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川南、滇东北的悬棺葬一直被学术界称为“僰人悬棺”，认为这一地区的悬棺葬是古僰人的遗存。本文研究表明，僰人的活动时间与悬棺葬流行及存在的时间极为不符，川、滇交界地区的悬棺葬实则是“僚人悬棺”。

　　【关键词“僰人悬棺”族属僚人

　　Abstract: The cliff-burying of south Xichuan and northeast Yunnan was always called Bo Ren Xuan Guan (僰人悬棺) by academic circles and deem it as the ancient Bo people’s remains. The study in this thesis shows that the time of Bo people’s living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opular and existing time of cliff-burying, and so the cliff-burying in the border land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 is Liao Ren Xuan Guan(僚人悬棺). 

　　Key words:BoRenXuanGuan(僰人悬棺)Clan attributeLiao people

　　“僰人悬棺”是指今天遗存在四川南部宜宾市的珙县、兴文县、高县等地及云南东北昭通市的大关县、盐津县、威信县的悬棺葬。“僰人悬棺”的命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渊源。之所以将川南、滇东北现存的悬棺葬称之为“僰人悬棺”，皆因川滇交界地自古以来就是僰人的聚居地。

　　在历代的史书中不乏有川南地区僰人活动的记载，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载：“今益州南戍州，北临大江，古僰国〔1〕。《汉书·地理志》载：“犍为郡僰道。”又如《说文解字·人部》载：“僰，犍为蛮夷，从人棘声〔2〕。”再如《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载：“叙州既外控蛮夷，而城之内外僰夷、葛僚又动以百计，与汉人杂处〔3〕。”到了清代中期，有关川南各地方志的史书中则更将此处的悬棺葬与僰人相联系，言存于川南、滇东北地区的悬棺葬乃为僰人遗存。干隆《珙县志》卷十四《附録》中记载：“珙多僰人，汉虽置南广县，而僰人们杂居于中，六朝唐宋以来屡为邑患。相传有罗因者，以僰人尝灭其宗，乃教人以悬葬崖上，子孙高显。于是争挂高崖以趋吉，其祖父遗骸被风吹散，后嗣具絶，此挂岩之所自也，然亦渺矣。”干隆《珙县志·艺文》中同样记载：“僰人崖，珙本僰地，僰人多悬棺崖上，今上罗等处尚存〔4〕。”

　　从秦汉以来史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四川的宜宾地区就是僰人的聚居地，僰人当为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且这一地区又多有悬棺于崖上，故后人则顺理成章地将悬棺葬的习俗归于僰人。近代研究悬棺葬的诸多学者也“遵循”历史，将川南悬棺葬视为“僰人悬棺”。但是，随着中国悬棺葬研究几十年来的不断深入，考古技术的不断更新以及民族学材料的不断充实，“僰人悬棺”的命名是否还能经得起反复地推敲，川南、滇东北地区保存至今的悬棺是否真的为僰人所有。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结合最新的民族学、考古学研究试图揭开“僰人悬棺”族属的神秘面纱。

　　一

　　在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其发展的过程同时存在着三个方面：一是融合，二是迁徙，三是部分保留〔5〕。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在中国民族中占主导地位的汉族，还是在一个较与世隔絶的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其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地区内永远独立、稳定的发展下去，他们或是由于其他较先进民族的影响而与他族相融合；或是由于其他民族的排斥和压迫而受他族统治，甚至是背井离乡迁往他处；或是在融合与迁徙之外部分民族成员仍留在原地继续生活。

　　僰人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战国时期已正式见于史册。《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筰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6〕。”文献记载僰人在先秦至秦汉时期主要居住在以犍为郡（汉武帝通西南夷后所设）为中心的川、滇交界地区，且势力较为强大，并建立了“侯国”。僰人以农业生产及园艺种植为主业，兼营捕鱼和狩猎，其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同一区域内生活的其他少数民族。正是由于僰人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他们的生活较为富裕，故《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郡国志》中记载：“西夷有荔枝园，僰僮，西夷者最贤也，古所谓僰僮之福，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7〕僰人受汉文化的影响较为深刻，其文化水平同样高于同时代同一地区内生活的其他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熏陶下，僰人已开始褪去“蛮人”的外衣，对当时的中央王朝有着较强的“向心力”，故史书中常言僰人为“夷中最仁，有仁道”〔8〕。

