意义。正因如此，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庄子的思想被封建卫道士们骂为害天下的东西，这就从反面说明庄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但庄子并没把辩证法贯彻到底，他把矛盾双方的转化看成是绝对的，认为既然事物都会转向反面，那么一切事物又都没有差别了，甚至天人同体，物我不分，这就陷入诡辩了。沿着此路走下去，就是怀疑和对整个世界的否定。

　　五、 安之若命，精神自由

　　庄子有自己的理想社会，有自己的处世态度。他的理想社会就是“至德之世”，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分别，人和鸟兽同居，和万物并聚，大家都不用智谋，也都没有贪欲，所以都可以不离失本性，纯真朴实，人们自然而生，自然而死，过着“织而衣，耕而食”的田园生活。（《马蹄》）人人都参加劳动，春天耕种，劳动形体，秋天收敛，安养身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所以在这样的社会里根本用不着人为地去管理（《让王》），也用不着人为地去创造。如果硬要人为地把社会管理起来，就好像要把多余的手指砍掉，把连着的脚趾割开，把凫的短腿续长，把鹤的长腿截短一样，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骈拇》）。庄子讲了一个故事，说晋国有个种菜的人，挖地道通到井中，抱着瓮去取水，又费力又慢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桔槔这种机械来取水呢？一天可以灌溉一百亩田，用力很少而收效很多。种菜的人说，知道有这种机械，但不愿意用，因为用了就会破坏纯洁空明。（《天地》）庄子又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中央之帝叫混沌，对北海之帝忽和南海之帝儵都很好，但这个混沌却没有人的七窍，于是儵和忽就商量报答混沌的好意，结果就试着替他凿七窍，一天凿一个，到第七天混沌就死了。（《应帝王》）庄子讲这两个故事都是说明不能违反人的自然本性。

　　现实社会和庄子的理想相距太远了，庄子生活的战国之世，战乱频仍，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七雄争霸，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多痛苦。社会上到处都有众暴寡、强凌弱、杀戮、攘夺等等罪恶现象。庄子深知自己的理想社会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他在考虑着如何在现实的社会中求得生存的方法。

　　庄子认为，人的生死存亡，贫富贵贱，贤与不肖，美誉毁辱，乃至饥渴寒热，都是由命决定的。知道事情的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即安心地看待这种命运，这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到。（《德充符》）

　　怎样做才能安之若命呢？庄子认为，要把生死看作昼夜的变化一样，是人力无法改变的，因此，要“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对生不感到特别高兴，对死也不感到厌恶。生死都置之度外了，喜怒哀乐的情感也就可以消除了。达到了这种境界，也就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

　　庄子讲了一套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方法。他在《逍遥游》中用鹏程万里的宏伟画面展示了他对精神自由无限向往的强烈愿望。庄子说，北海有条大鱼叫鲲，有几千里那么大，后来变成了大鹏，光是脊背就不知有几千里。它奋起而飞的时候，翅膀就像垂天的云。它趁海动风起的时机迁往南海，能一直飞到九万里的高空。而相传有个叫列子的仙人，能乘风飞行，而且持续半月之久，这比起一般人要用步行是自由多了。但即使这样，大鹏和列子还不算是真正自由，因为他（它）们还都要依赖风这个条件。只有任何条件也不用的人，才能和“道”同体，乘天地之正气，驾阴阳风雨晦明天气的变化，在无穷的宇宙中不受任何限制地遨游， 这才算是“逍遥游”。

　　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很难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因此庄子主张人要尽量过一种符合自己自然本性的生活，摆脱社会的束缚，摆脱争名逐利的欲望的束缚，使自己得到自由。为了能按自然本性生活，就要摆脱仁义礼智的枷锁，因为它们使人的求名利之心得到满足，却破坏了人们正常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对人来说是“削其性”、“侵其德”（《骈拇》）的。摆脱了功名的诱惑，还要进一步摆脱富贵的引诱，去掉追求富贵利禄的欲望。庄子说，人谋取过多的财富，就会成为祸害。富人劳苦身体，辛勤工作，积聚了大批钱财而不能完全使用，这对养护身体岂不有害？贵人日夜担忧，保全禄位，同样对养护身体有害。要真正有快乐，必须清静无为。（《至乐》）这样，人就可以摆脱一切物质的欲求，摆脱一切世俗的牵累，最后达到“忘己”、“无己”的最高境界，也就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

