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话属闽方言，它是如何入主雷州的呢？这方面《海康方言志》等已有所涉及，但研究有待深入。本文拟对此试作探讨。

　　一、雷州话与雷州历史

　　1．雷话是雷州话的简称，即雷州的通用语

　　雷州之名起于唐代，雷话之名则更晚。雷话祖籍是闽南漳泉地区。更有学者指出：“雷州话的祖宗话是古代闽语的莆田话。”\[1\]闽南方言在大陆的次方言区有四：泉漳、潮汕、雷州、琼文。雷州片指古雷州的徐闻、海康、遂溪。据2004年《湛江市志》，雷话在湛江使用人口280万，占半数以上。雷话还通行于今廉江之河堤、龙湾、横山，茂名之电白、茂港，阳江之阳西县以及其他县市的一些地区，使用人口约170万。加上一海之隔的琼州语，闽南方言在古粤西连接成一片语言版图。

　　2．雷话与“黎话”

　　雷话是雷州的外来语，它却有土著语之名——黎话。称它“黎话”名不副实，因雷州历史上本有“黎话”，即黎族语言。黎族史上又称“俚”人。《后汉书·南蛮传》：“九真徼外，蛮里张游。”唐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黎族得名，一说认为是因“俗呼山岭为黎”\[2\]。俚人称谓含有贬义，《南史·萧劢传》：“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古代俚獠并称，晋裴渊《广州记》：“俚獠贵铜鼓。”俚人多暴，俚獠，贬义分明。晋张华《博物志》卷二：“交州夷名曰俚子。”交州夷俚子，即指黎族。把雷话称为黎话，表达了歧视态度和贬斥感情。雷话被称为“黎话”，意指它如同“黎话”般卑贱。“黎话”作为语言“恶谥”加在雷话身上，雷话成为少数民族语言“黎话”的替身，同时也掩盖了雷州历史上本土语言的历史真相。

　　3．雷州本土语言——真正的“黎话” 

　　真黎话在古雷州曾存在过。明万历《雷州府志》卷五说雷州有语言三种：官语、黎语和东语：

　　雷之语有三。有官语，即中州正音也，士大夫及城市居者能言之。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三县九所乡落通谈此。有黎语，即琼、崖、临、高之音，惟徐闻西乡言之，他乡莫晓。大扺音兼角征，盖角属东，而征则南也。雷地尽东南音，盖本诸此耳。东语谬，黎语益侏罗，非正韵。其孰齐之\[3\]。

　　黎话是雷州原生的本土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雷州七八千年前的人类即越人的祖先，他们的语言是古越语，即后来所谓的“黎话”。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法。”\[4\]雷州汉名徐闻，属交州合浦郡，为俚人区之一，黎语在此时是雷州半岛的通用语。明代黎话虽存，但已是残花败柳，濒临灭絶。

　　二、雷州言语志序列

　　1．明万历《雷州府志》

　　万历《雷州府志》卷五的《言语志》是雷州语言史的权威版本，记载了明代雷州言语的三个种类和具体状况，是研究雷州语言的基础文本。沿着明万历《雷州府志》向上追溯，雷州的言语志还有更古老的版本。

　　2．明嘉靖《雷阳志》

　　上述内容还见于《雷阳志》。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8册《广东中》引作《雷阳志略》\[5\]。《雷阳志略》即《雷阳志》的缩略，为节録《雷阳志》时所加。《雷阳志》内容有三：一是雷州潮汐变化，二是雷州的语言，三是雷州赋税。语言部分与万历《雷州府志》内容相同，文字有出入。

　　《雷阳志》涉及的时间概念有国初、弘正(弘治)、嘉靖、天顺、成化、正德等，其最晚的是明嘉靖37年，即1558年。因此，《雷阳志》当成于明代嘉靖，可称嘉靖《雷阳志》。古雷州地区的方志已有宋代《雷州图经》和《雷州府志》。雷州方志名称一般叫《雷州府志》，除上以外，元代叫《雷阳志》。嘉靖《雷阳志》当是沿袭元代的《雷阳志》。

