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州半岛是我国三大半岛之一，位于大陆最南端，北控高凉，南系琼岛，古有“天南重地”之称。它又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雷州半岛上产生、形成的雷州文化，源远流长。她以百越土著文化为基础，以中原、莆田文化为主导，融汇、整合、创新、升华形成一个方言群体文化体系。雷州文化的历史及特征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何关联?本文试作一探索，就教于方家。

　　一

　　考古工作者在雷州半岛先后发现和发掘了鲤鱼墩、梧山岭、英楼岭、华丰岭等新石器时代遗址。\[1\]遗址的主人，概言之是古越人。《逸周书·王会解》云:“正南、瓯(即欧越)、邓、桂、损子、产里(即理)、百淮、九菌，请以珠矶、术帽、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片地方也是《吕氏春秋·恃君篇》所说:“扬汉之南，百越之地”。

　　《山海经·海内南经》则记:“海内东南陬以西者，有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伯虑”即“雷人”的意思，约在雷州半岛。(见曾昭璇等着《冼夫人研究几点浅见》打印稿，暂未发表。

　　汉应劭注曰:“郁水出广信，东入海。”郁水后指西江，郁江南指粤西地区，后为俚人居住地。

　　雷人，又称里人，俚人，黎人。梁钊韬谓“族所居之地，常与雷、里、历等地名相合。雷、里、历、侄、僚、黎、佬同音，均来源于莱与濮相连。濮与莱合而为古越族的自称。”\[2\]“雷俚黎三字，自东汉至隋唐，声类皆在来纽。……谓俚与黎音读，原出于雷。……俚所从里，与雷雨之雷，均从壨，或畾，……俚所以，乃畾之省笔，非田土之田也。《说文解字·里部》释云:‘里，居也，从田，从土，……良止切’。训里为居，盖亦垒土为居之意，语其古音，正与雷或垒相合，故从里之俚，亦与雷或畾音合。”\[3\]这与里人垒土为屋而居有关。

　　《隋书·地理志》云:“自岭南二十余郡……其人俚僚。”“雷州土著多关于雷之传说，而最敬雷神，因有雷山雷水雷州之名，而其人称曰雷民。”\[3\]唐代沈既济《雷民传》曰:“人或有疾，即扫虚空，设酒食，鼓吹幡盖，迎雷于十里外;即归，屠牛彘以祭。”《元史·舆服志》:“雷公旗画神人，大首鬼形，白拥项，朱犊鼻，黄带，右手持斧，左手持凿，运连鼓于火中。”《集说诠真》云“今俗所塑之雷神，状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两翅，额具三目，脸赤如猴，下颏长而鋭，足如鹰鹯而爪更厉，左手执楔，右手持槌，作欲击状。自顶至傍，环悬连鼓五个，左足盘蹑一鼓，称曰雷公江天君。”雷州百姓每年用麻布造雷鼓雷车置雷公庙中。\[4\]《雷民传》又谓:“牙门将陈义传云:义即雷之诸孙。”陈义或即汉唐时岭南俚人之裔。宋人苏辙《东楼诗》有云:“漫随俚语共欣欣!”宋人秦观《雷州风情诗》又云:“骆越风俗殊，有疾皆勿药。束带趋祀房，瞽史巫纷若。弦歌荐茧粟，奴主洽觞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鸡骨灼。”

　　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黎人》:“黎，汉所谓俚也，俚亦曰里。《汉书》曰：九真蛮里，又曰归汉里君。是也。”“要之，即就种人源流与雷公关系各传说分布之广言之，亦可推知高雷等地昔日亦为黎人居地。”\[5\]“雷州半岛之黎人，其宅住之年代，当视海南岛黎人宅住年代为稍早，而海南岛黎人或即自雷州半岛所分出。”所以，黎族即雷民或俚人音证。\[3\]这一“推知”，可以明人汤显祖在徐闻写的《黎女歌》为证，诗中仍称雷州人为“黎人”。

　　《隋书·南蛮传》云:“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獾(狼或俍)、曰俚、曰僚、曰也，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蜒，见诸文籍，最显着者有:蜑、掸、坛、蛋、胥诸字，声音相近。蜑一名词，初为越裔自称，中土习闻其语，循其音声，系以汉字，虽字形纷纭杂沓，而音义则未尝因是尽变也。”\[6\]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蜑蛮条》云:“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

