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岛在广东省西南部，北部湾和雷州湾之间，南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辖地包括今湛江市区和所辖的徐闻、雷州、遂溪三县（市）全境及廉江、吴川两市的部分地域，总面积8000平方公里，为我国三大半岛之一。
雷州半岛物华天宝，资源丰富。濒临大海的漫长岸线，有丰富的港口资源，滩涂资源和海洋资源；广阔的陆地，盛产热带、亚热带作物、农林牧业产品，藴藏多种矿藏。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是雷州半岛成为我国历史上与海外交通贸易接触最早的地区之一。尔后，历经沧桑，几度交替，并因为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因素酿就了其特点。对此史籍、方志仅有零星记述，素乏系统的综合与探讨。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以就教于师辈和同道。
一、 两汉时期的徐闻港
徐闻港地处雷州半岛南端，扼守琼州海峡，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是我国西南沿海地区通往海南岛的咽喉之地，也是琼、雷之间的交通枢纽。徐闻古港位于海峡北岸中部，三面环海，风帆畅顺。可南出琼崖，东通闽浙，西往钦廉，沿中南半岛南下，可达越南、泰国、南洋群岛及印度等国，是古代中西航海交通的必经之地。
徐闻古港的港址，是随县志的移驻而变迁。据徐闻县方志记载和考古发现，两汉时期的港址在今徐闻县城西南35里的华丰管理区讨网村，今改名七旺(讨网和七旺在当地土话中语音相同，为图吉利故改名为七旺。。2001年3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和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专家到今徐闻、雷州市考察后形成了结论，认为“汉徐闻港在今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的半岛形岬角一带，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见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2000年3月7日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专家论证会结论。。笔者也持此看法。
自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朴平定南粤，设置合浦郡徐闻县之后，与中原的交往逐渐频繁。《汉书·地理志》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说明南粤一带靠近沿海，物产丰富，而且已与中原一带商人进行贸易活动。同时，又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其大州便是今天的海南岛。
徐闻古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
我国最早记载“海上丝绸之路”是《汉书·地理志》末附“南海航路”。因为这条航道是由中国使者带着黄金和各色丝绸去换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的。因此，它属皇室贸易，不属民间贸易，但路线最详，原文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又据宣统《徐闻县志·沿革志》载：“汉以前，南徼荒服，未入版图。鳞介错处，几与泽国蛟龙为伍矣！由邳离侯平南粤。始置徐闻县，隶合浦。此徐闻之名所缘起也。”“徐闻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宣统《徐闻县志·建置志·城池》。“讨网村，在徐闻县徐城镇西11公里侯神岭上。古废村。清代《雷州府志》、《徐闻县志》记载，西汉时徐闻县治所设此。唐贞观初设县治迁出后，居民亦外徙、村废。村址早已垦为园地。但旧迹尚存。”“华丰港，又名徐闻港、讨网港、麻丰港。在徐闻县西南部。汉代称徐闻港、讨网港。清代因临近华丰村改名华丰港。北倚华丰岭、华丰村、讨养村，东傍南湾角、海珠港村，西至土旺村、对楼村前与东港相接。东西长3000多米，南北宽1500多米。港内为平坦泥沙滩，涨潮时水深2—4米，退潮时乾涸。港东与华丰坑链接处有两个大土墩，一称东营，一称西营，上有古讨网港炮台遗址”。(《湛江市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
