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杨式挺先生从事岭南文物考古工作五十余年，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结出丰硕的成果。他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一批广东考古与早期历史的课题，初步建立起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框架，为岭南考古学、历史学同行所称道。

　　【关键词杨式挺先生岭南考古学研究史前考古

　　Abstract：MrYang Shiting hav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for 50 years, He worked assiduously and consistently and achieved plentiful and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He had put forward and preliminary settled the issues of Guangdong archeology and early history, and buil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Guangdong the Neolithic Age archeology which was praiseworthy by the person of the same trade or occupation.

　　Key words:MrYang ShitingLingnan  areaArcheology studyPrehistoric archeology

　　首先，我要祝福杨式挺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杖朝步履春秋永，钩渭丝纶日月长。学术研究也永发青春光芒。

　　广东开风气之先，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在文物博物馆界有一批精英十分活跃，杨式挺先生就是我们十分尊敬的前辈。我原来在江西工作。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政策上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提供了更好的可能。1993年初，珠海计划建设新的博物馆，我从江西萍乡调到珠海市博物馆工作。 

　　我与杨式挺先生是校友，他是我的师长。我1987年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新石器与商周考古学，严文明先生和李伯谦先生是我的导师。杨式挺与严先生是同班同学，朱非素与李先生也是同班同学。所以我总爱称杨式挺先生为杨老师，朱非素先生为朱老师。每次见到老师我都感到很亲切。

　　一

　　杨式挺先生从事岭南文物考古工作五十余年，他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结出丰硕的成果。1998年就出版了《岭南文物考古论集》〔1〕。文集收集了杨老师撰写的29篇学术论文，是从他长期的学术研究中，近80篇文章约一百万字中精选出来的。内容集中在史前考古。主要文章有：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传播；广东早期铁器；岭南青铜器；南海早期交通贸易；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广东新石器文化与邻区原始文化的关系；粤闽台先秦考古学文化关系；港澳考古发现与祖国大陆的历史关系等，还有一些广东的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我们从杨老师多年来撰写的时代和课题比较集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初步建立起了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框架，为岭南考古学同行所称道。该论文集中有多篇文章获奬，或被译为英、日、葡文。如《栽稻的起源、演变及传播》一文，被译为日文，收入陈文华、渡部武编的《中国稻作的起源》；《试论西樵山文化》、《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其相关》等论文获广东省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奬。论文集中有多篇文章是在港澳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同时也被收到该会的论文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为该书作序，称“岭南考古是个大课题，可以越作越大”。苏先生的序文中，对什么是岭南文化特色，或者说什么是岭南早期文化特色，作了概括性总结。国际知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在为该书作序后还意犹未尽，特作“夜飞鹊”一首。词中称“无数新知收获，足锄经订史，苴缀陈编。……愿从君问故，花间量屐，酒后摊笺。”饶先生称，该书有三个特色，一、每涉一专题必作综合性的全面考察；二、必征引文字史料故所论皆信而有征；三、必原始要终，细加辨析，以求其是。并誉该书“信足为来学典范”。时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研究员以“勤于实践，勇于探索”为题，为该论文集作序。他指出：“文集具有鲜明的优长和特色，体现了作者颇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业务根底。”突出的优长和特色之一即为科学理论、方法的指导；其次，把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最终目的确认为恢复没有文字的史前史亦是这部文集的优长和特色；再次，积极地为现实服务构成了这部文集的又一优长和特色。张先生强调指出，作为资深考古学家，他为各类地方史志的编撰服务中，为精神文明服务，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服务。论文集中收集了《从考古材料看香港与内地的历史关系》、《大湾文化初议》、《香港古文化的根在大陆》、《略论澳门黑沙史前文化与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关系》等诸篇论文，这些研究都密切地配合了祖国统一进程的重要步骤。正如张先生所言，学术不应从属政治，但也不可能脱离政治。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乃是它崇高的职责。我们认为，对于《岭南文物考古论集》来说，这些论述都是中肯和切合实际的，也是值得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学习和思索的。该书1999年获广东省第六届优秀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奬。    

