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家学派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掀起了阵阵澎湃的思想大潮,在这大潮的涌动之中,有一股非常有影响的势力,就是道家。

　　道家向来以清静无为不慕名利而著名于世，但在这思想的争鸣和交锋之中，道家却不甘心寂寞，他们登堂入室，挑起并积极参与了百家争鸣，成为争鸣中的主将，成为当时的三大“显学”之一，与儒家、墨家成鼎足之势。

　　道家本身提倡“无为”，结果却实现了“无不为”，这是可以言说的吗？也许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吧！但从“无为”到“无不为”，这中间的转变就没有必然性？

　　如果想知道这种必然性，就只有花点功夫来瞭解一下道家的哲学了。可道家哲学博大精深，能说得清吗？

　　当然说不清，因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能够说得清的肯定不是真道家，只有在“玄之又玄”之中，才能找到“众妙之门”（《老子》一章），体会出道家哲学的无比乐趣。

　　而要瞭解道家哲学，很自然要对道家有一个总体上的瞭解。自古及今，论道家的学者层出不穷，可寻起根来，谁也不能离开《庄子•天下》篇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论六家要旨》，而去空论何谓道家。

　　什么是道家呢？《庄子•天下》篇说，以根本的道为精，以有形的物为粗，以满仓积储为不足，恬淡独与造化之神明共处，建立常无常有的学说，以绝对唯一的道为主（本体），以柔弱谦下为形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质，这就是关尹、老聃的道。

　　恍恍惚惚没有形状，变化没有常规，是死是生，不过是与天地共存，与造化之神明同往！独自和天地精神往来却又不傲视万物，不拘泥是非，和世俗相处，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忘死生者为友，这就是庄周的弘大而开阔的道，深远而宽广的道。

　　司马父子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无形之道，丰足万物，因循阴阳家之大顺，兼采儒家、墨家之善，总取名家、法家之要，与时迁移，应时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宗旨尚约容易掌握，事少而功多。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纯任自然为用，能探究万物之情而为万物生。

　　在道家学派中，荦荦而大者为老子、杨朱、列子、彭蒙、田骈、庄周。但他们虽同为道家，学术宗旨有大致相同之处，而思想深度和影响却又是不同的，只有将他们的思想一一加以审视，才有可能真正瞭解一点道家哲学。

　　老子是我国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由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墨子所创立的墨家鼎足而三，成为先秦时期的三大“显学”。但墨家在战国以后逐渐湮灭，汉以后整个学派荡然无存，影响也甚微。而道家和儒家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则一直作为两支劲旅，互相补充着，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述，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古代人们对男子的美称是“子”，对男子中德高望重的人则称“老”。老子的生卒年月不详，据有关文献推算，老子大约比孔子（生于西元前551年）大20岁，约当生于西元前571年前后。他早年作过东周王朝的守藏室史（掌管图书的官吏），有机会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谙熟典章礼制，成为知礼守礼的名人。据传孔子年轻时闻其大名，曾向他请教过周礼。事后，孔子对老子赞叹不已，把他比作龙。到了晚年，老子看到周王朝内战四起，日趋没落，衰亡已成大势，于是离开周王朝，西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出关时，被关令尹喜留住，写下了《老子》五千言。之后骑着青牛飘然离去，流落并客死于秦国。（《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又名《道德经》、《老子五千文》。全书共五千多字，分为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老子》以诗体行文，文字深奥，哲理丰富，深入人心，为世代所传诵。现一般认为《老子》并非老子所手着，而是老子后学编定于战国中期，但书中的思想却基本上是属于老子的。《老子》一书在东汉后被奉为道教经典，称为《道德真经》，老子也因此而被奉为道教教主。在魏晋时期，被称为“三玄”之一（《老子》、《庄子》、《周易》三部著作为三玄）。

