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佑党人”。据孔凡礼《苏轼年谱》（以下简称“孔谱”）引《艇斋诗话》等言，宰相章惇听到苏轼在惠州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导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以为苏轼在惠过得很快活，于是就把他再贬为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参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获赦内迁，量移廉州（今广西合浦）。无论南迁还是北返，雷州（指雷州半岛）是苏轼的必经之地。苏轼流寓雷州时间很短，却对雷州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在雷州的行迹与诗文创作，向有异说，加上民间传说则显得扑朔迷离。从2009年12月至2010 年8月，笔者对苏轼在雷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行迹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考查。本文结合苏轼诗文集、年谱、历史、方志等文献与实地考查，试图厘清事实，还其本来面目。

　　一、到高州谒高凉冼太庙与题诗

　　据苏轼《到昌化军谢表》，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4月17日接到朝廷再贬海南的告命，4月19日离惠。先此，其弟苏辙被贬化州（今广东茂名化州）别驾、雷州安置。苏轼行至广西梧州时，听说其弟已于两天前到达藤州（今广西藤县），当即写了一首《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以诗代柬派人快马送去，自己舟行125公里赶到藤州。苏轼5月11日在藤州与弟辙相遇，然后同行到雷州。(参苏轼《到昌化军谢表》，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文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9页。《和陶止酒》引言：“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苏轼全集》诗集卷四一，第510页。苏轼兄弟由藤州沿绣江到容州（今广西容县），在容州会晤了道士邵彦肃。《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广南西路·容州·仙释》：“东坡之儋州，经此，惟都峤邵道士从坡三年。”(（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

　　东坡与弟相遇于藤州后沿绣江到容州，从行程路线来看，是可信的。那么，苏轼兄弟由容州同行至雷途中还到了哪里？苏轼的著作中不见记载。孔谱：“经高州，过冼夫人庙。”(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268页。张均绍认为，苏轼不仅到了高州，且写了一首《题高凉冼庙诗》。他在《苏轼〈题高凉冼庙诗〉考》一文中说，苏轼与苏辙及刘安世（时任谏议大夫，贬官岭南、高州安置）同往高州瞻仰冼太庙，“苏轼看着这破败不堪的高凉冼太庙，感慨万千，立即挥笔题词一首：‘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心无磷缁。锦伞平积乱，犀渠破余疑。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我欲作铭志，慰此父老思。遗民不可问，偻句莫余欺。犦牲箘鸡卜，我当一访之。铜鼓壶庐笙，歌此迎送诗（按苏轼诗集为“送迎诗”） 。’苏轼题完诗后，把诗稿连同笔砚一概交给了地方官员……后来，地方官员发动群众集资重修瞭高凉山冼庙，把苏轼所题的《题高凉冼庙诗》刻于石碑，并镶嵌于庙内的正殿墙壁上。此碑一直保存至现代，成了该庙的镇庙之宝。”张文又言：上世纪70年代高凉山下出土一方“东坡砚”，此砚正是东坡题诗所用的砚台。(参张均绍《苏轼〈题高凉冼庙诗〉考》，载《冼学研究》，中国国际出版社2009年版，第84-90页。光绪《高州府志》卷九《建置二·坛庙》在介绍瞭高州冼太庙以后引録了苏轼此诗，曰：“宋苏轼《冼庙诗》。”(光绪《高州府志》卷九《建置二·坛庙》，第112页。孔谱在引録了此诗（按题目为《和陶拟古九首》其五）后分析道：“据‘庙貌’二句，是亲见其庙，并非得之传闻。‘犦牲’四句，乃言欲以礼祭之；所云‘访’，乃专意拜访，即谒之之意。诗第二句云及‘于兹’，似此诗即作于高州。”(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269页。

　　苏轼是否到过高州高凉山拜谒冼太庙并题诗？答案是否定的。从行程路线来看，从容州沿绣江到北流（广西境），然后沿龙化水到石城（时属吴川县，今廉江），再走陆路经遂溪（时为海康县辖）到雷州，是一条近便的路。如果到高州，往来绕了约200公里，显然走了弯路。既然没有绕道高州，也就不存在作《题高凉冼庙诗》。张文与光绪《高州府志》所引録诗，在苏轼诗集中是《和陶拟古九首》其五，和的是陶渊明《拟古九首》其六：“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厌闻世上语，结友到临淄。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之。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和陶拟古九首》组诗作于海南岛。《苏轼诗集合注》卷四二载此诗，此卷为编年诗，收古今体诗五十一首，查慎行注：“起元符元年（1098）戊寅，合明年己卯在儋州作。”(（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第2145页。其四曰：“稍喜海南州，自古无战场。奇峰望黎母，何异嵩与邙？”即是作于海南的明证。苏轼拜谒过冼太庙，但不是高州的而是海南的。《苏轼诗集合注》引查慎行注曰：“慎按：《北史》，冼夫人仁寿初卒，谥诚敬夫人。《名胜志》：冼夫人祠在高州东门外。《元和郡县志》：隋大业六年始开置朱崖郡，立三十县。又置儋耳、临振二郡。而高州《诚敬夫人庙碑》：高祖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则是炀帝未置珠崖时，已有临振县矣。唐武德五年，改临振郡为振州。宋开宝五年，又改崖州。临振既为夫人汤沐邑，则海南亦当有庙，非独高州也。”(《苏轼诗集合注》，第2160页。今查海南岛冼夫人庙有50余座，虽建筑年代早晚不一，但唐宋时已有冼夫人庙无疑。据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韩祜修《儋州志》载，苏轼此诗题为《题宁济庙》，宁济庙在儋州中和镇内，今尚存。从“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我欲作铭志，慰此父老思”四句来看，也应作于海南。如作于途中高州，苏轼行旅匆匆，怎么会想作“铭志”呢？苏轼途经高州，与当地父老并不熟悉，何以“慰”其“思”？此父老当是与苏轼很熟悉很有感情的苏轼已住此多年的儋州父老。

