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位于广东省雷州半岛的南端，“三面环海，汊港纷岐，又无崇山峻岭，扼塞要害。” (宣统三年王辅之等编撰：《徐闻县志》卷30“建置志”，卷2“沿革志”。徐闻“谓其地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徐徐而闻乎，此徐闻所由名也。”(宣统三年王辅之等编撰：《徐闻县志》卷30“建置志”，卷2“沿革志”。徐闻县，春秋战国时代属楚国百越，秦汉之际属南越国，西汉元鼎六年置徐闻县，属合浦郡管辖。汉代徐闻港的史料来历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欲略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可见当时的徐闻港是中国南方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但徐闻港的具体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史学界一直在探讨和争论中，有的学者认为汉徐闻港的位置在现雷州市的范围，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汉徐闻港的所在地仍然是在现徐闻县的境内，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少实物资料予以佐证。199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博物馆等在徐闻县的二桥村发现了一处大型的汉代遗址，1993年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湛江市博物馆、徐闻县文化局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二桥汉代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为解决汉徐闻县置及徐闻港港址所在地等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笔者将发掘资料整理发表，供致力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参考并共同探讨。

　　一、遗址概况

　　遗址位于现徐闻县五里乡二桥、南湾、仕尾村的范围，在琼州海峡滘尾湾的东部边缘，西临滘尾湾。这次发掘首先在仕尾村北部发掘了1×2m和2×4m的探沟两条，发掘结果表明，表土下已是原生土，无文化遗存。遗存堆积保存较好的是二桥村和南湾村，我们在二桥村选择了Ⅰ、Ⅱ两个区，共发掘5×5m的探方14 个，面积350m2。其中Ⅰ区发掘两个探方，文化堆积较薄，仅有02—04m，出少量板瓦和少量陶片，底部是一层较纯的原生碎石层。Ⅱ区位于Ⅰ区北部，较Ⅰ区高出约15m，距Ⅰ区约70m，共发掘12个探方。表土层下既到汉代文化层，文化层仅可划分一大层，大层中又可分为三小层，即第二层至第四层为文化层，分别为2A、2B及2C层，其中2C层仅在T102、T103及T104三个方能划分出来。以T104东壁和T205东壁为例，T104东壁第一层为表土层，厚度为12—20cm，土质松软含较多腐植物，呈黑色，为现代耕土层；第二层至第四层为文化层，分为2A、2B层和2C层；2A层土质较第一层粘，呈橙黄色且夹杂大量的汉代绳纹瓦片和少量的陶片，厚8—23cm；第三层即2B层，厚36—48cm，土色呈橙红色，夹杂许多火烧土颗粒，灰坑H12开口在2A层并打破2B层和2C层直到生土。2C层是黄色粘土加风化的砂岩碎石块，厚0—38cm，有少量板瓦、筒瓦和汉砖块等遗物夹杂其中。

　　发现的遗迹有墓葬、灰坑、房屋、井、烧土面及柱洞等。

　　墓葬3座，其中1号墓位于T204东部，2号墓位于T101南部，3号墓位于T103南部，以1号墓和3号墓为例，1号墓的墓口长320cm，宽165cm，开口于2B层下；墓深142cm，在深108cm处起二层台，二层台两边各向内收54cm，两头各向内收20cm，二层台下深35cm，两边有7对相对应的凹槽，且凹槽的长短也相对应，极有可能是葬具留下的痕迹。墓底中部偏南出一水波纹折腹盆，填土中出有陶釜口沿和完整的陶网坠等。3号墓为凸字形墓，用大卵石垒墓边，类似墓道的开口在墓的长边上，墓葬的开口于2B层下并打破第2C层，墓的纵剖面呈倒梯形，墓口长430cm，宽230 cm 墓底长394cm，宽184cm，深230cm，北壁中部突出一似墓道的坑宽180 cm，外突50 cm。出陶碗、陶网坠等。