　　据万历《雷州府志》卷之九《食货志·户口》记载:天顺六年(1462年)，海康县:蛋户二百九十一。弘治五年(1492年)，徐闻县:内复蛋图一。嘉靖元年(1522年)，海康县:蛋户二百九十三口三百八十六。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雷州府:蛋业一百八十八户，海康县:蛋业户一百八十八户。徐闻县:蛋户八十户。

　　1953年，海康沿海的水上居民共有424户2649人，主要分布如下:

　　乌石港204户1345人

　　企水港175户1065人

　　三吉港8户62人(东里镇境内)

　　英良湾21户10人(英利镇境内)

　　麻亭湾16户67人(南渡河西)\[7\]

　　《汉书·地理志》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文身断发”的异俗、“契臂”的风尚、喜食虫蛇蚌蛤的习性、居住的异俗、命名不避祖讳的异俗，“为古代越族主要属性，也是越族所以构成的重要规准”。\[8\]

　　生活在江海水浒的古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9\]也“善于造舟”。\[10\]岭南境的居民善习水性，见于汉代淮南王刘安所云:“其人习水斗”。当秦始皇遣尉将屠雎发卒50万分五路向岭南进攻时，《淮南子·人间训》载岭南越人时又曰:“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丛薄，指湖泊沼泽水网地带，其时如若无舟，当不可能往来其间。据出土文物和典籍所载，那时的舟，有独木舟、木板船和铜船。其中独木舟，见于广东化州石宁村鉴江岸畔地层所出实物。据新编《化州县志·大事记》所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大水。石宁下江堤大溃，民田沙积，民居多坏;长岐抒上江堤溃，冲出一独木小舟，木质黑而坚;塘北江堤溃，冲出黑木数十段。”1976年9月下旬，长岐公社石宁村附近鉴江堤段被洪水冲毁，冲出古独木舟10多艘，收回6艘，分别送湛江地区博物馆和广东省博物馆保存。197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2号、3号独木舟进行放射性炭素断代测定，确定为东汉至魏晋间制造。其余各舟与此两舟木质相同，舟型基本一致，制作年代相差不远。所出的舟，按所出编号2那一艘显示，舟的阑旁，均见横向凿有手指头般大小孔眼5只。按《古今图书集成·石宁府部杂録》载，它“两旁加滚竹则不摇，所受四五人，六七人，或多至十人”。

　　木板船，分小舲(小舢板)、大舟(方舟)和楼船、戈船等。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交趾朱鸢江时曰:“后汉马援南征，铸铜船于此。”唐代刘恂《岭表録异》甚至载:“每岁广州常发铜船过安南(今越南)货易。”可见远在汉代岭南以南越王赵佗和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等人为首，当时均已曾以铜金属冶铸铜船航行于南中国海上。这在世界以金属板块铸船的历史上，堪称是鼻祖。\[11\]

　　《汉书·地理志》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汉书·主父偃传》又载:“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使边境之民靡敝愁苦，将吏相疑而外市，故赵佗、章邯各成其私。”可知外贸致富自赵佗为始。

　　汉族南侵主要因南方有外贸的利益，主要表现有两次:一是越相公师隅重修吴南武城为外贸据点，为越复国筹集宝物献魏国而获越王栖于湘沅；\[12\]二是秦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以与越人战”。\[13\]

　　汉初灭南越也有此原因，因开三郡为七郡，并建日南、合浦、徐闻三港外贸可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其大洲便是今天的海南岛。“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都元国，便是今天马来半岛中一个古国。又说:“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航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也即通过船只航行外加徒步，均可径扺缅甸上述地方;然后“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直至扺达印度半岛南部;继续:“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又可扺新加坡境;已程不国，可扺今日斯里兰卡。始自汉武帝时，输出去的是“黄金杂缯”，换回来的是“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这是我国丝绸作为商品外传到上述这些国家的最早记録。这条为丝绸贸易而开辟的海上航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追述道:“雷州徐闻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在三面环海处于海上交通枢纽的雷州半岛，在汉越杂处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为了外贸的利益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而“海上丝绸之路”又为雷州文化的形成、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路、商路、文化交流之路，也是移民之路。自唐、宋、元、明各代起，“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转移至广州，特别是泉州之后，一批批福建莆田等地民人循海路迁入雷州半岛。