　　纵然僰人在川、滇交界处的势力曾一度鼎盛，且建立了属于自己族群的侯国，但是在中国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他们依然无法逃离被强族融合和被迫迁徙的命运。自秦统一天下以后，中原王朝的势力逐渐向西南地区渗透，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中央在僰人原居住区徙汉民、置郡县，将僰人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中。僰人在中央王朝的压迫统治之下势力逐渐减弱，他们中的一部分族人或改俗易风，完全融合与汉族，一部分族人或因无法忍受汉人的统治而迁往他处，或许也有一部分族人则即没有融合于汉民，也没有迁往他处而是留在原居住地继续着他们的传统生活。但无论如何，此时僰人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仍生活在犍为郡且守候着本族固有传统的僰人已为极少数，故秦汉时期的史书中在论及僰人时多采用“过去式”。如《史记·西南夷传》载：“今益州南，戍州北，(古僰国)。”〔9〕《华阳国志·蜀志》载：“僰道县在南安东四百里，高后六年城之，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10〕《水经注·江水》中亦载：“僰道，(本僰人居之)。”〔11〕

　　对僰人造成影响的不仅是中原王朝政治势力的干预，还有周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迁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公元4世纪前后“僚人入蜀”。《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晋康帝建元元年……势骄淫不恤国事，由是中外离心，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加以饥馑，境内萧条。”〔12〕东晋末年中原战乱四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五代十六国的格局，氐人李寿在四川建立起了“成汉”政权。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蜀地境内人口稀少，劳动力严重匮乏，经济极为萧条。李寿为巩固成汉政权遂在公元338年前后将原居住在贵州牂牁的数十万僚人强制性地迁入蜀地，以充实蜀地的人口〔13〕。故《益州志》中载：“李雄时曾派遣李寿功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以实成都。又从牂牁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皆僚居。”〔14〕

　　“僚人入蜀”实则自蜀汉时期就已开始，但入蜀的僚人为数不多。自成汉政权引僚入蜀后，大批僚人进入四川，布满山谷。东晋南朝至隋唐时期，僚人分布极广，几乎遍布于整个四川盆地，《晋书·地理志上》所载四川境内15郡，除新都郡外，蜀、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部分）、越嶲、梓潼、广汉等14个郡都有僚人的记载。唐时，在四川境内所设的52个府州郡（分别属于剑南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和江南道）中32州有僚人的记载，其中以晋之犍为、巴西二郡僚人分布最为密集〔15〕。魏晋以后“牂牁生僚，深入内地，布满山谷，由邛雅、犍为以至巴西宕渠数千里之地，半为僚据。当此之时，汉人受生僚压迫，僰人亦非例外”〔16〕。

　　综上所述，秦汉至隋唐时期四川境内随着中原王朝统治的深入和汉人、僚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入，原居于川、滇交界处的僰人已逐渐失去其在这一地区主体民族的地位，其或融合于他族，或被迫迁往他处，或仅有极少数人人生活在原居住地。尤其在东晋末年大批民族性格较为强悍的僚人涌入蜀地后，僰人在四川境内几乎消失殆尽。滇东北、川南的悬棺葬最早的可追至唐代中期，而此时川、滇交界处几乎已无僰人活动，即使在一些地方有部分僰人居住，他们也是处于他族的统治之下，地位已经一落千丈。据此，我们不难推测唐时民族势力极弱且被他族压迫、统治的僰人是没有权利，也是不可能去实行只有社会上层人士才配有的“悬棺葬”。

　　二

　　在川南悬棺葬遗址中最引人瞩目除那高悬于崖上的悬棺之外，还有就是分布在珙县悬棺周围的岩画了。悬棺周围的岩画是悬棺葬的伴生文化，它们产生和流行的年代应该是平行的〔17〕，其岩画的内容反映了悬棺葬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珙县悬棺岩画的内容十分丰富，有人物图案、动物图案及一些符号图案。

