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两广地区旧称岭南，秦平百越，于其地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53页。这是岭南地区有明确政区设置及归属的最早文献载録。至此，岭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中原统一王朝的政治版图，并对其实行有效的政区管辖。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称：“从始皇二十八年起，到始皇三十三年止，前后经过六年的时间，秦始皇终于实现了‘南至北向户’的政治理想，把岭南地区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黄体荣：《广西历史地理》，1985年12月版，第36页。类似表述，在岭南史、岭南历史地理，尤其在岭南政区沿革研究中，已是共识。然而，岭南问题研究又无法逥避“三郡”之前的历史单元。先秦岭南政区归属认识的模糊，将直接影响到诸如岭南越地与异域文化关系、越人族群构成及分布等细部问题。

　　由于史料的局限，对秦平诸越，于百越地行郡县制之前岭南政区的归属问题，可从古九州与岭南的关系、战国时期楚国南界、“楚庭”说三方面展开考察。

　　一、岭南与古九州之域的关系

　　“州是我国历史传说时代行政区划的单位。”(李长傅：《禹贡释地》，中州书画社1983年1月版，第4页。“九州”之述，首见于《尚书·禹贡》：“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尚书·舜典》又有“肇十有二州”之说，但并未指出十二州的具体名称。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幷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又引郑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幷州。燕以北为幽州。新置三州，并旧为十二州也。”(\[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第51页。从马融和郑玄之说可知，十二州之名，除《禹贡》九州之外，尚有营州、幽州、幷州，而且此三州为九州所析置，在范围上与九州是一致的。《正义》则明确指出：“十有二州谓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并、幽、营也。”

　　九州之说除《禹贡》外，还见于《尔雅》、《周礼》和《吕氏春秋》。

　　《尔雅·释地》云：“两河间曰冀州。燕曰幽州。济、河间曰兖州。齐曰营州。济东曰徐州。江南曰扬州。汉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周祖谟：《尔雅校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78页。

　　《周礼·职方》云：“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幷州。”(\[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12月版，第2640—2683页。

　　《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曰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陈其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62—663页。

　　《禹贡》、《尔雅》、《周礼》、《吕氏春秋》中的九州均有冀州、兖州、扬州、荆州、豫州和雍州，而青州、徐州、梁州、幽州、营州、幷州在四者中则互有出入，合起来正是舜之“十二州”。九州的划分，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疆域形势。“十二州、九州，都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以自然地理特征为原则而划分的、假想的行政区。”(李长傅：《禹贡释地》，中州书画社1983年1月版，第7页。 在这一假想的政区布局内，处于西南者为梁州、南者为荆州、东南者为扬州，岭南位处中国版图的最南端，可能与岭南越地发生地缘关系的只能是这三州。

　　《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华阳，即华山之阳（南）。《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华阴：太华山在南。”太华山，即华山，五岳之一，称西岳。黑水，或以为澜沧江，或以为怒江。通说为金沙江。梁州之地域即在华山南和黑水之间，可能与岭南百越地发生地缘关系的只有两个方向：东界和南界。梁州东界为今豫、陕两省交接的商洛地区和鄂西北十堰市的郧阳，其东部为古豫州界；由此向南至今重庆东北部的巫山县，与古荆州接界。东界比较明晰。南界则意见分歧较大。《禹贡锥指》谓“自宜宾以西至会理，凡在泸水、马湖江之北者皆梁域，宜宾以东至巫山，凡在大江之北者皆梁域。”(胡渭着，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大致是以长江作为梁州的南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今川江以南，乌江下游地区亦为梁州之域。虽然如此，梁州距岭南越地尚远，春秋时为巴、庸、濮、糜、褒诸国之地，相当于今四川东部、贵州北部、陕西、甘肃南部和重庆的大部分，与岭南在地域上不发生关系。然而，《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谓：“岭南节度使，管州二十二：广州，循州，潮州，端州，康州，封州，韶州，春州，新州，雷州，罗州，高州，恩州，潘州，辩州，泷州，勤州，崖州，琼州，振州，儋州，万安州。《禹贡》梁州之域。”《校勘记》曰：“《考证》：‘梁’宜作‘扬’，《晋志》云‘《禹贡》扬州之域’，王象之引此作‘扬’。”(\[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885、904页。

　　《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荆，山名。《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今南漳）：《禹贡》南条荆山在东北。”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八十里。衡，山名。《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湘南（今衡山县）：《禹贡》衡山在东南。”在今湖南省衡山县西北三十里。荆州的四至，北界豫州，其界线由湖北南漳向东，至河南淮河上游一线。东界扬州，其界线自淮河上游过湖北省东部，沿湘、赣而南。西界梁州，其界线从湖北西南越四川东南，至贵州东部。南界至衡阳、永州、郴州、桂阳、全州等地，相当于今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接南岭一线。古荆州与岭南地相接。

　　《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四”：“桂管经略史，管州十二：桂州，梧州，贺州，昭州，象州，柳州，严州，融州，龚州，富州，蒙州，思唐州。《禹贡》荆州之域。”(\[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17页。这是今存史志文献中，关于岭南之地属《禹贡》荆州之域的最早记载。十二州之属，大致相当于秦之桂林郡地。唐以后地理书亦有称岭南为《禹贡》“荆州南裔”或“荆州南缴”者：《大清一统志》“广东”：“《禹贡》荆扬二州之南裔。周为藩服，战国时为百越，亦曰杨越。秦时号陆梁地。”(\[清\]穆彰阿、潘锡恩：《大清一统志》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379页。 又曰：“广西，《禹贡》荆州南缴。春秋时为百越地。”(\[清\]穆彰阿、潘锡恩：《大清一统志》第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43页。

　　称今广东属地为《禹贡》荆州域者较少，仅有“连州”、“连山”二州。《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等均称：“连州，《禹贡》荆州之域。”《大清一统志》又称：“连山直隶州，《禹贡》荆州之域。”