　　据海康县地名工作者的调查统计，在全县重点调查的18个乡镇的494个村庄中，共有族姓104个，从来源上看，有90%以上的族姓是从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和福州府福清县迁来的移民，其中又以莆田迁来的最多，占两县移民总数的90%以上。从分布情况看，分布较广的有陈、黄、吴、李、林、蔡、梁、王、何、周10大姓，尤以陈姓分布最多，分布最广，与福建省闽语区大姓的分布与人数的多少大同小异。(陈姓移民大都是从福建莆田迁来的，而且来得较早;集中期为宋末、明初、明中、明末清初，以明朝为最多。详情请参见《海康文史》1988年第1期蔡叶青文《海康汉族居民来源及分布》及1986年第2期何以志文《宋代雷州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开发》。\[14-15\]

　　 且看几位雷州名人的祖辈来历:

　　 据阮应祺《陈上川的世系及其在越南的开发活动》载:“田头村(今属湛江市坡头区南三镇)陈氏乃中国东南名族之后，原籍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朱基巷义井村。宋末元初，陈文龙‘义不降元，械送杭州，不食而死’，文龙子八宣、汝楫‘戮力王(宋)朝，同辅幼主帝昺，至粤东厓门，帝昺溺水而宋亡’。在这种情况下，八宣、汝楫率族乘船继续南下，分散卜居于高州路属之化州、吴川、石城(今廉江县)。八宣第三子伯镇，元初任石龙县(隶化州)儒学正堂，晚年卜居吴川县干塘而成为‘陈氏大宗’。元中叶，传至第六世，自陈文禧开始从特呈岛迁居田头村，是为‘陈氏小宗’的一支。陈文禧迁到田头村后百余年，该族‘生齿日繁，田园不足，迁出外者十之二三，在本处世代近者犹可稽考，或至雷琼，或钦廉，或远适异国，地之相去有千余里’。至今田头村陈姓已有四五千人，连散居南三岛者总计超过一万人。”\[16\]

　　据苏瑛《际昌齐公传》载:“先代由福建甫田徙琼州，……曾祖英相始卜居于雷，凡数迁，乃定居海康之南田村。”\[17\]

　　据民国《海康县续志·人物志》载:“李绍绎，邦塘村人，始祖曰德重，明时由莆田迁海康，遂卜居今村。”

　　雷州市附城镇卜扎村蔡氏宗祠的门联云:“系出莆田教秉琼州迁卜扎;分支海邑名标桂籍振东山。”

　　北宋绍圣间贬雷大文学家苏辙在《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的小引里有这样一句话:“余居海康，……其耕多闽人也”可以上述记载印证。

　　地处闽东南的莆田，原住民为闽越人。秦自该境开暨闽中郡后，以王翦为首所领秦国大批中原军旅居民，或为伐戍、

　　或是徙居，都曾进扺该境。其后秦灭汉兴，武帝为图灭掉闽地生存越人，复“诏军吏将其民徙往江淮间”，致使“东越地遂虚”。面对已经虚了的地方，旋又续徙中原汉民接替与筑城相居，今闽境崇安有汉代古越的出土保留，便是凭证。经此闽境，“闽越”一称名已不多见。汉时武帝诏军吏强徙而逃人深山老林未被执徙之民，尔后便是境中发展成为“山越”。至魏晋南朝后，中原战乱再起，晋室渡江南迁。这时中原汉民，相继又再次大批南徙入境，其中唐代林胥《闽中记》便载有:“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九国志》也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姓，林、陈、黄、郑、詹、丘、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响，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出土的《唐诏州刺史陈谠墓志》记陈谠亦云:“其先颖川(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晋室避乱于闽，因而家焉。”\[19\]所以，莆田人作为福佬人的一支，是闽越、山越和中原徙民之融合群，是汉族的一个支系。