　　现存《老子》通行本是三国时魏王弼的注本，其他注释还有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明焦竑 《老子翼》、清魏源《老子本义》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两种抄写本，是现今最古的《老子》抄本，纠正了《老子》在长期流传中产生的一些讹误。我们瞭解老子的思想，主要就是根据通行本《老子》，同时也有必要参照帛书本。

　　三、“道为天下母”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创立了“道”的理论，把“道”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在老子以前，“道”字的本义是指人走的道路，后引申为“方法”、“途径”，又含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意义。老子把“道”加以改造，把它演化成一个具有物质实体含义的概念。

　　老子认为，“道”这个物质实体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是宇宙的母亲。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老子》二十五章，，以下凡引《老子》，只注章次）老子把“道”说成是早在天地未辟之先就存在着的一种浑然一体的物质实体，它虽然是目不见、耳不闻，无声无形的，但却是不靠外力由自身而永远存在着，无所不至地永远运行着，成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它原先没有什么名字，就起名为“道”，因为它无所不包，弥漫一切，又可以勉强把它叫做“大”。

　　“道”作为万物之母，是如何产生天地万物的呢？老子说，“道”最初产生出元气，因为元气是浑然一体的存在，所以叫做一。再由元气分化为两种互相敌对的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对立而又统一产生出第三者冲气，冲气最后又产生出芸芸万物。（四十二章）由于“道”是不同于任何具体事物的，所以它最初是无名的，但一切有名的东西又都是由无名的东西产生的，因此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

　　很明显，老子所说的“无”并不是“虚无”，“有生于无”也不是说虚无能产生出有。“无”经常是作为“无名”来使用的，此外还作为“有”的对立统一物来使用，强调有、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老子用车、器、室对这种有无的统一加以说明，车子只有三十根辐条还不行，一定要有没有辐条的“无”的部分才能发生车子的作用；用泥做成的陶器，也是因为有器皿中间的空虚部分才能盛东西；房屋只有门窗墙壁还不行，还要有室内的空间，才能让人居住。这里的“有”和“无”都是具体的，“有”和“无”的统一也是具体的，“无”并不是指的一切虚无，而“有”之所以能给人便利，也是因为“无”并不是指的一切虚无，而“有”之所以给人便利，也是因为“无”与它相配合，才使“有”发生作用。（十一章）

　　老子认为,”道”本身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由“道”化生万物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道”以它自己本来的样子为根据，它本身的内在原因决定了它自身的存在和运动、化生万物，而不是靠别的原因。（二十五章）老子的“道”论，其积极意义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是否定了天帝的存在。自上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主宰，就是上帝，又叫天帝。天帝不仅有意志，而且会喜怒哀乐，既能主宰神的世界，也能主宰自然和人的世界，甚至人间的帝王也要由它来指派。这是一种神学观念，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禁锢着人们的灵魂，使人们对天帝一直存在着畏惧的心情。对这种观念，老子用“道”来进行破除。天没有意志，没有赏善罚恶、支配人类的能力。天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物，是一种自然状态。如果说有天帝的存在，那在天帝之先就已有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存在，它是构成自然万物的原始材料，老子把它叫做“道”。（四章）这样，就用物质实体“道”取代了有人格的天帝的存在，这是人类思维进步和深化的表现。

　　其二是突破了用具体实物来说明世界总根源的局限。老子以前，也有些思想家从自然界中选取某些具体的实物来说明世界的构成。如《尚书•洪范》篇的作者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的总根源，《易经》的作者则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物来作为世界万物的起源，这些学说的可贵之处是从自然本身去说明世界的原因，试图从复杂多样的自然界中找出统一的物质基础，但它们都是用部分说明全体，用个别说明一般，思维的水准还停留在实物性的低级阶段。用这种实物来代替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天帝，在理论上还难以作出有力的说明。而老子从纷繁复杂的物质世界中找出了“道”这个总根源，就既说明了世界的多样性（“道”生万物），又说明了世界的统一性（万物最终复归于“道”）。这是老子高出于前人的地方。