　　称今广西属地为《禹贡》“荆州之域”、“荆州南裔”、“荆州南境”、“荆州南缴”者则有：“贺州，《禹贡》荆州之域。”（《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桂州，《禹贡》荆州之域。”（《太平寰宇记》）“静江府，《禹贡》荆州之域。”（《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昭州，《禹贡》荆州之域。”（《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梧州，《禹贡》荆州之域。”（《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桂林府，《禹贡》荆州之域。”（《大清一统志》）“柳州府，《禹贡》荆州之域。”（《大清一统志》）“平乐府，《禹贡》荆州之域。”（《大清一统志》）“庆远府，《禹贡》荆州南裔。”（《大清一统志》）“思恩府，《禹贡》荆州南裔。”（《大清一统志》）“浔州府，《禹贡》荆州南裔。”（《大清一统志》）“南宁府，《禹贡》荆州南裔。”（《大清一统志》）“太平府，《禹贡》荆州南裔。”（《大清一统志》）“廉州府，《禹贡》荆州南境。”（《大清一统志》）“桂林府，《禹贡》荆州南界，战国时为楚、越之交。”（《读史方舆纪要》）“梧州府，《禹贡》荆州缴外地。”（《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

　　另外，唐以后正史亦有涉及今岭南之广东、广西与《禹贡》荆州之域关系者：《宋史·地理志》：“广南东、西路，盖《禹贡》荆、扬二州之域。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2年4月版，第2248页。 《明史·地理志》：“广西，《禹贡》荆州之域及荆、扬二州之缴外。”(\[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第1148页。《清史稿·地理志》：“广西，《禹贡》荆州南缴之域。”(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版，第2293页。

　　上述岭南两广地中，属今广东的连州、连山位处湘粤桂三省交接地，广东西北部；属今广西的桂州、昭州、梧州、柳州等位于广西东北部。自唐以来，史志文献多将这一地区视为《禹贡》九州之荆州界域。对于“连州（连山郡）”，则《通典·州郡》十三记述得比较明确：“古荆州，今置郡府三十三，县一百三十一”，(\[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版，第4859—4863页。连州领三县：桂阳、阳山、连山，均在今广东境内。又曰：“大唐分置十五部，此为山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兼分入淮南道（安陆、义阳）及岭南道（连山）。”清人胡渭曰：“按《通典》所列，连山郡当出隶古南越，骑田岭北为桂阳岭，南为连山。连山亦古南越地，不当入荆域。”(\[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99页。其后，原属《禹贡》荆州之域的“连州”一直为岭南的广东所属。其它分属今广西各地，被视为《禹贡》荆州之域或边缴之域的州郡，《通典》多未明始终。宋元以后，正史、地理志书中关于《禹贡》荆州之域南境所及，非但没有得其真实面目，反而比唐宋时又有扩大。这扩大出来的荆州之域，主要为今广西所属，它们并非因新材料的发现而补入，而多半是非史地性因素而误入。《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三《舆地九》“静江府”条曰：“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今静江有中州清淑之气，荔浦相距才百余里，遂入瘴乡，是天所以限楚、越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9月版，第2542页。清代广西平乐府和桂林府均在荔浦之北，故明、清《一统志》将其定为《禹贡》荆州之南裔。胡渭云：“此盖就当时风气言之，近志遂以桂林、平乐二府为《禹贡》荆州之域，恐未必然。杜氏以始安、平乐属古南越为是。……广西桂林府之全州，及兴安县岭北之地，古荆州域也。荆之南界，越衡山之阳，大扺及岭而止。”(\[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99页。胡渭之言，是《通典》之后比较可信的论说。

　　《禹贡》：“淮海惟扬州。”禹之九州（舜十二州）中，居于中心者为河汉之间的豫州——周地，其正南向为荆州——楚地，东南为扬州——越地。扬州之西境与荆州接界。如果古九州中之扬州与岭南地发生地缘关系，便只有其南界。宋人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地理门·辨古今州郡区域》曰：“古扬州之南境：今广南东、西路，汉交州九郡之地，晋交、广等州列郡，唐之岭南道。”(\[宋\]章如愚：《山堂考索》，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第396页。这只是一个结论性的描述，章氏并未详加考索，实南令人信服。《禹贡地理今释》引胡渭语云：“扬之南界，经无可见。据《通典》以潮阳隶古扬州。盖自江西大庾岭东南，群山绵亘，以达于广东潮州府之揭阳，即扬之南界也。”(杨大鈊：《禹贡地理今释》，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初版，第37页。又见胡渭《禹贡锥指》卷六，第152页。今人李民对古扬州之域的表述，其南界所及大致与此相当。《尚书译注》：“扬州地域包括今浙江、江西、福建全境，及江苏、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广东北部。扬州春秋是为吴、越、镣、六、蔡、弦、黄、舒、宋、巢、舒庸、英氏、桐、钟离诸国之地。”(李民、王建：《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63页。《舆地广记·禹贡九州》所列属古扬州地之名57个，其中“吉、南康、南安、福、建、泉、漳、汀、邵武、潮”(\[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页。等地当为其南界。

　　由以上分析可知，岭南之地在《禹贡》九州中，只有粤东潮州的部分地区可归属古扬州之域。然而，在现今关于岭南历代建置沿革研究上，仍有坚持将岭南越地划为《禹贡》扬州之域，认为：“既然粤地或南越地属《禹贡》扬州或古扬州之域，而海南岛本属粤地或南越地，那么，海南岛显然也属《禹贡》扬州或古扬州之域。”(李勃：《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海南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7页。这是通过对史志文献的引述，证明岭南越地属《禹贡》扬州之域，进而推出海南岛也为古扬州之域。尽管大量史料记述，将岭南与古扬州联系起来，但随之而来的又是同样多疑问的产生。今存史志文献中，明确记述岭南为《禹贡》扬州之域的是《晋书》，称两晋交、广二州为“《禹贡》扬州之域”。(\[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464、466页。两晋交、广二州地，相当于汉武帝平南越国后所置岭南九郡地，即指岭南的全部。九州是有明确方位指向的，上古中原华夏中心区的正南为荆州之域，荆州的正南正是岭南。如果称岭南为九州之域，或缴外或南裔，则应为荆州而不是扬州。今岭南地区东部沿海的闽江和瓯江流域，《禹贡》时代是否为扬州之域，本就值得怀疑，何况处于其更南的岭南呢？《晋书》修成于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撰者为房玄龄、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唐初史臣，虽然记述两晋旧事，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唐人的观念。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先后由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四位中书令参与撰成的《唐六典》，亦承袭了唐初史臣之说。其卷三“十道”云：“十为岭南道，古扬州的南部辖境，今包括广、循、潮、漳、韶、连、端、康、冈、恩、高、春、封、辩、泷、新、潘、雷、罗、儋、崖、琼、振（以上归广府管辖）、桂、昭、富、梧、贺、龚、象、柳、宜、融、古、严（以上归桂府管）、容、藤、义、窦、禺、白、廉、绣、党、牢、岩、郁林、平琴（以上桂容府管）、邕、宾、贵、横、钦、浔、瀼、笼、田、武、环、澄（以上归邕府管）、安南、欢、爱、陆、峰、汤、苌、福禄、庞（以上归安南府管），共七十州。东、南靠海，西尽各蛮，北据越城、都庞（一说为揭阳）、萌渚、骑田、大庾五岭。”(\[唐\]张九龄等原着，袁文兴、潘寅生译注：《唐六典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95页。唐玄宗时修成的类书《初学记》“州郡部”亦曰：“岭南道者，《禹贡》扬州之南境，其地皆粤之分。自岭而南至海，尽其地。”(\[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1月版，第192页。先唐史籍并无如此明确称岭南为《禹贡》扬州域者，至唐则纷然载之典册，这种将《禹贡》时代九州之域扩大化的理念，其思想原点便是在主观上使“天下九州，内效中域，以尽地化”。(见徐坚《初学记》卷第八《州郡部·总叙州郡》，中华书局1962年1月版，第163页。唐得天下，分海内十道与三代九州之域一一对应，疆域空前广大，前所未有。至此，唐人将无限拓展的《禹贡》九州之域，在现实和观念上固定下来，便成为后世统一王朝理想的疆域模式。宋以后，虽然历代疆域盈缩有变，但在人们的观念中九州即是历朝君主所君临之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秦始皇定天下，岭南内属，其自然成为历代九州之域。