1973—1974年间，广东省博物馆、湛江地区博物馆和中山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及海康县、徐闻县文化馆等单位组成的考古队，在徐闻县迈陈公社华丰村、龙塘公社红坎村和附城公社槟榔埚村三地，发掘了51座汉墓，出土有琉璃珠、琥珀珠、水晶珠、紫晶珠、檀香珠、银珠玉石等。幷且，在这以前当地群众还挖掘出有陶船、陶洋狗、洋人铜头、网锤、铜碗、铜盆等许多古物。从这些文物中可以看出，在伴随着官方贸易的同时，民间的海外贸易亦相当繁盛。其中，琥珀作为商品进行贸易交换，当时欧洲是流行的。所以琥珀是东西方通商史上重要的见证物质。
徐闻古港在西汉成为汉使“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三大始发港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之一，可谓富甲一方，闻名天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这条航线异常危险，不仅有台风、暗礁，更有穷凶极恶的海盗。商人与船员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同时，其生命财产也受到极大的威胁。但由于宝物多、利润高，以故商船仍扬帆出海，不絶于道。虽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当时即已成为一条海上贸易大道，但它未记及西亚，中途又要起陆，故不能说已成为一条完善航道。
二、 唐宋时期的雷州
雷州港，又名海康港。地处雷州半岛中部。靠近半岛的东海岸，港口位于北纬20°14′，东经109°47′，在海康城（今雷州市区）东南面。港口水域约5平方公里，一般水深3米。本港位于南渡河的中游地段。该河发源于遂溪县乌坑，进入海康境后，自西北往东流入雷州湾。全长972公里，宽313米。流域面积1444平房公里，是雷州半岛上三大河流之一。雷州港经海路，可南出处琼崖，东通闽浙、广州；陆路可南下徐闻，北上遂溪、廉江；西通乌石港，是雷州半岛的水路交通枢纽。
从有关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唐宋时期的雷州港是比较发达的。据《读史方舆纪要》云：“雷州三面距海，北负高凉，有平田沃壤之利，且风帆顺易，南出琼崖，东通闽浙、亦折冲之所也。”说明雷州港背面有高凉郡物产丰富的经济腹地，而且“海康港三十里皆可泊舟”，海道交通便利。同时，该港伸入内陆，成为海船良好的避风港。这些都是形成港口重要的条件。又据《雷州府志》载：雷州港“虽系内港，而东通大海，为商船入雷之门户”。《海康县志》又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南浦津埠在雷州城南20里，接近南渡河口，从福建、广州、高州、琼州来的商船，一般先到此停靠，然后溯江而上到达雷州城。雷州港在唐宋期间，成为雷州半岛的第二个出口主港，无疑是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广东通志·前事略》载：唐咸通三年（862年），雷州刺史陈听思，“家人随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阮元：《广东通志》卷三《前事略》。说明唐朝时，雷州港往来船舶还是比较大的。根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唐宋时期，雷州港的主要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鱼。
可是，雷州港到了明清因政府施行“海禁”政策而衰落了。明朝初年，朱元璋下令“海禁”，尽罢沿海船舶，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敢有私下出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张廷玉：《明史》卷二0五《朱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这一禁令直至隆庆元年（1567年）才告撤销。清初海禁更为严厉。顺治十三年（1656年）宣布实行“海禁”，禁止军民在沿海贸易。康熙元年（1662年），重申“海禁”。敕令广东沿海的“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二十四州县居民内迁50里……在界外地区不准人民居住，房屋全部拆毁，天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凡越出界外者立斩” (蒋祖缘：《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雷州府志》也载有：“商船不许私往南洋贸易”；“往外洋贸易者俱置重典”；“不许民间私造两桅沙船，违者视通贼”；“止令木筏捕鱼，不许小艇出海。”因此，正如《海康县志》所载：“自海禁森严，各埠船只俱毁。”自此，雷州港在劫难逃，贸易骤减，冷落萧条，港口口岸一片败落。
三、 清、民时期的赤坎港