　　张文所谓高凉山冼太庙藏有苏轼题诗之古碑及出土有“东坡砚”，似乎是苏轼到高州谒冼太庙并题诗的物证，其实经不起推敲。笔者2010 年7月19日亲往高州考查。高凉山冼太庙并无苏轼题诗之古碑，只有今人镌刻苏诗的石碑。古碑哪里去了？当地人说五年前被一位在庙内做工的工人偷走了。在文物保护意识很强的今天，这样珍贵的古碑被偷走，简直是天方夜谭。至于那方“东坡砚”怎样呢？据张文讲，此砚乃上世纪70年代，一农民在山坡上挖地时，在地表下1米处发现的，初出土时砚台完好，农民用它敲锄头而震碎，经粘和复原。现保存在高州冼太庙内。经要求，保管员拿出让我们鉴赏。此是一方瓦砚，长205厘米，宽122厘米，厚8厘米。正面上部刻有行书“其色温润，其制古檏。何以致之，石渠秘阁。永宜宝之，书香是托”的铭文，背面刻有行书“元符三年仲秋制”，字体皆仿苏轼，左下方刻有篆书印章一方：“宝藏”。《高州县志》有记载。(参高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高州县志》“东坡砚（宋）”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51页。从铭文的字体来看，决非苏轼原刻乃今人模仿。“永宜宝之”的“宝”非繁体“宝”而是简化字“宝”，根据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民间已有俗字“宝”字，(参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重印本。但苏轼不当用俗体，检苏轼书贴，凡“宝”字皆古体，如《观陈公诗后贴》、《春贴子词》等。“其制古檏”的“朴”也非繁体而为简体。从砚台背面刻字“元符三年仲秋制”的年代来看，更不可思议，苏轼绍圣四年（1097）夏南迁海南岛，怎么会落款“元符三年仲秋”呢？那么，苏轼元符三年仲秋是否到过高州拜谒冼太庙并题诗？《高州县志》就是这样认为的，其第十八篇《文化》第二章《文物胜迹》第六节《石碑刻》“题高凉冼庙诗碑”条：“高凉冼庙诗，镶嵌于曹江镇高凉山冼太庙内，为北宋文学家苏轼所题。北宋元符年间，苏轼曾路经高州，登上高凉山，瞻仰高凉冼太庙，即题高凉冼庙诗一首，刻制于该庙碑墙上。70年代初，庙圮，诗碑散失，流于民间。90年代被发现，重新镶嵌于庙内。”(《高州县志》“题高凉冼庙诗碑”条，第1541页。这里所说的“元符年间”就应是砚台所刻的“元符三年仲秋”了。苏轼元符三年遇赦北归，于6月20日渡海，有《六月二十日渡海》(《苏轼全集》诗集卷四三，第541页。诗。6月25日在海康与秦观晤别，《书秦少游挽词后》：“庚辰岁（按即元符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予与少游相别于海康。”(《苏轼全集》文集卷六八，第2155页。6月30日漂泊于石城官寨前大海上。《书合浦舟行》：“予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皆涨水，无复桥船。或劝乘蜑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上，天水相接，疏星满天。”(《苏轼全集》文集卷七一，第2235页。“六月晦”即六月三十日。7月4日到合浦。《梅圣俞之客欧阳晦夫使工画茅庵己居其中一琴横床而已曹子方作诗四韵仆和之云》施元之注：“东坡以元符三年（二月）诏移廉州，四月移永州。五月始被移廉之命，六月离儋，七月四日至廉。”(《苏轼诗集合注》，第2223页。从6月20日到7月4日中间，苏轼没有机会到高州，即使到高州，也是夏末非仲秋。苏轼在廉州期间是否去过高州，不见任何记载。离开廉州时已是8月29日了。《与欧阳元老》：“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苏轼全集》文集卷五八，第1889页。而且苏轼在海南已经拜谒过冼太庙，实在没有必要再绕道高州了。由此推断，那方刻有“元符三年仲秋制”的砚台，既非东坡所用，字更非东坡所刻。东坡到高州谒庙题诗云云，纯属子虚乌有。

　　二、 “苏二村”之命名

　　苏轼进入雷州境，到达雷州治所前，经过哪些地方？世传留有三处遗迹，一是今遂溪调丰村景兰阁，一是七星岭，一是苏二村。

　　《千年石官道记》（遂溪岭北乡调丰村石官道碑）：“苏东坡自惠贬琼，经此道宿村中景兰阁，故阁前遗有东坡井、东坡塘，遐迩驰名也。”千年石官道“自调丰出，向东北，经东吴、湖光，连广济桥，扺庄家渡，远接海上丝绸之路。耕者，商者，官者，旅者，驿者，多元一道，日夜兼程，近千年矣”。东坡改走陆路后，坐高脚牛车走石官道是可能的。笔者2010 年8月3日到调丰村考查，村民程武德还向笔者指点景兰阁前的石道。东坡当年住宿的景兰阁已不复存，清嘉庆年间修复的景兰阁如今也是断壁残垣，但门楼上的“景兰阁”三字还能辨认清楚。所谓“东坡塘”已被填充，“东坡井”并非东坡造的井，东坡在此住宿最多几天不会打井，至今尚保留完好。井旁还有东坡洗澡洗衣用过的石盆。

　　清道光《遂溪县志》卷之二《山川》：“七星岭：县南三十五里，高十余丈，周围十里小峰拱列如北斗。宋苏东坡过此，题石曰‘七星拱秀’。”调丰村在“县西南五十里”(道光《遂溪县志》卷四《乡社》，第343页。，离七星岭很近，苏轼很可能是住在调丰村景兰阁时游赏了七星岭。所题“七星拱秀”今不存。

