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歌圩是壮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民间性与传统性，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回顾了歌圩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反思，从而探讨歌圩如何在全球化中实现传统向现代性的转变，以显示自我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歌圩文化文化多元化大传统小传统现代化语境

　　Abstract: The Song Fair is a traditional culture of Zhuang nation. It has conspicuous characteristic of nationality, folk and tradi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Folk Culture of our country. This article simply reviews and introspect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the Song Fair in the recent hundred of years, and discuss how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n globalization. 

　　Key words:Song Fair cultureCulture diversityGreat traditionLittle traditionModernization context

　　《壮学丛书·总序》中对“歌圩”的定义是：所谓“歌圩”，壮语北部方言叫“圩蓬”，意为欢乐的圩场；南部方言叫“航端”，意为峒场圩市。因其群集欢会酬唱，情如欢乐地集市而得名〔1〕。歌圩是根植于壮族社会土壤中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之一。但这一拥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藴的民族文化，她的命运却总是在一次次的社会变革中起起伏伏。随着封建时代的终结，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歌圩也随之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从1918—2010年，近百年的历史中，歌圩文化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一、歌圩文化的百年发展历程

　　1.时代的春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歌謡运动

　　在封建时代，歌圩从未登上过大雅之堂，且被正统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一再排挤和遗忘。尽管有人曾对歌圩进行过记载，但仅散见于一些零星的笔记散文中。真正论及歌圩文化被发掘、整理，却是始于“五四”前后的民俗研究与新歌謡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契机中，包括壮族山歌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歌謡开始引起社会知识精英阶层的关注。

　　新歌謡运动始于1918年春，北京大学歌謡的征集。刘半农、沈尹默和周作人等文化名人纷纷投入其中，并创办了《歌謡周刊》杂志。1924年北京大学学生刘策奇（刘为广西柳州人，民俗学热心者）写的《僮语的我见》的论文刊登于北京大学《歌謡周刊》第54号。刘策奇还与莫耀南、白扬熙合作，于1918—1922年，先后收集了柳州、象州等地的壮族民歌，在《歌謡周刊》上发表了100多首〔2〕。同时，刘策奇还发表了多篇关于山歌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提及到了壮族的山歌及歌圩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物——刘三姐（或称刘三妹）的故事。由此开始引起一部分学者的重视。

　　且不论当时这些学者的动机如何，单就壮族的歌圩文化发展走向来说，正是在这样的一场文化运动中被重新发掘、整理、出版和研究，并由此获得了新的意义，为以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2.时代的烙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革命通俗文艺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也预示了中共中央的文艺主张，即重视民族形式问题，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劳动人民要如何享有自己的文艺等等，简言之，就是提倡一种“革命通俗文艺”。 1958年，毛泽东同志指示“收集民歌”，仿照古代盛世采风，以观民情。举国上下，顿时掀起了一场罕见的，全民办文艺的“新民歌运动” 〔3〕。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中，刘三姐这一古老的壮族传说故事也被搬上了现代舞台。1959年，广西柳州彩调团排练了彩调剧《刘三姐》并将剧本发表。在当时的创作过程中，柳州市创编组，曾分头到民间采访，收集了近20000多首民歌，200多本传说，几十种民间曲调，还有大量的有关刘三姐的故事传说。在剧本的修改和排演过程中，柳州市彩调团直接访问过的民间老歌手就有100多人，而南宁专区文工团在音乐创作中，也在广西各地收集了大量的民歌曲调（南宁的歌舞剧剧本草稿竟达30万字）。剧本一经发表，大受欢迎，各地剧团纷纷上演。1960年春，广西100多个剧团云集南宁参加《刘三姐》汇演大会。汇演大会组织创作力量，以彩调剧《刘三姐》第三方案为基础，吸收各地剧团演出脚本的精华，整理改编成民间歌舞剧《刘三姐》，在北京、天津、长春、沈阳、上海、广州、武汉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巡逥演出，前后历时将近一年。难怪有学者称歌舞剧《刘三姐》，是继延安时代对汉族旧秧歌剧和旧戏曲的改造后，在中国大陆舞台上出现的一个少数民族剧种被改写，并被纳入官方通俗文艺的最成功的例子〔4〕。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刘三姐的故事搬上了电影荧幕。《刘三姐》是新中国第一部音乐风光故事片，片中悦耳动听的歌声与美丽的桂林山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歌舞剧和电影《刘三姐》充满了浓郁的壮族民间文化，刘三姐的形象也在60年代风靡全国，变得家喻户晓，几乎人人都会唱几句刘三姐的山歌。通过刘三姐的歌舞剧与电影，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壮族的歌圩文化，这一最具壮族文化特色的元素在全国观众面前展示出来，壮乡“歌海”的形象也由此确定下来。