　　庄子所提倡的“忘己”、“无己”，就是要人们通过修心养性，忘掉外界的一切事物，把外界的一切都看作是身外之物；同时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把自己的存在也当作不存在，摆脱开自己的形体，排除掉自己的聪明，做到内心绝对虚寂，达到和“道”融合为一的境界。（《大宗师》）

　　庄子的安之若命、精神自由的思想，是农民小生产者在社会重压下的一种自我安慰。遭受到社会力量的无情打击，又无力反抗这种社会，于是便找一种精神解脱的办法，想像着与“道”合而为一。这种思想有其对客观必然性瞭解的一面，如果单从人应该遵从客观必然性一面来看，庄子的看法是深刻的。但庄子走过了头，认为遵循客观规律就不要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连人的生活目的也一同摒弃，这就容易走上消极避世、隐居南山的道路。封建社会的很多隐士，不敢面对社会现实去抗争，就是受庄子这种思想的影响。

　　《庄子》一书想像丰富，妙趣横生，里面充满了神奇的故事，有人和鱼的对话，河与海的交谈，鲲鹏和仙人的逍遥游……这些故事表现了庄子丰富的文学想像力，又表现了他深刻的哲学洞察力，这就使庄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特色的哲人和伟大的文学家。但又正是由于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恢诡谲怪，就使他的思想在长时期内受到片面的理解和不公正的评论。魏晋以来，玄学兴起，《庄子》一书与《易经》、《老子》并列为“三玄”，庄子也被说成玄学的祖师。后来，佛家弟子们又以佛解庄，把庄子引为禅门同调。道教盛行时，《庄子》一书又被奉为《南华真经》，成为道教经典，庄子也就成为道教祖师。直到解放后，还有不少人对庄子作出全面否定的评价。

　　事实上，庄子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他对剥削制度的猛烈抨击也有利于后代无君论和冲决封建罗网等进步思想的发展，他的相对主义对反对独断论和教条，对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真理观也起过巨大的作用。更不能忘记，《庄子》一书作为富有生命力的奇珍瑰宝，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历代文学家们必读的范本，并由它培养出了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苏轼这样的杰出散文家。当然，庄子的思想中也有消极的东西，反映了农业小生产者失意的情绪。庄子肯定自然，否定社会，贬斥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甚至要取消人类文明，恢复到无知无欲的状态，这些思想都与社会的发展不相协调。他的安之若命的思想更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麻痹劳动人民反抗意志的思想武器。全面看待庄子，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庄子》一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六、 庄子与齐文化

　　有关庄子本人和《庄子》一书的文化特色，学术界一般都注意到和宋、楚文化的关系，认为庄子是蒙人，而蒙初属宋，后灭于楚，所以庄子的思想是楚文化熏陶和哺育的结果。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诚然，这种观点之所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自有其立论扎实、论证严密之处。但是，宋不仅灭于楚，还灭于齐、魏，《十道记》：“宋州，睢阳郡，理宋城县。……周为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后于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蒙地在庄子的时代已不再属宋，而是属齐。此说并非假说，而是有其根据的。结合《庄子》一书，从其思想特色也能证明，庄子是齐国人，其思想来源于齐文化，最充分地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这是我们对庄子标新立异的一种看法，今试论之，以就正于方家。

　　（1） 庄子的国别归属

　　庄子的故里到底属于战国时哪一个国，一直是学术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然而司马迁没说“蒙”在哪里，《地理志》说蒙县属梁国，刘向《别录》说庄子是宋之蒙人。《汉书•艺文志》说庄子是宋人。而《括地志》认为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冤句是秦时所置县名，又作宛朐或宛句，治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西晋郭象注庄，未提及庄子故里。到唐代陆德明又重提此事，且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宋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李颐云：与齐愍王同时。）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唐代成玄英则在《庄子序》中提出庄子“生宋国睢阳蒙县，师长桑公子”。