　　3．元代《雷阳志》

　　《永乐大典》有《雷阳志》残卷，成书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离明朝建国才30余年，该书所引方志最晚也是元代。《永乐大典》第2663卷、7237卷和20354等卷多次引用《雷阳志》。《永乐大典》第3143卷、7514等卷多次引《雷州府图经志》\[6\]。《永乐大典》第2949卷引《雷州府志》：“元马合谟，字瑞卿，回回人氏。后至元三年为宪副。”当为元代府志。因此，《雷阳志》当是元代方志。明嘉靖《雷阳志》在沿袭元代称谓同时，也承袭了元代的内容。明万历雷州《言语志》上承明嘉靖，其上源则是元代《雷阳志》。

　　4．宋雷州《言语志》和《四民志》

　　雷州《言语志》的年代序列，还可以追溯到宋代。宋祝穆《方舆胜览》引《雷州图经》：“本川实杂黎俗，故有官语、客语、黎语”。宋代雷州已有官语、客语、黎语等三种语言。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寰宇记》云：

　　（雷州）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乐耕种。三曰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垄为活。四曰蜑户，舟居穴处，亦能汉音，以采海为生。

　　《寰宇记》即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今《太平寰宇记》卷169载有雷州内容，却没有上述记载。它是亡佚的资料，弥足珍贵。这里谈雷州四民，可名为《四民志》，但雷州语言包含其中。雷州《言语志》的历史序列，下可追到民国《海康县续志·方言志》。

　　从宋《四民志》到元明龢民国《方言志》，构成了雷州方言的历史序列。

　　三、雷话生成的语言过程

　　从宋到明的《言语志》序列，反映了雷州语言演变和雷话生成的历史过程。

　　1．宋代雷州语言三足鼎立

　　在《太平寰宇记》雷州《四民志》中，可看到雷州语言的基本面貌。雷州四民：一是客户，他们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当是“官话”者。二是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乐耕种，当是“东语”者。三是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推耕垄，当是“黎语”者。四是蜑户，舟居穴处，亦能汉音，语言并不独立。可见宋代雷州已成官语、闽语和黎语三足鼎立局面：此时无“官话”一词，称为“汉音”，它通行于城镇集市，官话规模已粗具。讲闽语的东人主要是农民，存于乡村。黎语在偏远山村，处于社会底层，没有影响力，但也无濒危的危险。

　　2．元明三种语言此消彼长，雷话主导地位初露端倪

　　在元代《雷阳志》和明代《雷州府志》中，三种语言从名称到地位都发生转变：此时已出现“官语”一词，又称“中州正音”，使用范围在雷州府，是府属外地官员所用的北方方言。它已摆脱“客户”地位，从“汉音”升到“官话”，是雷州权贵语言，名称上也显出语言的霸权。闽南语已有“东语”或“客语”名称。“客语”表明它还未成为“主人”，故有“谬”的恶评，处于被排斥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已从乡村俗语升为三大县城和集镇的“通谈”，后代通用语“雷话”的基干已初步生成。黎语地位下降，被目为猪猡语，仅龟缩在徐闻西乡的语言孤岛上，成为事实上的濒危语言。后来它终于消亡，只有今海南黎族还使用着。徐闻西乡是雷州黎语的最后葬身之地，建议在此为它立碑！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也可印证。该书卷82：“州（雷州）杂黎俗，故有官语、客语、黎语。官语，则可对州县官言。客语，则平日相与言也。黎语，虽州人，或不能尽辨。”这是元明时雷州的语言形势。三种语言中，官话仅是面对外来官吏的衙门语言；客话即东语，已是平时通语；黎语已少解人，它已濒危。

　　元明雷州《言语志》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记载了雷州半岛三种语言的兴替过程：黎族语言已濒于灭絶，最后退出了雷州历史舞台。官话和东语地位上升，其发展空间是黎语萎缩的结果。官话、东语中，值得注意的是东语。它没有官话的霸权：东语指其母语所在——粤之东，福建。“东”来自潮州语，屈大均《广东新语》：“潮阳以钱八十为一佰，曰东钱。”\[7\]当时雷州有“潮州会馆”，“东语”自然从粤东潮汕传到雷州。“客”相对于“主”，“客语”指其语言主体的客人身份还未消除，还未成为雷州语言的主人。但它潜力巨大，前途光明。其次，它揭示了雷州语言运动的规律：官话凭藉政治权力企图占领语言高地，但未成功。闽南语本是“民语”，这种来自东方的语言没有官方威权和法理正统，仍在雷州“做客”，但已脱离农民语言地位，凭藉读书和经商进入城市，成为城镇之“通谈”，即雷州三大县城、集镇和乡村的通用语。它离“雷话”，还有一步之遥。