　　人物图案在岩画中所占比例较大，它们或作舞蹈状，或做奔跑状，或策马奔驰。在人物图案中絶大多数部分人物发式为“椎髻”，与古代僚人的发式极为相似，这为我们探明悬棺族属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图一）。

　　图一岩画中“椎髻”人物图案

　　《旧唐书·南蛮传》中在论及僚人头顶发式时言：“男女椎髻，以绯束之，后垂向下。”〔18〕《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三·嘉州风俗》载：“《尚书·牧誓》曰：‘庸蜀羌髳微庐彭濮人。’孔安国注云：‘八国皆蛮夷戎狄也。’州民与夷僚错居，华人其风尚侈，其俗好文；夷人(椎髻)跣足，短衣左袵，酷信鬼神，以竹木为楼居，礼仪不能花法律不能拘。”《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戎州风俗》亦载：“其蛮僚之类不识文字，不知礼仪，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椎髻)跣足，凿齿穿耳，衣绯布、羊皮、莎草……。”〔19〕唐时嘉州、戎州皆属四川剑南西道，其大致区域在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这说明唐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区的僚人发式却为“椎髻”。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载：“土僚蛮，在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妇人跣足，(高髻)，以桦皮为冠，耳坠大双环。”〔20〕李京所言“叙州南，乌蒙北”亦指川南、滇东北地区。由此可见，唐宋元时期生活在川南、滇东北地区的僚人发式均为“椎髻”。不仅四川境内和云南境内的僚人“椎髻跣足”，分布在广西、福建、浙江、贵州等地的僚人亦是如此〔21〕。从文献记载来看古代分布在川南、滇东北地区僚人的发式与岩画中的人物发式极为吻合，也许岩画所反映的就是僚人的生活场景，而与岩画同时代的悬棺就是僚人的遗存。

　　在岩画中有关马的图像最多，有单人或双人在飞奔的马背上，做各种表演；有人手执兵器，跃马竞技格斗；也有单人牵马，悠闲行走。除此之外，还有无人牵引的单马及圈养的马（图二）。

　　图二岩画中马的图案

　　马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是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马匹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军事实力的强弱，所以中国古代各个时代的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视军马的驯养，当然在民族居住混杂、少数民族部落林立且时常互相发生冲突的西南地区，那些欲强大自己民族势力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是相当重视马的驯养。悬棺岩画中出现众多的马图像，则正是反映了悬棺主人重视军事、骁勇善战。

　　僚人自古以来都以性格“彪悍”、“好杀生”而见于史册。如《隋书·地理志》载：“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事则致死不改。……诸僚皆然……(俗好杀生)，多构雠怨。”〔22〕又如《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戎州风俗》载：“其蛮僚之类不识文字，不知礼仪，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以杀伤为嬉笑)，少壮为上，衰老为下，男女无别，山岗是居。”〔23〕有关僚人好杀生、好战事，对中央王朝叛服无常的记载，不絶于史书，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岩画中马的图像反映出悬棺主人的骁勇好战，而自魏晋以后居于四川南部的僚人亦是如此，这并不是巧合，川南、滇东北的悬棺和僚人定然有着莫大的关系。

　　铜鼓，是百越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部落首领财富与权利的象征〔24〕。作为百越民族一员的僚人，铜鼓在其军事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后汉书》卷五四《马援传》载：“(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而州境素不出铜鼓，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令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25〕《魏书》卷一〇一《僚传》载：“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是。(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26〕《隋书·地理志》中亦载：“(僚人铸铜为大鼓)，初成，置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及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雠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27〕北宋《太平寰宇记》中有关僚人使用铜鼓的记载更多。如卷七十七《雅州风俗》，“邛雅之夷僚，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卷八十八《泸州风俗》：“其夷獠，击(铜鼓)，弄鞘刀。”〔28〕

　　自宋元以后到明清时期期，居住在川南一带的僚人仍然使用铜鼓。《明史·刘显传》中也提到了“都掌蛮”对铜鼓的重视：“隆庆改元……四川巡抚曾省吾，议证都掌蛮，令(刘)显移镇其地。……郭成破鸡冠，获阿大。省军攻牡猪，禽方二，阿二走，追获于大盘山，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斩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阿大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潜号称王。击鼓山巅，群蛮毕集，今已矣!锅状如鼎，大可函牛，刻画有文彩，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则蛮运终矣。”〔29〕