赤坎港是个自然小港，地处广州湾北部，远离外海，风平浪静。原为含云霄、诏安、漳浦、鸭毑四小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之后，沿海地区之间航海交通恢复。干隆时，社会经济已进一步走向繁荣。素有出海谋生习惯的福建沿海商民，纷纷乘船南下雷州半岛经商和定居。康熙末年，有福建商人方氏，乘船载货南下贸易，得到当地居民的赞助和支持，于是又陆续招引福建同乡到赤坎经商。此后，闽人引聚渐多，集居一地。至今，在赤坎港附近海边仍有福建河、福建村、福建街和闽浙会馆。并以福建省地名称附近出海渡口水域，故有云霄、诏安、漳浦等港名。其后，接踵而来经商的是广东潮州人，建有潮州街和潮州会馆。据《遂溪县志》记载，在道光年间（1821—1850年），赤坎港已相当繁荣：“商船蚁集，懋迁者多”、“商旅穰熙，舟车辐辏”(道光《遂溪县志》卷六《兵防》。。同时，还记録了遂溪知县俞炳荣，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收取赤坎船照银，每年四百余元”，并注明：“赤坎商船领朱墨银每张以银一元。”(沈荣嵩：《湛江沿海古代港埠兴衰变迁简况》，《湛江文史治资料》第二辑。由在赤坎注册领照的商船有400余艘，足见当时赤坎港的繁荣兴盛。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国强租广州湾后，赤坎商埠仍相当繁荣，“其商店多半改造洋楼，填海滨而铺户加多，浚海港而轮船不絶，商店约有三四百间，居民约二三百家”。当时，“赤坎商人曾设有船务公司，有载重四百吨的船三艘，载重一千四百吨的船一艘，各船每星期来往广州湾、香港、澳门各一次。所载之货，以煤油、美国面粉、呢绒及他种洋货为多”(1914年5月《东方杂志》第10卷第11号。。出口货物仅以花生油、糖、麸三项为大宗。
从民国三年（1914年）始，大规模修建公路，计长达207公里，贯通南北，同时东部与广东公路南路省道干线相接；北部经麻章、遂溪、廉江与广西相通；西部经湖光、太平可达海康、徐闻。陆路交通的开通，使广东西部、雷州半岛及广西南部均成为赤坎港的经济腹地。进出口货物品种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出口货物有：山货、药材、五倍子、八角、桐油、生油、豆角、木材、牛皮、草包、片糖、芝麻、牲口等为大宗；进口货有：洋纱、布匹、西药、电油（汽油）、火水（煤油）、洋酒、洋糖、面粉、火柴、香枧（香皂）、颜料、肥田粉（化肥）、棉毛织品、洋杂货等。
民国六年（1917年），法国殖民者在海头港建筑堤岸码头和栈桥码头后，宣布开辟为自由埠，不收关税，以至许多商人及奸商趋之若鹜的到海头港法属码头装卸货物。所以，赤坎港曾有一度冷落下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国沿海港口相继沦陷，而唯独广州湾尚能自由贸易，以至赤坎又一跃成为正当出入口之商业重镇。据《大广州湾》记述：“商贾云集，盛极一时，由寸金桥至雷州海关的路上，沿途都堆满了货物，无一隙地。”通过赤坎港输入中国内地的货物激增，吞吐量达20万吨以上。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日本军侵占广州湾后，港航业务受到严重影响，赤坎港一蹶不振，逐渐废弃，云霄、诏安、漳浦三港名亦废，仅有鸭毑港一名沿用至今。
四、 法、日统治时期的广州湾港
广州湾位于雷州半岛的东南部。据《高州府志·海防》所载：“广州湾洋面在田头泛南面外洋，其西即吴川、遂溪两邑海面分界。”又云：“广州湾为全郡之南翰”。
田头泛为古广州湾口的海防要塞，曾有兵防把守。在南三都之东，其南即广州湾坊都，广州湾水域概念，从属于陆上村落名称，方位在田头泛南面，不是田头泛西面今湛江港水域。当地居民习惯称广州湾口外水域为“外洋”，湾口内为“内海”，又称大黄江。因此，方志图籍在地图中，把广州湾作为水域名称使用时，大部分都标注在靠近南三都田头泛之南的“外洋”海边，而不写在今湛江港内海湾水域处。同时，《高州府志·海防》云：“广州湾为全郡之南翰”。“翰”者，为疆土屏障之地也。说明广州湾为高州府最南端的屏障地。
《吴川县志·津梁》又载：“广州湾渡，城西南六十里。”也就是从吴川县城即吴阳为起点，坐船往西南行60里水程可到达广州湾。
最早记録广州湾的是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该书云：“仅放鸡山下面限门处则有新门、三合窝、硇洲、广州湾等处可扎船。”《读史方舆纪要》载：“（吴川）县南四十里有广州湾，海寇出没处也，向设兵戍守”。与《吴川县志·津梁》所载，方向基本一致，里程不同是由于水程与标距有差异的关系。《雷州府志·兵防》载：“（东山营），其东南为硇洲，东北为广州湾，正东大海无际。”
以上方志、史籍所记：方向明确，里程具体，证明广州湾原指“南三都路上村坊，即今湛江市南三岛原灯塔乡沙腰村一带村落及其附近海域而言”(《湛江市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
康熙四十年（1701年）法船安菲特理德号第二次来华时，因遇台风，驶入广州湾附近搁浅，船员们逗留了几个月。他们看到广州湾的地理位置良好，水深浪静，航道深长，又有硇洲、东海、南三等岛屿作屏障，是一个天然良港，便私自进行探测水道、绘制地图，带回法国献给政府，由此，引起法国政府对广州湾的注意。