　　清道光《遂溪县志》卷之四《乡社》：“苏二村，县南七十里。”苏轼从调丰往雷州经苏二村是正常的。2009年12月笔者到苏二村考查，村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苏二村”的来源》：“苏二村原名荔枝村，荔枝树很多。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很喜欢吃荔枝，留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佳句。他当年从惠州贬海南时，途径遂溪南北要塞‘三十里官路’时，便慕名走进荔枝村。可惜荔枝成熟的季节已过。村里的长老告诉他：‘要尝荔枝佳果味，待到来年五月时。’后来苏东坡先生遇赦北归，经过遂溪时正逢五月，他再次踏进荔枝村，这时村里的长老便捧出味道最美的荔枝王‘双袋子’来招待他，他终于如愿以偿。村民为了纪念苏东坡两次踏进荔枝村，便把荔枝村改名为苏二村，意即‘苏东坡二进荔枝村’。”村民至今还保存着苏东坡当年睡过的床（真伪有待鉴定）。

　　苏辙《雷州谢表》：“臣辙言：臣先蒙恩责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于今年润二月内又蒙恩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已于今月五日至贬所讫者。”(苏辙着，曾枣庄、马德富标点《栾城后集》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4页。苏轼兄弟5月11日藤州相遇，6月5日至雷州贬所，经过遂溪时荔枝成熟的季节没过，但盛季已过。倒是苏轼遇赦北归时荔枝成熟的季节已过。《“苏二村”的来源》说“后来苏东坡先生遇赦北归，经过遂溪时正逢五月”，显然与事实不符。苏轼再经遂溪时既不是五月，也没有机会进苏二村，苏二村在雷州东北，苏轼往合浦向西北走了。前引苏轼《书合浦舟行》言苏轼离开雷州时遭连日大雨，不可能为了品尝荔枝再进荔枝村，再者，苏轼在惠州三年，荔枝对他已不算新鲜，何以冒雨去荔枝村吃荔枝呢？况且荔枝成熟的季节已过呢？苏东坡北返时“二进荔枝村”是不可能的。

　　《湛江市地名志》：“苏二：在遂溪县遂城镇南23公里处。属建新镇。1400人。原名‘牛栏坑’。相传宋苏轼被贬海南时，途径城月驿馆客次，曾两度被邀到村品尝荔枝，故名。聚落呈块状。现存清代四合院式平房较多。盛产荔枝。全村有3000多株荔枝树，经鉴定部分为良种。”(《湛江市地名志》“苏二”条，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相比较而言，《湛江市地名志》的说法较为可信。城月驿即今遂溪县城月镇，在县城西南80里左右，苏轼从调丰走苏二村隶属的建新镇与走城月镇到雷城，距离远近差不多，但城月是驿站有驿馆，官商行旅住宿方便，苏轼可能走城月。在城月两次被邀到荔枝村品尝荔枝可以自圆其说。但为吃荔枝二进荔枝村，苏轼会吗？此外，苏轼与苏辙兄弟同行，难道荔枝村的人邀苏轼不邀苏辙？应该是二苏同去，“苏二”是否为“二苏”之转？苏轼的名气与人格魅力太大了，以至使其弟黯然失色。

　　三、南迁时在雷城的时间与活动

　　苏轼兄弟6月5日到雷城，6月11日渡海相别。《和陶止酒》引言：“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苏轼全集》诗集卷四一，第510页。《与林济甫》书：“某与幼子过南来，余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矣。”(《苏轼全集》文集卷五十九，第1922页。由此知苏轼6月10日即到了徐闻海岸渡口。由雷城到徐闻陆行需要两天的时间。苏轼从6月5日到，6月9日启程往徐闻，他在雷城只有3天的时间。万历《雷州府志》卷之十六《流寓志》：“苏辙……兄轼自惠州安置昌化军，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居数月而别。”(万历《雷州府志》卷一六《流寓志》，第506页。《广东通志》卷五十三《雷州》：“苏公楼：在城南，即吴国鉴馆苏辙之所。时苏轼亦谪儋耳，同处月余。”纯属无稽。苏轼在雷州3天有哪些活动？世间传说很多，我以为大的活动只有两件：一是游罗湖（今之西湖）。一是拜谒天宁寺。这两件事都合苏轼的个性。拜谒天宁寺，题了“万山第一”的匾额（此匾文革期间被毁，今匾系据大书法家沈定庵所存拓片仿制）。游罗湖则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虽然后人在雷州西湖建有苏公亭等，但苏轼当年没有留下东西。《雷州历史大观》：“苏公亭……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崖州途径雷州时，曾与兄弟苏辙及友人在该湖泛舟赏月，留有诗作多篇及‘西湖平’，‘状元生’之谶语。”(牧野主编《雷州历史大观》，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所谓“西湖平，状元生”的谶语是不可能的。“西湖”是后来的名字，当年苏轼怎么会称“西湖”呢？说“留有诗作多篇”也非事实，今苏轼诗集中没有一篇被认为写于雷州罗湖。

　　苏轼兄弟在雷，颇得雷守张逢的礼遇。据《独醒杂志》卷四，苏轼兄弟进入雷城时，张逢亲至门首迎接，第二天“延入馆舍，礼遇有加”，苏轼离雷时，张又亲送于郊，并派人送到海岸渡口。(参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苏轼与张逢信曰：“某启：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弃，眷待有加。感服高义，悚息不已。”又：“蒙差人津送，极得力，感，感。”(《苏轼全集》文集卷五八，第1896页。

　　四、 波涌浪卷何为津

　　苏轼绍圣四年（1097）南迁与元符三年（1100）北返渡海，从哪下的海？从哪上的岸？即渡口在哪？

　　海南的渡口在澄迈。《与姜唐佐》书：“某已得合浦文字，见治装，不过六月初离此。只从石排或澄迈渡海，无缘更到琼会见也。”(《苏轼全集》文集卷五七，第1878页。《答秦太虚》：“某书已封讫，乃得移廉之命，故复作此纸。治装十日可办，但须得泉人许九船，即牢稳可恃。余蜑船多不堪。而许九在外邑未还，须至少留待之，约此月二十五六间方可登舟。并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风色过渡，一日至递角场。但相风难克日尔。有书托吴君，雇二十壮夫来递角场相等，但请雇下，未要发来，至渡海前一两日，当别遣人去报也。”(《苏轼全集》文集卷五二，第1737页。从两信看，苏轼拟在石排与澄迈之间选择，但后来实际是从澄迈下海。《晚香堂苏帖》：“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337页。苏轼经过澄迈驿时登通潮阁，有《澄迈驿通潮阁二首》诗(《苏轼全集》诗集卷四三，第540页。。苏轼南迁渡海到海南登岸也应是澄迈，昌化在海南西北，由澄迈登岸往昌化走的是近路。