　　除文献资料证实古代僚人使用铜鼓以外，考古资料也说明川南珙县、兴文县一带僚人同样使用铜鼓。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川南珙县、兴文县等地共发现10面铜鼓，其中8面有明确的出土时间和出土地点，2面属征集所得。据考古工作者的鉴定，这10面铜鼓大多属两汉至六朝时的遗物〔30〕。

　　在珙县悬棺的岩画之中，据沈仲常先生研究至少7处岩画中出现了铜鼓的图案〔31〕（图三）。

　　图三岩画中的“铜鼓”图案

　　   岩画中有“铜鼓”，说明悬棺主人同样视铜鼓为重器，故将其绘于悬棺周围的岩画之中，象征着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依旧拥有无尽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说明瞭川南一带的悬棺葬与僚人有关。

　　三

　　图四《苗疆风俗》

　　1974年四川省博物馆和珙县文化馆清理的麻塘坝悬棺葬的随葬品中有一支方头圆足的红漆竹筷，上面草书汉文：“江山□高，日月□长，五子□，阿旦沐。”〔32〕（图四）据实地调查，珙县一位名为魏长泰的老农于1936年在麻塘坝“三眼洞”悬棺葬崖下耕地时亲眼见到一块从悬棺里掉下来的竹片上书正楷汉字“阿光冀”。《万历武功録·凌霄、都都寨、九丝诸蛮列传》中曾提到占据凌霄山、都都寨、九丝山的都掌蛮头人分别为“阿苟”、“阿墨”、“阿熊”、“阿大”、“阿二”等〔33〕。由此可知，“阿旦沐”、“阿旦冀”均应为人名，且很可能是悬棺主人的名字。

　　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古代均无姓氏〔34〕，古代僚人同样如此。《北史·僚传》中载：“僚者，盖南蛮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筰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姓名，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35〕仡佬族亦有以“阿”为姓的习俗。

　　中也说：“仡佬……呼祖曰阿伯，呼祖母曰阿屋，呼父曰阿麻，呼母曰阿奶，呼伯曰阿波麻，呼叔曰阿幼……。”〔36〕而仡佬则正是僚人的后裔，芮逸夫先生早有论述且论据有理有据〔37〕，所以以“阿”为姓者当为僚人，以此为据，则悬棺主人也应为僚人或僚人后裔。

　　四川省博物馆和珙县文化馆取下的十具悬棺中，除少数的随葬品外还有十具较为完整的人骨，其中七具为成人骨架，三具为小孩或小青年骨架。在七具成人骨架中其中六具有“拔牙”的痕迹，而剩余的三具小孩或小青年的骨架中均没有发现类似痕迹〔38〕。

　　拔牙, 我国古文献中又称凿齿、折齿、摘齿、缺齿、断齿、打牙等。它是我国远古居民以至近现代民族有意识地拔取或敲断某些健康前位齿的行为。关于我国凿齿习俗最早出现在山东北辛文化中期，盛行于大汶口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衰落。从新石器考古的材料来看，拔牙习俗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且越往南其流行时间越晚〔39〕。但从文献记载来看，自汉晋以来，拔牙风俗流行于西南地区的越僚及其后裔民族之中。

　　晋人张华《博物志·异俗》中载：“荆州极西南至蜀，诸民曰僚子。妇人妊娠七月而产。临水生儿。……既长，皆(拔去上齿牙)各一，以为身饰。”《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戎州风俗》载：“其蛮獠之类不识文字，不知礼仪，言语不通，嗜欲不同。椎髻跣足，(凿齿)穿耳。”〔40〕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载：“土僚蛮，在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41〕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载：“仡佬一曰僚，其种有五，……父母死，则子妇各折其二齿，投之棺中，云以赠永诀也。”清人田雯《黔书》载：“打牙仡佬，剽悍尤甚，女子将嫁必折其二齿，恐妨夫家也。”此外清代的《贵州通志》、《广西通志》等史籍中都详细记载了僚人的凿齿习俗，直到清代末年贵州仡佬族仍有凿齿的习俗〔42〕。

