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多雷，是我国著名雷区。雷对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民风民俗产生了重要作用，“雷州无日不雷，故农人无日不耕”的雷耕，即为岭南独有之现象。岭南之雷种类繁多，有冬雷、新雷、旧雷之分，古代先人对雷的种种认识与诠释，涵盖了整个岭南民俗，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岭南雷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一、雷石同祭的原始文化形态

　　岭南地处祖国大陆南端，是古代百越民族聚居之所，“凡诸蛮种不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百越古族与中原汉族移民不断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岭南地区独特的民风习俗，展示出一种特异的具有神秘魅力的人文风貌，与地处北方的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位差。如古代先民对雷电等自然现象怀有一种敬畏心理，尤其对威力巨大的雷暴更是由畏而敬，导致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雷神崇拜。而且南北文化都认为雷与龙、与雨水、与声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雷神的产生和演化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形成了不同的原始祭祀文化。

　　中原文化普遍认为雷出于水，龙只是雷神的外在表象之一。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这里的雷神，居住在雷泽之中，长着人的面孔，拖着龙的身体，每每自己敲打自己的肚子发出巨大声响。又《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按郝懿行解释，雷兽就是雷神。这里的雷神，名为夔，苍身、无角、一足，形状似牛，原本居住在东海深处，是被黄帝以其骨敲其皮而发出威震天下的巨响。干宝《搜神记·霹雳被格》中的雷神却又不同：“晋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获。值雨，至桑树下。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股，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寸余，状似六畜，头似猕猴。”这位长得“六不象”的雷神，脾气暴躁，在雨天伴随声声霹雳，无故与人寻找麻烦。在这些典籍中，雷神多为半人半兽之形，或为龙，或为牛，或为猕猴，虽形象各异，却都与水和雨相关，“出入水则必风雨”。《淮南子·天文训》云：“季春三月，丰隆乃出，以将其雨。”丰隆即雷神，可见“行雷布雨”是雷神的主要任务。

　　岭南文化则认为龙源于雷，雷生于石，“龙与雷同。其从龙而伏也则在山，从龙而起也则在田。雷者龙之声也，电者龙之光也。龙本卵生，故雷神亦卵生”。卵生观念由来已久，不足为奇，“然厥初先民，皆由气化。鳦卵吞于简狄，帝武感乎姜嫄。神圣之生，天必示之怪异” (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1页。。不过，与孕育商周祖先从天而降的鸟卵不同，生雷之卵从地而出，且以石为胎，即所谓雷出地奋。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雷神》云：“石为雷。而雷常生石中，龙之生即雷之生。雷以石为胎，其起也破石而出，石迸散于人间，故为雷公之石也。”雷常生石中，以石为胎，石既为雷之母；雷破石而出，石迸散于人间成为雷公之石，又为雷之子。可见，在岭南先民的观念中，雷与石纠结缠绕密不可分，从而导致对雷的信仰和对石的崇拜，几乎渗透了岭南民俗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不同于中原的雷石同祭的原始文化形态。这一特点从雷神陈文玉的诞生和九耳神狗的传说中，即可得到明确验证。

　　雷神的传说在岭南广为流传，《明一统志》、《广东新语》、《雷祖志》、历代的《雷州府志》和《海康县志》等典籍均有记载，其中《广东新语》记载较为详尽：“陈时雷州人陈鉷无子，其业捕猎，家有九耳犬甚灵。凡将猎，卜诸犬耳。一耳动则获一兽，动多则三四耳，少则一二耳。一日出猎，而九耳俱动。鉷大喜，以为必多得兽矣。既之野，有丛棘一区，九耳犬围遶不去。异之，得一巨卵径尺。携以归，雷雨暴作。卵开，乃一男子。其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有神人尝入室哺乳，乡人以为雷种也，神之。”这个男子就是后世被封为雷神的陈文玉，而发现雷神的九耳异犬自然也被视作神灵。人们用青石雕刻成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石狗，当做“守护神”，安置在村前、门口、山坡、田坑、水口，乃至坟地。每逢初一、十五日早晚烧香奉祀，以镇邪去魔，保境安民。目前，极具地域特色的雷州石狗被冠以“南方兵马俑”之美称，已列为全国18个“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之一。

　　二、“天下首絶”雷州换鼓

　　冯梦龙《警世通言·乐小舍拼生觅偶》记载：“从来说道天下有四絶，却是雷州换鼓，广德埋藏，登州海市，钱塘江潮。前三絶，一年止则一遍，惟有钱塘江潮，一日两番。”这里所谓的广德埋藏、登州海市、钱塘江潮三絶均是人们较为熟悉和瞭解的一种自然景观，而位居“天下四絶”之首的雷州换鼓却是岭南地区独有的一道人文景观。

　　岭南先民，尤其是雷州半岛家家户户祭祀雷神，每年都要在雷祖祠内举行三次大规模的祀雷活动，称作二月开雷、六月酬雷、八月封雷。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岁之二月，雷将大声，太守至庙为雷司开印。八月，雷将闭藏，太守至庙为雷司封印。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备雷鼓以酬雷，祷而得雷公之墨，光莹如漆，则以治邪魅警痫。及书讼牒得雷屑，或霹雳砧，则以辟婴儿警以催产。霹雳砧一名雷公石。”届时乡民们除了准备雷鼓、雷车、雷火等“酬雷”必备之物，还会举行擎雷公、擎雷水、打雷沟、唱雷歌、演雷戏和斗雷等各项内容丰富的活动，形成了岭南独特的祀雷风俗事象。