　　古籍中其他提及庄子为漆园吏的所在地者，尚有《一统志》，谓庄子墓在今东明县东北之漆园城，《续述征记》说，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梁王时，庄周为漆园吏，则斯地。“中牟”有两用，一为地名，在河南鹤壁，一为县名，即今河南中牟县。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则说：“庄周，宋蒙人。不以祸福累心。为漆园吏，楚威王以千金币迎周，不应，钓于濮水。”（《河南道•宋州》“人物”条）又说：“宋城县本宋国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河南道•宋州》“宋城县”条）

　　这样，庄子就有了宋国人、梁国人和楚国人这三说，于是今人便有了庄子为山东曹县人说、河南商丘人说、河南安徽交界处人说、安徽蒙城人说等。

　　而在唐代以前，有一种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至今学者们所未注意到的。

　　笔者最近翻检几部类书，意外地发现了几条有关庄子活动的资料，其中一条最详细者明确说庄子是齐国人。

　　提及庄子活动之地的有《郡国志》，它说：曹州漆园城，庄周为吏处。曹州，据《十道志》说：济阴郡，置在济阴县，《禹贡》豫州之域。周为曹国地，后属宋，七国时属齐。汉为济阴郡，地在济水之南，故以为名。《曹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按：济阴郡治所在今定陶县西北，辖境相当于今山东菏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濮城地区。这一条资料已提到漆园城在七国时属齐。

　　还有最要的一条资料，是陈朝释智匠所编撰的一部乐书《古今乐录》中明确说明的，今录之如下：


　　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愍　王好为兵事，惯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愍王，遣使赏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在前，刀俎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便欲全身远害耳。”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

　　天地之道，

　　近在胸臆。

　　呼噏精神，

　　以养九德。

　　渴不求饮，

　　饥不索食。

　　避世俟道，

　　志洁如玉。

　　卿相之位，

　　难可直当。

　　岩岩之石，

　　幽而清凉。

　　枕块寝处，

　　乐在其央。

　　寒凉回固，

　　可以久长。

　　这条资料是治庄者从未引用过的，其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自然很难下定论，但这里有几条线索值得注意：

　　其一，释智匠为陈朝人，陈为南朝之一（557~589）。释智匠比陆德明（约550~630）、成玄英（唐初人）都要早，所说未必比陆、成二说更不可靠。

　　其二，释智匠说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这可以得到印证。《庄子•说剑》：“今夫子（庄子）必儒服而见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

　　其三，释智匠所说庄子为齐愍王所看重，欲聘以为相，陆德明虽说庄子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但李颐注说与齐愍王同时，齐愍王即齐闵王。李颐为明余干人，字惟贞，号及泉，博习典故，负才名。李颐注庄成果，为学界所推重。

　　其四，陆德明说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否认齐国曾聘以为相，而释智匠明确说齐愍王聘庄周以为相。

　　其五，释智匠文中所记庄子与齐愍王使者的对话，与《史记》本传所记文字虽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读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而《庄子》书中有两处内容与此相类。《秋水》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列御寇》说：“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从这几方面来看，释智匠说庄子为齐国人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今乐录》虽不是一部学术思想著作，而是一部乐书，但其记载有其科学性。陆德明的齐、楚尝聘以为相，李颐的与齐愍王同时之说，更证明了释智匠之说的可靠性。

　　也就是从此出发，我们认为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庄子》一书中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更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结论。

　　②庄子的齐文化渊源

　　庄子的著作是《庄子》，这部书从古至今，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迷住了多少人，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水心文集》）。从学术思想上来看，由于今传本《庄子》系晋人郭象编定，郭象所分成的内、外、杂三篇，使后人争论不已，或以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外篇、杂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司马迁看到的《庄子》为支点来确定……其实，内、外、杂三篇所包括的三十三篇文章，应该说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齐文化。《庄子》一书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不一致，只要放在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便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齐文化是包容丰富的沿海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司马迁曾感叹齐地疆域之广：“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是沿海经济，在春秋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得管仲辅助，“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通输业。到战国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其首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齐国采取“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工商业迅速发展，出产“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