　　僚人及其后裔仡佬族自古以来就有“凿齿”的习俗，戴裔煊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凿齿，必指僚族之古代先民。”〔43〕从文献记载来看，僚人的凿齿习俗多与成年、婚娶和丧葬有关，这就说明凿齿习俗主要是作为僚人取得成年人资格的标志。在珙县悬棺中清理出来的七具成人骨架中，其中有六具骨架有凿齿的痕迹，这说明川南悬棺的主人或许就是僚人。

　　1980年泸州医学院体质人类学研究室的胡兴宇、肖洪文两位先生应四川省博物馆之邀对对1974年取下悬棺中人骨的颅骨做了测量研究，研究表明悬棺主人的颅骨特征与汉人相差较大，而与壮族人的头骨相差较小〔44〕。除此之外，后续对珙县悬棺人骨的研究还表明川南悬棺主人属于蒙古利亚人种〔45〕。

　　2003年香港Bong Productions Ltd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省地理研究所共同为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到云南昭通地区威信和盐津两县拍摄《中国悬棺之谜》电视纪録片，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对对位于威信县的瓦石和龙马两地的悬棺进行了清理，获得完整颅骨2件及其他若干骨骼。随后，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对威信悬棺的颅骨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得出威信悬棺中的颅骨特征与珙县悬棺中的颅骨特征极为相似，证明两地悬棺葬主人确系同一族属。除此之外，专家对威信悬棺中颅骨进行研究后同样得出滇东北悬棺葬主人属蒙古利亚人种，其人骨特征与现代壮族人的特征差别较小〔46〕 。 

　　从两地对悬棺主人颅骨的研究来看，颅骨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皆与现代壮族人的颅骨特征极为相似，这说明滇东北、川南两地悬棺葬的主人是现代壮族的先民，而现代壮族正是由古代僚人发展而来的〔47〕，所以说滇东北、川南悬棺葬应该是僚人的遗存。

　　四

　　综上所述，历来学术界所言“僰人悬棺”，实则并非僰人所有，而应是自汉晋以后生活在川南、滇东北的僚人遗存。

　　第一，僰人在川南、滇东北一带生活的时间范围与这一地区悬棺葬存在的时间范围不符。春秋战国时期，僰人世代居住于川南、滇东北地区且势力在众少数民族中最为强盛，自秦汉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统治的逐渐渗透，僰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与迁入的汉民融合，其原有的民族势力大大减弱。魏晋时期，由于又受到大批入川僚人的压迫和统治，僰人的势力被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入川的僚人势力却在一步步增强。到唐宋时期，随着民族融合龢民族迁徙的继续加深，川滇地区已鲜有僰人活动，而此时僚人却已遍布山谷。自唐宋至明清时期，僚人及其后裔始终活跃于川滇地区，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体民族。目前，我们所知川南、滇东北一带悬棺葬的年代为唐代中期至明代中期，而这一时期活跃于川滇大地的是僚人而不是僰人，相反在僰人最为强盛的先秦时期川南、滇东北地区却没有悬棺葬。

　　第二，从悬棺葬周围分布的岩画来看，其内容更多的反映的是僚人的一些文化特征；从对川南、滇东北两地悬棺中人骨的研究来看，骨架所反映的一些特征与僚人的生活习俗极为符合，悬棺主人颅骨的特征更是与僚人后裔——壮族人的颅骨特征极为相似。

　　第三，僰人和僚人以及后来的都掌蛮并非是同一民族，他们是生活在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僰人的生活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要远远小于僚人，僰人的生活习俗及文化、生产力水平与僚人大为不同，故僚人不可能是僰人的后裔〔48〕。“都掌蛮”虽是对生活在川南诸多少数民族的一个总称，但究其主体民族仍是僚人〔49〕。

　　第四，僚人实行悬棺葬在史书中屡有记载。如李京《云南志略》载：“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岩之上，以先堕者为吉。”〔50〕又如《马可波罗行纪》记秃刺蛮（秃刺蛮即土僚蛮的蒙古语译音）：“人死焚尸，用小匣盛其余骸，携之高山山腹大洞之中悬之，俾人兽不能侵犯。”再如田汝成《炎徼纪闻》载：“仡佬，一曰仡僚，其种有五。……殓死者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间，高者絶地千尺，或临大河，不施蔽盖，以木主若圭，罗树其册，号曰亲家殿。”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正好互相印证，川南、滇东北两地的悬棺葬确与僚人有关。