　　北岸的渡口在哪，人们并不清楚，不仅一般学者不清楚，连徐闻本地的文史学者也很迷惘。2010 年4月28、29两天，笔者到徐闻考查，原徐闻县文化局办公室主任吴凯先生为此颇为感慨，他说他怀疑在杏磊湾。为此，29日晚，张学松在杏磊湾面向茫茫大海陷入沉思：“明月清风伴白云，粤琼峡海夜深沉。遥问当年苏学士，波涌浪卷何为津？”

　　前引苏轼《与林济甫》书言，他们于绍圣四年（1097）6月10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苏轼元符三年北返渡海前给秦观的信（见前引）也讲到在“递角场”登岸。可见，“递角场”就是苏轼南迁下海北返登岸的渡口。

　　“递角场”在哪？清嘉庆重修《雷州府志》卷之十八《艺文》在引録了苏轼的有关作品后加按语曰：“按《年谱》：绍圣四年五月再谪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遂寄家惠州，独与幼子过渡海……又《与杨济甫》（按即前引林济甫）云‘独与幼子过南来，余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即海安口，明日顺风即过琼矣’。”按语与所引的苏轼信原文有出入，如“即海安口”就是编者陈昌齐加的。这说明陈昌齐认为“递角场”“即海安口”。

　　海安港水深浪大，当年苏轼乘木船渡海，在此下海与泊船登岸皆不宜。再者，海安对面是今之海口，二者相距较近，而苏轼在海南登岸与下海皆为澄迈，澄迈在海南西北海岸，在海安的西南，海安与澄迈相距较远。“海安口”之说殊为可疑。现徐闻县角尾乡有个放坡村，有人认为苏轼元符三年（1100）北返渡海就是从放坡村登的岸。笔者到放坡村考查，见村前立有一大块石碑，刻《放坡村记》，中曰：“溯本追源，放坡原名‘北宋坡’，村居起于秦汉，疏落数户。古为商客旅贾长途跋涉歇息给养之地，誉为海丝之路要冲。唐宋以降，迁客骚人，南往北还，必经此地。据名师梁老考究，北宋文魁苏东坡谪贬海南儋州三年获赦，‘归心流水急’，乘儋州船家一叶扁舟，抄近水路于放坡俄房埠登岸，停留一宿，并作诗一首：‘重登观骇浪，儋耳送归来。可喜兴文教，帆书谢大才。’村民感怀先贤宝迹，遂将村名改为‘放坡’，以示追念。”放坡村在灯楼角西北，濒临北部湾，可谓大陆的最南端，应该说是到海南水路最近，但与对面的澄迈相较还偏西了一点，其垂直距离并不算最近。且《放坡村记》所谓苏轼作诗一首，并不见载，“可喜兴文教”乃现代语言，诗体诗格皆不类苏轼，是一首浅俗的伪作。再者，因苏轼从此登岸就叫“放坡”，也费解，“放”是什么意思？是“流放”还是“放走”？若作此解，那就不是对苏轼的追念而是大不敬了！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十八《广南西路·雷州·县沿革》：“徐闻县：在州南二百二十里。《元和郡县志》云：本汉旧县也，属合浦郡。自两汉、晋、宋、齐《地理志》并有徐闻县。《隋志》云：旧曰齐康，置齐康郡，平陈郡废，属雷州，县改名曰‘隋康’。《唐志》：‘雷州徐闻县’下注云：本隋康，正观（按应为贞观）二年更名徐闻。《元和志》又云：其县与南崖州澄迈县对岸相去约一百里。《国朝会要》云：干道六年知州戴之邵申云，绍兴十九年知州王耀乞复置遂溪、徐闻两县，已蒙朝廷复置遂溪外，徐闻未复。乞将遂溪、海康县八都拨作徐闻县，仍将隶角场作县治。本县于干道七年复置。”(《舆地纪胜》卷一一八，第908 页。这段话最重要的一句就是“仍将隶角场作县治”，“仍将”二字说明隶角场向来为徐闻县的县治，“隶角场”即“递角场”，因音近而转。据《徐闻县志》第一章《疆域与行政区划》第二节《建置沿革》(参徐闻县志编纂委员会《徐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与《湛江市地名志·徐闻县》载，从汉元鼎六年（前111）始设徐闻县到唐贞观二年（628）之前，其县名、隶属关系屡经变迁，但治所一直在县西南角尾湾的讨网村（今五里乡二桥村一带），唐贞观二年（628）迁往麻鞋村（今五里乡芒海村一带）。今之二桥村与芒海村相距很近，都在角尾湾五里乡，传说为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汉三墩即在此。紧靠芒海村的东边是港头港。此处与对面海南的澄迈基本处于南北垂直线上，距离最近，这与《舆地纪胜》的记载也相吻合。我们认为递角场就在这里，苏轼南迁渡海与北返登岸的渡口就是这个地方。

　　五、《题那梅溪》诗之真伪

　　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闻讯惊喜，《和陶始经曲阿》：“天命始如此。幸收废弃余……北郊有大赍，南冠解囚拘。眷言罗浮下，白鹤返故庐。”此时苏轼还未得量移廉州的告命，故拟返惠州白鹤峰故居。是年5月中旬苏轼得量移廉州安置的告命，6月20日渡海，《六月二十日渡海》诗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絶冠平生”，心情颇为愉快，6月21 日到徐闻。苏轼往返渡海皆平安扺岸，以为有神灵庇佑，登岸后即到伏波庙拜谒，并作碑文，“以答神贶”。(《苏轼全集》文集卷十七，第985页。