　　沿海文化的民情风俗，有自己的特点，齐国“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史记•货殖列传》）“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汉书•地理志》）文化上比较放达，如齐威王“性好隐语”，好“谐”。刘勰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髡）说甘酒”（《文心雕龙•谐隐》）。由于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多，“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吕氏春秋•上农》），所以朱熹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论语集注•雍也》）。学术文化上，齐国对各种文化都能相容并包，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方技、术士、方士等百家之学，“天下谈客，坐聚于齐。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戴表元《齐东野语序》）。齐文化有很强的变通性，具体表现就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经过长期的积淀，齐国最终形成了一种智者型的沿海文化，朱熹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论语集注•雍也》）因为沿海国家“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雍也》）。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方仙道者徐福，以及众多的稷下学者如淳于髡、孟子、告子、儿说、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接子、邹衍、田巴、季真、鲁仲连、王斗、荀子等人，学派众多，流品复杂。单从《管子》一书，也足以看出齐文化的包容性，这正凸现了沿海文化的特点。

　　通观《庄子》一书，有很多地方都充分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

　　从语言风格上说，《庄子》体现了齐文化阔达的特点，《庄了•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悠远的论说，荒唐的言论，无端崖的言辞，放任而不拘执，所见不主一端，用无心之言来推衍，借重别人的话使人觉得真实，运用寓言来推广道理，这正是齐文化的语言风格。《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该篇中的“北冥有鱼”显然受这种《齐谐》语言风格的影响。《齐谐》是齐国的谐隐之书，齐威王时期就好隐语，稷下先生淳于髡曾以隐语讽谏他。好说隐语的淳于髡被司马迁放在《滑稽列传》的首位，而受《齐谐》影响的庄子，也被司马适认作是“滑稽乱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可见庄子与淳于髡的语言风格有相通之处。

　　齐文化中惯用俗语，《孟子》书中曾提到“齐东野语”，孟子弟子咸丘蒙问：“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针对咸丘蒙“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回答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孟子•万章上》）野人之语即俗语。《庄子》中也多次提到“野语”，《刻意》篇说：“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秋水》篇说：“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虽未说明是齐野语，但《秋水》是在说河伯顺流而东、至于北海、望洋而叹时引用野语的，恐怕与齐野语是有关的。

　　《庄子》中更有丰富的齐文化的内容。

　　首先，《庄子》中引用了大量或发源或流行于齐国的神话，如《齐物论》中舜的故事，“十日并出”的故事，《德充符》、《庚桑楚》中舜的事迹，《齐物论》中黄帝的故事，都是与齐文化有关的。

　　其次，《庄子》对齐国的历史文化是非常熟悉的。《德充符》、《天道》、《徐无鬼》、《盗跖》各篇中都有齐桓公的传说，《胠箧》详细论述了田成子在齐国夺取政权的事，以荒唐之言说：“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依严灵峰说）。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另外，《徐无鬼》中记有齐太公田和的传说，《则阳》记有齐威王与魏惠王的故事，《马蹄》、《天地》等篇中提到的“牺樽”，是齐国的酒器，画牺牛像以饰樽。《徐无鬼》中提及《金板六弢》，即产生于齐国的《太公兵法》。这些也都与齐国历史文化有关。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庄子》一书中在学术文化方面吸收了大量齐文化的因素。

　　如《天运》中的“天有六极五常”，《外物》中的“木与木相摩则然，金与火相守则流”、“水中有火”，《说剑》中的“制以五行”，《列御寇》中的“为外刑者，金与木也”，显然是与齐文化中的五行学说相联系的。《秋水》中的“消息盈虚，终则有始”，《说剑》中的“开以阴阳”，《知北游》中的“盈虚衰杀”，《田子方》中的“至阴肃肃，至阳赫赫”、“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则与齐文化中的阴阳说相关。

　　《人间世》所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知北游》所说“神将来舍”，与《管子•心术上》所说“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管子•内业》所说“修心静音，道乃可得”、“心能执静，道将自定”，都是非常一致的。

　　《则阳》说：“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与《管子•枢言》所说“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管子•宙合》所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管子•内业》所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本作“民”，依丁士涵校改）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山”，也是非常一致的思想。

　　《庄子•天地》说：“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宇。’”《则阳》说：“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秋水》说：“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也与齐国稷下学者讨论的中心问题相一致。《史记•鲁仲连列传》说：“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正义》引《鲁仲连子》说：“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