　　二

　　作为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文物考古专家，杨式挺老师没有给自己放假，还在辛勤耕耘， 2011年，又结出硕果。杨式挺先生又出版了《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续集》〔2〕。收集考古论文17篇，地方史志文章4篇，书中附有大量考古图録、文物照片和各种资料统计表格，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续集》由著名汉学家香港大学九十高龄的饶宗颐教授题写的书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磊研究员以“锲而不舍  奋进不已”为题为该书作序。赞扬他“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扎实的业务根底，及一贯严谨的学风和文风，勇于和善于探索、开拓和创新。”《续集》是《论集》的承续、深化和拓展。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仍以史前时期和先秦考古为主；第二部分以秦汉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为重点对象，旁及水下考古、海洋考古；第三部分则大都关乎他参与编纂《文物志》的经验体会。“《续集》更凸显作者的深厚功力和优良学风、文风；言之有据，立论中肯，视野广阔。” 广东省博物馆馆长肖洽龙研究员以“五十载考古春秋  半世纪心血结晶”为题作序。称杨老师为“广东文物考古事业的开拓者和见证者之一。”“《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续集》也必将与《岭南文物考古论集》一样，成为广东文物考古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案头参考书。”

　　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历史学家张荣芳教授在《岭南文史》2012年第1期发表题为《如椽大笔撰写岭南考古春秋——评介杨式挺先生〈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续集〉》的书评，称“续集是首集的深化、继续和拓展”，“凸显杨先生的治学风格和深厚功力。”他总结了杨式挺先生治学的三个特点：考古理论与田野实践的结合；运用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紧密结合研究；视野开阔，把岭南地区的历史研究放在全国范围乃至全人类范围内加以考察。张教授高度赞扬杨式挺先生“老骥伏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令人敬佩。”

　　三

　　杨老师的研究领域很广，而且考古调查与发掘运气很好。五十多年来，广东重要的考古发现，大都有杨老师的身影。1961年在广州增城金兰寺遗址与莫稚首先发现“三叠层”：上层为含米字纹的战国文化层；中层为含几何印纹陶和有段石锛的新石器末期文化层；下层为含夹砂陶、泥质陶、彩陶和少量有肩石锛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层。成为考古地层学理论在广东的成功运用的早期典范，为广东先秦古遗址考古，特别是考古遗存的年代序列建立树立了一杆标尺，具有重要的考古实践意义，得到夏鼐所长的赞同。而且首先在广东发现彩陶。1964年，杨老师与莫稚合写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1985年，杨老师发表《试论西樵山文化》〔3〕；1986年发表《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4〕；1982年试掘大梅沙遗址，杨老师肯定沙丘遗址有文化层，下层有彩陶，这都得到印证。此后，杨老师又调查了小梅沙遗址，并扩展到珠海、中山一带，包括淇澳岛东澳湾、平沙棠下环、高栏岛宝镜湾、中山龙穴、白水井等地，对环珠江口地区的彩陶、白陶进行系统研究，发表论文。

　　杨老师曾经提出石峡文化、河宕文化、西椎山文化等三个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并得到考古学界的认可，这可能在全国考古从业人员中都不多见。1973－1978年间，杨老师参加在马坝石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这个遗址发现包涵从六千年至两千多年前四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特别是这里考古发现一百多座富有地方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1977年6月15日，杨老师执笔《曲江马坝发现石峡文化遗址》在《人民日报》发表，提出“石峡文化”命名，得到苏秉琦等考古学家的认可与支持。在前石峡文化层中还发现木骨泥墙长屋遗迹及距今六千年前的人工栽稻。1988年又发表《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的关系》〔5〕对石峡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1977年－1978年间，杨老师在佛山市郊河宕贝丘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776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300－3500年）遗址和77座墓葬。出土大批各类文化遗物，其中石器400多件，骨器、象牙、玉器60多件，陶纺轮113年，陶片四万片，可复原陶器20多件，有刻划符号陶器（片）70件，46种，人骨大部分保存较好，还有3500件动物遗骸。杨老师主编完成《佛山河宕遗址——1977冬至1978夏发掘报告》，于2006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亚落笔洞遗址是南海北岸早期渔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遗存，落笔洞发现的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基本承袭了华南石器时代的技术传统，同属于岭南洞穴文化遗存，处于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演变的一个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过度文化性质，它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类型文化分布的认识，对探讨海南新石器文化的来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初夏，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先生在海南行政区文化局麦穗、崖县文化馆黄怀兴等先生的协助下，考察了落笔洞洞穴遗存，发现了含贝殻和脊椎动物化石的灰色胶结层堆积。1992年3月，海南省文博专业证书班的学员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敎师李始文的带领下，又复查了落笔洞遗址，在灰色胶结层堆积中采集到五枚人牙化石及包括水鹿、赤麂、松鼠、鸟类在内的脊椎动物化石。1992年12月，由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以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硏究所的有关业务人员组成了考古发掘队，对遗址进行了考察发掘。为了进一步瞭解亚洲象的埋藏条件及搞清洞穴堆积层位的变化关系，1993年10月，又进行了第二期发掘工作，并主要选在发现亚洲象的C、D两排的部分探方，较靠近洞穴的西壁；后因发掘工作的需要，又向洞口方向延伸了几个探方，结果发现了丰富的人类文化遗存。