19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割地狂潮。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童年12月，俄国侵占旅顺、大连。法国为了“均势东方”，企图在中国南疆建立一个新据点，作为巩固它长期占领越南和侵略我国西南各省的基地，于1898年3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派使臣吕班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开列四项，并指出：“所开四事，必须照准”。其中一项是要允许法国“在南省海面设立万趸船之所”。1898年4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法使致总署请准修滇越铁路租借广州湾并襄办邮政照会》中指定：“中国国家将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在法帝国主义的要挟下，清政府被逼允许将广州湾租与法国，翌日复法照会云：“因和睦之由，中国国家将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在其地查勘后，将来彼此商订改租界四至，租价将来另议” (《清季外交史料》第131卷，第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法帝国主义者欺清廷弱软无能，得寸进尺，不待勘界和签约，于1898年4月22日，竟派遣远东舰队分队司令吉戈特·德·拉·比道里爱尔海军中将率领巴斯噶号、袭击号、狮子号三艘军舰，载兵500，驶入遂溪县属的港湾内。在遂溪县的海头泛登陆，占炮台，抢财物，强奸妇女，拆毁民房，挖毁坟墓，建筑兵营，炮轰村庄，并逐步向遂溪县内地入侵，“挟兵占地”，企图以武力扩大租借地范围，并拟定要把租界划至遂溪县城附近的万年桥。
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引起瞭高州、雷州两府人民的公愤，四乡百姓“不期而集数万人”，“誓与拼死一战”(沈荣嵩：《海头绅民控禀》，《遂溪文史资料》第三辑。。继而组织“团练”，进行了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声势浩大的抗法斗争。法国侵略者慑于中国人民坚决抗击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不得不缩小租借地范围，西线从遂溪的万年桥后退15公里，缩回至赤坎河上的文章桥（今寸金桥）。
1899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清政府派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国水师提督高礼睿在法军舰上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中国国家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定期九十九年”。
法国租界的范围在北纬20°45′，与21°17′、东经107°55′与108°16′之间，跨遂溪、吴川两县的部分陆地和两县之间的港湾水域。港湾东岸的麻斜、坡头、特呈岛、南三岛和硇洲岛，原为吴川县辖地；港湾两岸的海头、赤坎以及东头山岛、东海岛、原为遂溪县辖地。海、陆总面积共约213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约518公里，海上面积约1612平方公里。法国殖民主义者把租借地范围内的陆地和海湾，总称为广州湾。
广州湾面临南海与东京湾（今北部湾），介于香港与越南之间。法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加强对租借地广州湾的统治，把它纳入法属印度联邦的一部分，归属法驻越南总督管辖。
法国殖民统治者租借广州湾后，兴建港口，起初命名为白雅特（FORT.BAYARD），是纪念“白雅”号战舰首次登陆而命名的。但当地人却习惯称之为西营港。同时，由于整个租借地叫广州湾，所以外人又称之为广州湾港。
本港位于东营、西营、麻斜海两岸一带。码头为突堤式兼栈桥式，全长3347米。突堤式长180米、宽165米，约于1912年动工，1918年竣工。栈桥式长150米、宽71米，约于1939年秋动工，1941年竣工。构筑材料为钢筋混凝土，无系船、照明、给水设备，码头前沿水深约3米。栈桥码头，相传为法人设计，安南人施工并驱赶被关押的华人做苦力建起来的。栈桥码头相邻建有堤岸码头长2327米，同时还设有小船避风塘一处，防波堤117米，顶宽2米，顶高23米，以碎石堆成，建筑时间约在1932年间(张敏、沈荣嵩：《湛江海港史》（征求意见稿）第2册，第17页。。
法人所选择的航道有9个航向8个转向点(《湛江海港史》第2册，第17页。，现列表如下：
航道名称航向长度
蔚翠岭航道215°45浬
硇洲岛航道181°30浬
南三岛南航道329°37浬
广州湾进口航道285°40浬
南三岛西航道69°15浬
东海岛北航道119°26浬
石头角航道320°28浬
东头山航道178°19浬