　　清理灰坑20个，以10、12、18号坑为例，10号坑位于T202北，部分伸入T202的北隔梁和T302的南部，为长方形灰坑，灰坑长250 cm，宽140—170 cm，深100 cm，横截面呈不规则锅底形，开口于2A层下打破2B层及生土。该灰坑出土大量绳纹瓦片，还有素面带釉陶片和小方格纹戳印陶片。12号坑位于T104与T105之间靠北隔梁处，为椭圆形灰坑，长345 cm，宽120 cm，深90 cm，截面呈圜底。此坑开口于2A层下打破2B层，同时也打破二号房基。灰坑出陶釜和陶罐残片，也出土大量的绳纹板瓦和筒瓦。18号坑位于T201西南部，灰坑部分延伸入T201西壁，该灰坑共有两层坑面，上口呈不规则的椭圆形，下口呈规则的椭圆形，上口长290 cm，宽198 cm，下口长175 cm，宽145 cm，灰坑深195 cm，上层坑面坑壁近直，至95 cm处形成下层坑口，下层坑壁内斜，呈袋状坑壁。灰坑开口于2A层下，打破2B层至生土，该灰坑所出的陶片普遍大块，有筒瓦，板瓦，小方格纹陶片和弦纹水波纹陶片。

　　清理房屋遗迹4个，分别位于T104、T203、T105、T205、T102及T204各方中，以3号房、2号房为例，3号房分布于T104、T103、T204和T203之间，略呈长方形，是本次发掘中发现的最大的遗迹单位之一，长548—605 cm，宽296—330 cm。开口于2A层下打破2B层，也打破有2C层各方的2C层。厚44—83 cm，3号房堆积可以分成四层，以北剖面为例，第一层厚12—26 cm，是黄色粘土；第二层厚18—22 cm，为较纯的黄色粘土加杂大量汉代瓦片；第三层土质呈暗红色，部分地方夹杂红烧土层；第四层厚10—14 cm，是一层薄薄的碎石层，没有遗物夹杂其中。2号房位于T105和T205之间，略呈长方形，长620 cm，宽约四米，厚8—50 cm，开口于2B层下，东北角被5号灰坑打破，西南角也被12号灰坑打破，堆积可以分两层，第一层为黄色粘土，其上覆盖一层绳纹瓦和碎石块；第二层为黄红色粘土加火烧土。

　　清理水井1个，水井位于T301东北角，部分延伸入T302的西北角，水井的直径为250 cm，由于发掘设施不足，出于安全考虑，仅清理到67米的深度就没有继续清理。井口开口于2A层下，打破生土及风化的沙质基岩。出有瓦片及釜、罐、砖、钵等陶器碎片。

　　清理柱洞6个，分别位T104、T105、T204及T205各方，均为圆形洞，直径45—60 cm不等，深度由30—70cm不等。有的洞内垒出一圈石头，明显是用来加固木桩的，如T104的5号洞，开口于2A层下打破2B层。

　　二、出土文物

　　发掘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铜器、铁器和石器。另在遗址周围采集到与遗址年代相同的万岁瓦当及龟钮铜印等，在此一并予以介绍。

　　铜器有铜印、铜箭镞等。

　　铜印1枚，长方体，印钮为一伏龟，“田”字印面刻阴文“臣固私印”四字。印为青铜制造，面呈铜緑色，但锈蚀并不严重。长25 cm，宽2 cm，通高13 cm。

　　铜镞1件，截面呈三棱形，铤部残，呈铜緑色，锈蚀严重。通长45 cm，铤部残长12 cm。

　　陶制品可以分为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及建筑材料，其中又以绳纹的板瓦和筒瓦为主，占所有出土遗物96%以上。

　　生活用具以釜、罐类为主，还有瓮、盆、钵、碗、器盖、器座及陶棒等。

　　釜30件，絶大部分是残片，仅有一件可以复原。观察其口沿，有多种形制。一种为敞口，圆唇，短领，束颈，鼓腹。胎呈灰黑色，夹砂，素面。口径214—266 cm。一种为敞口或盘口，方唇，沿部较直，鼓腹。胎呈灰色，灰砂，素面。口径204—32 cm。还有一种为敞口，唇外撇，上腹稍鼓，下腹内收成圜底。胎呈黑色，夹细砂，外表呈褐色，素面。口径25 cm，高12 cm。

　　罐68件，絶大部分是残片，有六个口沿，其中仅有两件可复原，形制多样。有的敞口，平沿，短颈，鼓腹，最大腹径在罐身中部，平底。胎呈灰褐色，上腹和下腹各有一周弦纹，罐体上部3/4均饰方格戳印纹。口径14 cm，最大腹径22 cm，底径12 cm，高20 cm。有的敞口，短颈，尖唇外撇，溜肩，鼓腹，平底。胎呈灰黑色，肩部有一周弦纹。口径12 cm，底径10 cm，高13 cm。个别为敞口，圆唇略翻，颈部截面呈弧型，胎呈灰色，肩饰方格纹，口径25 cm，残高6 cm。另见一种敛口，直方唇，斜肩直腹。胎呈灰白色，上腹饰多周弦纹。口径12 cm，腹径168 cm，残高6 cm。

