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旅游开发是目前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道路上最为适度化的选择。对生态博物馆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关键还在于要使当地居民树立一种文化主人的意识，只有真正形成一种文化自觉状态时，才能使当地最终达到社区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最优化。

　　【关键词中国生态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开发文化自觉

　　Abstract: Tourism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choice now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Eco-Museum. It is the key for a reaso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at to make local people be a master of culture. Only when th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has been formed，the community economy，society and environment benefits can be optimized

　　Key words:ChinaEco-museumCulture heritage protectionTourism development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一、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概况

　　1971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第九次大会在法国城市格林诺布举行期间，法国人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ere）和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提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名词“生态博物馆”（Eco-museum）。生态博物馆观念，是基于对传统博物馆将文化遗产搬移到一个特定的博物馆建筑中，而使这些文化遗产远离了它们的所有者和所处的环境，因而使原生的活的文化成为僵死的记録这一弊端的认识而建立的。具体而言，生态博物馆是将某一特定社区或某一特定区域整体作为博物馆，包括其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强调社区历程的整体保护与协调发展的统一。

　　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博物馆发展的新高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一方面，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先进国家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失衡及传统文化的退化，甚至消亡的现象也在中国重演着，幷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对生态环境及传统文化的保护日益为中国社会所关注，中国博物馆界也开始关注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博物馆已经发展到1000多座，博物馆也需要改革自己，寻找一种扩大保护文化遗产以服务社会的新形式。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新的博物馆形式，因其理念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合理性与前瞻性，得到中国博物馆界的一致认可。因此，自1986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的学术季刊《中国博物馆》杂志开始较集中地翻译介绍了一批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生态博物馆理念随之传入中国。从1997年起，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合作在贵州兴建了4个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这种民族村寨型生态博物馆已成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主要形式，目前已发展到20多座，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和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国外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都遵循着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原地保护的原则。但与国外生态博物馆多选择建在已经现代化和人民生活富庶的村镇、旧工业区和城市中的历史街区不同，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大多集中建于一些未被开发的偏远山村，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随着大规模城乡建设的持续展开，不断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使大量的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与此相应的，这也造成了中国保存完好的民族传统文化大多集中于一些未被开发的偏远山村的事实。相对封闭和有限的对外交流，虽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但同时也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国化”色彩。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马吉曾在其《关于中国贵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博物馆考察报告》一文中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的这一重要特征作过一番概述：在中国生态博物馆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保护中国各地各民族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可以说，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除了保护文化外，还要肩负起消除贫困、发展当地经济的责任〔1〕。换句话而言，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生态博物馆在中国就必须是一项由政府领导的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系统工程。

　　二、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旅游开发

　　1.实施旅游开发的必要性

　　中国的生态博物馆有着诸多的先天不足与营养不良的缺陷。首先，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方面看，文化保护是建立生态博物馆的最终目的所在。不可否认，文化保护的首要前提一定是金钱上的投入。作为一种非盈利性活动，文化保护需要大量资金用于相关文化信息资料的收集、相应设施的建设或改造、文物的保护、公共场所的修缮、社区居民的教育、管理人员的必要开支等；另一方面，文化保护不同于单纯的文物保护，它是动态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投入，既要关注社区居民的现状，更要为其谋求发展〔2〕。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生态博物馆：它是一种经济高度发展之后的产物，是在具备较为雄厚的保护资金基础下产生的。在西方先进国家，政府会从政策、资金以及在管理政策上给予生态博物馆很大的支持。但在中国，目前政府似乎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资金用于这一新型博物馆的发展。资金、政策以及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缺乏，都使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显得步履维艰。

　　其次，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大多建于相对封闭偏远的民族村寨，那里的居民很大程度上面临温饱问题，还在为如何脱贫而努力，完全不可能去考虑如何进行文化保护方面的问题。因此，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不可能在这些偏远村寨自发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生态博物馆在偏远村寨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和专家把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产物。对这些地区的居民而言，生态博物馆完全是一种超前的行为，长期的封闭生活使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文化反思和自觉的能力。我们所谓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地居民看来只是他们生活当中普普通通的一部分，他们缺乏知识去界定和解释自己的文化，更谈不上对自己的文化遗产进行认同和保护。除此之外，随着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他们封闭落后的生活状态一夜之间完全展示在世人面前，这实际上也是一次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实际文化的接触和交往中，强势文化必定会对弱势文化起到更大的作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有效地避免弱势文化的退化，继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关于现代化的本土性发展的观点似乎能给予我们启发。在萨氏的此观点中，文化的本土性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越发达，他们的传统文化越能发展下去〔3〕。从这个层面上看，地区传统文化保持其独特性所需的条件与当地居民要求脱贫的要求不谋而合，经济的发展被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应该如何发展当地经济呢？