　　二月开雷，原指每年春二月，雷声渐起，活动趋于频繁，太守入庙致祭，故称二月开雷。据《雷祖志》记载，雷州古为南荒，一直被视作蛮夷瘴疠之地。自雷祖陈文玉任雷州刺史后，政教并行，风俗大变，地方富裕。于是，改定为每逢上元日，文武官员皆入庙致祭，名曰“开雷”，同时备办酒席，燕享各方，以示官民同乐。八月封雷，是指每年八月，雷声渐少，雷将闭藏，太守依例率众官员入庙为雷司封印，名曰“封雷”，同时也要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

　　六月酬雷，是指每年六月二十四日雷祖诞，必定要举办盛大的酬雷活动，除了通常的致祭活动，对雷神一年的恩佑之德表示感谢，更重要的是献上准备好的新车新鼓，俗称“雷州换鼓”。意思是让雷神换上新车新鼓，更好地行云作雨，以保百姓平安。对此《雷州府志》、《雷祖志》等典籍均有详细记载，如《雷祖志》云：“至于……雷车雷鼓等物，各以板图藏于庙内，令郡民当里役者依样修造。”每年官府都要对“酬雷”用的雷车雷鼓事先制成图板，提前藏于雷神庙中，命令服役的百姓依照图板样式进行修造。传说酬雷之日，大小新鼓一经敲起，天空顿时雷声轰鸣，打鼓一样的雷声从天边不断传到地面。一时间，阵阵鼓声响彻天地，上下呼应，好像一群鼓手在进行比鼓大赛，惊心动魄，故有雷州换鼓“天下首絶”之称。

　　此外，在“酬雷”之日诚心祈祷，还会得到雷公墨、霹雳砧等驱邪避灾之宝物。“雷公墨”即陨石，按《岭南新语》所言，岭南先民称其为“雷公石”或“霹雳砧”，并敬为神物，传说小孩佩带霹雳砧可以辟邪，孕妇将其磨碎服用可以催生，甚至打官司时用雷公墨写讼状可以带来吉利。对此习俗，唐代曾任广州司马刘恂《岭表録异》中也有记载：“每大雷雨后，多于野得墨石，谓之雷公墨……凡讼者投牒，必以雷墨杂常墨书之为利，又以霹雳处或土木中得如斧者谓之霹雳楔，小儿佩带皆辟警邪，孕妇磨服为催生，药必验。”

　　三、震震冬雷腊底鸣

　　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人类一切超越本能的创造活动，都可以归之于文化，而文学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直接关照和集中体现。透过文学作品，可以一定程度地瞭解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概貌；同样，透过文学作品中对雷的不同描述和感受，也可以一定程度地瞭解岭南雷文化的独特魅力。

　　“……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絶。”一曲《上邪》传唱千古，那位大胆泼辣的北方女子，早已成为忠贞爱情的典范。这首痴情女子自誓之词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引用违反规律的、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的自然现象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二月响雷，八月结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则万物入”。 (徐坚：《初学记·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页。故“冬雷震震”和“六月飘雪”同样不可思议，除非是有了和窦娥一样的天地不容的奇冤。

　　震震冬雷不仅可以用来表白爱情的忠贞，同样可以考量王者的政绩。徐坚《初学记·雷》云：“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其出入也……万物须雷而解，资雨而润。”万物生长需要雷雨的催润，这是自然界的必然规律。所以，“王者从春令，则雷应节；否则发动于冬，当出反潜。当雷不雷，阳德弱也”。统治者按照规律行事，雷就会在春天应时而动，否则就会出现冬雷震震的反常情况。“当雷不雷，阳德弱也”，如出现“冬雷震震夏雨雪”的异象，会动摇王者的统治地位。

　　不过，岭南却是以冬雷为常，“腊底雷鸣是旧雷，新雷声向岁朝开”，充分展示了岭南“冬雷震震”的奇异景观。按照岭南习俗，“以雷在春前为旧雷，交春为新雷。岁除时，旧雷与新雷相接”。这里所谓的旧雷，就是冬雷。屈大均《广东新语·冬雷》云：“盖濒海地薄，不能固蓄其火。故阳气早泄而冬雷……北方寒有无雷之国，南方热有无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热，以其与日近也。与日近故与雷近。无日不热，故无日不雷。”且不论屈大均之论是否有科学依据，但岭南冬天响雷却是实情，“冬雷震震与君絶”亦可成为现实。岭南女子虽不能以冬雷震震传递爱情，却能以雷为载体唱出心中的豪迈：“我唱雷州雷世界，电闪雷鸣景万千。风伯雷师滂沱将，地动山摇滚滚来”。

　　总之，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的。地理环境是一种文化类型形成的前提性因素，为人类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材料，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创造的发展趋向。特别是“古代中国因其天然环境之特殊，影响其文化之形成，因而有许多独特之点，自亦不难想象而知”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页。。所以，将岭南民俗祭祀文化概称为雷石文化，是最具有地域性代表意义的。

　　郑瑞侠（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文学博士）

　　（本文原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