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地处祖国大陆最南边陲，古称“南荒”。历代史学家很少论及这块“蛮荒”之地。地方史志，凡提及秦代以前雷州的历史，均以“无考”一词以蔽之。现在雷州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因此，探索先秦时期雷州的历史，拨开罩盖在雷州这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的“蛮荒”面纱，还其本来真面目，对“寻根溯源，弘扬民族文化；承先启后，建设名城海康”，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本人从雷州考古发现入手，以考古资料为依据，对先秦时期，雷州跟中原地区的关系，特别跟楚国的关系，作一些肤浅的探讨，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大家。

　　一、雷州的先民来自楚地的“扬越”

　　雷州上古时代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多，但自1982年，在雷州半岛开展文物普查以来，先后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遂溪县江洪港鲤鱼墩、海康县海田乡英楼岭、英利镇英典北岭以及徐闻县的华丰岭等地发现了10多处原始社会山岗遗址和贝殻遗址，采集到一批新时期时代的遗物，如石斧、石、石环及夹沙陶片，据此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雷州半岛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从他们所使用的这些石器看，形制较小，有的类似“蚝蛎喙”或网坠，推断他们是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经济生活。他们在不断改造自然和改造生活的过程中，创造了雷州上古文化。

　　《尚书·尧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韩非子·十过篇》也说：“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更进一步指出：“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莫不砥属。”雷州半岛如祖国一“趾”，伸入南海之中。不论是“南交”或者“交趾”，都应是指当时包括雷州半岛在内的我国最南的边陲地区。清人陈昌齐《雷州府志·沿革》载：雷州，“《禹贡》，荆扬之南裔；商，南越；周，南海；周末，百粤……。”雷州古为“百越”（与“粤”通）之地。“越人是指使用一种石戊的人类群体的名称，后来不断加入了众多的来源不同的氏族部落集团，形成了许多互不统属的部落集团，被称为‘百越’。他们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方以至西南方一带。”(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越人来源于黄河上游的西姜，与华夏族有亲缘关系。在夏商时中原地区的一部分越人演变为华夏族，另一部分越人则逐渐向长江下游迁徙。在新时期时代晚期迁入东西沿海。以后，又不断有北方来的部落、方国，跟越人群体杂居、通婚、融合，到商周时形成“百越”中的各不同的支系。如，于越、扬越、闽越、骆越、南越等。《汉书·地理志》指出：“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即从现在越南北部，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到浙江绍兴，几乎全部长江以南地区都是“百越”活动范围。他们属于汉藏语系中壮侗语族。雷州半岛的先民则属于“南越”族。

　　西晋张华《博物志》说：“南越之国与楚为邻，五岭已前至南海。”“南越”主要指聚居在岭南地区的越人。这部分越人是来自楚地的“扬越”。“扬越”最初分布在湖北江汉之间的汉水一带。《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时，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同越），至于鄂。”到战国初年，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实行变法，南攻扬越，有部分扬越人不甘臣服于楚，通过“湘桂走廊”或东南沿海，南迁岭南以外，有的进入雷州半岛跟当时散布在沿海极少数过着半流动、以渔猎为主生活的“土著”（交人或称鲛人）杂处，最后“融合”了“交人”。故《史记·货殖列传》说：“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扬越多焉。”“周显王十四年（前335年）楚灭越后，在皖南的扬越人和南迁湖南、广东的那部分越人，全部成为楚国的臣民。”(何光岳：《百越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我们从雷州半岛的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雷州的越人与楚国越人的同源关系。双肩石斧、有段石以及几何形印纹陶器是越人使用的代表器物。前者是生产工具，后者是生活用的器物。凡发现有双肩石斧、有段石以及几何形印纹陶器的地方都有越人的足迹，这是被考古发现资料所证明了的事实。近年，在雷州半岛新时期时代的遗址中所采集到的双肩石斧、有段石及几何形印纹陶器残片的纹饰跟湖北枝江关庙山、房县羊鼻岭、湖南澧县梦溪等地遗址所发现的相类似。以上这些，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资料，都可证明雷州半岛的先民与楚地先民同是“越人”，而雷州半岛的“越人”是来自楚地的“扬越”。

　　二、战国时期雷州为“楚界”