　　3．雷话的最后生成

　　 雷话生成的最后一步在清代完成，民国《海康县续志·方言》引万历《雷州府志·言语志》后，加《按语》云：

　　 雷州语三，海康多属东语，而读书则半官语也。又有惠语，多惠州人移居相沿者，然居少数。（陈）景鋆又识\[8\]。

　　说明简短却很重要。清康熙《海康县志·语言志》照搬了《雷州府志》，但民国《海康县续志》却补充了新的内容。这里未提到黎话，当是它已消亡。官话也被忽略，雷州历史上的三种语言现在需要补充的只有东语，它代表了雷州语言的新面貌，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语言的基本形势变了，现已是“东语”的天下。第二，语言实践中“东语”如何在技术上处理文白异读的问题：读书时用“半官语”。即雷州人在生活中说闽南语，书面语中力图用“正音”（官话），却不准确，故为“半官语”。第三，雷州的新语种：雷州现在有了“惠语”，即惠州客家话。虽是少数，但《海康县续志》编者没有忽略，表现出严谨的学风。第四，具体描述闽南语现状：它对郎罢、爹爹、婶姆、鬼侩等数十条语料进行了描写，表现出“东语”的词彚和读音面貌。如：“郎罢：父称也。县人谓之郎，或谓之罢。”陈景鋆又加《按语》：“郎罢，《正韵》云：‘闽人呼父为郎罢。’县多闽音，盖本诸此。”这表明：这些词彚如“郎罢”一样，雷州方言已基本是“闽音”，从而具体展现闽南语对雷州语言的占领局面。至此，闽南语从元明县乡“通谈”正式成为雷州通用语，雷话已经生成。

　　4．相邻“琼州语”的生成

　　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语言也不例外。语言的大变化，需要五六百年。《海康县续志·方言志》表明，清末民初闽南语已全面占领雷州，东语已生成为“雷话”。与此同时，闽南语在海南也摇身一变，成为“琼州语”。万历《儋州志》天集《民俗志》“言语”：“华言者寡，近村落略似闽，黎真鴂舌之音。”闽语还没有地位。但民国《海南岛志》：“琼山、文昌、安定、琼东、陵水、万宁、感恩各县语，谓之‘琼州语’，略似闽之漳、泉音。”\[9\]闽南语在雷州变成“雷话”的过程和时间，与它在海南变成“琼州语”几乎相同。

　　5．农村包围城市的历程

　　从宋到清的千余年中，闽南语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它先在雷州乡村，然后进入乡镇，然后进入县城，最终进入府治，成为府、县、乡、村通用的“雷话”。在此过程中，它灭絶了黎语，挤压了“官话”——使“中州正音”成为“正话”或“旧时正话”进入乡镇语言孤岛。在语言名称上，它最初是“客”，终摆脱“客语”身份，等到全面占领雷州时，自然成为雷州语言的“主人”，“雷话”既是对它成就的最高褒奬，也是对颁发的通用语的许可证。

　　四、雷话生成的社会过程

　　语言是人的非物质名片。《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言，身之文也。”言语是生命的文采，言语植根于人的生命，它显示人的生命本质。唐章孝标《初及第归酬孟元翊见赠》：“每登公宴思来日，渐听乡音认本身。”从乡音可知本身，也表现出语言的生命本体论特点。言语不仅是交际工具，也是人的籍贯、文化教养的直观表现。母语的形成伴随人之所以为人的过程，它还是人的社会关系、乡土情感和人的本质的重要载体。古人“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嗟叹，“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誓言，对言语意义作了简洁概括。能改变比祖宗田更重要的祖宗言的力量，只有二种：一是官方权力。历史上的官话，今日的普通话，广东“白话”顽固地固守“省语”地位，广东各县市对“省语”趋之若鹜的情景，都是例子。但历史上雷州人选择闽语，显出权力语言的有限性。能改变语言的最大力量是族群。在强势语言环境中，个别异质语言成为尴尬的异类。故宋陈与义《点绛唇·紫阳寒食》有“不解乡音，只怕人嫌我”的自卑。使闽南语成为雷话的力量，是闽南客人成为雷州主人的社会集群力量。