　　《庄子•秋水》说：“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这也是齐国流传已久的话，《史记•鲁仲连列传》正义引《鲁仲连子》说：“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里驹’，往请田巴曰：‘臣闻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缓也。’”“臣闻”二字说明“白刃交前”一语是齐国的特产。

　　《庄子•人间世》说：“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齐人淳于髡和孟子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孟子•告子下》说：“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管子•宙合》：“夫名实之相怨久矣。”

　　《庄子•秋水》说：“知道者必达于理，达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这里的“权”含有变通的意义。孟子在与淳于髡辩论时，就用过这一概念，《孟子•离娄上》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者，权也。”

　　《庄子•庚桑楚》说：“知者，接也；知者，谟也；知者之所不知，犹睨也。”《荀子•正名》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在齐国曾掌稷下学宫之牛耳，“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是齐文化的典型代表，这是没有人怀疑的。

　　《庄子•说剑》说：“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显然与齐人甘德《天文星占》中所说的“天圆地方”学说是一致的。

　　《庄子》一书先后提到许多稷下先生，《逍遥游》中的宋荣子，即宋钘，《则阳》提倡莫为的季真，提倡或使的接子，都是稷下先生。“或之使，莫之为，未免于物，而终以为过。或使则实，莫为则虚。有名有实，是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或之使，莫之为，疑之所假。”“或使莫为，言之后本也，与物终始。”“或使莫为，在物一曲。”这些思想学说，《庄子》一书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天下》篇中叙述天下方术，更是集中论述了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诸多稷下先生的学说。庄子对稷下学者这样熟悉，这就难怪英国科学史巨匠李约瑟博士曾认为庄子本人可能也是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天学》，中国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9页)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庄子对海的认识看出他和齐文化的渊源。我们知道，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但大多数时间是在鲁国。他到过齐国，但居留时间甚短，一部《论语》，只有一处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治长》）可见，孔子是在周礼行不通的情况下才想飘洋过海的。孟子在齐国居留时间比孔子长，对海的感触也很深刻。《孟子》一书提到海的地方有九次，孟子体会最深的一句话是“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尽心上》）。再看看齐国人的庄子，简直对海的习性非常熟悉了，北冥、北海、南海，都是经常提到的。《应帝王》说：“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徐无鬼》说：“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逍遥游》所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更有《秋水》中所说的河伯与北海，描写河是“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而北海则是“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北海之神若说：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河伯）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

　　对海进行这样深入细致地描写，如果不熟悉大海的习性，仅凭想像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庄子是齐国人。

　　这就足以证明沿海文化哺育了庄子，庄子是沿海文化的产儿，庄子与齐文化之间，就是这样一种永远也撕扯不开的联系。

　　③庄子思想的本质特色

　　《庄子》一书包含有这样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是否全书就没有主线了呢？应该说，主线还是有的，这就是贯穿全书的全性说和贵齐说。

　　《荀子•解蔽》在评论庄子时，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庄子只知因任自然，反对人为。《庄子•秋水》说：“牛马四足是为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又说：“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乎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所以，提倡“无以人灭天，无以故（人为）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要人保全天然的本性，顺性而为，而反对对本性的戕害，认为违反自然本性而妄有作为，只会导致可悲的下场。《应帝王》说：

    南海之帝为鯈，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鯈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鯈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这正是成玄英在《庄子序》中所说：“夫《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窅冥，钳揵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微言者也。”

　　但是，人生在世，要遇到许多麻烦，会干扰人保全真性，为此，庄子用养生说和贵齐说来完善他的全性说。

　　养生说出于人的自然天性的考虑，因为性是天然生成的，因此“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天运》），“性者，生之质也。性之动，谓之为，谓之伪，谓之失”（《庚桑楚》）。人的生命是自然天成的，要尊重生命，“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让王》）。养生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精神自由，“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要达到精神的自由，就必须摆脱感官的牵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在宥》）。精神上自由了，就可以超越生死的束缚，达到理想的最高境界：

    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

　　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可以超越“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的古之真人，成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的“真人”。（《大宗师》）可以说，养生说是庄子对自然无为的看法。

　　而对主观世界，庄子要求人们贯彻贵齐说。从认识主体的主观世界来看，认识物件是整齐划一没有差别的，这叫齐彼此。认识的物件其性质是相对的，没有任何分别，无所谓大，无所谓小，无所谓高，无所谓低，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事物质的规定性是不存在的，天地之大可以看作稊米，而毫末之小却可视为丘山。