　　宋人承唐人之说，论沿革仍溯源《禹贡》九州，只是宋时九州范围较唐之九州大为缩小，但岭南之域依旧。《新唐书·地理志》曰：“岭南道，盖古扬州之南境，汉南海、郁林、苍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郡。”(\[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1095页。《通志·地里略》“开元十道图”：“十曰岭南道，古扬州南境。”(\[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第553页。《玉海》卷十八《地理》“郡国下”：“岭南，古扬州南境。”(\[宋\]王应麟：《玉海》，广陵书社2007年12月版，第350页。《太平御览》卷172《州郡部十八》“安南都护府”条引《方舆志》：“安南府，今理宋平县。古越地。《禹贡》扬州之地，号为百越。”(\[宋\]李昉：《太平御览》第一册，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第841页。《方舆胜览》、《舆地纪胜》“广东路”条则均称“广东路，《禹贡》扬州之域。”在述及两广各州府沿革时，属《禹贡》扬州之域者，有广州、英德府、韶州、潮州、梅州、循州、南雄州、南恩州、恩州；属九州之外，扬州南境者为邕州、交州。仍是众说不一。

　　综合史料所载，先秦岭南之地的归属系于三者：其一，属《禹贡》扬州之域或扬州南境；其二，属《禹贡》荆州之域或荆州南境；其三，书古越地。属《禹贡》扬州之域者，大致相当于秦南海郡地；属《禹贡》荆州之域者，大致相当于秦桂林郡地；属古越地者，大致相当于秦象郡地。这是从中心地向边地外化意义上的分野，带有很强的虚拟性。相对而言，究其实者，今广西东北部应为《禹贡》荆州之域或南境，今广东西北部的连州为《禹贡》荆州之域，东北部的潮州、梅州应属《禹贡》扬州之域。《舆地纪胜》卷八十九《广南东路》“广州”条引《皇朝郡县志》云：“以今日之地里考之，潮州旧隶扬州，连州旧隶荆州，未可尽以为九州之外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第2820页。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就文化而言，连州当为荆楚文化区或楚越文化过渡区；梅州和潮州当为闽越文化区或闽越文化、南越文化过渡区。称先秦岭南两广之地尽为《禹贡》荆、扬二州之域或完全与《禹贡》荆、扬二州无关，从学术研究而言，都不利于相关问题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楚庭”与七国时期楚越政区关系

　　所谓“七国”，指战国时期的秦、魏、韩、赵、燕、除楚国而外仅存的诸侯国。待楚国击灭越国，楚国成为尽占吴越旧地、幅员辽阔的诸侯大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751页。楚国从而奄有《禹贡》九州中的荆、扬二州之地，并部分占有了梁州、徐州之地。从今日版图来看，楚国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而北方半壁则为六国所共有。当然，南方半壁江山的一部分是应该排除于楚国疆域之外的，这就是岭南的百越之地。当然，秦灭六国之前，楚国的势力是否已越过南岭而到达南越之地，或者秦平百越置岭南三郡之前，南越之地是否已为楚国疆域所范围，一直是有争议的。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于“楚庭”问题。

　　论及“楚庭”一语，今存的最早文献是晋人顾徽的《广州记》。其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萃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晋\]顾徽撰 \[元\]陶宗仪辑：《广州记》，见鲁迅、杨伟群点校《历代岭南笔记八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3页。上引这段《广州记》的文字材料，与诸论者所引《太平御览》卷一八五“居处部”十三“厅事”辑晋裴渊《广州记》一段文字不同。裴渊《广州记》曰：“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年（羊）衔谷茎（萃）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象其瑞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2月版，第897页。）广州之名，始于东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11月版，第466页。，自此“广州”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一个大行政区划的名称，而非指广州城，当时广州的州城一直在番禺。顾徽的意思是，两晋时期的广州区域在六国时是为楚国所属的。“六国时广州属楚”，是解释为何取名为“楚庭”的，却并不明瞭广州是何种意义上归属于楚国。

　　另一则材料，出自于明末清初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广东新语》卷十七《宫语》“楚庭”条曰：“越宫室始于楚庭。初，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本扬越，至是又为荆越；本蛮扬，至是又为蛮荆矣。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尉佗仿之，亦为台以朝汉，而城则以南武为始云。”(\[清\]屈大均撰，李默校点：《广东新语》，见《屈大均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17页。亦见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4月版，第460页。

　　关于楚子熊恽受命镇抚南方夷越之事，《史记·楚世家》载曰：“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697页。司马迁所记，楚镇夷越所得千里楚地，并未提及南海。而屈大均称楚成王熊恽镇抚扬越之后，南海便臣服于楚，对其可以理解为，南海亦夷越地，成王南征夷越当及于南海。罗香林认为“所谓夷越当即扬越，盖夷阳古音同属影纽，韵则一在脂部，一在阳部，二部属古音多对转也。扬越……自为楚熊渠所兼并后，某种裔一部分同化于楚，一部分逐渐渡江南徙，与自夏商时代即栖处于今日湘黔赣桂粤之交之越族，混杂而居，与浙闽等地之越，并各自据地为雄，以种落繁多，夫是有百越之称。” 又说：“楚人略地，本循汉水顺流东南，故先庸，后扬越，后至鄂，扬越界庸鄂间，则其最早地望当在汉水流域中部。……鄂即武昌，庸在今竹山县，扬越在庸鄂之间，其地非汉水中游一带莫属。”(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从春秋初期开始，楚国就不断蚕食那些散漫而无组织的扬越人地区，迫使扬越人节节南退，由江北转入江南，当时的澧水、沅水、资水流域几乎都被三苗、百濮所占据，只有湘江流域分布着越人，因其文化落后，为扬越南迁提供了逥旋的广阔地区。因此，早期的扬越，主要活动于长江中游两侧及湘江流域。