　　但老子为了突出“道”作为天地万物总根源的特殊作用，又把它描绘成“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十四章），是无形无象的，玄远幽微，深不可测，有时干脆就把它叫做“无”。这个“无”虽是无形、无象、无限、无名，而不是虚无，但容易给人造成“无”中生有，“有”又生出天下万物的错觉。这种理论上的疏忽，恐怕也是老子所始料不及的。

　　四、“反者道之动”

　　老子最突出的贡献是在辩证法思想方面。老子系统地观察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从中发现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在自然界，大与小，多与少，上与下，远与近，轻与重，白与黑，寒与热，生与死，静与躁；在人类社会，美与丑，善与恶，强与弱，祸与福，荣与辱，吉与凶，是与非，贵与贱，贫与富，治与乱，巧与拙，真与伪，公与私；这些都是相反相成、相互依存的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而事物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共处在一个对立的统一体中。老子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恒也。”（二章）老子把有与无、难与易、长与短、音与声、前与后看作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一方是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的。老子把这叫做“恒”，即是永恒的道理。事物正是在矛盾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事物的矛盾又都是相反相成的，是以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同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是有统一性的。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 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这是说，委曲反能保全，弯曲反能变直，低洼反能充盈，陈旧反能变新，少取反会获得，多智反能迷惑。在这里，老子看到了，没有“曲”也就没有“全”，没有“枉”也就没有“直”，没有“洼”也就没有“盈”，没有“敝”也就没有“新”，这些对立的方面都是互为存在的前提。

　　老子还深刻地论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任何事物矛盾的双方无不向它的相反的方面转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完全成为相反的东西，这种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老子把它叫做“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是道的运动。例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邪？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五十八章）这是说，幸福和灾祸这两种对立因素，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灾祸紧邻着幸福，幸福潜伏着灾祸。谁会知道它们的究竟呢？难道没有正常的标准吗？正常随时可以变为奇特，善良随时可以变为妖孽。总之，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三十章），“兵强则灭，木强则折”（七十六章）。为了防止事物的这种急剧的转化，就必须去掉那些过分的、极端的措施。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事物走向另一个极端。为此，老子提倡“不争”，要用柔弱来胜刚强。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这就是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论起攻击坚强的力量来，又没有能胜过水的。正是由于水有“不争”的品质，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人虽深知什么是雄强，却要安于雌柔；虽深知什么是荣耀，却要安于卑辱；虽深知什么是洁白，却要安于昏黑。因为，处于柔弱的地位，就预示着必然会转化为刚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四十三章）。这里，老子把柔弱胜刚强当作一种绝对的规律，不能认识到弱要转化为强不是无条件的，不是靠“不争”，而是有条件的，要有积极的进取，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认为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柔弱的东西中又有不可战胜的因素，这种思想对促使人们认识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又有积极的意义。

　　根据“反者道之动”的原则，老子还强调要达到某种积极的结果，先要从它的对立方面去做起。比如，要做一件困难的事情，就要先从容易的做起；要做一件大事，就要先从细小的事情做起。因此，圣人始终不贪图做大事，所以才能完成大事。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六十三章）因为道理很简单，合抱的大树，是从极小的树苗生长起来的；建造九层的楼台，是开始于垒土筑基的；走一千里的远路，是开始于脚板底下的。这就是老子说的“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老子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朴素辩证的方法论，隐含着由量变到质变的法则，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他这样要求人们按照辩证的原则办事，是很有效的方法。老子还认为，如果不这样做，而是把事情看得很容易，违背事物发展的一定秩序、超越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去莽撞办事，就会取得相反的效果，“多易必多难”（六十三章）

　　把对立面的互相联结和转化的道理运用到军事战略战术上，老子又提出了一套出奇制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老子说过，对于自己的敌人，要创造一些不利于敌人的条件，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想要削弱他们，必须先暂时增强他们；想要废毁他们，必须先暂时兴起他们；想要夺取他们，必须先暂给予他们。（三十六章）这是一套“欲擒故纵”的高明手段，是一种深沉的预见。这套军事上的方法论后来还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对付人民的阴谋权术；而人民群众也经常把它作为克服顽强敌人的武器。