　　莆田人以改天换地的坚韧毅力，在其海滨田园上创业，作出了独特的奉献。例如，木兰陂，是我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在莆田县城南5公里的陂头村木兰山下。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经三次营筑，凡20年，元丰六年(1083年)竣工。建于汹涌的木兰溪水和兴化湾海潮汇流处。破陂为堰闸式滚水坝，用巨块花岗石纵横钩锁迭筑，长11313米，陂墩29座，各高75米。陂门28孔。陂南北两端建有两条共长500多米的护坡石堤和回澜桥、万金陡门2个进出水洞。自此挖出南北干支渠120余公里，沿线建陡门和涵洞等300多处，具有蓄水排涝综合功能，滋润莆田南北洋平原成为沃土。1000多年来，虽遭风、洪、潮的侵袭，仍然巍然屹立，继续发挥效益。\[20\]莆田人文荟萃，代代风流。郑樵的著述，刘克庄的文学，蔡襄的德政，陈文龙的忠贞，郑纪的清正，江春霖的刚正……，故有“文献名邦”之美称。莆田民间信仰文化内涵很深。妈祖的“助人为乐、救苦救难、除恶扬善”的民间传说，为无数群众所敬仰。据《莆田县志》云:莆田“习俗好尚，有东周齐鲁遗风”。\[21\]

　　移民一则造成文化传播，二则使不同地域文化发生交流，形成新文化。

　　三

　　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所在地，又由“海上丝绸之路”的因缘而酿成的雷州文化，当具有海洋文化的属性。但，她除传统的“兴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外，又有其独特的个性，即特有的负面性。

　　(一)海洋农业文化

　　1.海洋捕捞

　　雷州半岛海域盛产龙虾、鲍鱼、鱿鱼、鲤鱼、墨鱼、膏蟹和海蜇等名贵海产，有时还有珍贵的白纪鲨。捕捞所获多作商品出售。为此，苏轼《雷州八首五律》有云:“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月三四迁，处处售虾鱼。”

　　2.海洋采珠

　　据万历《雷州府志·地理志二·珠海》记载:“对乐珠池，在遂溪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第八都乐民千户所城西海内。汉唐无考。自刘张置媚川都，宋开宝以还，遂置场司，或采或罢。”

　　3.海水制盐

　　北宋时期，雷州半岛已有沿海盐场自给本州，南宋初，雷州已发展两个盐场，在技术上先后产生了“煎煮熟盐”、“滩晒生盐”等制盐方法，而且民间还长期流行“晒沙生盐”的原始生产，虽然历代封建王朝厉行食盐专卖政策，但制盐业从宋代起就已成为雷州半岛经济的重要部门。

　　(二)海洋商业文化

　　唐、宋、元三代雷州半岛的海运中心，已转移至位于南渡河中游地段的雷州港。据《读史方舆纪要》载:“雷州三面距海，北负高凉，有平田沃壤之利，且风帆顺易，南出琼崖，东通闽浙，亦折冲之所也。”又据嘉庆《海康县志》载:“南浦津埠，县南二十里，自闽广高琼至此泊舟，仍通郡城。”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唐宋时期雷州港的主要出口货物是米、谷、牛、酒、黄鱼。

　　宋元时期雷州地区瓷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雷州港的对外贸易地位。雷州窑(或称海康窑)与潮州窑、广州西村窑并称宋代广东三大窑系，出口量很大，通过“南海陶瓷之路”，主要销往东南亚及西亚地区，产品很受欢迎。

　　唐宋时期频繁的航海贸易，也促进了雷州港造船工业的发展。据嘉庆《海康县志》记载，海康县城附近的南亭溪西侧的偃波轩，为唐宋时期督造船舶之所。

　　据道光《遂溪县志》记载，在道光年间，赤坎港埠已相当繁荣:“商船蚁集，懋迁者多”，“商旅穰熙，舟车辐辏”。同时还记载了遂溪知县俞炳荣，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收取赤坎船照银，每年四百余元。”并注明:“赤坎船领朱墨银每张以银一元。”这一记载说明，当时在赤坎港注册的商船有400余艘。

　　(三)海神崇拜

　　为了祈求“海静波恬、民安物阜”，(节録自白鸽寨宣封庙楹联:“海静波恬，共仰天恩光普照;民安物阜，咸歌后德被无私。”雷州半岛多建有海上保护神天妃(后)庙(宫)。据万历《雷州府志·秩祀志》所载:

　　         天妃庙在郡城外南亭坊

　　         天妃庙在通明港调蛮村

　　         天妃庙海安所南门外渡头

　　尔后，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雷州有5座，赤坎、硇洲各有一座，香火鼎盛。而且，“几百年来，渔民商人扬帆出海，皆先祀天后，祈求保佑顺风安全，并在船上供奉天后神位，沿习至今。而每遇‘纤云召阴，劲风起恶，洪涛腾沓，快骃摧撞’之时，庙祝则连撞大钟，瞬息间钟声长鸣，庙前旗杆顶端火星飞升，于是，茫茫大海束手无措、命在顷刻之舟人，犹如见救星，呼天妃应答如响，望火星而航归，心中无形各产生了一种安全感。故天妃在航海史中成为航海者的精神支柱”。\[22\]这不仅是海洋文化一种折射，也是莆田文化转移雷州半岛的直接表现。故雷州市夏江天后宫门联有道是:“闽土恩波流粤海;雷州德泽接莆田。”