　　随着楚国势力进一步向南拓展，除一部分扬越人不甘臣属于楚国而不断南迁以外，大部分扬越人都融入楚人系统。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学社1975年版，第13—14、18—19、29—30页。第一册《西周时期全图》开始出现“扬越（杨粤）”之名，其位置处于汉水下游至长江之间，向南延伸至洞庭湖一带。《春秋时期全图》则显示扬越进一步向南推及今广东北部，《战国时期全图》扬越之地的标注则发生了很大变化，仅局限于今南岭及以南地区，同时在扬越东部出现了“东越”（包括瓯越和闽越）。从西周至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的《全图》形象揭示了扬越人不断南迁和最后落脚于南海的变化历程。扬越与瓯越、闽越是完全不同的百越种属，至秦时，闽越、东瓯依旧存在，而扬越则被南越所取代了。南越人在秦以后的主体是扬越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楚国的不断南征，南迁岭南的扬越人与岭南当地的越族及由东部迁来的东瓯、闽越人融合而成。有论者认为楚国征扬越未曾到达岭南地区：熊渠伐庸、扬粤的行动仅限于长江中游地区，此处之扬粤不是岭南；而熊恽镇夷越时，“楚地千里”，此时楚国交战的对象仍在长江以北。实际上，楚国征扬越及扬越人的融入楚和越岭南迁是同步推移的。而且，对于楚国是否曾越过南岭，征服南海，即征服岭南扬越人，争论主要起于对“南海”意义的理解上。

　　史料记载楚国最早征“南海”是在共王时代。《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楚共王卒，其子囊谋谥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1002页。《国语·楚语上》略同，谓“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徐元诰释“南海”谓：“群蛮也”(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487页。，薛安勤《国语译注》、黄永堂《国语全译》、邬国义《国语译注》均释“南海”为“南方一带”(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681页。黄永堂：《国语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04页。邬国义、故国文、李晓路：《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3页。。《荀子·王制》中关于“四海”的一段话，则更能说明“南海”并非实指今之南海：“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绤、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王先谦《集解》曰：“海，谓荒晦絶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9月版，第161页。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国攻灭郑国，郑伯便请求庄王将自己流放至南海，“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702页。这里的“南海”正是王先谦所说的荒僻絶远之地。

　　至楚悼王时期（公元前401—前381），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南攻扬越，夺取今湖南的三苗、百濮和扬越地区，但是否越过南岭呢？(楚悼王时用吴起为相，南攻扬越，《史》《汉》诸书均有记载，事又见《路史·国名纪》，其曰：“吴起为楚收扬越者，扬州之分，宜即蛮扬。”《战国策·秦册三》“蔡泽见逐于赵”载：“吴起为楚悼王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范祥雍《笺证》引王念孙之语认为，“南收杨、粤，北并陈、蔡，皆谓取其地也，但若言攻，则非其指矣。《史记》作收者是也。”(\[西汉\]刘向辑録，范祥雍笺证：《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69页。清人程恩泽《国策地名考》认为，所谓“杨粤”，“大约今广东广州府等处皆是。(\[清\]程恩泽、狄子奇：《国策地名考》，粤雅堂丛书本。”何建章释“杨越”：“又称扬粤，今广东省地。”(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2月版，第218页。何氏引于鬯《战国策注》曰：“泽传‘攻’作‘收’，又《南越传》索隐引策‘吴起为楚收杨越’，故王杂志谓‘作收是’。‘南收杨粤’，‘北并陈、蔡’，皆谓取其地。”并加按语曰：“杨宽《战国史》引此句已据王念孙《读书杂志》说改‘攻’作‘收’”。类似的记述又见于《史记》，“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423页。《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则更为明确：“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2831页。悼王距共王已过了150多年之久，时已至战国时期，吴起的变法使楚国一跃成为诸侯中的强国，也仅至于洞庭、苍梧，由此可见，共王时期的“奄征南海”、“抚征南海”至多不会越过这一界线。《后汉书》对此说得很明白：“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岭外，置南海、桂林、象郡。”(\[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2835页。战国早中期，楚国的南征，除融合今湖南境内的杨越人外，不愿臣服的杨越人均被赶往南岭及以南地区，而开岭南越地是秦人灭六国之后的事情。《史记》所谓“南收杨越”，也仅限于五岭以北楚越交界地带，而岭南杨越人慑于楚国的声威，表面上对楚称臣，并建“楚庭”以示对楚国的归顺，则是一种缓兵之策，实际上，楚国并未往岭南杨越地派官员行使管辖。也许楚国最终的目标便是纳南越于彀中，但还未等其实现目标就为秦国所灭，而灭楚后乘势进军岭南越地，将岭南越地归入中原政权统一版图的是秦国。因此，岭南越地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方才真正意义上全境向北臣服。后来南越国赵佗初期向汉朝的臣服与此如出一辙。