　　总之，老子系统地阐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在运动着、变化着，任何事物都有生灭、盛衰和消长的过程。狂风刮不到一早晨，暴雨下不到一整天，是谁使它这样的？是自然。自然尚且不能长久不变，更何况是人呢？（二十三章）老子正是这样生动地说明了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着。但正是由于这样，老子的辩证观主要是从直观中得来的，因而是原始的、朴素的，还缺乏抽象的科学论证。这就使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一些局限性。它只注重柔弱，而反对积极的进取。尤其是它不强调斗争，主张“不争”，往往过分地强调了矛盾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而忽视了斗争性的一面，因而就含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老子辩证法思想的这些局限一方面是时代造成的，一方面是受阶级立场限制的。老子的时代已如前述，而他的阶级立场则要通过社会政治思想才能看出来。

　　五、“小国寡民”和“无为而治”

　　老子所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是一种原始的村落社会。它是自然的，而不是文明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强权的；是自给自足的，而不是交易互利的；是静止的，而不是活跃的；是小规模的，而不是大规模的。在这种社会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器物，但用不着使用它。大家都不用出远门，所以虽然有车船，但也用不着去乘坐它。这里没有战争，虽然有兵器，也没有地方去用。在这里没有使用文字的必要，用古代结绳记事的办法就行了。人人都吃得香，穿得好，住得安适，过得快乐。一切都是平静的自然状态，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也没有互相欺诈，所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

　　老子要求在这种社会中生活的人，都要知足守分，随遇而安。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他强调过分地吝惜，必定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过多地收藏，必定会造成更多的损失。知道满足，便不会遭受困辱，知道停止，便不会遇见危险，这样就可以长久安全。（四十四章）老子认为要做到这种地步并不容易，必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就是外表要单纯，内心要纯朴；要减少私心，要免除嗜欲。一旦有了啫欲，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十二章）。所以人应该只求把肚皮填饱而不求眼目的餍足，“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三章），肚子吃得饱饱的，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去管它，这样就可以随遇而安了。从这方面来看，老子所代表的，是一种小农阶层的利益，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和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思想都是小农阶层心理状态的反映。

　　在老子的理想社会中，人人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由。但既然作为社会，就会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统治者，就不会有充分的自由。于是老子提出统治者应该实行“无为而治”的办法，他认为作王侯的应该少出主意去指挥老百姓做这做那，不要去过多地干涉老百姓，要让万物自己生息，百姓自己去自由自在地生活。对于一切事物，都应该因任其自然的状态，随顺其自然的趋势，而不以人的意志左右其间，这就叫做无为。强为无疑于揠苗助长，只会戕贼自然和社会的无限生机。所以越强为越是要失败，无所作为而听其自然发展，社会倒可以达到治理的目的了。所以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老子强调统治者要按自然无为的原则辅助万物自然运行，而不要有意作为，这就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

　　另一方面，老子对老百姓也要求做到“无为”。他认为统治者废除礼乐刑政，一任无为自然，实行无为而治，天下就可以太平了。但如果老百姓智慧太多，就足以引起他们的迷惑，促进利欲的念头滋生，“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因此，老子说，自古以来能把天下治理好的统治者，都不是启迪民智，教人民更聪明，而是要教人民更愚昧。用智来治国，是国家的祸害，不以智治国，才是国家的幸福。

　　可见，老子的无为，既有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有对老百姓的要求。对统治者的要求，限制了统治者欲望的无限膨胀，而对老百姓的要求，则剥夺了老百姓受教育、有文化的权力。所以这种思想是无法实现的，统治者不可能这样做，老百姓也不可能这样做。

