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大石刬的分布中心区域在广西南部左、右江汇合的三角地带，辐射范围达到广东西部、西南部、海南和越南北部。大石铲最初的形态，无疑脱胎于石锛、石斧，是对后者的放大。大石刬的发展经历了从半工具半礼器到完全的礼器，并退出实用工具系统的过程。
【关键词大石刬类型学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
Abstract: The central area of great stone spade distributing in the triangle area of Zuojiang and Youjiang of south Guangxi，and the radiation scope even reach to the west and south-west of Guangdong, Hainan Ireland and the north of Vietnam. The great stone spade’s original shape comes from stone adze and axe, and it is the enlarged one.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great stone spade has gone through half-tool half-sacrificial wares to complete sacrificial wares and even quit from utility tool system.
Key words:Great Stone SpadeTypologyNeolithic ageCultural factor
大石铲是主要以页岩、板岩等为材料，形体硬大，器身较薄，棱角对称，打磨光洁的石铲。它的分布中心区域在广西南部左、右江汇合的三角地带，辐射范围达到广东西部、西南部、海南和越南北部。从目前的资料看，广西有36个县、市116处，广东有7个县15处，海南有5个县6处，越南广宁省至少有1处。
对于大石铲，已有两篇综合研究文章，这便是郑超雄、李光军的《广西桂南“石铲遗址”试论》〔１〕，蒋廷瑜、彭书琳的《桂南大石铲研究》〔2〕。邱立诚、杨式挺、邓增魁则对广东的大石铲作过调查研究〔3〕。
对于大石刬的分类，有三型八式〔4〕、四型十式〔5〕、四型八式〔6〕等诸种分法，蒋廷瑜、彭书琳将它们重新核定为三型八式。三型分别为I型直边形，II型束腰形，III型短袖形（图一）。这种划分简单明瞭，逻辑性强，便于操作。现遵此分类，将广东发现的大石铲分述如下：
图一大石刬的类型（图采自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探讨》，《史前研究》1986年1~2期合刊）
1、2Ⅰ型（封开牛围山、苦稔岗）；3、6Ⅱ型（封开大垌、罗源岩）；4、5Ⅲ型（阳江白虎岭、封开奇龙山）
I型：直边方形。分二式，I1式宽体，I2式窄体。
I1式，封开杏花塘角嘴出1件；苦稔岗麓出1件〔7〕，砂岩。
I2式，1982年在封开杏花镇中围山麓发现1件，霏细岩，打琢后加磨，磨制精细，柄及两侧尚存打制斑疤。短柄长身，双肩对称，肩角呈直角。两侧平直，刃宽于肩，刃呈弧形，刃端鋭利。通高225、肩宽93、厚15厘米。
II型：束腰。分二式，II1平肩，II2斜肩。
II1式的一般形态特征是：短柄、双肩平直对称，肩下逐渐向内作弧形收缩，使肩角成鋭角尖端，至腰部又逐渐扩展后再内收成舌面刃缘。通体磨光，器身厚重，刃缘锋利。
1974年封开罗董公社扶塘小学背后山出2件，其中1件通高315、肩宽17厘米。泥质板岩。
封开罗董大垌诰村1件，通高182、肩宽12、厚1厘米。细砂岩。
封开渔涝罗源岩边山岗1件，长31、肩宽205厘米。板岩。
德庆播植前案村双掘山2件，长28厘米，一肩残，复原肩宽18、厚11厘米。橙红色泥质页岩。
封开封川鲤鱼山1件，长227、肩宽128厘米。细砂岩。
1989年11月3日，罗定罗平镇竹围龙塘阁村农民陈兴昌开挖屋地时发现大石铲1件。罗定二中陈启荣老师知道后，拾回珍藏，并记録了出土时间、地点、深度。罗定博物馆在该村清理窑藏古钱时，一并将石铲取回博物馆。石铲长21、肩宽14、刃宽125、厚07～09厘米；柄高2、宽32、厚09厘米。
海康也有II1式石铲发现。通高达53厘米，为广东发现的大石铲中最大者。
II2式广东未见。
III型：短袖形。以肩部齿数分三式。III1完整短袖式；III2肩侧带1个缺口；III3肩侧带2个以上缺口，铲身增长成瘦肩、长体。广东只见几件。清楚型制的都是III3式。
封开杏花新和村奇龙山1件，刃口厚钝，通体磨光，长30、肩宽146厘米。板岩。
1983年在封开江口镇群丰乡黄屋村出1件，通高302、宽145、厚12厘米。
1976年，郁南县宋桂公社凤塘村新石出土3件大石铲，其中1件肩侧带锯齿状，应属III型，但具体式别，是III2或III3，无从判断；另两件则可能属于II型。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记载，最大1件，高475、宽185厘米〔8〕。
阳江也有III型大石铲发现〔9〕。此外，西樵山大仙岗和广州飞鹅岭也有少数大石铲发现。
佟柱臣先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常识》一文，其中提到广东“兴宁县荷树乡有一种大石铲，是一种很特殊的工具”〔10〕。这么说来，兴宁成为大石刬的最东的分布地点。何以出现分布上的“飞地”，原因未明，或者是后世的异地收藏。
综上所述，广东出土的大石铲以II型为主，I、III型都较少见，而且较集中于西江流域。广西大石铲是I型分布最广，II型其次，III型分布面积最窄。Ⅰ型大石铲广西分布最广，说明大石铲这种文化因素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开来，同时这也说明大石刬的起源地在广西。Π型、Ⅲ型分布地域逐步收窄则说明大石铲这钟文化因素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不但未能取得发展，而且遭到许多地区人们的放弃。广东Ⅱ型大石铲最多，且以西江流域为主，说明大石铲发展到II型阶段，两广通过西江流域的交往最为密切。
关于大石刬的年代，有几种大同小异的看法：
1．新石器时代晚期说〔11〕。
2．新石器时代末期说〔12〕；