　　(四)海洋文学

　　在雷州半岛流传着《荡海王》、《南海明珠》、《硇洲岛鲍鱼》、《东海岛灶蟹》……都是有关渔民和有关海洋特产的极其离奇动人的传说。在有关诗歌方面，亦有不少名篇佳句。例如:苏辙《东楼》云“明从海上涌金盆，……飓风不作三农喜，舶客初来百物新。……”章惇《海康书事》云“一雨复一旸，苍茫飓风发。怒号兼昼夜，山海为颠蹶。云何大块噫，乃尔不可遏。黎明众窍虚，白日丽空阔。”还有可视为历史记録的《采珠謡》:

　　去年采，蚌可刳，今年采，岸已枯;去年犹有无珠蚌，今年无珠蚌也无。青泥滑滑深拍肚，黑风猎猎吹苇芦。子怜父，妻怜夫，相约欲负逋;官令哥哥行不得，忍作没水长胫儿。骊龙若睡可捋须，鲛人有泪可贮一壶;鲛室难入龙难屠，白手出水空嗟呼。海税犹急催田租，妻子收系将为奴;结尔珠帘十二行，谁异海上帆编蒲?结尔珠履三千客，谁惜海滨伛偻躯?惟我圣朝惠泽敷，尔来将近二百载，濒海之人罢采珠，罢采珠，老击壤，少含哺，一片欢声腾海隅。\[23\]

　　毋庸讳言，大海的波涛并没有造就雷州人敢于冒险勇于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不可也不必逥避的是:雷州人枕着海涛做田园之梦。请看:

　　   “海康民风淳檏，习尚保守，克苦耐劳，勤于操作，加以阡陌纵横，沃野千里，利于耕种，人多务农，终年沐雨栉风，手胼足胝，但求温饱，即甘之如饴，外出贸迁或谋求仕进者不多，县人才智，非逊于人，惟因有田园耕耘自给，惰向外志向，乏进取毅力，所以富贵逊他县焉。”\[24\]

　　“每念世界各地文明之初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厚者何?即气候温，有肥美平原之沃土，物产饶足，海运快捷，谋生便易是也。吾人所知世界文明进步之地，厥为濒海之区域，惜遂溪往昔民性保守，四处荒地弃置，比比皆是，天然优点，未能发展至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之程度，无异满地黄金，而不知挖掘，良堪浩叹!” \[25\]

　　“徐地僻，滨于海，俗尚朴，民风淳厚，性不好争，喜宾客。民窳于耕作，多不事蓄积，故徐人少万金之产，即称素封者，不过免于饥寒而已。……徐民习惯，向缘沾沾土著征利，株守旧窝，一出门而家人妇子，辄增苦楚，作杜鹃啼泣状，人每以风气蔽塞病之。”\[26\]

　　“故虽享有我国三半岛之一的盛名，诚不如山东、辽宁(东)二半岛的地方那样繁华，因此不能够与它相比美，而能并驾齐驱的。”\[27\]

　　更不能与同是福佬的潮州人同日而语。

　　雷州文化源缘于“海上丝绸之路”而又未能继承和发扬其远涉鲸波、开拓进取之精神，局限于“以海为田”的格局，未能走向“以海为商”的发展道路，以致“习尚保守”、“民性保守”、“株守旧窝”、“惰向外志向，乏进取毅力”。

　　在谁拥有海洋谁就拥有世界的当今，雷州半岛所拥有的大片海域及其包括的以油气、水产为主的海洋资源，已成为本地物质文化类型和模式选择的一个主要方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化，也就是说，继承和发扬“海上丝绸之路”远涉鲸波、开拓进取之精神，让大海的波涛把“习尚保守”、“株守旧窝”、“惰向外志向，乏进取毅力”的旧习性冲刷净尽，造就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正是发展雷州文化的应有之义、必由之路。

　　刘佐泉（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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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