　　事实上，老子也确实看到在现实的社会中，统治者们都没能做到无为，而是用刑杀、礼制、法令、重税、战争等等有为的措施来对付人民，他们本想用有为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但结果是越有作为，社会就越是混乱。因此，老子反对刑杀，认为老百姓不怕死，为什么要用死来威吓他们？反对法令，认为法令越明，盗贼越多。反对重税，认为老百姓闹饥荒，是因为统治者征税太多而造成的。反对战争，认为军队驻扎过的地方，到处长满了荆棘，大仗之后，必有灾荒。老子尤其反对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贪得无厌地剥削人民，他对苛政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统治者宫殿很整洁，但田野荒芜，仓库空虚，统治者衣饰华丽，腰佩锋利的宝剑，美味饱食，占有多余的财富，真是一些强盗头子。（五十三章）

　　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只能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因为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制社会，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而且是人类社会必经的一个阶段。虽然在这一阶段由于私有制的出现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剥削，出现了人压迫人的现象，出现了弱肉强食的战争，但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也都不能把它拉回到原始的村落社会，去重新过那种结绳记事的生活。从这方面来看，老子的思想是消极的，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但在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又提出了一些对于剥削和压迫的批判，论证了剥削制度的不合理，这正是他的思想的积极的一面，对后来的进步思想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六、“涤除玄览”

　　老子把“道”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把“道”看作人类的认识物件。作为天地万物总根源的“道”表现出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最大规定性，具有本质与现象、可能与现实、个别与一般统一的内容，但它又并不直接就是物质世界中的现实事物本身。老子对这种总根源和具体事物的关系是模糊的，还不能彻底理解“道”作为总根源必定寓于天地万物的个体之中，因而不懂得必须通过各个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和把握“道”，而是相反，认为认识“道”就是最根本的认识，无须再去认识具体的事物，这就常有以“道”观物的特点，并由此而形成轻视感性认识、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的错误。

　　老子承认，人类有一种追求具体事物的知识，这可以称作“为学”。“为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观察，根据事物的本来的面貌，而不能带有任何附加条件，也不要受情感欲望的影响，要“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五十四章）。认识一身要通过一身来观察，认识一家要通过一家来观察，认识一乡要通过一乡来观察，认识天下要通过天下事物来观察。这种对外物的知识要积累，越多越能认识事物，所以说“为学日益”（四十章）。但老子认为认识具体的事物，不是认识的目的。认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总根源——“道”。

　　怎样才能认识“道”呢？老子认为，认识“道”，不能用一般认识具体事物的方法，只能用内心直观的方法，从复杂的、多种多样的耳闻目见的感觉经验中解脱出来，必须用更高的理性概括，才能站得更高些，才能认识“道”。这就叫做“涤除玄览”（十章）。就是让人们把内心世界打扫得乾乾净净，把心中的一切欲望都去掉，使它像一面清澈幽深的镜子，不受一点外来的干扰，不沾染一点灰尘，这样就可以使万物自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圣人是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认识的，所以有“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的本领，他们可以“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四十七章），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的事情，不望窗外就能认识“天道”。

　　从此出发，老子从根本上反对去认识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更排斥用感官去接触客观事物，甚至想干脆取消感性认识。他提倡人们要塞住耳目鼻口这些感觉器官的窍穴，关上感觉的门户，才能终身不受困窘；相反，如果积极地去感知外界的事物，那将会终身困窘而不能自拔。老子认为，越是广泛地去接触世界，得到的知识就会越少，而圣人没有经历什么事情，却什么都知道，没有看见什么东西，却什么都明瞭，没有干过什么工作，却能得到成功。（四十七章）这是因为他们用静观的方法把握了“道”，而把握了“道”，也就抓住了事物的主要原则，这就好像抓住了一张鱼网的纲（大绳），目（网眼）自然也就张开了。