　　3.时代的机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歌圩文化的大发展

　　歌圩是民间约定俗成的文化惯例产生的成果〔5〕。然而进入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大众文化以及新的娱乐方式的冲击，壮族传统的以歌传情，以歌择偶的社会基础逐步消失，歌圩文化日渐衰落，大有“歌海”变“桑田”之势。如何传承与发扬歌圩文化，成为广西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政府、企业、学者与民间的合力作用下，歌圩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自1993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了广西国际民歌节。1999年，广西区党委、政府决定将举办了6届的广西国际民歌节更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每年由南宁市政府主办。〔6〕到2009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成功举办了11届。同时，随着现代交通、市镇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乡间野外的歌圩逐步移至中心乡镇和县城。2003年4月8日至10日（农历三月初七至初九）是田阳传统的敢壮山歌圩节活动的日子，田阳县人民政府第一次以县级人民政府的名义，在敢壮山隆重举办“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歌圩”活动，前来观摩的有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教授。直接参加歌圩活动的周边各族群众，据不完全统计超过20万人。到了2004年，敢壮山布洛陀传统歌圩活动期间，就进一步升级为“百色市首届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 〔7〕。除此之外，还有广西武鸣县城三月三歌圩，崇左市的5.16歌圩等等，常常出现5万人以上，乃至十几万人日夜狂欢的盛况。可以看出，民俗节庆化、旅游民族民俗化的歌圩相比较以前而言，规模越来越大，活动内容越来越丰富，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歌圩已成为不同身份的人庆祝狂欢的场所。

　　以上简要回顾了壮族歌圩文化近百年来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在逐层推进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歌圩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让国人开始认识到，除汉文化外，还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此仅局限于上层的知识精英阶层；五六十年代通过对山歌的民间采风，把刘三姐的形象搬上现代舞台及电影荧幕，用一种通俗的文化表现方式，把歌圩文化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九十年代至今的歌圩，则是发展成一个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的盛会，不仅是对歌圩，对广西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来说，也具有历史性的跨越。

　　二、对近百年来歌圩文化的反思

　　研究近百年来歌圩文化的发展历程，不只是要整理歌圩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况，更是要透过这些发展情况进行反思，从而使歌圩，甚至是民族民间文化在新时期能获得更好地发展。

　　1.歌圩在文化上的不平等地位——“我者”与“他者”关系的误读

　　辛亥革命后，如何适应当下的社会变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体系是摆在知识精英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五四运动中，知识精英们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已经把它们做了一个明显的分野。传统文化及包括歌圩文化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则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命运。

　　顾颉刚在1928年给岭南大学所做的一次《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演讲中，明确提出：研究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他说：“在圣贤文化之外解放出民众文化，……把以前不自觉地创造的文化更经过一番自觉地修改与发展，向着新生活的目标而猛进。”〔8〕由此可见，包括歌圩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只是知识精英们反传统的一部分，他们真正的目是要对这一所谓的落后风俗进行改造，以实现现代化，这也恰恰是我国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在早期非常错误的一种观念。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及存在封建落后残余的汉族文化，这实际上已经在少数民族与原始、野蛮之间划上了等号，同时也把进化论意义上的时间概念空间化了。研究者认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研究他们自己的过去，这就无形中使知识精英们所代表的汉族文化具有了一种不争的优越地位，而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则不能够踏入和研究主体同样的时间和空间，也不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真正的对话和争辩。〔9〕

　　由此，在反传统的口号下，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是理所当然地被当作了改造的对象。虽然这时的歌圩文化较之以前被排挤、被打压的命运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始终还是不能以文化平等的身份去发展，终究还是难以逃脱“被研究”的命运。

　　2.歌圩文化的修剪——过多官方意识的渗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圩， “被研究”的成分已经不复存在。但过多官方意识的渗入，歌圩被冠以“革命通俗文艺”的头衔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宣扬民族团结。毛泽东也尤其强调民族形式、通俗语言等问题，一方面要使民族文化通俗化，一方面要适应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民族民间文化就成为了首先要提出并改造的对象，又因与政治挂钩，有服务于革命的目的，便有了“革命通俗文艺”的称号，且成为当时文化的主流。