　　据史料所载，与“楚庭”发生关系的有南海人高固，除上引《广州记》言及楚庭为高固所建外，尚有《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又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中华书局2005年3月版，第4595页。。高固本是春秋时齐国世卿高傒之后，高傒与管仲、鲍叔等共同辅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成就霸业。后因高氏为田、鲍强族所败，有的南逃至杨越地，年久混同于越人，故世称高氏为越人。《百越先贤志》曰：“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称其高傒之族。”(\[明\]欧大任撰，刘汉东校注：《百越先贤志校注》卷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页。至战国时期，由于楚国势力的南扩，高氏与其他杨越人一样被迫南迁南海，所以又成为南海人。他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南越来，“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人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1页。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时，用高固为相。高固还推荐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写成《铎氏微》四十章，作为楚王的历史借鉴，使楚国“文教日兴”。(\[明\]欧大任撰，刘汉东校注：《百越先贤志校注》卷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6页。高固作楚相，距高傒氏鼎盛时期的齐桓公时代，已有三百多年之久。关于高氏失势南迁，史无记载，但据史事推断应是在桓公之后孝公、昭公时期。距离高固相楚，仍然长达三百年。三百年与杨越人的共处，足以改变一切，农业生产方式则由北方齐地的旱作变为扬越地的稻作，而“饭稻耕鱼(\[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270页。”，恰是扬越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高氏入乡随俗，自然同化于扬越人。楚威王用高固为相，也并非令其远赴楚都郢以理相事，而是一个虚位，以此笼络高固经营岭南越地。对于高固来说，则是顺水推舟，一方面立楚庭以示受楚国节制，另一方面可以在南海独立延续越俗。按照屈大均之说，“楚庭”作为宫室的建立，在与楚国的政治关系上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不具有行使楚国治理方略的意义。而广州的另外两个别称“羊城”、“穗城”则完全是具有扬越民族特色的，是扬越文化的体现。“羊”与“扬”（杨）音通，五羊或系五个扬越部落南迁于南海。(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80页。羊城，即扬城，扬越人之城。如果史料中关于高固的记载确实，那么岭南南越文化系统的形成就应从“五羊城”的出现算起。

　　那么，周夷王和周惠王时楚子伐杨越立楚亭又作何解释呢？“亭”本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中有石碑，碑上铭文。楚国时，对新征服之地往往都立亭以为领属，后来亭成为民间坊里区划单位，亭有亭长。刘邦曾为“泗水亭长”，《史记正义》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主亭之吏。高祖为泗水亭长也。”(\[汉\]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43页。楚立亭皆可称为楚亭，楚亭并非特指，只是今广州越秀公园中越秀山上还保留有一座建于清代的刻有“古之楚庭”四个隶体字的石牌坊，可以显示它与楚国的历史联系。所以，高固为相的楚威王之前，历次南征扬越楚子皆立楚亭以为记，虽说是南海事楚之后，方建楚亭，却不是在岭南越地建有楚亭，而是在楚国南方征得的僻远之地立有楚亭。高固之前的楚亭与高固为楚相后独掌岭南越局时建立的楚亭是没有关系的，它的建立，说明楚国经成王、庄王、共王以至悼王、威王五次较大的经营，至战国末期才对岭南扬越人有了形式上的统属，其方式是以完全同化于杨越人的高固代理，这也开了秦汉经营岭南越地“以故俗治”的先声。楚国虽然没有直接对岭南越地施以行政管理，却为后世中央政权经略岭南提供了启示。

　　七国时期，后成为秦南海郡所属地区主要是北来杨越人的活动范围，形成秦以后的南越族。杨越从百越族系中的消失，是楚国征伐的结果，也可以认为是楚国灭了杨越，而越岭南迁的杨越人至秦时则称南越了。居于南海西部的西瓯和骆越则是杨越以外的越人土著分支，楚国未与其发生关系。

　　三、楚国南界与先秦岭南的政区归属

　　蒋廷瑜先生在“1982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提交了一篇题为《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的论文，论文通过对传统历史文献和当代考古发现的分析，得出结论：“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山脉，溯湘江而上，进入了漓水流域，大扺在今广西北部桂林附近。湘漓二水的分水岭可能是比较稳定的楚越交界处。”接着又说：“由于楚国在战国后期国势衰微，在强秦的威逼之下，仅能防御和自保，无力再向岭南作更大规模的经营，所以岭南一大片土地一直孤悬在域外，没有正式列入楚国的版图。”(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桂岭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56-157页。

　　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专列《岭南青铜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一节，针对蒋廷瑜的说法提出自己的观点：“从文献或出土文字的角度并不能确证岭南地区先秦时期曾属楚国疆域，迄今为止没有考古证据证明楚人曾逾南岭到过两广地区。”(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92页。

　　上述两种观点中，最为纠结的是“岭南”、“南岭山脉”、“两广”几个概念。二者对几个概念的理解和界定不同，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说法，甚至论者自身也可能对几个概念缺乏理性辨析。本文要讨论的问题，精确的说法应该是：秦平百越，置岭南三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之前，岭南地区的归属。这里最为关键的一个概念也是“岭南”。说起“岭南”，似乎人人清楚它的所指，实则为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精确的自然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今天的论者提到“岭南”，习惯上是用以指广东，范围再广一些，则包括广西。如果站在今天广东或广西行政区划的角度，去看战国时期楚国的南界问题，其结果是很明了的。依据各类史料和考古发现，楚国的疆域越过了今广东或广西的北部边界，我们则说战国时期楚国的南界已经达今广东和广西的某些区域。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即楚国的南界所达到的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算不算是岭南或南岭山脉以南。这自然又把“岭南”一词引进来了。可引进“岭南”一词，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先秦时期并无“岭南”之说，要讨论先前时期的岭南问题，势必又要借用今日岭南的指称。而今日之称岭南，从自然地理看，指南岭山脉以南；从人文地理看，指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自然地理研究是不大会提岭南这个含混概念的，而只有人文学科研究才提岭南。人文学科研究中所提的岭南，显然是指广东和广西。如果讨论的广东问题，自然岭南又特指广东了。按照这样的思路，为何不可直接以“楚国的南界是否到达广东（或广西）”而展开言说呢？也许有质疑者要说，广东、广西和岭南在空间区域上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今广东区域要比岭南所指称的广东部分范围要广，今广西区域要比岭南所指称的广西部分范围要狭。可问题是，根据什么说今日广东区域比传统岭南所指称的广东范围广或狭呢？这广或狭的部分又是指那些地方呢？

　　实际上，讨论楚国的南界是否到达岭南地区，关键在立论的取义上。

　　如果取义于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讨论楚国强盛时期的南界在哪里，并不是最重要的。它的考证清楚，只是能够说明楚文化对岭南影响更为直接和程度更深一些而已。岭南接受楚文化的影响，楚人的作用是直接的，扬越人的作用是间接的。如果考虑到在楚国不断向南拓展过程中，给岭北扬越人带来的楚文化影响，受到楚文化影响的岭北越人又进一步向南逾越南岭，到达岭南之地，那么，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则又是直接的。先秦岭南地区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多向的，从两广青铜时代墓葬的文化面貌来看，广东20处墓葬中，属越文化典型因素的青铜器物占絶对优势，只有极个别器物属楚文化典型因素，少数器物属中原文化影响因素、楚文化影响因素和云南青铜文化影响因素等；广西的15处墓葬，总体情况与广东类似，最突出的不同点是，广西受云南青铜文化影响因素的器物大大多于广东。(参看李龙章：《岭南地区出土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61—275页。广东北部和广西的东北部毗邻湖南，带有楚文化影响因素的青铜器物本应多一些，而广西西部邻接滇越，受云南青铜文化影响因素的青铜器物也占有了外来文化影响的主流。