　　1994年，杨老师发表《从中山龙穴及白水井发现的彩陶谈起》〔6〕，利用其亲自参与的龙穴及白水井考古新发现资料，讨论彩陶与白陶的文化现象的源流与文化关系。1997年进而在发表《“大湾文化”初议——珠海江三角洲考古学文化命名探讨》〔7〕，对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进行系统论述。期间，杨老师还发表相当多综述性的文章如《广东考古五十年》、《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探讨》等系统介绍广东考古工作成果。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埋藏于地下的静态的遗物，其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断定遗物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即建立古代遗存的时空序列，这是考古学最基础性的研究。考古学与狭义的历史学既有共同性，又各有其特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它们是各自独立的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科长期隶属于历史学科，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将考古学与中国史、世界史一同，列为历史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考古学延伸了人们的历史时空观，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它关于人类体质进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观点已积淀为人类知识宝库中的最一般常识。在广东地区，杨式挺老师是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用考古学成果来诉说广东历史的一位成功人士。他参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简明广东史》、《广东通史》〔8〕（古代上册）等的撰稿。主笔的《广东通史》第一章：《广东地区的原始社会》、第二章《不发达的奴隶制和岭南古越族》，得到业界好评。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言：岭南“有自己的青铜时代，有自己的夏商周”〔9〕。杨老师充分利用岭南现有的考古研究成果，并将其系统与深化，勾勒出岭南史前时期与青铜时期的历史轮廓，这是一部有自身特点，而且能与中原大体对应的历史。根据广东考古发现和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在《广东通史》第一章《广东地区的原始社会》中，杨老师将这一地区父系氏族社会分为新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末期二个阶段；而将广东青铜时代的时间推定为“大约从中原商王朝末年到秦统一岭南之前”。将一批年代相当于中原夏商之际，而实际生产力水平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古文化遗存，归纳在史前时期来叙述，成功地化解了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与商周考古中的年代与描述上的混乱。本人在编写《珠海简史·先秦》〔10〕时，也参考了杨老师的成果，受益良多。

　　四

　　杨老师对后辈多有提携。1993年初，珠海市博物馆组织骨干到省博物馆参观学习，是杨式挺老师接待的。他给我们讲解省馆的基本陈列，并将他主持和执笔编写的陈列大纲打印稿送给我们作参考。杨老师1958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广东进行考古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编写了大量文物考古著作，为我们瞭解广东文物考古工作提供可能；他亲自参与发现和发掘了许多重要遗址墓葬，为广东文物考古工作贡献卓越。我们从他编写的相关论文著作中受益良多。