　　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判断出是非，这叫做齐是非。“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因此，“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

　　再进一步，庄子认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与认识物件也是齐等的，这就是齐物我。“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齐物论》）这样，庄子就通过孔子之口得出一个结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德充符》）他论证说：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秋水》）


　　只要做到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也就可以做到齐死生、齐寿夭、齐大小、齐贵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精神境界。

　　从庄子的贵齐说，可以看出有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是他看到了人的认识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免带有局限性和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认识主客体的相对性、认识标准的相对性。指出这一点，无疑是庄子在认识论上的功劳，超过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哲学家。但庄子由此否认主体和客体的差别，否认认识有一定的标准，从而论证了知识的不可靠、物件的不能知，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不可知论。

　　其二是从一切物件的自身及其相互关系中揭露出矛盾，从矛盾性又说明物件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并进而否定了这些物件。从揭露矛盾方面来说，庄子哲学是有辩证法因素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庄子否定了儒墨两家形而上学的真理观，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儒家把孔子看成绝对标准，子贡有“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孟子有“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墨子•天志》）的话，都把自己当成判断真理的绝对标准。庄子能对此加以否定，所以章炳麟认为庄子旨在发明平等义，“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齐物论释》）。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庄子看来，矛盾只是单纯的破坏因素，因而他不能正确理解矛盾，从而解决矛盾，而是相反，把矛盾引向了单纯的否定，这就有了一定的消极性。

　　其三是在承认矛盾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看到了矛盾的转化。生与死，寿与夭，大与小，高与低，贵与贱，是与非，物与我，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相互转化之中。这说明他对矛盾同一性问题有所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庄子对辩证法有一定的贡献。但庄子把这种矛盾转化看成绝对的，不承认矛盾转化是要有条件的，使他把矛盾同一性无限夸大，以致掩盖、否认了矛盾的斗争性，最后也就等于取消了矛盾，否认事物的差别，必然会走入否定客观真理的道路。

　　庄子何以会形成以贵齐说为主线的思想呢？

　　首先，齐国有贵齐的传统。《庄子•天下》说：“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吕氏春秋•不二》篇也说“陈骈贵齐”，陈骈就田骈。高诱注说：贵齐，齐死生，等古今也。这种贵齐的思想，与齐国一定程度上的民主政治有关。齐威王时期，就提倡民主政治，下令：“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战国策•齐策》）稷下先生淳于髡、王斗都敢于当面批评齐宣王，事见《说苑•尊贤》和《战国策•齐策》。这种民主政治是容易引出平等思想的。

　　其次，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在客观上为贵齐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百氏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知，自老庄以下，均自成一家之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一》）当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未风俗》），王命不出宫门，诸侯独自为政，因此造成了百家争鸣、异说蜂起的局面。“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都是说的这种情况。“上不明则辩生焉（《韩非子•问辩》），而辩论起来，谁对谁错呢？庄子在《齐物论》中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借此，足可以摧毁不齐同的世界，建立起逍遥的殿堂。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的思想，有点像民主派思想家的呼喊，喊完就完，是非是可以不管的。

　　所以，庄子的思想虽然复杂，《庄子》一书前后也有不一致之处，但我们只要把他放在齐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可焕然冰释。再进一步，我们在分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不能仅从哲学史的角度，而应该从文化史的角度，这样的分析，可能会别出义蕴。

　　道家由于有老子而能成其大，由于有了庄子而能成其深，由于有了他们二人而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道家哲学体系。在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道家一直作为儒家的重要补充而存在着，共同建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殿堂。魏晋玄学是吸收儒道两家而成，由道家而使其富于哲理思辨；宋明理学是吸收儒、释、道三家而成，由道家而使其哲理更为精深。……道家的哲学是中国人永远也无法绕开的，直到今天，道家的哲学仍然是有吸引力、有生命力的哲学，你如果啜饮了道家哲学这支“生花妙笔清凉剂”，无疑会”从“领悟中得到自由”，“让您不再逃避哲学”，沐浴着道家哲学的恩泽，汲取道家生命的大智慧，为生活增添无穷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