　　苏轼在徐闻时，有人认为曾到大水桥下游的那梅溪（又称落梅溪、流梅溪、那平溪）游赏，并赋诗一首。《徐闻县志》第三十四章《文物胜迹》：“苏东坡题诗石刻：在徐城镇东南三公里流梅溪（今叫大水桥溪）那平堰下，与东边溪汇合处，有一个大圆石，乾旱时露出水面，涨水时被水淹没。石上刻诗一首，云：‘岂曰寻幽赏，微名远绊身。归心流水急，宦兴白云深。’题诗落款署名‘苏东坡’。相传此诗为宋代祥符（按应为元符）年间大学士苏东坡谪贬琼崖，北归时经过此地，在溪旁饮马有感而作。后人慕名刻石。清宣统以前的《徐闻县志》均有记。诗石旁另一个大石还刻有‘东湖’两字，东侧坡壁上一块石刻‘愿四海兮皆寿康’，俗叫‘寿康石’。‘寿康石’对面坡壁上还有一处石刻‘临清’两字。石刻上方百米处，建小亭一座，供过往路人小憩。民国时期，佛教徒在亭中为过往路人施茶送水。石刻及小亭一直保存至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石刻与小亭被毁废。”(徐闻县志编纂委员会《徐闻县志》第三十四章《文物胜迹》，第695页。该志附録二《历代诗文选》“东坡诗二首”，其一为《夜间渡海》（按即《六月二十日渡海》），其二为《题那平溪》，即此诗。今人仍将此诗刻之于石。

　　《题那梅溪》应该说是一首诗艺不错的诗，“归心流水急”即景设喻，写景抒情，情景交融，远非放坡村诗所比拟。但它不是苏轼所作。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不见载于苏轼诗集。苏轼此期写作的诗文记载很详，何以不见此诗？第二，那梅溪并非名胜风景，且东坡渡海前即与秦观相约海康晤面，不会有此“寻幽”之雅兴。秦观先于苏轼得其量移廉州之命，遂写信奉告恩师，苏轼复信曰：“前所闻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后，亦须得半月乃行。自此径乘蜑船至徐闻出路，不知犹及一见否？……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来，终焉可也。生如暂寓，亦何所择？”(《苏轼全集》文集卷五二，第1738页。第三，从诗的内容来看，既不切合苏轼的身份也不切合苏轼此时的思想感情。“岂曰寻幽赏”，虽言“岂曰”，事实上本诗作者还是来寻“幽赏”，前言苏轼无此雅兴。“微名远绊身”，是说其身远为微名所羁绊。苏轼名高天下，即使自谦也不宜言“微名”，那样的话，苏轼就不是真实的苏轼，阳光的苏轼，而是矫情的苏轼。在苏轼的人生观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生如寄”。苏轼的诗集中共有9处用了“人生如寄耳”一句，《过云龙山人张天骥》：“人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苏轼全集》诗集卷一五，第175页。《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其一：“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苏轼全集》诗集卷一八，第218页。《过淮》：“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苏轼全集》诗集卷二○，第238页。《和王晋卿》：“吾生如寄耳，何者为祸福？”(《苏轼全集》诗集卷二七，第330页。《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吾生如寄耳，寸晷轻尺玉。”(《苏轼全集》诗集卷三二，第390页。《送芝上人游庐山》：“吾生如寄耳，出处谁能必？”(《苏轼全集》诗集卷三五，第436页。《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苏轼全集》诗集卷三七，第454页。《和陶拟古九首》其三：“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苏轼全集》诗集卷四一，第515页。《郁壶台》：“吾生如寄耳，岭海亦闲游。”(《苏轼全集》诗集卷四五，第553页。前引与秦观信也言“生如暂寓”。在苏轼看来，人世不是生命的归宿而只是寓所，是暂寓的地方，人应当诗意地栖居。(详参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六章《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正因为这样，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苏轼都能随缘自适，乐观旷达。“微名绊身”的思想与苏轼根本就不搭界。再看“归心流水急”，苏轼这次皇命是量移廉州，从前引与秦观的信中可看出，他拟终老廉州，既非归乡也非归京，何言“归心”？“宦兴白云深”，苏轼一生仕途坎坷，现实还是一戴罪之人，哪有什么“宦兴”啊！此诗非苏轼所作，很可能是一官职不高的游宦者的作品。

　　今版《徐闻县志》说“清宣统以前的《徐闻县志》均有记”，我们查阅清宣统《徐闻县志》，见卷一《舆地·古迹》“寿康石”条确有上述记载，但编纂者并未断定是苏轼所作，只是说“俗传苏长公由朱崖北归道经于此偶题其处，后人爱之，镌于石。又云诗后有东坡二字。未知是否。”(宣统《徐闻县志》卷一《舆地·古迹》“寿康石”条，第67 页。看来旧志的态度还是很谨慎的。

　　六、北返时在雷城的时间与活动

　　苏轼到雷城应在6月24日、25日，他在徐闻21日上岸，应稍事休整，他从海南带回的行装（包括书籍）不少，不然何以要20个壮夫到递角场去接？而且又拜谒了伏波庙写了碑文，这至少要用1天的时间。22日或23日启程，100多公里要走2天，到雷城也是24日或25日。在雷城他最多也只能停留两天，因25日他就走了（见前引《书秦少游自挽词后》）。这两天主要是会友，如会见张敦礼等，《与郑靖老》书：“某启：到雷见张君俞，首获公手书累幅，欣慰之极，不可云喻。”(《苏轼全集》文集卷五六，第1833页。写信与范元长，以不能亲吊其父范祖禹（轼友，元符元年卒于化州）之灵为歉：“到雷获所留书，乘车从盘桓此邦，以须一见，而某滞留不时至，遂而远别，且不获一恸几筵之前者，非爱数舍之劳也，困危多畏故尔。此老谬之罪，想矜察。”(《苏轼全集》文集卷五○，第1681页。在雷城最重要的活动是与秦观晤面。秦观于绍圣四年（1097）谪贬雷州，元符三年（1100）诏命量移衡州，闻苏轼移廉，相约在雷晤面。按理，秦观该到徐闻亲迎苏轼，从苏轼“困危多畏”的思想来看，可能拒絶了秦观此举。《秦少游年谱长编》：“六月二十五日，苏公与先生相会于海康。先生因出《自作挽词》呈公，公抚其肩曰：‘某尝忧逝，未尽此理，今复何言！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封付从者，不使过子知也。’遂相于啸咏而别。”(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76页。