　　致谢：感谢我的导师吉学平研究员提供经费和机会让笔者能对滇东北和川南的悬棺葬进行实地考查并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大量参考文献和精心指导；感谢盐津县豆沙镇文化站站长的侯林先生、威信县文化局以及威信县文管所的林庆民、郭彰琼在笔者实地考查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田进锋（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民族文物鉴定考古研究中心。）

　　注释：

　　〔1〕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 许慎撰、班庆吉等点校：《说文解字》卷八下《人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 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4〕《珙县志》，转引自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页66~67。

　　〔5〕 江应梁：《说濮》，《思想战线》1980年第1期。

　　〔6〕《吕氏春秋·恃君览》，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61。

　　〔7〕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七九《郡国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页874。

　　〔8〕 郑德坤：《僰人考》，《说文月刊》1944年合订本。

　　〔9〕 同注〔1〕。

　　〔10〕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38。

　　〔11〕 郦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655。

　　〔12〕 同注〔10〕，卷九《李特雄寿势志》，页125。

　　〔13〕 王文光、李晓斌：《百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到壮侗语族各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页172。

　　〔14〕《益州志》，转引自王文光、仇学琴：《僚族源流考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28卷第3期。

　　〔15〕 周蜀蓉：《论僚人入蜀及其原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0卷5期。

　　〔16〕 同注〔8〕。

　　〔17〕 古今：《珙县岩画头饰管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18〕《旧唐书·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9〕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剑南西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457-1592。

　　〔20〕《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转引自石钟健：《四川悬棺葬》，《凉州彝族奴隶制研究》1979年第1期。

　　〔21〕 同〔13〕

　　〔22〕《隋书》卷二十四《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807。

　　〔23〕 同注〔19〕

　　〔24〕 陈国强、蒋炳钊、吴锦吉等：《百越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

　　〔25〕《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80。

　　〔26〕《魏书》卷一一《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1378。

　　〔27〕 同注〔22〕。

　　〔28〕 同上。

　　〔29〕《明史·刘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0〕 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页208。

　　〔31〕 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32〕 四川省博物馆、珙县文化馆：《四川珙县洛表公社10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

　　〔33〕 刘复生：《都掌蛮研究二题——明代“都掌蛮”的构成和消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35〕《北史》卷九十五《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3154。

　　〔34〕同注〔30〕，页184。

　　〔36〕《苗疆风俗》，转引自沈仲常：《僰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北京：物出版社，1982年。

　　〔37〕 芮逸夫：《僚为仡佬试证》，《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20本。

　　〔38〕 同注〔32〕。

　　〔39〕 杨式挺：《略论我国古代的拔牙风俗》，《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40〕 同注〔19〕，页1592。

　　〔41〕 同注〔20〕。

　　〔42〕 华西：《仡佬民族的由来和迁徙》，《民族研究》1960年第6期。

　　〔43〕 转引自陈明芳：《中国悬棺葬》，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页200。

　　〔44〕 胡兴宇、肖洪文：《僰人颅骨的测量研究》，《解剖学杂志》1992年第22卷第4期。

　　〔45〕 秦学圣：《“僰人悬棺”人骨初窥》，《民族论丛——悬棺葬研究专辑》，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民族研究会编印，1981年。

　　〔46〕 吉学平、刘旭等：《云南昭通悬棺葬》，《国际人类学论文》； Xueping Ji.Mitsubishi Nakayama.Kangxin Han.Xu Liu.Hong Liu.Osamu Kondo.“ Unique biological affinity of the hanging coffin people inancient China  based on craniometry of two skulls from Yunnan province”.Anthropological  Sciences，2005Vol113.

　　田进锋（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民族文物鉴定考古研究中心。）

　　〔47〕同注〔13〕，页290~291。

　　〔48〕 何泽宇：《僰不为僚说》，《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

　　〔49〕 邓前成、倪芳：《有关“都掌蛮的”的两个问题——“都掌蛮”的族属和明朝统治措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2卷第2期。

　　〔50〕 同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