　　1995年3月，受香港大学邀请，我有幸与杨老师一道参加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东南亚考古研讨会”。会上，我宣读的论文是《沙丘遗址不应只是季节性居址》，这一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热烈讨论。沙丘遗址是环珠江口地区很有特点一种文化现象。但是，自沙丘遗址发现以来，学界都认为沙丘遗址只是季节性临时性的遗址。在学术论文里，在粤港澳等地博物馆的陈列展览的说明牌上，一般都是这么写的，很少人对这一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提出质疑。1992年，我的导师李伯谦先生在《深圳咸头岭一类遗存浅识》〔11〕一文中开始思考这一文化现象的聚落属性，首先提出沙丘先民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咸头岭、大黄沙等跨越均发现房基、柱洞、红烧土面、烧灶、灰坑等遗迹，均出土大量陶器、石器等日常生活用具，大黄沙还发现了炭化的粮食。表明遗址堆积不会是短期内形成，当时的居民在这里曾经建屋而居，炊煮而食，捕捞种植，过着稳定的生活。经常有海潮和台风固然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但他们在这里居住，从事生活、生活等活动的事实，则从另一方面反映他们对海潮和台风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这种环境。”在学习与考察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遗址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开始怀疑沙丘遗址全是季节性、临时性遗址的结论。沿着李伯谦老师的提示，我们从沙丘上的居址、沙丘遗址上的制陶业、沙丘上的石器制作和加工、沙丘上的纺织业、沙丘上的铸铜业、沙丘上的装饰品、沙丘先民的经济活动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证，提出“沙丘遗址不应只是季节性的居址”的学术观点，并在会上发表。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较短的发言时间，我们难以解释许多的相关问题，对学者的提问，也只作了初浅的回答，而杨式挺老师和香港的秦维廉先生在会上帮我解围。杨老师在会上大声肯定：“‘沙丘遗址不只是季节性居址’的观点可以成立。” 

　　尽管当时相当多的学者还未接受这个观点，但杨老师的表态，增加了我对沙丘遗址研究信心。此后，本人在沙丘遗址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申报并完成 “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南海沙丘遗址文化与生态研究”；申报并完成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先秦时期南海渔业文化研究”，合作完成《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珠海宝镜湾》。对沙丘遗址的形成，沙丘遗址的类型、沙丘遗址的间歇层问题、渔场、鱼的洄游对沙丘先民的影响、沙丘先民的生产生活，特别是从渔业文化的角度对包括沙丘遗址在内的南海北岸史前时期的文化现象的认识得到提高，现在珠海宝镜湾遗址〔12〕、香港吴家园遗址〔13〕等众多的考古发现，证明环珠江口的海岛与海湾上确实已经有先民相对稳定的聚落，有自己特点的文化面貌，甚至一度也拥有过相当高的文化。当我们的视野从环珠江口地区扩展到周边的福建、台湾、上海、海南等地，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殻丘头遗址、炽坪垄遗址、马桥遗址等一批既是在海湾沙丘（堤）上又包含有大量贝殻和文化遗存的聚落时，我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现在，对沙丘遗址的研究更深入，更全面，更科学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文明先生、李伯谦老师和杨式挺老师等前辈学者和同仁们的支持。1998年，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东亚玉器研讨会》时，杨式挺老师又对我提起此事：“我也早就感觉到沙丘遗址并不只是季节性的遗址，但一直没有正式提出来，还是你们年轻人思想敏鋭，眼观独到，敢想敢说敢写，难能可贵。”杨老师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给我们以鞭策。 

　　杨老师对栽培稻的起源探索，对百越文化源流的探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探讨，对广东青铜文化的探讨，对我国古代拔牙习俗的探讨，对古陶器符号的探讨，对玉石器的探讨及对港、澳先秦文化的探讨都卓有见地。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一批广东考古与早期历史的课题，初步建立起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本框架，为岭南考古学、历史学同行所称道。杨老师八十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成为广东文物考古界一位锲而不舍的探索者，受人景仰的先行者。

　　肖一亭（珠海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注释：

　　〔1〕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纳入广东省博物馆丛书。

　　〔2〕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纳入广东省博物馆离退休专家著作丛书。

　　〔3〕《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4〕《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

　　〔5〕《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6〕《南中国及其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7〕《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8〕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9〕《岭南考古开题——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序》，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11〕《东南文化》1992年3－4合期。

　　〔12〕邱立诚、肖一亭主编：《海岛型史前文化遗址发掘报告——珠海宝镜湾》，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

　　〔13〕区家发、莫稚：《香港元朗下白泥吴家园沙丘遗址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