　　《刘三姐》就是在这一改编原则指导下的产物，它遵从了当时官方的文艺方针，采取了阶级斗争说，把刘三姐与秀才的对歌，用于象征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斗争。因为有了这些政治因素的融入，《刘三姐》表现的已不可能是壮族原汁原味的歌圩文化，就犹如被修剪后的盆景，只能按照园丁的设想去生长，过多地官方意识使歌圩文化失去了天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3.歌圩文化发展的偏离——“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

　　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将资本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第一种资本是人们日常理解的可以立即幷且直接转换成金钱，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资本，而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则是象征性的资本，它们不直接体现为金钱，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10〕。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广西来说，歌圩文化无疑是发展民族经济的最好文化资源之一。前文所提到的各地在当地文化部门及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基本思路指导下，以歌圩文化为基础的歌圩节庆活动、民俗文化旅游节，以及南宁国际民歌节，都是在对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积极探索。不可否认，通过这些节庆活动与民歌节的举办，原本已逐渐衰微、后继乏人的民歌又得以“复兴”，广西作为“歌海”的魅力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这场民族文化转换为经济资本的实践中，歌圩已经完全没有最初所具有的神圣性与功能性，歌圩也已经在无形的外在力量的扶持与引导下被建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人们在它身上看到更多的却是随意化、功利化、娱乐化和商品化的特征。笔者认为这就是忽视了“文本”与“语境”一体化的结果。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文本的集合体，而研究者的任务便是努力从当地人的生活中去解读这些文本，尤其是要理解他们对于自身文化文本的“理解”，因为每一种社会生活中都必定包含着对其自身的理解〔11〕。毫无疑问，“文本”与“语境”是共生共存的一体，脱离了“语境”的“文本”或是脱离了“文本”的“语境”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会造成对文化的误读。

　　歌圩自诞生之时起，就根植于壮民族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壮民族生活的历史、地理及人文信息共同构成了歌圩文化特定的文化空间。歌圩的发展史也记録着壮民族的历史源流、人文传统、文化认同和生活世界。“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从某种层面上说，歌圩文化就是唤醒壮民族对村落历史记忆的核心符号。因此在当今社会中，我们要解读歌圩文化，必须把歌圩这个“文本”放在它所属的“语境”中，才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也才能真正体会出歌圩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在市场经济与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为了最快地使歌圩文化转换为经济资本，人们通常会只注重歌圩的文本而轻视与文本相关的语境，重视歌圩的“形”而忽视其“神”，最终歌圩在外在力量的作用下成为“有形无神”空洞产物，歌圩也会失去它以往的生命力和生气活力。在广西地区性的歌圩节庆活动中或是以歌圩文化作为噱头的旅游文化节上，歌圩成了人们文娱的观赏节目，已经完全没有了歌圩所具有的民俗意义。某些歌手在台上所演唱的山歌，也是经过主办部门经过审查的内容，多是为了达到宣传某些政策的目的，所产生的歌自然是充满政治概念的通俗化，是既定主题的拼凑而非“情动于中而行于言”的艺术创作〔12〕。在民歌节上，大牌歌手的出场，光彩夺目的灯光，震耳发聩的音效，人们对歌圩文化内涵的感受已越来越遥远，印象中仅存的只是歌圩外在的曲调以及民歌手们身着的漂亮民族服饰而已，歌圩已成为“仅保留其外殻，以满足现代人在情感和审美上对文化的连续性的要求” 〔13〕。

　　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思路没有错，但文化本身具有选择的权利。在民族文化选择了与经济结合时，它不应是被金钱所淹没，而是给经济资本注入它的观念，使经济资本成为具有文化气息的资本，而不是使文化成为具有金钱气息的文化。对于歌圩文化的发展来说，经济不是目的，怎样使歌圩文化成为壮族的象征符合，并在传承中创新才是其文化与精神上的最终目的及意义。

　　三、现代化语境中歌圩文化的发展

　　前文提到了“文本”与“语境”的概念，与传统歌圩不同的是，现代的歌圩所处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面对的是全球化。在理解现代歌圩时，不妨把语境概念外延扩大化，使之扩大到整个现代化社会的大背景中。同时在理解歌圩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问题时，更要处理好两对关系。

