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桂林以“桂林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但能够历代倍受游历者青睐的真正原因是她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藴。本文通过对桂林现存的极具代表性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探讨和研究,来阐述其“申遗”的条件和意义。
【关键词桂林历史文化遗产世界遗产
Abstract: Guilin is famous for its best scenery in the world and the real reason for it to gain the tourist’s favor in the past generations is the long history and deep cultural deposits. This article discuss and study through the value of the utmost typical historic culture remains now existing in Guilin to expound the condition and meaning of applying for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GuilinHistorical culture heritageWorld heritage
早在南宋就有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千古絶唱,后又有“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山如眉黛秀,水似眼波壁”的诗歌赞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桂林的秀美,在这样如画般的名胜背后藴藏的是千年的文明古迹,拥有代表桂林史前文化的宝积岩、庙岩、甑皮岩等,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灵渠,全国摩崖石刻最多,尤其是宋代题刻,还有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古代藩王王府及墓葬,在古代省会城市中居突出地位〔1〕。同时,桂林还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但遗憾的是至今桂林乃至广西省内没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周边省区中除海南省外都已有世界文化遗产,大部分东盟国家也都有数项世界文化遗产。这使得我们尽管脚踏着历史悠久的土地,浸润着物华天宝的源远承载,感受着地方人文的厚重积淀,但在‘世界文化遗产’这一世界级的平台上却始终缺乏话语权。目前桂林只有兴安灵渠迈出了“申遗”的第一步,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距离与之齐名的四川都江堰成为世界遗产的时间足足晚了12年。桂林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行之有效的保护,桂林的子孙只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滋养着、索取着,享受着历史文明带来的短期旅游经济利益。而忽略了我们所肩负的责任。“申遗” 能够打开桂林自然人文瑰宝走向世界的窗口,有利于提升桂林的城市魅力以及世界影响力,能够促使桂林文化遗产得到更专业的保护,有利于唤醒市民的文化情怀和保护意识,对促进桂林的文明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2〕。“申遗”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对滋养我们的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最好的回报。
一、桂林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及“申遗”条件
下面对桂林几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和探讨,分析其历史价值及申遗条件。
1.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大运河
灵渠位于兴安县境内,又名秦凿渠、陡河、湘桂运河,是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公元前221年,“六王毕, 四海一”,秦始皇吞并六国、平定中原后,挥师八十万,北伐匈奴,南定“百越”,向岭南推进的途中遭到了越人的顽强扺抗,加之山峦重叠的复杂地形,使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响,又以卒南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3〕(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于是便有了今天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灵渠。灵渠全长约364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泄水天平、南渠、北渠、秦堤和陡门等子工程组成。铧嘴是灵渠最主要的分水设施,位于兴安县城东南的湘江之中。铧嘴将湘江水一分为二,其中七分水顺大天平回流到湘江,三分水经小天平和南渠注入漓江。大小天平的作用是自动调节水量,拦江堵水〔4〕灵渠的开凿,是秦统一岭南的一项重要的军事举措。在秦统一前,南方珠江水系尚未沟通,交通不便。灵渠的出现,正如棋眼一样,使大半个中国的水道全盘皆活。灵渠作为水运枢纽,在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粤之咽喉,行师馕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清·陈元化《重建灵渠石堤陡门碑记》)类似种种,历代有口皆碑〔5〕。