　　明黄佐《广东通志》云：“楚子熊挥受命镇粤，至此（指雷州）开石城，建楼以表其界。”(《海康县续志》卷二，古迹“楚阔（豁）楼”条，引黄佐《广东通志》。从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广东通志》此说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根据的。

　　楚，芈姓，始祖鬻熊，西周时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周人称为荆蛮。春秋时，兼并周围小国，跟晋争霸，楚庄王曾为霸主。自商周以来，岭南的先民与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已有经济和文化交往，特别跟楚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左传·襄公十三年（前559）》载，楚共王卒，子襄谋谥曰：“……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国语·楚语上》也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征抚南海，训及诸夏，其庞大矣。”这里所说的“南海”，不光指秦汉时期的“南海郡”地区，而是指我国南海沿岸，包括雷州半岛在内的两广及越南北部（即当时交趾）沿海地区。

　　雷州半岛北连大陆，三面环海，隔海南望儋耳，西邻交趾。自古以来，雷州就是到儋耳、交趾，以至海外的必经之道。幷且当时南方向商周及楚入贡的物品，如：“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这些在当时雷州都有出产。因此，我们从雷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历代王朝“远征”儋耳、交趾等地的进军路线、中外交通、贸易必经之道以及南方入贡的物品等方面看，当时楚国“抚征南海”，决不会放弃雷州这块“天南重地”的。1977年12月，在雷州半岛东部附近的硇洲岛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斧5件、削刀1件、剑1件、鼎1件及蓖点纹陶瓿1件。这些青铜器出土时，排列有序，经鉴定这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墓葬。这些青铜器的形制跟湖南、湖北等地楚墓出土的青铜器形制相似。有关专家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剑考证，认为墓主有可能是当时楚国“抚征南海”时牺牲的“军人”。这可作为楚国势力南伸雷州的佐证。

　　楚国历经从楚成王至楚威王，时间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抚征”才基本把整个岭南地区置于楚国统治之下。这时广东地区全部归入楚国版图。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说：楚成王时“南海服属于楚，作楚庭”，“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楚庭”建于番禺（今广州）。“楚子熊挥受命镇粤”，又在雷州“开石城，建楼（即楚豁楼）以表其界。”据阮元《广东通志》载，“楼卓处郡城之上，登览洞达，名楚豁。”清人陈昌齐《海康县志》载：“楚豁楼，亦名北楼，县古子城东北（即今海康县党校址），其楼卓处城中，气势隆然……”。(\[清\]陈昌齐《海康县志》卷二，建置“楚阔（豁）楼”条。楚豁楼是楚国“国界”的标志，标明楚国边界南伸到雷州。元代范梈（清江人，翰林院编修，擢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有《登楚豁楼酬段御史见示岳阳楼诗》(《海康县续志》卷三十八，艺文“外籍诗征”。，可见元代楚豁楼仍在。明人莫天赋（海康人，嘉靖进士）《重修雷州城垣记》中有“镇海有楼，朝宗有阁”之句。这里的“楼”与“阁”都是指“楚豁楼”，意思是说，“楚子”在雷州建“楚豁楼”为了“镇”南海，而后来雷州人却把此楼当作向楚“朝宗”的阁。雷、楚关系在此亦见一斑。

　　三、楚文化对雷州的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种族纷繁，决定了文化的多元性。古代雷州先民从先秦到唐宋经历了从“百越”到“汉越杂处”，最后“汉化”的变迁过程。(见本人拙作《雷州先民变迁初探》，载《广东史志》，1991年第1期。“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指雷州）”(\[宋\]苏轼《伏波庙记》，载《海康县志》卷八，艺文。，特别是宋代的寇准、苏轼、苏辙、秦观、李纲、胡铨等“十贤”先后被谪来雷州及大批福建等地的移民迁入雷州定居，他们带来中原文化。因此，在雷州古文化中，既有中原文化（或称华夏文化）的因素，又有楚、越文化的因素，但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中原文化。尽管如此，因先秦时期，雷州为“楚界”，受楚文化影响较深，就是在现今雷州的民俗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楚文化对雷州影响的“痕迹”。

　　1.尊凤崇龙

　　“尊凤崇龙”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中都有所表现，但华夏文化以“崇龙”为主，楚文化则以“尊凤”为主。(宋公文、胡礼兴：《谈楚俗尊凤崇龙》，载《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