　　瓮2件，有一个口沿，形制为敞口，圆唇略撇，颈微束，溜肩，鼓腹，个体较大，胎呈白色，饰方格纹加圆形戳印。口径274 cm，残高20 cm。

　　盆3件，其中一件完整，一件仅剩口沿，还有一件为底部碎片。分二种。一种是直口微内敛，平沿外翻，下腹斜收成大平底。胎呈灰白色，上腹有两圈方向相反的叶脉纹，两圈叶脉纹中间是一圈水波纹。口径39 cm，底径24 cm，高13 cm。另一种为敞口，平沿稍凹，上壁近直，下壁内斜。胎呈灰白色，素面。口径47 cm，残高8 cm。

　　钵2件，分两种，一种口微敞，直唇，圆底。胎厚重，呈灰色，素面。口径10 cm，高62 cm。另一种直口微内敛，浅腹，下腹急收成小平底。胎呈灰褐色， 外壁素面，内壁有轮制旋痕。口径84 cm，底径37 cm，高32 cm。

　　碗2件，形制为敞口，平沿，尖唇略外撇，上腹近直，下腹急收。胎呈黄褐色，素面。口径83—114 cm，残高38—4 cm。

　　器盖1件，盖呈龟背形，盖顶朔拱桥形贴花钮，有卷曲形钮座，下为子母盖口。盖面灰色，内里呈黄色，盖背通体戳四周蓖点纹。直径16 cm，通高8 cm，母口口径15 cm，子口口径9 cm。

　　器座1件，内圆外方，角呈弧形，截面呈正梯形。橙红色泥质陶素面。

　　陶棒1件，形制为方形柱体，截面呈圆角正方形。橙红色陶质，通体饰方格纹。

　　生产工具有陶纺轮和陶网坠两种。

　　陶纺轮4件，分三种，一种算珠型，两边角起尖棱。胎呈灰色，素面。直径27 cm，高18 cm，孔径02 cm。另一种圆柱形，截面略呈亚腰状。胎呈灰色，素面。直径43 cm，高19 cm，孔径06 cm。还有一种棋子形，截面略呈正梯形。上径24 cm，下径26 cm，高1 cm，孔径04 cm。

　　网坠6件，分两种，一种球状，相对应的两边纵横向各压两条方向垂直用于绑绳的凹槽，陶质橙红色。长26—52 cm，宽25—5 cm，厚21—39 cm，另一种，亦为球状，有两面对应边的横向是压四条凹槽，陶质灰白。长23—28 cm，宽22—3 cm，厚22—25 cm。

　　建筑材料以绳纹的板瓦和筒瓦为主，有一万多片，还有部分砖块、瓦当及石制的小建筑构件。板瓦在整个发掘中没有发现一块是完整的，筒瓦也仅有一件完整器。板瓦的胎质以灰、橙及橙红色为主，厚1—2 cm不等。瓦面饰粗绳纹、细绳纹和弦纹瓦饰乳钉纹、布纹、菱格纹和卷草纹等纹饰。

　　筒瓦有两种，一种截面呈半圆弧形，短领，厚胎。胎呈灰色，瓦面满饰绳纹。长375 cm，头宽155 cm，尾宽185 cm，领宽116 cm，高86 cm。另一种瓦领为瘦高领，领口宽8 cm，瓦身宽148 cm，残长136 cm。

　　瓦当7件，其中发掘出土的5件，可分四种，一种宽缘凸起，中央突出一小圆饼。左右饰双线卷云纹，上下为阳纹篆体“万岁” 二字，后端筒瓦已残，圆形，直径145 cm，残长93 cm，饰绳纹，内壁为布纹，为红褐色泥质陶，仕尾村采集。一种厚凸缘，中心双十字分隔，饰卷云纹。直径14 cm。二桥村采集。一种窄缘突起，当面饰卷草纹，为红褐色泥质陶。直径约14 cm左右。还有一种当缘为三重凸棱，有T字形卷云纹。