　　在当今“全球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东西正逐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同一化”，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化也由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传统文化已不再被认为是现代发展中的累赘或绊脚石，而是被视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龢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模塑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4〕。从本质上看，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是相互嵌入的。文化的资本化、资源化、经济化不仅仅是文化的经济价值转化，还是文化的民族性凸显。于是，在中国生态博物馆面临的文化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面前，旅游作为一种盈利性的文化双向交流活动，被中国的生态博物馆所采用实施成为了一种必然。通过开展旅游活动，一方面，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当地也能通过旅游向游客更好地展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游客所带来的外来文化也能在无形中促进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调适与优化，从而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2.实施旅游开发的可行性

　　中国引入生态博物馆概念之后，开辟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展示的新模式，并逐渐辐射到以特定社区为空间载体的“族群”文化保护中〔5〕。可见，生态博物馆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博物馆概念，更是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当然，这一工程主要是通过对当地文化的整合保护以及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中得以实现的。封闭的生活环境虽然使社区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完好保留，但同时也造成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滞后、观念与教育的落后，外界又往往将其淳檏、自然的一面视为落后、原始，从而在他们的民族心理上沉淀了弱势群体的自卑感。因此，如何重构其文化与身份上的认同将会是中国生态博物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的主要任务。

　　在理论上言及族群认同，往往是在一定的血缘、亲族、信仰、语言、地缘等因素组成的“原生纽带”的基础上产生和延伸出来的一种内聚外斥的力量。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民族（族群）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6〕但在具体的实际生活中，民族文化和族群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和重构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所进行的认同依据和标准除了“原生纽带”可以作为一种驱使与促进的力量外，其他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成为促进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工具。旅游开发无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种促进工具。

　　旅游活动，尤其是民族旅游很大程度上是以“异文化“的体验为动力的。在这种体验中，必然要发生文化接触和交流等问题。民族旅游是以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底色，而民族传统文化又是以族群对自身及其文化的认同为知识背景和逻辑依据的。于是，在民族旅游中，当地的族群及其文化认同意识和价值便会很自然地在游客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与交流当中浮现出来。在民族旅游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动力下，当地族群主体从未像现在这样热衷于挖掘自己的历史、表述自己的文化、正视自己的与众不同，也从未想过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居然可以如此“值钱”。虽然旅游开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盈利，但却创造了一个让外界更深入瞭解、认同该文化的途径和平台，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让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价值认可的方式。这种内力与外力的相互作用，成为当地传统文化的动力因素，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由原来的被动转变为现在的主动状态。简言之，旅游开发在民族意识和认同方面的重构与促进作用，为其在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开发实施提供了可行性。

　　3.实施旅游开发所面临的问题

　　因为旅游开发在中国生态博物馆实施中所具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使其成为了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道路上，不是最优化但最为适度化的选择，但具体的现实情况真会像我们之前预料的那么理想吗？