　　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后裔。楚人奉祀祝融为始祖。《白虎通义·五行篇》云：“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就是凤的别称，楚人把凤当作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当作自己的图腾。故楚人对凤的崇拜超过当时其他民族。凤成为楚文化的标识。这不仅表现在楚国的风俗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而且在楚地出土的众多文物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在安徽省寿县城南柏家台子楚宫建筑遗址，就发现有大量饰有凤鸟和云纹的圆形瓦当。湖北江陵望山出土一件楚国铜尊，饰有60条龙和24只凤。这些跟华夏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纹饰多为“饕餮”图案，迥然不同。1984年，在海康县雷城镇种子公司建筑工地上出土一只青铜洗（盆），口径35厘米、高9厘米，圈足、平沿、浅腹、腹上部饰有云纹和10条浮雕龙纹。据有关专家鉴定为战国时期的遗物，其形制与纹饰，具有楚文化特征。由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雷州出土的宋元时期的褐彩瓷器上的纹饰仍然常见凤鸟纹饰。在海康县出土的这些瓷器多为“魂瓶”，而在“魂瓶”上画凤鸟，这又是受楚人认为凤鸟可以“引魂上天”的思想影响。《楚辞》（大招）中有“魂兮归来，凤凰翔号”之句可证，现在雷州人房屋的脊檐、壁画、木雕家具、丝棉织品等仍以龙凤图案为时尚。这跟楚人“尊凤崇龙”之风，一脉相承。

　　2.尚鬼信巫

　　自古以来，楚人信鬼信巫之风极盛。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鼓舞以乐诸神。”楚国伟大诗人屈原《楚辞·九歌》中，几乎全部章句都是巫师祭鬼神时所唱的祭歌。旧时，楚地农村中，有的人病了，认为是鬼神作怪，不去求医服药，却去占卦问卜。雷州人信鬼信巫之风也不亚于楚。《雷州府志》载：“雷俗尚鬼信神”。宋代秦观被谪来雷州时所写的《雷阳书事》和《海康书事》等诗篇中，对雷州人尚鬼信巫之风，有很具体、生动的描写和评述，如，其一《雷阳书事》：

　　骆越风俗殊，有病皆勿药。束带趋祀房，瞽史巫纷若。弦歌荐茧栗，奴主洽觞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

　　其二，《海康书事》：

　　        海康腊己酉，不论冬孟仲。杀牛过祭鼓，城郭为沸动。虽非尧历颁，自我先人用。大笑荆楚人，嘉平腊云梦。

　　在这些诗中，值得注意的是，秦观把“尚鬼信巫”的海康人当作“荆楚人”来“大笑”，并指出此凤不是“尧历颁”（即不是唐尧的历法所规定颁行的），而是海康“先人”（荆楚人）传下来的风俗。这一方面说明雷州人的“先人”是“荆楚人”；另一方面说明海康人“尚鬼信巫”之风是受“荆楚”的影响。

　　3.端午竞渡

　　《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雷州府志》也有关于“端午竞渡”的记载。过去，海康县南渡河两岸村庄，历年端午节都有龙舟竞渡，以吊屈原之风。

　　关于“端午竞渡”的起源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据《荆楚岁时记》载：“邯郸曹娥碑云：五月五日，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但雷州人与楚国人都把“端午竞渡”作为凭吊屈原。在这点上也可见“楚风”对雷州的影响。

　　楚文化对雷州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择几例而论，其他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雷州虽然地处边陲，但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劳动、生息和繁衍。先秦时期，雷州为“百越”之地。雷州的“越人”来自楚地的“扬越”与华夏族有亲缘关系。自商周以来，雷州的先民跟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已有经济和文化交往，幷且在交往中互相融合，创造了雷州古代文化。战国时期，楚国不断扩张，“抚征南海”，把势力伸入岭南地区。这时岭南“臣服于楚”，雷州为“楚界”。从此，雷州与楚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楚文化对雷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今雷州的民俗中，“楚风”犹存。雷州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人文鼎盛，不愧为“天南重地”，岭南“历史文化名城”。

　　王增权（原雷州市博物馆馆长。）

　　（本文原载《岭南文史》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