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浮滨文化是商周时期存在于粤东与闽西南区域范围的考古学文化。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区是现代闽南方言区形成的基石，通过对浮滨文化的梳理，及其与古揭阳、闽南方言区的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这三者之间所存在的历史渊源关系。

　　【关键词浮滨文化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闽南方言

　　Abstract: The Fu-bin culture is a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at existed in east Guangdong and south-west area of Fujian in Shang-zhou Period. Fu-bin Culture area is the basic forming area of modern south Fujian dialect. By sorting out the Fu-bin culture and discuss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Jieyang and south Fujian dialect area, we can see the three have historical origin relationships.

　　Key words:Fu-bin cultureShang-Zhou periodArchaeological cultureSouthern Fujian dialect

　　浮滨文化是一种代表着商周时期粤东与闽西南区域范围的考古学文化，它所揭示的这一特定区域的社会历史对探寻百越先民其中一支的文化面貌及其渊源关系极为重要，它与古揭阳的关系以及与潮汕先民（包括整个闽南方言语区）的关系也备受关注。因此，浮滨文化被列入广东与福建的重大考古课题之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特别的社会意义。饶宗颐教授曾敏鋭地指出“浮滨文化遗存分布于粤东与闽西，恰巧是闽南方言的区域，要寻找汉初南海王国的所在，此中正可透露出一点消息”。 考古学家进一步“推断当时已存在一个浮滨王国” 〔1〕。

　　考古资料显示，浮滨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粤东与闽西南地区，即西至广东普宁，北达大埔和福建南靖，东在福建龙海、长泰一线，广东南澳等岛屿也属其分布范围。总体观察，其地域范围横跨榕江、韩江、九龙江和晋江四个流域，核心地区在广东揭阳至福建漳州之间。广东的海丰、蕉岭和福建的永定、永春则属浮滨文化的外围地区。浮滨文化的器物，如釉陶器大口尊、壶、豆、罐和石戈等，则通过居民的迁徙携带或贸易等途径，到达了广东的和平、博罗、增城、深圳、香港和珠海、中山等地。目前基本认定，浮滨文化的年代大体在商代中期至西周前期〔2〕。

　　考古学文化虽然是以物质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却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在浮滨文化形成之前，潮汕地区的考古文化以普宁的后山文化为代表；到浮滨文化时期，粤东与闽南之间的文化面貌已是大同小异。浮滨文化区横跨粤东与闽南四江流域，年代为商周时期，它与秦汉时期古揭阳的建置当不无关系。可以说，浮滨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古揭阳辖区的基础〔3〕。

　　浮滨王国衰落与消亡之际，正是珠江流域的夔纹陶文化（或称大梅沙文化）东进之时。迄今为止，浮滨文化区内的夔纹陶文化遗存并不丰富，从广东的海丰、普宁到福建的龙海、长泰，虽然都可见到含夔纹陶的遗址，但大都较为分散，既不见大型的夔纹陶文化遗址，也不见密集分布的夔纹陶文化遗址群。我们推测，这是周时期地处博罗一带的缚娄国向浮滨文化区推进的结果，由于距离太远，缚娄国并无足够的力量对原来的浮滨文化区实施管治。及至楚灭越，越国族人多有南奔，华东地区的越文化向西南转移，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东越文化南渐，进而取代了夔纹陶文化，福建长泰的黎头山遗存、石牛山遗存、广东揭阳中夏墓群、揭西赤岭埔墓群等周时期的考古文化就是在此历史背景下的遗留。自西周后期至秦以前，原浮滨文化区似乎没有再形成独立的方国，后人只是一般地将此区域归入“七闽之地”，其根据就是来自于一度繁荣昌盛的浮滨王国〔4〕。

　　揭阳县始建于何时，史地学界迄今仍未有共识。依《史记》、《汉书》所载，秦时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博罗、龙川四县，并没有揭阳县。《揭阳县志》载“秦始皇三十三年有县曰揭阳”，其依据有可能是清代的史料，但这条史料的可靠性尚未得到学界的公认。

　　秦时，龙川县和博罗县均是沿东江所置，依揭阳县秦时未置一说，则秦时揭阳地似为龙川县与博罗县分辖。至南越国，因有揭阳令史定降汉之事，其时已置揭阳县则是不争的事实。“揭阳”一名的来历，很可能源于秦军戍守揭阳岭，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载“五十万人守五岭，其一揭阳，此秦兵之初戍揭阳岭也”。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亦记：“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留家揭岭，此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此揭阳岭（或曰揭岭）当为粤东平行岭之莲花山脉，正是莲花山脉形成了浮滨文化区的西线，同时也是龙川县和博罗县与粤东区域的天然分界线。或者说，由于秦时已有军队驻守揭阳地，故此才会有南越国置揭阳县之举。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考古材料表明〔5〕，遗址的年代上限为南越国后段，龟山遗址地处韩江流域东溪之西岸。韩江古称员水，郦道元《水经注》三十七记：“员水又东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东历揭阳县而注于海也。”又因《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在“揭阳”后注有“莽曰南海亭”五字，故明代郭子章在《潮中杂记》卷九《郡邑志补》记有“南海亭”一条，云“水经员水又东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东历揭阳县莽之南海亭而注于南海也。”据此，龟山遗址无疑当属汉揭阳县的官衙遗存。因此，揭阳县的建置很可能是在南越国后段，这才与史定担任揭阳令的时间相吻合。依宋代苏过《史揭合序》所载：“史焕长子定于建元六年以护驾将军随王恢出豫章，兵未逾岭而东粤输服。”此时（公元前135年）史定似乎尚未到揭阳任职。《史揭合序》接着又述：“又承命随严助往谕南粤，为粤胁令揭阳而阴据中国之喉吭，业二十载矣。”据此，史定到揭阳任职当在随严助到南粤之后。又按《汉书》载：元鼎六年“粤揭阳令史定降汉，为安道侯”，是时为公元前111年，以史定在南越国任职揭阳令二十年计，南越国至迟在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已置揭阳县。其时揭阳县的东线，实际上也就是南越国的东界〔6〕。