麻斜航道26°19浬
筑有硇洲主灯塔及其副灯塔、灯桩16座、浮标10个。从1914年开始筹建无线电通讯站于湖光岩附近(《湛江海港史》第2册，第41页。。
由于船舶进出口统计资料已被法国撤退时带走，无处可查。现只根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版的《北海杂録》一书的记载，在1904年前后有法国邮船“于爱”号每两星期往返香港—广州湾—海口—北海—海防。另有法国籍“海南”号及德国籍“得利臣”号等货轮不定期的往来其间。此外，又根据《大广州湾》一书记载，在1942年前后有捷福公司代理的“多宝”轮及顺昌公司的“大宝石”轮（属客货轮）经常往来广州湾——越南，广州湾——澳门航线。同时，有日本船“白银丸”、“宜阳丸”、“海刚丸”、“旭江丸”及“永华”轮等船舶经常进出本港。
抗日战争前，广州湾港的国际贸易，是以法国、越南、香港、澳门、泰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为主；内地则以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及湖南各地为主。根据《湛江建港计划》中所载：“湛江过去出入口贸易，据法人不完全记録所得1939年及1940年出入口贸易总值，每年约为一千万美元。”“查1922年至1925年每年出入口贸易总值约为越币一千万元。”兹列表如下：
年份出口总值入口总值出入口总值（越币）
1922428770450202819307985
19235839828506271210902540
19246495379572205512217414
19255844992673523912580231
又据雷州海关1943年至1946年出入口总值，也可略知本港出入口贸易大概，列表如下：
年份出口总值入口总值出入口总值（国币）
194334017000283677000317694000
194480728000295825000376553000
194510937100030667130003176030000
194625717080047410000007312708000
另外根据《湛江工商年鉴》记载，雷州蒲草编织业，在1921—1936年间为黄金时代。由于当时台湾糖厂、上海盐商及日本和南洋群岛等大量定购。糖包、盐包、果袋等每年从广州湾港出口竟达41000多个。同时，根据《湛江概况》记载，抗日战争前广州湾港出口的牲口数量也很大，香港市场的肉类60%以上靠雷州半岛供应，油、糖、盐、豆、芝麻等亦属大宗。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而且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占领了东南亚各国。由于长期战争和战线过长，加之国内资源异常匮乏。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帝愈益不利，在欧洲战场同盟国已开始反攻，德国法西斯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日寇为了挽救其行将失败的命运，企图占据广州湾港，控制中国西南沿海地区，掠夺作战物资并作可运转兵员及军用物资的重要港口。遂于1941年7月与法国贝当政府驻越南总督戴古签订了《广州湾共同防御协定》，派出海军商务委员团，常驻西营，监视进出口船只和货物的装卸，由日军发给“准航单”后才能离港。幷且还规定在港口经营进出口各种货物的商人都得领取执照，尽管执照是由法国殖民当局颁发，但也必须获得日本军方同意。后来，由于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日本单方撕毁协定，于1943年3月15日武装占领了广州湾，连法国人都被关押起来，由日本陆军在广州湾的军事委员团接管原海军所辖的商务委员团。并出示布告，禁止一切军用货物运入我国。帆船行驶也必须向日军当局领取执照。
在日军占领期间，日寇所掠夺的战略物资和输入的军需物资都是由日本船舶运输。日本船“白银丸”、“宜阳丸”、“海刚丸”、“旭江丸”等仍经常进出广州湾港。
日寇为掠夺中国资源，用于侵略战争，更在广州湾发行无金融价值的“军用票”和南京伪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还开设了好几家公司，高价收购钢材、粮食、花生、芝麻、皮革、钨矿、铜元、生铁锅等战略物资，甚至把桐油、樟树油、花生油等亦列入专卖范围，并将五金、电器、燃料、交通器材列为军用品，严禁商民买卖或运输。但仍有不少商人，为了牟取暴利，仍冒险进口了大批军需龢民用物资，千方百计地输入内地。根据雷州海关记载1943—1945年出入口货物总值，可以看出：入口总值大于出口总值。现列表如下：
年份出口总值入口总值合计（国币）
194334017000283677000317694000
194480728000295825000376553000
19451093170003067130003176030000
1945年8月18日在重庆签订了中法《交收广州租借地专约》，1945年9月21日在赤坎举行日军在广州湾投降，我方受降仪式，广州湾终于回归祖国，并改名为湛江市。