　　砖29件，仅有一块完整，制作不规范，长方形，胎为较细较纯的泥质胎，硬度不高。长26 cm，宽132 cm，厚68 cm。

　　石构件1件，为较硬的灰色石英沙岩，中部为乳状突起，乳状物四周是环行凹槽。长10 cm，宽9 cm，高78 cm。

　　三、遗址年代、性质及与汉徐闻港的关系

　　此次发掘中发现的房屋遗迹地面用黄色粘土铺垫，不见有房基，柱洞排列不是很有规律，可能是较为简易的杆栏式建筑。1号墓是本次发掘最完整的一个遗迹单位，特别是二层台上的葬具痕迹是广东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出一件白陶水波纹大盆，与广州汉墓中西汉前期的Ⅱ型盆相似(广州市文管会：《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该墓有比较典型的南越族埋葬习惯。遗址出土遗物中以绳纹的板瓦和筒瓦为主，其他陶器所占的比例不足4%， 而且一半出在1号井、18号灰坑、10号灰坑等较大的遗迹单位中，地层中少见生活器皿，给器物分期研究带来不少困难。据观察，2C层出的一件器盖与《广州汉墓》的西汉前期墓葬中Ⅳ型\[1\]式壶的壶盖相同；唇缘下垂的陶罐与澄海龟山的A型罐相似(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邱立诚等：《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也常见于广州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网坠与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A Ⅰ型及五华狮雄山遗址(邱立诚等：《广东五华县雄狮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第11期。、福建崇安汉城遗址所出的网坠相同(福建省博物馆等：《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纺轮中也有与澄海龟山遗址的B型纺轮、五华狮雄山汉代遗址的B型纺轮相似；绳纹板瓦及筒瓦与澄海龟山、五华狮雄山及惠阳潼湖汉代遗址(崔勇等：《惠阳潼湖区考古调查简记》，《广东文博》1990年第1期。的相似，不见西汉后期及东汉各期的典型遗物。陶器纹饰以方格纹加戳印为主，戳印纹又以圆形及组合形纹样最多，极少见方形戳印，也具有西汉时期的特点。铜“臣固私印”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史树清先生鉴定为汉印，做工较粗，可能是急就章。依此，可以推断该遗址的大致年代应属西汉中期。

　　徐闻县汉代遗址是广东所发现的10处汉代建筑遗址之一，又是4处出有瓦当的重要遗址之一，应属于县治以上的建筑遗存。遗址分布在二桥、南湾、仕尾村的大范围内，但二桥发掘区的许多地方都被村民的住宅所履盖，铜印就是村民在挖房基时发现的。潘家菜地暴露的汉瓦比较多，可以发掘的空间相对较大，通过发掘可以看到上层的堆积也有被破坏，揭去薄薄的耕土后就是2A层，没有更晚的遗物夹杂其中。遗址南部的堆积较北部厚，这可能与菜地被平整有很大关系。

　　徐闻地处雷州半岛的最南端，有学者推测汉徐闻港就在仕尾村附近，至于西汉元鼎设置的徐闻县城，据记载为“前临海，峙三墩，中有淡水，号龙泉”(宣统三年王辅之等编撰：《徐闻县志》卷30“建置志”，卷2“沿革志”。。而二桥、南湾、仕尾村地处海湾，临海不远处即可以望到海上的三墩，地理位置与史料记载相吻合。这次发掘为探讨汉徐闻县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也间接地证明瞭这种推测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汉徐闻港应是在汉徐闻县建置之后而逐渐形成的，而且徐闻港的港址就在当时的徐闻县城，现在也有许多文章将徐闻港和徐闻县治相提并论，这是符合逻辑的。虽然早期也有民间的贸易来往，但真正的大规模的贸易应该是西汉元鼎徐闻县设置以后，因为当时的航海均是近岸航行，所有的始发港或补给港都是当地相对繁华的地方，而汉徐闻县治正好符合这一条件。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资料分析，除二桥、仕尾、南湾村汉代遗址外，徐闻县境内曾先后发掘清理两汉墓葬近300座，随葬品中的银饰、琥珀、玛瑙、水晶、琉璃等随葬饰物显然有许多是舶来品。汉以后的三国、晋、南朝的遗址、墓葬在徐闻县境内却较少发现，这直接反映了徐闻港的对外贸易在三国以后随着广州港的兴起而逐渐衰落的事实。徐闻港在岭南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对外贸易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历史上有其辉煌的一页。

　　崔勇（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员。）

　　（本文原载《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