3．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说〔１3〕；
4．商周说〔14〕；
5．新石器末至西汉晚期说〔15〕。
第5说时间跨度长，也有贵县（今贵港市）桐油岭西汉晚期墓出土II型石铲为根据，准确率最高，我们赞同此说；但同时我们也相信，大石铲最流行的时代，应在相当于中原的商周时期。III型的锯齿状肩袖，其实与岭南地区相当于中原商代流行的斧、钺、戚、牙璋两侧的扉棱（牙）在风格上甚为相似，是作为功能相近器物（礼器）的一种时代风格的反映。
关于用途，也有两种看法：
1．农业生产工具说〔16〕；
2．农业祭祀礼器〔17〕。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除将大石铲解释为农业工具的同时，还将发现大石刬的遗址解释为石器制作场（因大石铲成排放置，未经使用）。第二篇有关大石铲遗存的发掘报告〔18〕，对此作了证伪，认为“遗址中既没有发现用来作加工石刬的手工工具，也没有发现较多的石料与石片，故很难断定该处是石器加工场地。”他们在主张农业祭祀的礼器的同时，不反对各类型石铲中也有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实用品，但又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大约又被赋予新的含义。
我们认为：因为大石铲缺乏可信的使用痕迹，有些刃部较钝，使用的材料又是不太坚硬的板岩、页岩，磨制光洁，器身较薄，发现时又是成排或成圆圈排列，这些都表明其礼器性质要明显于实用器性质。有的论者将“Π ”字形的石铲排列形状与II、III型石铲解释为女性与男性性器官的象形，其结合即是祭祀地公地婆以祈年丰产的〔19〕。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模拟巫术在农业祭祀中应用是有民族志材料支持的。在西南地区，曾有一种风俗，第一天播种的晚上，夫妇必须同房，或当天在地里野合，都是祀求作物多产的带模拟巫术性质的仪式。但上述只解释了II、III型的形象，I型就一点也不象男性生殖器。要是上述的说法正确，那也只是在大石铲发展到第II型阶段以后才有的观念，而这样一来，又不能解释大石刬的起源。因此，生殖器象形一说并不圆满。
双肩石器（斧、锛）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一直是岭南地区的重要工具。直至商周时期，仍大量存在。大石铲最初的形态，无疑脱胎于石锛、石斧，是对后者的放大。如果我们承认西樵山、飞鹅岭和封开牛围山出土的大石铲（均为霏细岩石料）有明显的疤痕（使用痕迹？）是生产工具，便不能否定Ⅰ型大石铲既是礼器也是一种生产工具。也就是说，从Ⅰ型大石铲到Ⅱ型大石铲，大石铲完成了从半工具半礼器到完全的礼器，并退出实用工具系统的过程。
在桂东南与粤西南地区，有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发现大石刬的地区并不见陶器共存，可见大石铲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因素，可以独立完成当地土著居民某种仪式的需要。对于这种现象，值得进一步给予关注。
冯孟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郑超雄等：《广西桂南“石铲遗址”试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2〕蒋廷瑜等：《桂南大石铲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3〕邱立诚等：《粤西发现的大石铲》，《考古》1983年第9期；杨式挺等：《广东封开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6》，1989年。
〔4〕广西区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
〔5〕广西文物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1期。
〔6〕佟柱臣：《广西大石刬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3、14期，1989年。
〔7〕杨式挺等：《广东封开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8〕《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页471。
〔9〕蒋廷瑜等：《桂南大石铲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0〕广西区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
〔11〕梁旭达：《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那耀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2〕杨式挺等：《广东封开杏花河两岸古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13〕邱立诚等：《粤西发现的大石铲》，《考古》1983年第9期。
〔14〕郑超雄等：《广西桂南“石铲遗址”试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15〕蒋廷瑜等：《桂南大石铲研究》，《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6〕广西区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文物》1978年第9期。
〔17〕广西文物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1期。
〔18〕广西文物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1期。
〔19〕郑超雄、李光军：《广西桂南“石铲遗址”试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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