　　1．目前的研究法

　　对闽南文化入雷的研究，目前做法多是考证祖籍为闽者。如民国《曹氏族谱》：“（远祖）由闽之建阳，于南宋干道七年（1171年）移居吾邑曹家村。”民国《海康县续志》：“海康鹅感村官民，由闽入雷，自宋末梅岭公始。”雷州东关吴氏先世出自八闽，邓氏来自福州潮阳里，莫氏祖籍莆田武盛里，陈氏祖先为闽人，李氏始祖莆田，宋氏祖先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等。吴川巨族如吴、林、陈、李等，皆由闽入粤\[10\]。闽人到雷州为官的仅晋江就有：洪富、周良宾、谢徽、苏洸、储擢等任雷州知府，史键、陈鸣熙等任雷州府同知，何芳腾等任雷州推官，黄宗庆任雷州通判，张瑾、陈仕行等任雷州司理，柯益任雷州府学教授等\[11\]。

　　这种考证不无益处，但解释语言革命却无力。它忽视了两点：一是语言革命的基础。一滴淡水掉进大海仍是海水，分散的移民进入雷州，无异于滴水入海。梁《殷芸小说》卷三载，越南林邑曾有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时留下的汉兵十余家，他们自相婚姻，形成二百户的马流人，言语饮食仍存华风，但仅成语言孤岛而已。清陆次云《峒溪纤志》卷上载唐宰相李德的子孙在海南被獠人同化。能反客为主地革除土著语言的力量，是大规模覆盖性的大移民。二是语言革命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闽粤地理相连，同属不开化的蛮夷之地。闽粤唐代都是出宦官的落后地区，《新唐书·宦者传》：“是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薮’。”闽地著名宦官有杨复光、吐突承璀，粤地著名宦官有高力士、仇士良。二者相比，粤宦更为知名，但却无“宦官摇篮”之称，闽地落后可知。《新唐书·常衮传》：“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钧礼，观游燕飨与焉，由是俗一变。”漳州开化，自唐泉潮守戌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开漳始。明《漳州府志》：“迁《史》称：江南火耕而水耨，饭稻羹鱼，无积聚而多贫，今漳俗良然。岂吴越殴闽，风壤同耶？”汉唐时，漳州属广东南海郡揭阳县，明《诏安县志》还有“潮漳巡简［检］司”，两地行政曾经为一。唐代漳州5800户，雷州4300户，这种情况下漳州入雷难成气候。相反，在今福州至广东潮州一带，地广人稀，大批瑶畲少数民族从岭南粤东涌入闽南。苏轼《江瑶柱传》载，江瑶柱祖先粤人，因避乱“徙家闽越”。《皇清职贡图》卷三：“福州府属罗源等县畬民，即粤之猺人。”福建古田畲人之祖也是粤人。任何浮泛之论都隔靴搔痒。

　　2．闽人入粤之路

　　粤闽地理相连，所谓东望八闽，南望五岭。八闽下四州福、泉、漳、化，近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地势雄壮，以闽为最。全闽七郡一州，山水自成体系。闽粤之间，漳州控其咽喉。清蓝鼎元《漳州府图说》：“漳于闽地为极南，负山临海，介闽广之冲，控引番禺襟喉。”\[12\]闽语在粤有二：一是潮汕，二是雷州。闽潮山水相连，闽人入潮如邻居搬家。从漳泉入潮路有三：一是由漳州兴化过漳浦、诏安，经分水关；二是从上杭经三河、大埔的水路。三是海路，从南澳经烽火门，入潮极为方便。明王士性说：“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故曰潮隶闽为是。”\[13\]其实漳潮原来同一行政区，故潮州本为闽语区。雷州则不同，陆路三千里，中有广州阻隔，海路艰难于潮州十倍，需要“跨越式”发展。闽南的入雷之路比入潮艰难，必然影响到闽人入雷行动方式和人口数量。