　　1.歌圩文化的转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歌圩产生于对偶婚时代，随着歌圩由“娱神”向“娱人”的转变，它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着改变。在现代化语境中，究竟该如何正确地对待如歌圩文化之类的民族民间文化呢？笔者赞同采取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转化”即当代著名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毓生先生提出的，他指出：“‘创造性转化’是指：使用多元的思考模式，将一些中国传统中的符号、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选择出来，加以重组与∕或改造过（有的重组以后需要改造、有的只需重组、有的不必重组而需彻底改造），使经过重组与∕或改造过的 、思想、价值与行为模式，变成有利于革新的资源；同时，使得这些（经过重组与∕或改造后的）素质（或成分），在革新的过程中，因为能够进一步落实而获得新的思考〔14〕。当然，对创造性转化的解释中，也出现了“改造”一词。但相比较以前的传统改造活动，并非只是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号，林先生更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选择与创造过程。传统文化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在新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进行文化重建，传统文化只有在现代化语境中知道自己新的生存空间，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与实现自己的意义。

　　2.如何正确对待歌圩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

　　在现代化语境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发展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就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在封建时代，由于统治者及文人的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在确立文化思想时划定正统与非正统、正宗与非正宗、主流与边缘的界线，并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将非正统、非正宗、边缘文化排斥于主流文化，甚至文化之外〔15〕。因此人们在肯定正统、正宗与主流文化高贵、高级的同时，也在另一方面了确定非正统、非正宗和边缘文化的俗气、低级，并在无形中将这些文化加以排斥、轻视并加以有意无意的破坏。歌圩文化在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排挤、打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现代化语境下，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体系，缺少任何一部分对中国文化体系来说，都是不完整的。就拿歌圩文化之类的非主流文化来说，最初产生的语境决定了这类文化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规范性， 对它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这就需要主流文化给予文化指导、学术喂养与智力支持。反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非主流文化会用自身成功的实践验证主流文化理论上的合理性，从而使主流文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决定了他们之间互补互构的关系。

　　希尔斯曾说过：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和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传统之所以会发展，是因为那些获得幷且继承了传统的人，希望创造出更真实、更完善，或更便利的东西。〔16〕民族的生命力在于他独特的文化,在于他延续的传统,在于他的不断创新。在当今的社会中，民族文化的流传还在于与时俱进地引进现代元素，通过现代化来显示自我，这些都是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语境中的魅力所在。

　　四、结语

　　1918—2010年，歌圩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经历着从传统歌圩到现代歌圩的转变。时间在继续，歌圩也将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它的脚步。歌圩文化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仅是中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中的一个缩影。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歌圩文化的发展问题，同样也是其他的民族民间文化所遇到的。对于它们的发展，不是一言两语，一朝一夕就可以道尽的。不管怎样，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自有它们所散发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独特魅力，它们也必将共同构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7〕的人文美境。

　　田宇（广西民族博物馆，馆员。）

　　注释：

　　〔1〕 张声震：《壮族历史文化与〈壮学丛书〉——〈壮学丛书〉总序》，《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2〕李富强、潘汁《壮学初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页37。

　　〔3〕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批判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页162。

　　〔4〕同注〔3〕，页160。

　　〔5〕张利群：《民族区域文化的审美人类学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103。

　　〔6〕李富强：《让文化成为资本——中国西部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页106。

　　〔7〕黄桂秋：《壮族么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页298。

　　〔8〕同注〔3〕，页157~158。

　　〔9〕同注〔3〕，页157。

　　〔10〕罗远玲：《审美人类学主客位视野中壮族歌圩及其文化符号意义》，《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11〕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396。

　　〔12〕李乃龙：《歌墟衰落的文化心理透视》，《南方文坛》1996年第6期。

　　〔13〕任旭彬、祛魅：《刘三姐形象的历史演化》，杨东平编《城市季风》，北京：东风出版社，1994年，页225。

　　〔14〕何显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社会实践基础》，林毓生编《“创造性转化”的再思与再认》，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15〕张利群：《民族区域文化的审美人类学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72。

　　〔16〕（美）爱德华·希尔斯着，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9年，页15。

　　〔17〕 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 80华诞贺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老总结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简单说就是我们先是发现自身之美，然后是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