　　如果取义于中国历史上哪一个王朝最早据有岭南，在何程度上占据岭南；是七国时期的楚国，还是平百越、置岭南三郡的秦国，则讨论楚国之南界是否已至岭南问题，其中的“岭南”就应界定为秦之岭南三郡地。将楚国之南界与秦之三郡的范围进行比较。其结果不可能得出楚国评定岭南越族而奄有其地的结论，而只可能讨论明白楚国于秦之前已经部分据有了秦岭南三郡地北部的部分郡县，而未能完成吞并整个岭南越地的目标。蒋廷瑜说，“它是秦统一岭南的精神基础，没有楚文化长期而又深入的影响，秦统一岭南就不可能那么顺利。(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桂岭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60页。”这是从文化影响而言的，其实，楚国一定程度上占有了五岭地区（后来成为岭南三郡的一部分）的部分郡县，除了文化的影响而外，也是秦统一岭南的物质基础。

　　从楚国南界是否已至岭南这一问题出发，另外一个有意义的论题是，将唐代所设置的岭南道作为比较对象，把岭南的范围确定为唐岭南道的辖地。因为至唐代，岭南才真正作为一个政区单元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从行政地理区划上说，唐代的岭南道是涵盖全部岭南地区的大行政区。之前的汉代虽然也有过岭南一体的交州刺史部，但存在的时间很短。六朝至隋，岭南之地交州、广州分合无常，总体上还是依秦承秦以来的郡县制。因此，排除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岭南，从行政区划上论岭南，应该从唐置岭南道开始。

　　最后便是从两宋置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至今。宋代岭南地区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已定型，那么，宋代的广南二路、明清两代的两广二省，就可以称为岭南了。本文着眼于现今两广政区的历史沿革，讨论秦岭南三郡之前，楚国是否据有今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如果是肯定的，那么据有了今两省的哪些地区，界线是怎样延伸的。本节开头所引蒋廷瑜称“楚国的南界，实际上已越过南岭山脉”，这是把楚人通过五岭之一“越城峤”与今海洋山之间的湘水上游河谷扺达漓水上游地区说成是越过南岭山脉，其实是将五岭与南岭山脉混同了。

　　当然，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而言，“岭”对于两广地区，首先意味着指“五岭”或“南岭”。但“五岭”却不等于“南岭”。“南岭”是我国南方地区总体上呈东西走向的一条大山系，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它西起云南云岭，东入贵州为苗岭，再东经两广和湖南、江西、福建等省边界而东达于海，其间大小山峤不计其数。从南北向看，其南部广西境内的大瑶山、大桂山，广东境内的瑶山、滑石山、青云山、九连山、罗浮山北线、莲花山北线，都可划为南岭山系的范围，大致在北纬24°线以北。今“五岭”，自东向西分别是指：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它们是南岭山系内的五条山脉，在庞大的南岭山脉中，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史籍对“五岭”的记述，与今之五岭多有出入。宋人周去非《另外代答》“五岭”条曰：“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 (\[宋\]周去非着，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9月版，第11页。周去非认为“五岭”并非指山，而是秦军进军岭南的五条通道。五条通道以南为岭南。这五岭恰是北部赣江水系和湘江水系与南部北江水系和西江水系之间，空间距离最近处。古代战争远程作战，主要依靠水路运输人马粮草，因此南北水系上源之间便成了由北而南的重要路径，幷且自秦代起，各处都建有关塞。秦军南征越人，只要越过了这些隘口，便可进入北江上源的浈水、武水、连江，进入西江支流的贺江、漓江，然后顺流而下进入北江、西江干流，而达越人的中心地带——珠江三角洲。

　　无论是今之南岭山系中五条山脉的“五岭”，还是古代文献中被认为是秦军南下平越五条通道的“五岭”，都不能说是越过了南岭山脉。李龙章只说“从文献或出土文字的角度并不能确证岭南地区先秦时期曾属楚国疆域”，可他却没有正面证明岭南地区先秦时期不属楚国疆域。二者虽各执一词，但先秦楚国的南界问题依然模糊。2009年，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先秦部分”，专列两章（第十、十一章）对“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变迁”(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23—528页。进行考述，作者李晓杰在《楚国疆域考》一节中，考述了楚国北部、西部、东部疆域，唯独没有提及楚国的南部疆域。附録《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属郡沿革表》中，虽然列入“洞庭”、“苍梧”二郡，但于郡名之后都是打了问号的，可见他对楚国是否曾领有二郡是持不确定态度的。那么，楚国疆域的南界可否有一个比较清晰位置或走向呢？这需要从楚国的立国论起。

　　楚国初为周成王所封时，所处环境十分恶劣，《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记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对话时，回忆西周初年出任早期生活状况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1339页。《史记·楚世家》亦有此条。1705页。而且，楚国当时的境土很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谓：“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又说：“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509页。以江淮为界，是文献中较早的关于楚国疆域范围的记録，但已不是立国初期的狭小区域了。淮为淮水，江却不能理解为长江，早期的楚国疆域虽比立国丹阳时已有很大拓展，却也不可能拥有北界淮河，南界长江的广大地域。按照石泉先生的考证，“汉水及荆楚地区某些河流古亦称江(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67页。”，那么，“楚介江淮”之“江”应指汉水，更具体而言，“江”当为汉水北上源的丹江。淮水水系复杂，支流众多，其上源为流经河南汝阳的北汝水，其发源于豫西伏牛山，伏牛山是淮水水系和汉江水系的分水岭。“楚介江淮”，正是说楚国的范围介于伏牛山区与丹江之间，其中心为淅川流域。这以范围才符合楚国早期疆域的实际情况。对此，石泉(石泉：《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74—199页。、何光岳(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85—212页。、俞伟超(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等都有较为详尽的考证，看法也较一致。