　　3．闽人入雷契机

　　闽人入雷的契机有二：一是闽南人口压力太大，不得不外出谋生，二是雷州的空地效应。历史上，广东高、雷、廉、琼诸府滨海，海盗陆贼横行，战争频仍，人口严重消耗，为大移民提供了机会。相反，宋代福建漳、泉经济发展，贸易发达。苏辙《林积知福州》说：“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然以地狭，故民多不足，俗巧，故使或不称。”闽茶天下闻名，北苑龙团、武夷石乳，更是天下极品。苏辙《和子瞻煎茶》：“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漳泉人多地少，遂向台湾、琼州和东南亚拓展，形成宋欧阳修《有美堂记》说的“闽商海贾，风帆浪舶”的海洋贸易局面。雷州是往琼跳板，闽人入雷只是闽人移民性大发展的组成部分。

　　4．闽人入雷的三个时期

　　（1）五代时期。此时雷州一带多次发生了屠杀黎族的战争，跪在雷祖庙前的黎族五大领袖，就是历史的铁证。战后，雷州荒无人烟。五代末年，闽人大量入雷，开垦黎族区的无主荒地。苏轼兄弟都是见证人。苏轼《伏波将军庙碑》：“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雷州）。今衣冠礼乐，盖斑斑然矣。”到雷州避乱者多是闽人。宋绍圣四年（1097）苏辙到雷州时，农村多闽人的局面已形成。苏辙《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14\]汉合浦五县总数15400户，县均3100户，唐雷州4300户，700年增长700户，年均增1户。苏辙时雷州已达13000户，二百年增长3倍，这只能是移民性增长的结果。北宋雷州所增人口当是五代入雷的闽人，他们先在农村耕田，为以后闽人入雷作历史铺垫。

　　（2）宋元时期。南宋末年，王朝退入福建，最后灭于广东，为闽人留雷提供了机遇。《宋史》之《瀛国公本纪》和《二王本纪》载，宋度宗死后，瀛国公即位，是为端宗。端宗死后，度宗庶子建国公赵昰即位福州，改元景炎，天下兵马进入福建，福建人年15以上参军勤王。随着元兵追击，兵马退入广东。据《填海録》，时雷州失守。张世杰遣兵攻雷州作临都，不克。皇帝赵昰只得驻雷州之硇洲岛（在今湛江市东南40公里），再派兵取雷州，不克，赵昰死于硇洲岛。卫王赵昺即位于此，改元祥兴，升硇洲岛为翔龙县；派遣张应科、王用取雷州，又不克。南宋灭于新会县潮居里之崖山，陆秀夫负皇帝赵昺投海，臣民赴海死者十余万。宋末二帝在雷州时，雷、琼、全、永震动，人民文才喻、周隆、张虎、罗飞等起兵勤王，队伍多者数万，加入保卫宋朝战争，最后被元将阿里海牙在雷州平定，并在雷州设立宣慰司，民族战争和人民起义使雷地人口大量消耗。在这过程中，宋王朝把福建漳泉兵民带到广东。战后，包括陈文龙子孙在内的大量闽人定居雷州，仍不足弥补人口空白，政府在雷州置立屯田所，召募民户和士卒垦荒，安置了1500余户，其中多为闽人。政府和非政府的移民加速了闽人入雷，海南和海北闽方言的地位，大多得益于这次历史性的大移民。