　　七、宿净行院晤乡士陈梦英及赠砚

　　苏轼6月25日离开雷城，遭遇大雨，行至距城西北45里处的兴廉村净行院住宿下来。净行院本为寺院，后在此建文明书院。《舆地纪胜》卷一百十八《雷州》：“净行院：在敬德门外西湖之西北隅，旧号西山寺。有人窃多廉村净行院东坡先生所书院碑来，遂以为额。东坡自雷适廉宿净行院有诗，诗题曰兴廉村。”(《舆地纪胜》卷一一八《雷州》，第908页。这段记载透出四条信息：净行院似乎有两个，一个是“敬德门外西湖之西北隅”的原“西山寺”，一个是苏轼住宿的“多廉村净行院”，或者是兴廉村净行院建书院后，净行院迁往城郊；兴廉村又叫多廉村；苏轼曾为兴廉村净行院书碑（今不存）；苏轼“自雷适廉宿净行院有诗”，诗有两首：《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苏轼全集》诗集卷四三，第541页。《舆地纪胜》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以其详赡分明，体例谨严，考证极其赅洽，誉为南宋全国性总志中最善者。此段记载应无错误。清道光《遂溪县志》卷三《学校》：“文明书院：在县西南八都乐民所城内。宋元符三年苏公轼南迁，由儋徙廉，道经双村，宿净行院。四顾山川，谓乡民陈梦英曰：‘斯地景胜，当有文明之祥。’既去月余，瑞芝生其地。诸儒遂即其地建书院，匾曰‘文明’。宋末毁于兵。元泰定元年提举庐让复建，未就而去。至顺辛未，彭从龙重修……岁久倾圮。国朝修复。”(道光《遂溪县志》卷三《学校》，第304页。这段记载有两处错误，“元符三年苏公轼南迁”，“南迁”应为“遇赦北返”；“双村”应为“兴廉村”。“既去月余，瑞芝生其地”，也具有神奇色彩，不足信。但苏轼去后此处建文明书院则是事实。明万历《雷州府志》卷二十一《古迹志》：“文明书院：在第八都乐民所城内，岁久倾圮，遗址尚存。”《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编《文化地名》：“文明书院：在遂溪县遂城镇西南58公里乐民所城东南角。建于宋建中（按应为建中靖国）初年（1101），为纪念苏轼而建。占地约120平方米，宽约13米，深约8米，高约8米。坐西向东，背大海，砖木结构，为一幢二层古式楼阁。正中是大厅，大厅墙壁正中镶嵌有一块汉玉石碑，石碑内刻有苏东坡遗像，遗像左上角刻‘苏文忠公遗像’六个字。两侧为厢房，均有楼阁，楼下为读书地方，楼上为宿舍。古榕遮天；院后修竹滴翠，风景秀丽……历代均有重修，最近年代乃1913年遂溪县知事张以诚重修。”(《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编《文化地名》，386页。笔者2009年12月亲往考查，书院建筑如《湛江市地名志》所述，但所谓“修竹滴翠，风景秀丽”已是昔日的风景，楼阁风雨剥蚀陈旧不堪，门前一片狼借。正厅苏轼遗像下还有一篇碑文：“飞仙耶此公，春梦也此公。公自以为七尺顽躯耳，然南髯之絶伦轶群也，则视范孟博而犹雄。彼秉钧者谁氏？何为乎？使之不安于卞而踯躅乎粤东？距今者七百载矣。吾犹过之循州之郭，白鹤之峰。仁和槐赞。”遗像两侧有一幅对联，上联：“公本阆苑神仙四十日爪印鸿泥曾向岭峤停云净行院中留妙谛”；下联：“我愧海隅学八百载心香猊艺幸沾文明化雨老榕林下拜先生”。对联右侧书有苏轼两首诗及《记过合浦》文，左侧书后人赞诗。

　　兴廉村建文明书院是铁定的事实，但是否因苏轼会晤陈梦英说“斯地景胜，当有文明之祥”而建？世间还流传苏轼不仅会晤陈梦英，而且二人相得甚欢，苏轼在此盘桓40天，且将自己珍藏的宝砚赠予陈梦英。

　　《遂溪县志》第二十二篇第七章《艺文》第二节《诗文选録》，在选録的苏轼诗三首下“注：苏轼……宋元符三年被贬琼州，后遇赦北归，途径遂溪兴廉村（今乐民城），留宿于净行院40日。”(遂溪县志编纂委员会《遂溪县志》，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49页。张志诚、陈永忠《苏东坡与乐民“文明书院”》：苏轼受陈梦英挽留，“一住便整整住了四十天”。“在这四十天中，他与陈梦英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有时两人漫步海滩，笑指惊涛骇浪；有时两人对酒当歌，借古讽今；有时两人则荷锄耕作，以农事为乐趣；有时两人穿行幽径，观花赏鸟；有时两人又醉卧扁舟，静观风云变幻……”(张志诚、陈永忠《苏东坡与乐民“文明书院”》，见《湛江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四十日爪印鸿泥”的联语显然也是认为苏轼留宿40天。《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编《文化地名》：“还砚亭：位于遂溪县遂城镇西南52公里河头镇村前。《雷州府志》卷六记云：‘宋元符三年苏公轼南迁。后由儋徙廉，道经遂溪兴廉村，宿净行院，留四十日。’东坡与当地塾师陈梦英日夕相处，相得甚欢。成‘自雷适廉宿净行院’诗两首。据《遂溪县志》载：东坡离村时，将珍藏的汉石渠阁墨砚赠给陈梦英。砚背刻文曰：‘其色温润，其制古檏；何以致之，石渠秘阁；改封即墨，兰台列爵；永宜宝之，书香是托。’陈梦英得此砚，珍同拱璧，世代相传，清末此砚顿失。至1941年为徐闻何公卓发现，出重金购回归赠陈族，合族大喜，于1947年6月合资建一亭，名曰‘还砚亭’，并在亭内刻碑文详述其事。”(遂溪县志编纂委员会《遂溪县志》，第386页。上引张、陈之文等也述及此事。