　　至楚王熊渠时，楚国势力沿汉水向东南发展。《史记·楚世家》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692页。周夷王为西周第九代国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他在位定在公元前885年至公元前878年间。杨粤，也作扬越。熊渠于周夷王时代，利用周王室衰微，无力控制诸侯的时机，就近攻伐庸蛮、扬越。从《史记》记载可知，当时楚国势力已推及鄂，后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史记集解》引《九州记》曰：“鄂，今武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楚国起初所征服的都是江汉之间的小国，至楚文王（公元前689—前677）时，楚国也成为独霸一方的大国。《史记·楚世家》云：“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称霸，楚亦始大。”成王（公元前671—前626）熊恽时，楚国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成王既交好于诸侯，又礼敬于周天子，因而周天子赋予楚君特权，让他镇服南方夷越，以确保中原的安宁。楚国正是利用周天子的授权，趁机吞并江汉诸国，不断扩充实力、拓展疆土，而致“楚地千里”。此番征伐中，本居于江汉之间的扬粤人首当其冲受到楚的征伐，而被迫放弃江汉沃野，向南、向东迁徙，故至春秋战国时期，杨粤人已经遍及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分布最为集中的是今湖南和江西部分地区。《左传》僖公四年（公元前656），齐伐楚，成王派使者言于齐侯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杨伯峻注云：“此所谓北海、南海者，犹言极北、极南，不必以实地证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289页。王守谦《左传全译》也说：“北海，泛指北方边远的地方。南海，泛指南方边远的地方。齐国临东海，而楚境不及海，故此处所说‘北海’和‘南海’只是泛指，并不是实指大海。”(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02—203页。楚使自称楚国地处“南海”，其实就是要表达齐、楚两国一北一南之意，与岭南之南海没有任何关系。

　　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楚国围攻郑国，攻下郑国都城，郑伯对楚庄王说了一番示下称臣的话语：“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702页。庄王之前为穆王，在位12年。穆王三年（公元前623），攻灭地处今河南信阳市东北、濒淮水的江国。《汉书·地理志》汝南郡之“安阳县”注引应劭曰：“故江国，今江亭是”(\[后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563页。。穆王四年（公元前622），又沿淮水东下，灭掉位于今安徽六安和河南固始境内的“六”、“蓼”。《汉书·地理志》曰：“六，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蓼，故国，皋繇后，为楚所灭。”(\[后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第1638页。至穆王八年（公元前618）又伐陈。可见，穆王时期楚国疆土一直是向东沿淮水两岸发展。庄王在位时期的疆土又有所拓展，灭庸、灭舒、伐宋、伐陆浑戎、围郑，这些小国除庸位处汉水以南外，其它均为穆王时期征伐区域基础上的拓展。因此，楚国至庄王时期，势力范围仍然没有突破汉水与淮水流域。郑伯所谓“宾之南海”，是一种婉辞，意思是希望把自己放逐到南海。其中的“南海”并非后世所称的岭南地区，而是楚国淮、汉以南广大夷越（扬越）区域。当时楚国的疆域范围甚至没有越过长江。

　　庄王后嗣为共王（公元前590—前560），《史记》未载楚国攻伐的对象。《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记述共王子囊为其谋谥之语：“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3月版，第1002页。 《史记》所载，西周时期楚人所伐蛮者，唯有“庸”(《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692页。。对“庸”的征伐起自熊渠时代，至庄王三年（公元前611）方始告灭。区区一个庸蛮，历经数百年才略定，南方广大的夷越地区，共王时代不可能完全据有。因此，共王抚有的“蛮夷”，主要是指早期楚国西南部山区的庸蛮等族；奄征的“南海”则指居于以“鄂”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以南扬粤地区，至多达于“云梦”。有论者称“‘奄征南海’或‘抚征南海’无疑都是指征讨岭南而言，此时楚国与岭南发生了政治关系”(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157页。，与史实是不符的。

　　《战国策·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章”，记载了苏秦对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的一段话：“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清人张琦《战国策释地》曰：“洞庭在今（湖南）岳州城西南一里，一名巴邱。……古苍梧，汉零陵郡也。今（湖南）永州府至广西全州地。”(范祥雍《战国策笺证》引。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85、790页。《战国策》中的“苍梧”，为汉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关于楚国南境唯一明确的地名。后来《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载：“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2831页。吴起相楚悼王在公元前381年以前，即战国中早期。威王距悼王时代未远，《战国策》和《后汉书》，作为不同时期的两部文献都提及楚国南境的“洞庭”和“苍梧”，可以肯定，楚国至威王时期的确南界已至苍梧。然而，战国中期楚国领有的“苍梧”究竟指何地，历来存有极大的争议。

　　据钱穆先生考证，最初的“苍梧”之地还不在今湖南地区，而在汉水以北的丹江流域，其后转移到湘水流域，是由于“楚人南迁，北方雅名胜迹，皆已移植”的结果。(钱穆：《苍梧九疑零陵地望考》，《古史地理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第279—284页。又据徐少华所考，“楚人于战国中期即在其南境的今湖南一带设置了洞庭、苍梧两郡，秦始皇二十五年，于王翦‘定荆江南地’后，随即设立的洞庭、苍梧两郡，实承楚国故治而来。”(徐少华：《楚秦汉苍梧郡建置、地望及相关问题考述》，《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版，第323页。楚秦苍梧郡约始置于战国中期，主要范围在苍梧山以北，以今湖南长沙、郴州为中心的湘水流域，至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左右改为长沙郡，前后延续了100多年。汉苍梧郡又继承了楚、秦苍梧郡的名称，但位置却南迁至楚、秦苍梧郡以南数百里的今广西梧州一带。后晓荣也认为，“秦苍梧郡范围大致包括今湖南南部和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其辖地跨南岭，实为战国楚势力的延续，并为西汉初年南越国所继承。”(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29页。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曰：“盖汉苍梧郡，为今广西梧州、平乐、广东肇庆三府及湖南永州府之永明、江华二县。是时，楚地跨有蛮粤，未必不至于此。”(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十四，凤凰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747页。综合各家论者，对于楚国南界的争论，皆是围遶“苍梧”地望而展开的，远则过全州至湘水上源与漓水上源交界处，近则为零陵郡，即今湖南永州一带。无论远点还是近点，苍梧毕竟只是楚国南界上的一个点而已。如果仅限于一个点，而且这个点还无法确定其可靠位置，断不会出现后来如此多关于战国时楚国南界已越过五岭，而至秦之南海郡地的说法。那么，除了西线苍梧以外，楚国在东线的楚越交界地带的南界又当至于何地呢？