　　（3）明代。宋亡后，元设雷州路外，还置雷州安抚司，后改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再改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驻地雷州，对雷州“关怀”不可谓不重。但文化落后使统治力减弱，雷州战乱频生。元代雷州黎族爆发起义，朝廷调海南万安军达鲁花赤到雷州平黎，因屠杀黎族有功（也使黎语濒危），他升迁为雷州路总管。明代统治者对人民剥削压迫加重，明顾梦圭《珠池叹》：“每采（珠），费舟筏兵夫以万计，顽悍之民因缘为盗，今雷廉凋敝巳极，采取不止，将有他虞。”\[15\]雷廉凋敝，民怨火山待发，战乱难免。雷州战乱有三：一是人民造反。明于谦《忠肃集》卷九《兵部为流贼刼掠等事》：“本官廵抚广东地方，其雷、廉等处，即报有猺贼出没，杀虏人民，焚烧衙门。”二是周边战乱波及雷州。有明一代，两广之雷、廉、高、肇、浔、梧、荔浦、府江、田州等地战乱时发，人民横被剽掠。三是盗匪不休。1950年前徐闻腹地方圆百里仍是浓密的原始热带雨林，是贼出没的理想场所。时人有“十年不剿则民无地，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之谚。《宋史》卷28“海贼陈感犯雷州”，何乔远辑《名山藏》卷29，明隆庆六年（1572）二月：“倭分犯广东化州石城县，攻破锦囊所，杀一千户，攻陷神电卫城。一时吴川、阳江，高州、海丰等县并遭焚劫……倭犯新宁、高、雷等处。”战乱带来巨大灾难，明湛若水说：“广右徭贼流劫，尽雷、廉、高、肇以东之境，破城杀吏，戮掠人。香山、顺德庶顽胥兴效尤，黄贼胥响应，胥劫杀无宁日。”\[16\]战争不休，杀戮不息，人民尸横遍野，而高雷等州破坏尤烈。明丘浚《丘文庄公集》卷七《毛宗吉传》：“雷廉高三郡，人民为贼所杀戮，十七八。”十死七八还是轻的，更有百不存一者，以致“高、雷、廉三府，时民遭贼躏，数百里无人烟”\[17\]。此外，自然灾害也严重损耗人口。万历24年（1596）雷州经年不雨，饥荒瘟疫并至，雷城内外尸骸遍地：“时岁大饥，疫疠横发，经年不雨，死伤不可言，予如坐尸陀林中。”\[18\]不仅明代，清代亦然。明末清初战争频仍，瘟疫与猛兽并行。宣统《徐闻县志》卷一：“顺治十年（1653），徐大饥病，虎伤人民，死者殆尽……大饥瘴发，阖室而死，百仅存一二焉。”雷州每年死于虎口的达300余人，徐闻华丰岭因华南虎猖獗，有“徐闻景阳岗”之称。因“高雷廉琼地僻民稀”，广东布政使罗荣等上奏朝廷，请求募民开垦高肇雷廉荒地。雷州的空巢效应，为闽人进入提供契机。政府给予耕牛和种子招募开垦，响应号召名正言顺，大规模移民就这样发生。

　　5．社会运动改变雷州语言格局

　　战乱改变了雷州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语言格局。雷州三大语言中，黎族因不断的民族反抗和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消失，黎话自然不存。余下两大语言中，官话情况复杂。明代雷州75位外籍官员中，福建18人，占四之一弱。其中雷州知府27人，福建7人。他们是：庄敏、洪富，晋江人；赵浑，漳州人；林恕，长乐人；罗一鸾，闽县人；林民止、林廷升，莆田人，福建也近四之一。官员来自四面八方，而南方人多于北方，因而官话并非纯粹“中州正音”，杂乱的北方方言从内部削弱了官话的地位。官员中四之一的说闽语，客观上附和了民间正在壮大的“东语”势力。东语却蒸蒸日上：一是数量上，大量闽语者继续涌入雷州，巩固和扩展了东语的势力。二是质量上，大量闽语者进入城镇，垄断了城市的话语权，加上原来已占领的乡村，形成了东语一枝独秀的局面。

　　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东语反客为主，主宰了雷州的语言，雷话最后得以生成。

　　张应斌（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蔡叶青：《海康方言志》，第25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傅恒：《皇清职贡图》卷四，广陵书社2008年版。

　　\[3\]\[明\]欧阳保：《万历雷州府志》卷五，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4\]\[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七八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

　　\[5\]顾廷龙：《续修四库全书》第597册，第3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马蓉点校：《永乐方志辑佚》第4册，第2788-2789、2791、2794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7\]\[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8\]《海康县续志》卷二，雷州雷阳印书馆民国二十七年版。

　　\[9\]《海南岛志》，第123页，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10\]《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第3-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道光晋江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蓝鼎元：《鹿洲初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宋\]苏辙：《栾城集·后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5\]\[明\]何乔远：《皇明文征》卷十四，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28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

　　\[16\]湛若水：《泉翁大全集》卷六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7\]张廷玉：《明史·毛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8\]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十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原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