　　老子强调认识“道”不同于认识具体事物，这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排斥感觉经验在认识事物中的作用，不懂得只有研究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也不懂得只有认识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这样就把认识变成了没有感性基础的空中楼阁。而且，他虽然强调理性，但这种理性并不是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抽象概括，而只是用内心的“玄览”来认识“道”，用“静观”来通观万物的神秘方法。老子试图追求通过理性直观即神秘的内心直观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绝对同一，即深奥的同一的境界。这样的理性直观，只能把人们的认识引入迷途，最终既否认了感性认识，也否定了正常的理性认识，甚至走上反对求学问，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十九章），即抛弃一切智慧、抛弃一切学问的道路。可见，老子的认识论比他的其他思想带有更多的消极性，成为后世统治者宣扬蒙昧主义的理论武器。

　　七、 老子的影响

　　老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哲学家，他以九流百家之祖的姿态在春秋末期就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维水准。老子的思想几乎涉及到以后各种思想派别所要共同探索的一切重大思想问题，他的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比老子略晚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老子劝诫他要去掉骄气和多欲之心，对此孔子铭感在心，并在一生的生活道路上受用无穷，因此孔子对老子十分佩服，把他比作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的龙。

　　在思想上受老子影响最大的是道家，其他学派如儒家、名家、法家也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战国时庄子，司马迁说他“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后来史书多以老庄并提。不过庄子在思想方面主要是相对主义，是受老子辩证法中的消极面的影响。战国末期的荀子则受老子天道自然的影响，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的天道观，把儒家传统的有意志的天，改造成为物质自然之天。战国末年的韩非，写有《解老》和《喻老》两部著作，通过对老子的“道”所作的唯物主义的阐发，提出了更为明确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认识论。战国末到秦汉之际，有人假托传说中的黄帝，着所谓《黄帝书》，与《老子》并列，称为“黄老道家”。在汉初，老子的“清静无为”和“无为而治”的思想适应了长期战争以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形势需要，先是由萧何任齐国相国，以精通老子思想的胶西盖公为师，用黄老之术治齐九年，大有成效，被称为贤相。后曹参又继萧何任汉朝相国，仍然采取清静无为的政策。从汉初到文帝、景帝之治，黄老之术，主要是老子思想作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六七十年的时间里，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国家也富强起来。到汉武帝时，独尊的儒术才取而代之，老子的思想不再起支配政治的作用了。

　　东汉后期，道家演变为道教。道教以老子为始祖，老子成为道教教主，并被尊为“太上老君”、“老君”。道教创立之后，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都曾加以利用。封建统治阶级既利用道教来麻痹人民，又利用它来进行内部斗争。而农民起义也经常把道教作为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具，道教又起了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

　　魏晋时期，玄学大盛，新颖的思想冲击了陈旧的礼法和汉儒的繁琐、迷信，出现了标志着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魏晋玄学受益于老子者很多，如何晏着《老子道德论》，王弼着《老子注》和《老子略》，都撇开了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探讨内在的宇宙本体，他们提出的“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讨论了本末和体用问题，使玄学的理论思维水准更提高了一步。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更为抽象思辩的社会思潮，本来是儒、道、佛三家合流的产物。但其抽象思维的水准之所以高深，主要是来自于道家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了老子的宇宙生成和万物化生等思想，提出了“道在器先”、“理在气先”等命题，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将道家的本体思想、儒家的伦理思想和佛教的一多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更为思辩的理论体系。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撰着《老子衍》，更为系统地发挥老子的思想，明确提出了“物道为体，而物即道也”的命题，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水准，成为古代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

　　老子的思想不仅在古代思想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远的不必说，毛泽东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过老子的思想，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批判地改造和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

但是，老子毕竟离我们太久远了，他当然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给我们提供更为有益的思想。而且，由于《老子》一书仅五千余言，文约义丰，言简意赅，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自古以来，研究者们对老子或誉之则过其实，或毁之则失其真，结果不是拔高了老子，就是贬低了老子。时至今日，我们清醒地看到，老子的思想体系，代表了当时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水准，尤其是他的辩证法思想，更是我国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这就要求我们，应更为积极地批判地吸收老子思想中的优秀成果，以便进一点提高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