　　《通典·州郡十四》云：“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塞上岭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岭是。骑田岭二也，今桂阳郡腊岭是。都庞岭三也，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甿渚岭四也，亦江华界白芒岭是。越城岭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临源岭是。西自衡山之南，东穷于海，一山之限也。”《通典》说得非常清楚，秦始皇南征杨越大军是分为五路的，先期是守住五岭，因为这是由北向南的必经之路。这里没有说首先攻克五岭要塞，而是派兵把守五岭，说明在秦兵南下至五岭之前，五岭要塞已经不为越人所控制。那么，又是由谁控制呢？显然，秦征岭南杨越人之前，已灭楚国而尽有其地，秦人是从楚人手里接过了五岭要塞的控制权。因此，可以断定，秦兵越过五岭关塞南平杨越人之前，五岭地区已为楚国所有。否则，秦始皇所派出的五路人马不可能如此顺利越过南岭而径直将杨越略定。秦在军事解决岭南百越之时，东线大庾岭关、骑田岭关、萌渚岭关、都庞岭关的几路大军都没有遇到多少阻力，而西线越过越城岭关，通过湘江而进入漓水的一支秦军也是顺利通过，秦将屠睢为西瓯人所杀，浮尸数万的情况还是秦军深入西瓯人领地之后发生的。

　　秦征杨越之前楚国已经据有五岭，至少是占据了五岭的关塞，是否还有其它佐证呢？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五“广南东路”所记又可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韶州，春秋为百越地，战国属楚，秦属南海郡，二汉属桂阳郡。”（1087页）“南雄州，春秋为百越地，战国属楚，秦属南海郡，二汉属豫章郡。”（1100页）“连州，春秋为百越，战国属楚，秦属长沙郡，二汉属桂阳郡。”（1092页）“英州，古越地，战国属楚，秦属南海郡，二汉属桂阳郡。”（1102页）卷三十六“广南西路”则曰：“桂州，古百越之地，战国属楚，秦属桂林郡，二汉属零陵、苍梧二郡。”（1129页）又《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九“岭南道三”：“循州，海丰郡，今理龙川县。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属楚。秦与两汉则南海郡地。”（3060页）“岭南道五”：“贺州，《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通为越地，七国时为楚地。”（3082页）“岭南道六”：“桂州，始安郡，今理临桂县。《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越地，七国时服于楚，战国时为楚、越之交境。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是为桂林郡。二汉属零陆、苍梧二郡。”（3097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广南西路》：“静江府，《禹贡》荆州之域，古百越之地，七国时服于楚，为楚越之交。秦始皇略取陆梁地，是为桂林郡，桂林之名始此。”（3148页）这也十分明确地指出宋代的韶州、南雄州、连州、英州、循州、桂州、贺州，战国时属楚。也许有论者会提出质疑，“属楚”不必为楚所控制，但《舆地广记》等地理志书在记録各州的领属时，分明是以秦平百越，置岭南三郡为界线的。如果秦之前不属楚国，则全部直接标明“古百越之地”或“春秋、战国为百越”。诸如“潮州”条：“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秦属南海郡”；“融州”条：“春秋、战国为百越，秦属桂林郡。”如果以上宋代两广韶州等七州亦为越人控制，为何不与其它各州一样记述呢？为何单单将这七州提出而注明“战国属楚”呢？这分明是以示区别，这区别就是七州之地在秦平杨越之前已经为楚国所有。

　　那么，楚国何时疆域南界已至南岭山脉地区的七州之地呢？其时间的前限无法考定，但后限是可知的，即秦灭楚之时，楚国是据有该地的。秦人直接从楚国手里接管了七州之地。也许楚国晚期的疆域已不是其历史上最广大的，但李晓杰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23—528页。中所考定楚国疆域的北、东、西三面均已不保，唯有该书中不知因何故空而不述的南部疆域是稳定的。何光岳更认为：“楚国疆域最大时为楚怀王初年，这个中分天下的大楚，灭国八十多，‘地方五千里，执戟百万’（《战国策·中山策》）。东面南面尽于海；东北达山东莒县、泰安；北扺河南太康、襄城、鲁山；西北至陕西秦岭以南；西扺四川铜梁、荣经及云南楚雄；西南到广西桂江流域，淮水和长江、珠江中下游全包括在楚国疆域之内。楚国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南方，为战国时首屈一指的大国。除了吞并众多的国家外，还大量开拓了东夷、南蛮和西南夷的疆土，包括百濮、三苗、苍梧、杨越、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虎夷、淮夷、卢戎、陆浑之戎、阴戎、巴、蜀、氐、羌、夜郎、且兰、筰、邛、靡莫、青衣等众多的部族，把它们都置于楚文化的熏陶之下，为秦统一南方，民族大融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11—212页。何光岳之说未免有些夸大其词，称楚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则可，如称这些都是楚国所开拓的疆土，则难以令人信服。

　　从以上考述可知，楚国至悼王之前，其疆域仅至于洞庭以北地区，至战国中期的楚威王时期，南境已至五岭地区，而最远处是在战国中后期达到的。将《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舆地广记》、《方舆胜览》等书的记述联系起来，楚国南界东起循州，向西经南雄州、韶州、英州、连州、贺州，至静江府（桂州），恰好东西连成一条线，这也正是南岭山脉南界北纬24°线所在的部位。循州以东的梅州、潮州为闽越地。《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广南东路”：“潮州，《禹贡》扬州之域，古闽越地，秦属南海郡，秦末属南越，汉武平南越复属南海郡。”（3103页）“梅州，《禹贡》扬州之域，古闽越地，秦汉并属南海郡。”（3135页）静江府（桂州）以西则为西瓯、骆越地。在闽越、西瓯、骆越之间，楚属七州之南的临海地区，才是秦时的南越（杨粤）之地。楚国已经将杨粤人压缩在惠州至梧州之间一个狭长的滨海地带。因此，史籍所载秦始皇略定杨越，实际上应包含有杨越、西瓯和骆越在内的百越诸族。其中对杨粤的略定异常顺利，而费尽周折，并一度遭受重创的是在西部的西瓯之地。略定百越之后，原为闽越之地的梅州、潮州与五岭关塞以南的南岭山区曾为楚所属的各地重新调整为南海郡，原西瓯之地置为桂林郡，原骆越之地置为象郡。

　　楚国的南界明晰以后，可以对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政区归属做一个总结了。至秦始皇略定岭南百越地之前，今广东潮、梅二州主要属闽越之地，今韶关、清远、河源的大部分地区属楚国，今广西贺州、桂林的大部分地区属楚国，今两广其它地区为传统的百越之地，分属杨越（南越）人、西瓯人、骆越人所属。

　　蔡平（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广东省雷州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本文原载《齐鲁学刊》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