历代王朝和地方官府都看到了灵渠的价值,文献记载灵渠开凿以来,历代对其的维修达37次。多次的维修扩建,灵渠日臻完善,航运作用日益增大。直至今日,仍然造福一方。灵渠的整个工程设计巧妙,建筑精细,媲美四川都江堰,它不仅是中国早期水利科学技术的结晶,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和水利工程技术价值,它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我们祖先的勤劳与智慧,无疑是我们桂林历史文化的珍品和瑰宝。
2.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藩王府及陵墓
靖江王府即靖江王的官邸,位于桂林市中心独秀峰下。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洪武五年(1372),靖江王府开始修建,历时20年完工。靖江王世代相袭,共传十一代十四王,至清顺治七年(1650)亡国,藩踞桂林近300年。王府占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东南西北设四门,城墙坚固,门禁森严。城内宫殿建筑严格采取中轴对称式,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富丽堂皇,尽显王者风范〔6〕。顺治九年(1652)清将孔有德兵败自尽,纵火焚烧,延续近300年的靖江王府如同秦阿房宫,化为焦土。现存的明代旧物,有城门、城墙、承运门、承运殿前的明代石道,承运殿的雕栏、台基、石栏和云阶玉陛等,这些文物仍保存完好,是桂林600多年前历史的见证。清代,王城旧址稍加修葺后改为了贡院,普陀山七星岩内的碑刻记録了当时教育发展的繁华景象。清代贡院人才辈出,流芳后世。
靖江王陵墓群位于王城以东约8公里的尧山,素有“岭南第一陵”之称,陵墓群坐东朝南,沿尧山西麓分布,占地面积达100多平方公里,极为壮观。除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和末代的朱亨嘉、朱亨歅外,其他11位静江王以及王妃、王子、宗室都安葬于此,共有陵墓300多座,陵墓根据其地面规制和死者的身份分为六类,级别高的王陵占地面积达300多亩,布局与王城接近,所筑陵门、享殿同处于一条中轴线上,陵寝神道两侧排列着盘龙华表、石人、石马、石兽。其中华表全部采用立雕盘龙、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在中国陵墓石雕石刻中当属独一无二〔7〕。说到王陵,人们自然无法忽视其极为丰富的陪葬品,靖江王陵中就埋藏着许多奇珍异宝,在出土的文物中梅瓶最为令人惊叹,其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保存完整,世所罕见,被誉为“国之瑰宝”,而桂林也因此被誉为“梅瓶之乡”。出土的各类梅瓶现存于桂林博物馆,约300余件,其中60余件为陶梅瓶,250余件为以青花为主的瓷梅瓶。可分为6个时期,13类器型,12种釉色,31种纹样。其中岁寒三友美人肩青花梅瓶,身长口小,肩宽体瘦,线条优雅,人物灵动,梅花绽放,是桂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些梅瓶以其永恒的魅力,高雅的艺术品位,精湛的工艺水平,独特的人文价值,为桂林历史文化增色不少。
3.桂林石刻——一部刊刻于山崖上的史书巨作
桂林石刻起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繁荣于明清。其原因在于桂林石山众多,石质坚硬,为摩崖石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桂林现存的历代石刻达两千多件,主要分布于城市中心及周围的群山中,形成了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观,仿若桂林就是一个巨大的石刻博物馆,这在国内外都极为罕见。“看山如观景,游山如读史”,这句话准确地道出了桂林石刻的内涵,桂林石刻堪称一部刊刻于山崖上的史书。这些石刻形式多样,有题名、题记、诗词、曲赋、铭文、佛经、诰封、敕文、告示、禁约、墓志、地券、书札、医方、对联、榜书,以及捐资列名等形式,将社会兴衰,人生百态,仕途坎坷,警句语録尽书其中。内容涵盖千百年来桂林乃至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民族、科学、教育等各个方面〔8〕。众多石刻中,名气最大的要属宋代石刻《元佑党籍碑》,这件石刻刻于城东龙隐岩内,记録了发生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一次震惊朝野激烈的党派斗争。清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观碑有感在旁刻下石明志〔6〕。除此以外,在桂林石刻中,山水诗文、纪游题名和题写风景名胜榜书的题刻极多。历代游历者在青山秀水间饱尝美景,流连忘返,所获得的美的感受和体验不吐不快,便刻于山石。传诵千古的名句“桂林山水甲天下”就出自王正功独秀峰《鹿鸣宴劝驾诗》石刻〔9〕。
二、世界文化遗产简述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其宗旨在于促进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为合理保护和恢复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作出积极的贡献〔10〕。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入《世界遗产名録》,称为世界文化遗产。《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尊重遗产所在国主权的同时,也承认列入名録的遗产项目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予以保护,也就是说一旦被列入世界遗产,保护的责任就不仅是由遗产所在国单独承担,而是由整个人类共同承担〔11〕。截止2008年,全世界共有世界遗产878处,其中文化遗产679处,自然遗产174处,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双重遗产25处,分布在145个国家。截止2012年7月,中国已有43处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45处),居世界第二位(西班牙43处)。其中文化遗产30项(其中文化景观3项),自然遗产9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