　　生态博物馆建立后，尤其是实施旅游开发以后，当地文化在原来封闭环境下逐步变迁的模式被彻底打破，现在的变化是迅速的、整体的、全方位的。这些社区的民族文化是在主流文化包围中的弱势文化，当内部文化动力不强的群体，在受到外来游客带来的经济势力和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时，往往会意识到自身文化与主流文化、自己的民族与主体民族之间有着巨大差别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价值产生怀疑，对本民族文化变得不自信，甚至自卑。无论是对当地的居民，还是对当地的政府来说，长期的贫困使得他们都期望通过旅游开发来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远比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愿望来的更为强烈。在他们看来，光靠“保护”是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开发”对他们来说，具有更实际的意义。因而在地方政府方面，“文化保护”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开发”项目；而在当地居民这一方，保护过程是被强加的，也是被动接受的，“开发”也才是他们当下更为迫切的现实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最快地实现经济利益的获取，当地居民没有经过过多思考，就匆忙地将自己的全部文化“资本”拿来做交换。至于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交换”是否公平，通过这种交换，他们能除了能换回有限的金钱外，还能换到什么，又剩下什么，对于这些问题，当地居民根本无暇顾及。因此，生态博物馆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即如何在“开发”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关于这一点，早在2005年雨果·戴瓦兰就已在《中国生态博物馆论坛笔记》提到：“由于选择作为生态博物馆的村寨将在日后会变得对旅游者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村寨居民没有充分准备好面对危险和挑战，在许多的诱惑面前，小规模的村寨（上百居民）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会变得非常脆弱。”〔7〕此外，当地居民在与外来游客接触时，也会开始在服饰、语言、行为方式等方面效仿游客，渐渐抛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当一个民族开始主动放弃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后，该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为了迎合游客的旅游动机和心理需求，生态博物馆所在的社区会在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人为地加以改造，这对民族文化内部独立的传承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未必是一件好事。众所周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有着很大的关系。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属性来自于那个特定族群内部具有一种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意识”，那些外在的东西，服装、居式、歌舞等都是这些民族意识的外在表现〔8〕。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当地的传统文化，甚至传统生计方式和经济结构都被卷入旅游开发中。服装、歌舞等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首先成为旅游影响下的文化产业化的改造品。有时当地居民还会根据游客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把本不属于本民族的文化强硬移入，大大地损坏了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在旅游开发中，文化产业化使许多空洞的文化符号不断地从原来的传统文化中生产和制造出来，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意义，但传统文化也开始变得片断化与空洞化。在民族服装、饰品等的“商品价值”大幅提升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符号所象征的“认同意识”却在无形中降低了，无形中扼杀了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民族主体的现实选择性。皮之不存，毛将附焉。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失去了独立的传统机制与动力，最终只能成为“没有灵魂的外殻”。 

　　民族旅游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旅游开发项目，它的前景发展如何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情况相依相存。适度的开发的确可以强化当地居民的自我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在恢复与维持当地文化传统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过度的旅游开发不仅会使生态博物馆发展成为充满商业文化气息的旅游民族村，与生态博物馆的初衷背道而驰，而且民族文化的逐步丧失也会使民族旅游失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因此，实施了旅游开发的生态博物馆更应在这种创新参与过程中改变和重塑自己的形象，同时注重保持当地传统价值和历史特性。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生态博物馆都不应成为旅游机构的一种复制品。

　　三、结语

　　旅游开发是中国生态博物馆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由于中国客观存在的具体国情，旅游业往往是被作为一项扶贫项目被引入生态博物馆所在的民族村寨，并将村寨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旅游开发中。由于这些村寨往往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在文化、环境上更加脆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对旅游开发过度依赖的心理。在旅游带来的强势文化的侵袭下，原本就不强的文化传承内部机制变得更为薄弱。之前的梭嘎生态博物馆、西江生态博物馆等的前车之鉴已经对我国后续建设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敲响了警钟：在进行生态博物馆建设以及进行旅游开发前，必须要对整个村寨有一次较为完整彻底的内部评估。当地居民作为文化的载体及其主人，必须要使他们树立起文化主人的意识。村民一旦认识了自己文化的价值以后才会珍惜自己的文化，这就是一种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任何专家学者所不能代替的。因为村民的感受是一种文化传承意识，这种感受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中，达到了如同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的自觉，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生态博物馆进行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时的核心内容之一。只有当当地居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达到一种自觉状态后，才能真正激发出地方文化的原创力，并最终达到达到社区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最优化。当然，要想使当地居民树立起一种文化主人的意识，并不是一个光靠纸上谈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这种意识的培养更需要的是专家、政府与当地居民在具体实践活动的一种关系互动。因此中国生态博物馆的未来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周羽（桂林博物馆，馆员。）

　　注释：

　　〔1〕 毛里齐奥·马吉：《关于中国贵州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生态博物馆考察报告》，《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文集》。

　　〔2〕 肖星、陈玲：《基于生态博物馆的民族文化景观旅游研究》，《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3〕 转引方李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社会背景——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思考》，《民族艺术》2007年第4期。

　　〔4〕 方李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层社会背景——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思考》，《民族艺术》2007年第4期。

　　〔5〕 潘守永、覃琛：《龙脊壮族生态博物馆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6〕 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

　　〔7〕 雨果·戴瓦兰:《中国生态博物馆论坛笔记》,《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文集》。

　　〔8〕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页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