五、 雷州半岛历史上港口商业贸易的特点
雷州半岛历史上港口商业贸易的最大特点是走私成风，尤以法、日统治下的广州湾港为甚。
广州湾的走私分入口和出口走私。入口走私货物主要为“洋药”（鸦片烟），另以煤油、火柴、布匹为大宗。广州湾私运鸦片入内地的情况，据《北海杂録》记载，广州湾未租借给法国人以前，北海每年进口洋药千余箱。法租广州湾后，原从北海进口，销售钦州、廉州、灵山、博白等地的鸦片，均被广州湾运去的所代替，致使北海进口鸦片每年下降至百余箱，或二百箱不等。经营鸦片走私最有名的是“民生公司”，用武装护运；还有“三友公司”、“天元”、“广同利”等。他们从泰国以运大米作掩护，偷运烟土回来，然后用特制的煤油罐藏烟膏(罐有两层，上层装煤油，下层装烟膏。偷运入内地。走私百货的双底船，底层也是用来藏鸦片的。
据《北海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关于走私事报告书》说：1929年上半年，煤油一项私运入广东省的有35000箱。德士古、美孚、亚细亚三大石油公司，都在西营设有机构和仓库。煤油大批用油船运进广州湾，再分散偷运内地。
出口走私主要是桐油和战略物资钨矿。抗战期间，投机商用船只从阳江、阳春等地把钨矿偷运入广州湾，然后转卖给日本人。
还有私运“猪仔”(指被贩卖出国做苦力的华工。出口。“锦纶泰”、“大成行”是经营人口买卖的商号，据调查统计：高州府属各县每年都有五六千“猪仔”被卖去南洋，仅1925年1—2月间，高州、雷州两府所属各县被卖猪仔去南洋的有八千以上(黄学增：《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中国农民》第4、5期。。
历史表明，海禁与走私是孪生兄弟，海禁愈猛走私愈烈，海禁实际上促进了民间海上走私贸易的发展。但，就是被法国殖民当局宣布开辟为自由埠，不收关税的广州湾港，依然走私之风甚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一月一日的琼海关监督调查报告，至为详尽的记载了广州湾走私之情形及成因：
私货至多，防范至难，办法至为棘手者，则为接近广州湾之分卡。缘各县公路开通之后，交通日益便利，而私贩由法界偷运入国境者，同时亦日益便利。以致毗连法界之各地，处处可走私，时时可走私，而昔日设卡之地点，则因公路交通之变更，而失其地位，几成虚设，防缉极感困难。而广州湾亦乐得私贩以为大本营，为虚荣市廛之一助。故关于缉私方面，不独不得协助，且动辄制肘。又因中法边界，未经明确划定，法人常有藉口越界而阻止者，故办理益觉棘手。(谭启浩：《广州湾地区走私问题的历史考察》，《湛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由以可知，广州湾成为走私中心，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
第一， 广州湾租借地与内地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从而给走私分子进行走私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海关虽然在重要关口设立关卡，起初设雷州、黄坡、大埠、石门四处分卡，辛亥革命后增加水路分卡两处，以后续有增加变化，到雷州海关成立时（1936年），设有安铺、黄坡、福建、麻章、大埠、西涌尾、沈塘、城月、雷州、梅緑、水东分卡和查缉所三个。但走私分子可以避开设关卡地方进行走私贸易活动。这和香港九龙、澳门与内地之间陆路仅有一条通道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 广州湾法国殖民当局从其本身利益出发，对走私活动采取纵容态度，对我方查缉则多方刁难。
第三， 走私活动有强大的地方势力做后台。陈学谈和戴朝恩是广州地区的两大地方势力。吴川、茂名则是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家族的天下。除其父邓秀川外，还有其堂兄弟、茂名县第三区区长邓儒纲把持一方。他们神通广大，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不仅包庇走私，而且自己也以特殊的身份走私。1935年，茂名的走私集团满载私货的20多艘走私船，停泊在梅江河的下车村、白艮村，梅緑海关分卡听说后，派了10余人（其中还有一洋人）前去缉拿，走私商人竟撤至海对岸开枪抗拒，双方相持了一天。后走私商人在村民的声援下，竟将海关人员打败了。事后经查，原来这个走私集团的后台是邓儒纲。
广州湾走私活动猖獗，线长面广，其范围不仅涉及广东南路的15个县，而且有一个时期深入到云、桂、黔，影响甚广，从而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吴建华（广东商学院旅游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本文原载《岭峤春秋——雷州文化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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