　　苏轼在净行院究竟住了多少天？苏轼6月25日与秦观相别，就按当天住净行院，从前引《书合浦舟行》，知他6月30日到官寨，7月4日到合浦，“宿净行院，留四十日”，完全与事实不符。张、陈之文“在这四十天中，他与陈梦英朝夕相处”云云，更是小说家言。由苏轼《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两诗来看，他在净行院住了两个晚上。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枅。

　　当门冽碧井，洗我两足泥。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淼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雨夜宿净行院

　　苏轼初到净行院，由于旅途劳累（走了泥路），洗洗脚在这“如鸡栖”的“佛舍”倒头即睡，鼾声如雷。第二天醒来后，由于童仆不肯走，就为之再停留半日（实际是一日）。这一天是驾一叶扁舟到溪水中玩去了。在船上诗人喝了酒，酒醒后迷失了归路。第二天晚上诗人很难“甘寝”，在凄凉的雨夜静听着雨声他无限感慨：自己一生不就如一叶扁舟一样寄寓于淼茫的大海吗？

　　如果苏轼与陈梦英相晤，就应在这一两天之内。“林下对床”者为谁？是小儿子过还是陈梦英？如是陈梦英，说明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可苏轼诗文集中却不见一字记载；如是陈梦英，两人相得甚欢，苏轼不会有雨夜凄凉之感和人生扁舟漂泊之叹。我们怀疑苏轼是否会晤过陈梦英。

　　既然没有会晤陈梦英，赠砚之说也就不可信了。2009年12月与2010 年1月，笔者曾两次到遂溪河头镇双村（陈族所住，藏砚之村）考查，双村村民视此砚为镇村之宝，砚存放之室有三把锁锁门，村长陈海等三人分别拿一把钥匙，若取此砚须三人同时开门。第一次去因一人不在家我们没有见到，第二次才见到。陈海拿出砚台后我们也是欣喜若狂。此砚失而复得，乡民建“还砚亭”今仍在。此砚正面（非《湛江市地名志》所言“背面”）不仅刻有砚铭，且左下方刻有行书“苏轼”两字，“苏轼”右下方刻有篆书“奇珍”印章一枚，背面刻有行书“元符三年仲秋月制”字样。经过认真研究分析，我们认为此砚非东坡赠陈梦英之砚。理由如次：第一，查《苏轼全集》文集卷十九有砚铭28首，独不见此首。苏轼赠砚往往有记，要么赠者记，要么受赠者记，如赠子迈砚，《迈砚铭》：“迈往德兴，赆以一砚，以此铭之。以此进道长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轼全集》文集卷一九，第1018页。赠姜唐左端砚，《海外奇踪·琼岛珍物西蜀藏》引四川眉山三苏祠所藏端溪砚背面姜唐左题记：“元符三年，东坡移廉州，过琼，端溪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宝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因志之以示不忘云。崇宁元年十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孔凡礼《苏轼年谱》，第1339页。第二，“奇珍”印章非苏轼所刻，岂能将赠人之砚自视为奇珍？查苏轼书帖，其所用印章多为篆书“子瞻”、“东坡居士”、“赵郡苏氏”。第三，行书“苏轼”非苏轼所刻，不类苏轼字迹。第四，铭文之“宝”字为今之简体非古繁体，如高州砚。第五，“元符三年仲秋月”与苏轼行迹时间不符，如高州砚。那么，此砚是否苏轼南迁时所赠呢？《还砚碑记》正是这样记载的：“昔宋哲宗时眉山苏文忠公谪官南迁，由雷州渡海赴贬所道经吾里，邂逅我五世祖处士梦英公，相与为道义之交，文忠公重吾祖风节，赠田数亩助其养贤，赠汉石渠瓦砚一方……”(遂溪县志编纂委员会《遂溪县志》，第二十二篇第七章《艺文》第一节《碑文选载》。若如是，苏轼渡海乃6月11日，更非“仲秋”，且南迁是绍圣四年而非“元符三年”，不管南迁是否道经此地，仅时间年代就全然不符。

　　既然苏轼没有会晤陈梦英，文明书院因何而建？苏轼虽没有会晤陈梦英，但苏轼住过净行院。苏轼声明远播，死后皇帝赐谥“文忠”，其文学成就与人格魅力，世人高山仰止，后人在他住过的寺院建书院，一则以示对他的纪念，二则借其声名以兴文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吗？