三、“申遗”的重要意义
1.保护桂林历史文化遗产
申遗过程本身就是保护的过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先是为了使之能纳入联合国教产文组织的监督之下,从而获得更为有效的保护。近几年,桂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了一些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有所提升。兴安灵渠景区经多次修缮,先后恢复了陡门、华嘴等文物古迹,重修和兴建了临渊阁、秦文化广场、水街等一批人文景观。灵渠的航运功能在逐渐退化,但其至今仍灌溉着两岸的农田。在今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老灵渠的保护是不可间断的。如今灵渠已经迈出了“申遗”的第一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如果能“申遗”成功,在给灵渠带来更专业、更长久保护的同时,对桂林其他历史文化遗产的“申遗”有很大的借鉴和引导意义。静江王城的保护也在增强,2010年前后广西师范大学陆陆续续从王城校区迁出,现已启动为还原王府风貌的修缮工作。然而今年2月,靖江王陵的4尊国宝级石像被盗,虽后被追回,未造成损失,但体积如此庞大的石像连续被盗,王陵的文物保护水平令人堪忧。桂林石刻的保护较为成功,但自然的剥蚀风化程度也在日趋严重。通过“申遗”,无疑会使这些文化遗产获得国家更多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如果能够申遗成功桂林的世界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强,真正做到在历史文化领域与国际接轨,增加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机会,参与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水平,“申遗”就像是给桂林的历史文化遗产撑起一把“保护伞”,使历史文化遗产真正步入传承的良性轨道〔12〕。
2.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桂林山水甲天下,世人皆知。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因为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秀美的漓江风光慕名而来。但随着国内“申遗热”的出现,先后有43处景观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録》,旅游客源被分流,桂林旅游业因此受到极大的冲击 。“申遗”,是将桂林历史文化遗产推向世界的良机,桂林的青山秀水与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藴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世界日新月异,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变化的今天,抓住“申遗”的契机,开拓创新桂林的旅游模式和经营、服务理念,使桂林的旅游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豪感
“申遗”的影响力大,能够在全市范围内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加深民众对于桂林历史文化遗产的瞭解,有利于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豪感,树立文化自信,提高保护意识,同时,对保持和谐的自然和人文卫生环境,生态环境都能起到了带动作用,促进桂林的文明建设。
王莹(桂林博物馆,助理馆员。)
注释:
〔1〕 韩光辉:《桂林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2〕 张媛媛:《“申遗”现象与我国世界遗产保护》,《长江文化论丛》2009年。
〔3〕 兴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兴安县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4〕 南国早报:《探秘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谢迪辉:《桂林——中国一张漂亮的名片》,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6〕 叶倾城:《桂林“故宫”高校里的明朝王城》,《城市地标》。
〔7〕 易天明、盘福东、文丰义:《桂林的侵润——桂林静江王陵》,2003年。
〔8〕 刘玲全:《桂林石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9〕 何婵娟:《论明代桂林石刻诗歌》,《柳州师专学报》2012年第1期。
〔10〕 柯凤华、秦晶晶:《浅析中国“申遗”》,《中外企业家》2010年第8期。
〔11〕 魏英杰:《让申遗成为保护西湖山水新起点》 ,《决策探索(上半月)》2011年第7期。
〔12〕 李新、况明生:《“中国式申遗”背后的思考》,《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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