　　揭阳置县，与龙川县的关系至为密切。2011年与2012年在五华狮雄山南越国时期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的“定楬之印”（图一）、“定楬丞印”（其实可读“楬定之印”“楬定丞印”）封泥，应就是揭阳县送给赵佗在龙川（五华狮雄山其时属龙川县地）长乐行宫使用的礼品箱上或呈送公文上的加封标记，遗址中出土的“蕃”字封泥（图二），也就是番禺县送至长乐行宫使用的礼品箱上或呈送公文上的加封标记。有人否认狮雄山建筑遗址的长乐行宫（长乐台）属性，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有人甚至以此去考据所谓的“定楬”县，那就更谬之千里了。

　　图一“定楬之印”封泥

　　图二“蕃”字封泥

　　揭阳自汉代（南越国）起置县，至东晋咸和元年（326）以前，均为南海郡所辖。东晋成帝咸和元年从南海郡析出东官郡，揭阳县划属东官郡所辖。咸和六年，揭阳县被废，其地分置为海阳、潮阳、海宁、绥安四县。其中海阳（今潮州）、潮阳在今广东，海宁、绥安（今漳浦）在今福建。汉晋时期的揭阳县，辖地辽阔，其西约在今海陆丰一线，北至大埔、梅州，东及今漳浦、云霄，地盖粤东与闽南，其地域与浮滨文化分布区大致相同。因此，古揭阳县的辖地基本上就是以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分布区为基础，浮滨文化与古揭阳的关系也由此而得到合理的解释〔7〕。

　　一般来说，语言和文化都与当时的地理区域有密切的关系。但一个考古学文化与一个行政区域以及一个方言区基本（不是完全）重合在一起，这就不能不引起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区构成了汉晋时期古揭阳辖区的范围，其后更成为闽南方言流行的主要区域（闽南方言在宋元时期发展到雷州与海南地区不在本文叙述范畴），这种线性发展并形成三位一体的社会历史人文现象是很特殊的，也是少见的。

　　据语言学家的研究，闽南方言（含潮汕方言）属闽方言的分支。就其来源而言，其中至少包含了古吴语和古越语及中原共同语三种因素，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中逐渐发展、演进而形成。先秦时期，浮滨文化区属于百越中的“七闽地”，其语音总体上是属于古越语中的闽越一支。但此时属于汉语言系统的闽方言尚未形成。秦汉以来，随着汉文字在原来吴越之地的广泛使用，受中原汉语的影响，属于汉语言系统的闽方言在汉唐期间得以形成。原浮滨文化区的居民虽曾一度为南越国所管治，其地在汉晋时为古揭阳所辖，但语音系统并没有质的改变。在此期间，大量汉族移民进入本区，并与土著民逐渐融为一体，至隋代，始置潮州，由此以潮、泉二州辖区所构成的闽南方言区略具刍形。唐宋时期，闽南方言最终从闽语中分化出来，在吸收中原汉语的一些词语的基础上，仍保留了原来闽方言的许多特点。元代以后至现代，闽南方言已没有大的变化〔8〕。

　　以上述所论，商周时期的浮滨文化区是现代闽南方言区形成的基石，从文化发展、演变的角度看，远在三千年前的浮滨文化应就是潮汕文化与闽南文化历史积淀的底层及其渊源。

　　通过对浮滨文化的梳理，及其与古揭阳、闽南方言区的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这三者之间所存在的历史渊源关系。从古越到古揭阳，再到后来的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其间的发展和演变进程发人深思。古越人与南迁汉人的融合造就了使用闽南方言的潮汕人和闽南人，使这一区域自唐宋以来走向了新的开拓历程。

　　注释：

　　〔1〕 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岭南古越族论文集》，香港博物馆，1993年；饶宗颐：《浮滨文化的石璋、符号及相关问题》，《岭南学报》（香港）新第一期1999年。

　　〔2〕 邱立诚等：《论浮滨文化》，《潮学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邱立诚：《先秦两汉时期潮汕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4〕 邱立诚：《论广东地区两周时期的考古文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魏峻：《揭东县面头岭墓地发掘报告》；《揭西县赤岭埔遗址调查报告》，《揭阳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郑辉、陈兆善：《九龙江流域先秦文化发展序列的探讨》，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邱立诚（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5〕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6〕 邱立诚：《广东先秦时期考古研究的新进展》，《岭南考古研究2》，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

　　〔7〕 邱立诚：《再论浮滨文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

　　〔8〕 参考练铭志等：《广东民族关系史》第四章第一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31～234；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第六章第六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