　　八、零禄燃松赋诗与松明书院

　　据史载，苏轼乘小舟离开兴廉村到官寨途中曾在石城县零禄葛麻墩村（今廉江车板镇松明村）登岸，住宿在佛寺三清堂，并燃松赋诗，后人因建松明书院。清光绪《石城县志》卷三《建置志·古迹》：“松明旧址：在宁十三都零緑地方，离城百四十里。昔宋苏公轼经此止宿，燃松赋诗，因建书院，额曰‘松明’。至元季倾废。附流寓传：宋苏轼……徽宗立以赦，徙廉州，道经本邑松明地，轼见晴涛浩淼，苍虬蟠结，乐之。后重先生者遂以此构书院，设神牌以祀。元末院废。”以下言书院变迁，并録载苏轼《夜烧松明火》诗与后人和韵及凭吊诗数十首。( 光绪《石城县志》卷三《建置志·古迹》，第43-46页。从和韵及凭吊诗来看，后代学者也是认可苏轼“经此止宿，燃松赋诗”的。如清孙缉祖《用苏轼原韵》：“松火发奇光，照读回夜寒。遐哉苏学士，曾此效栖鸾。我来瞻故址，云似松烟团。风流草木香，如依蕙与兰。自公一寤宿，遗韵迈考盘。势位容易摧，芳名曾未残。吾兄景高躅，抚兹生长叹。庀材拓新院，大德未有阑。”穆赫林《题松明怀古图》：“当年书院已荒凉，学士遗风百代香。松长虬龙井水洁，得君题咏又重光。”又潘鉴《重建松明书院引》：“宋文忠苏长公……道经石城，独见山川郁茂，松树参差，顾而乐之，因解鞍暂憩。日则倚杖吟诗，夜则燃松照读。”( 潘鉴《重建松明书院引》，第44页。清光绪《高州府志》卷二十七《谪宦传》，今《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编《文化地名》等均有载。2010 年1月28日，我们到廉江车板镇考查，松明村为纪念苏东坡重建有三清堂与东坡亭。三清堂中《松明、山窑村史简介》和东坡亭中《苏轼简介》均讲道：松明村原为廉江永宁乡聪明村，因东坡燃松赋诗改为今名。

　　苏轼是否在适廉途中止宿零禄，燃松赋诗？

　　先说“止宿零禄”问题。苏轼《书合浦舟行》只说“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没说在零禄登岸止宿。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要考量两个条件，一是从兴廉村到官寨的时间，二是距离。据上述考证，苏轼应为6月27日从兴廉村启程，30日夜宿官寨海湾，中间有4天的时间。兴廉村在今乐民所城，官寨在哪呢？据清光绪《石城县志》载《石城县境图》，参考今廉江地图，古官寨就在今廉江西部与合浦毗邻的高桥镇南部约8华里的地方。从兴廉村到官寨，海路直线距离100华里左右，但苏轼乘的是小舟，不能深海航行，只能沿海岸航行，这样距离约有200华里。4天行200华里不很紧张。考虑风雨天气等航行条件，苏轼可能昼行夜宿。从零禄到官寨的距离判断，他们行至零禄应为29日下午。当苏轼得知零禄有佛庙三清堂时，上岸止宿一晚是有可能的。志书言“轼见晴涛浩淼”，我们开始不以为然，既然“连日大雨”，哪来的“晴涛浩淼”？后来又想，南方的天气，所谓“连日大雨”也不是不停地下，而是时下时停的，“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的是，且《书合浦舟行》就说30日夜“星河满天”，只不过“连日大雨，桥梁尽坏”，不能陆行而已。

　　止宿零禄可能，“燃松赋诗”呢？“燃松”可以，但“赋诗”则未有。《夜烧松明火》一诗现载《苏轼全集·诗集卷四十二》，从诗集编年看，是写于元符二年末诗人在海南时。从诗的内容看也是这样。第一句曰“岁暮风雨交”，如写于零禄，当为6月，何言“岁暮”？此“岁暮”即元符二年岁暮。《苏轼诗集合注》此诗题注：“海南多松。己卯（按即元符二年）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发，几焚屋。遂罢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余松明一车，仍以照夜。”(《苏轼诗集合注》，第2184页。苏轼在海南难得佳墨，他不仅燃松照明而且燃松作墨，元符二年腊月因燃松作墨失了火，“遂罢作墨”。此诗写作背景与此有关。后人不察，以讹传讹，误以为此诗作于零禄。潘鉴“解鞍暂憩”之言更是不知苏轼乃是坐船走的水路。

　　虽未赋诗，但苏轼在此止宿一晚，后人慕名在此建书院，与建文明书院一样，是可以理解的。

　　九、结语

　　本文对苏轼在雷州的行迹做了全面的考辨，虽不敢自是，但态度是严谨的，所有观点都建立在实地调研、严格论证、认真思考的基础之上，拿不准的问题不轻易结论。

　　苏东坡在雷州的行迹与许多史志书籍、世间传说不符，甚至大相径庭，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一些是官方为打造旅游文化，发掘旅游资源，借名人以自重，是利益的驱使。第二，苏东坡名气与人格魅力的深远影响。苏东坡在雷城只有5天的时间，加上往返雷境的时间也就是20天左右，不到1个月，可，文明书院、松明书院、苏公楼、苏公亭、怀坡堂（天宁寺内）、苏二村等，后世有那么多纪念他的建筑，有那么多纪念、凭吊他的诗文，足以见出他的影响之深远。在民间，苏东坡被奉为神明。笔者到调丰村调研时，村民程武德将我们领到程氏祠堂，见正厅房梁上棚了几块木板，木板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横额用红纸写“文章阁”三字，里面供奉一尊苏轼塑像，像前有香炉与烛台，还有残香与残烛。我们问程武德为什么这样？他说他儿子考上了大学，是苏轼的庇佑。对此，不能仅仅用迷信来解读，贬谪到雷州来的还有比苏轼官职大的，何以没有苏轼这样的影响，一方面，苏轼的文艺成就大，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苏轼的人格魅力，民间这种苏轼崇拜现象显示了一种向善的道德力量。第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权威志书的编者治学态度不严谨。除前面文中提到的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四库全书》本《广东通志》卷五十三《雷州》：“文明书院：在县西南乐民所城内。宋苏辙南迁，由儋徙廉，道经兴廉村宿净行院，谓乡士陈梦英曰：‘此地胜境，当有文明之祥。’即其地建书院，后圮，今为军营。”把遇赦北返说为“南迁”还是小问题，把苏轼说成“苏辙”真是张冠李戴南辕北辙！

　　张学松（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教授）;

　　彭洁莹（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