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前220年）是岭南文明迅猛跃进的时期，也是雷州半岛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汉代的雷州半岛在岭南社会发展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

　　岭南在先秦时期主要是越人的活动区域。“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引颜师古注，第166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雷州半岛居民的主体是百越的一支“西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雷州半岛属于桂林郡管辖(此处采用蒙文通先生观点，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第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谭其骧先生认为雷州半岛属秦象郡管辖，见谭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7-8页，北京中华地图学社1975年版。。秦末，南海尉赵佗逐渐控制了岭南三郡的军政大权，并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遣兵灭亡了南越国，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进行管理（海南岛上的儋耳、珠崖二郡后来先后罢弃）。在此后的300多年时间里，整个雷州半岛一直属于汉代的合浦郡徐闻县管辖。汉代的合浦郡下辖五县：徐闻、合浦、高凉、临允、朱卢。管辖范围除雷州半岛外，还包括海南岛北部，广西的邕宁、横县、玉林，广东的高州、新兴等地。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首县，即郡治所在地。到了东汉，合浦成为合浦郡的首县。

　　“移民实边”几乎是历代王朝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早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王朝就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 \[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十万人守五岭”事件(《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徐广语，第253页。。据统计，秦向岭南的移民，较大规模的就有4次之多(详见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第40-4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汉武帝遣五路大军将10余万罪人平定岭南，实际上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汉代人心目中，岭南的合浦、九真、日南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在西汉末，合浦郡几乎是失势朝臣唯一的流放场所，是令朝臣胆战心惊的地方。而到了东汉，流放合浦者逐渐减少，更多的则被贬到九真和日南。据统计，《汉书》中提到的西汉因获罪本人及家属被迁徙岭南的人数共计有15人次，全部被徙至合浦；《后汉书》中涉及的东汉朝臣及家属获罪迁徒岭南的多达17人次，其中徙合浦的4人次，徙九真的3人次，徙日南的10人次。正如有学者所言：“西汉末，外戚用事，互相倾轧，失势者合浦常为其归宿地……东汉又将徙所集中于更遥远的九真、日南了。”(胡守为：《岭南古史》，第22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现象正是合浦郡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两汉朝臣获罪流放合浦，实开唐宋名贤谪迁雷州半岛之先河。

　　汉代的合浦郡境内，居住着大量的少数名族。这些少数民族在西汉主要是西瓯、骆越，到了东汉，又增加了里（俚）人和乌浒。张华《博物志》言：“交州夷名俚子。”俚人自东汉之初已居交州。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认为由于中南半岛上林邑、扶南的崛起导致了俚人的北迁(蒙文通：《越史丛考》，第49-57页。。这些少数民族在当时仍然处于原始社会后期阶段，保留了许多野蛮落后的习俗。《后汉书·任延传》云：“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后汉书·南蛮传》亦云：“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美妻，则让其兄。今为乌浒人是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这些记载虽不免夹杂封建史官的偏见和污蔑，但也基本反映了雷州半岛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据学者研究，汉代岭南越人的婚姻形态，仍然属于族外群婚阶段(参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第346-348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劳干先生也认为“合浦到晋时尚在半开化之状况” (劳干：《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第36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是有一定道理的。

　　《后汉书·贾琮传》曰：“旧交趾土多珍产……前后刺史多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由于汉族官吏的残暴统治，合浦郡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动荡时有发生。据正史记载，东汉合浦郡的蛮夷反叛就有三次：

　　（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传》，第2836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16年）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25页。

　　（178年）合浦、交趾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40页。

　　终汉之世，合浦郡的社会稳定不时受到威胁。直到三国东吴统治时期，薛综在上疏孙权时还提到了合浦等地多寇盗的问题。“今日交州虽名初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即原合浦）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晋\]陈寿：《三国志》卷53《薛综传》，第1253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流放的汉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他们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为雷州半岛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后汉书》卷86《南蛮传》第2836页。应当指出的是，失势朝臣及家属，不同于一般的罪犯，他们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他们的到来，对较为落后的雷州半岛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

　　珍珠在中国人心目中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它和黄金、玉器一样，在古代社会政治 生活等诸多领域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秦始皇经略岭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第88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先秦以来，岭南就是著名的珍珠产地，番禺则是《史记》中唯一提到的珍珠汇聚的都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8页。。汉代雷州半岛所在的合浦郡，虽然被视为蛮夷之地，却是闻名全国的珍珠生产基地，采珠业十分发达。《汉书·王章传》云：“王章……为（王）凤所陷，罪至大逆……死。妻子皆徙合浦……凤薨后，弟成都侯（王）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查《汉书·百官公卿表》王章下狱死于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王商任大将军是在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王章家属就是在这9年期间靠采珠致产百万的。而王章家属只是众多靠经营采珠业致富中的一个。秦始皇向岭南“移民实边”的50万人中间就有许多是商人，这些商人到岭南后，一定有许多人从事采珠业，并因此而发财致富。徐闻在西汉是合浦郡的郡治所在，当时采珠业和商业的繁荣可想而知。合浦人还有一套采珠的絶技：“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84引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这里的“合浦民”自然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而汉人的采珠技术无疑是从当地少数民族那里学来的。分布于雷州半岛等地的乌浒人就是一个善于采珠，并以之为业的民族。汉晋时期的《异物志》中就有“乌浒取翠羽、采珠为产”的记载(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786引《异物志》。汉晋时期撰《异物志。者有杨孚、谯周、薛珝、陈祈畅，续咸等，引文未着撰人，不知孰是。。到了唐代，还出现了“珠户”的称谓。唐刘恂亦云：“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贡，自监珠户入池，采以充贡……耆旧传云：太守贪，珠即逃去。”(\[唐\]刘询：《岭表録异》，第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由于经营采珠业有着巨大的利益，早在武帝统一岭南之前，西汉政府就曾颁布禁令，禁止官吏参与民间采珠。汉景帝在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颁布了一份著名的诏书，诏书道：“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汉书。卷5《景帝纪》，第153页。为满足皇室贵族的需要，西汉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珠官，负责珍珠的生产和加工。元帝时期，御史大夫贡禹曾经上书建议“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汉书》卷72《贡禹传》，第3076页。但结果不得而知，似乎未被元帝采纳。由于史料阙如，我们尚不清楚汉代都设立了几处珠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合浦郡必定设立有珠官，而且是全国最重要的珠官。《三国志·孙权传》云：“黄武七年（228年）……改合浦为珠官郡。”说明合浦郡原来就有珠官，而且到了汉末三国时期珠官的作用比以前更为重要了。

　　合浦郡发达的采珠业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刺激了地方官员贪婪的欲望，也引发了邻郡交趾郡的竞争。大约在汉顺帝统治时期（126—144年），循吏孟尝担任合浦太守。

　 （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后汉书》卷76《循吏传》，第2473页。

　　贪婪的地方官员强迫百姓过度采集珍珠，导致合浦的采珠业迅速萎缩。孟尝出任合浦郡太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终于使“去珠复还”，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局面。孟尝为保证郡内采珠业和商业贸易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理所当然受到百姓的怀念和爱戴，也因此名垂青史，成为东汉历史上著名的12位“循吏”之一。

　　由于珍珠贸易的繁荣，雷州半岛所在的徐闻县在汉代富甲一方，闻名天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云“雷州徐闻县，本汉旧县……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缪荃孙校辑：《元和郡限制阙卷逸文》卷3；贺次君点校，\[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第108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有学者认为合浦的候官是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员，见王杰：《中国最早的海外贸易管理官员创置与汉代》，《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笔者不以为然。候官是都尉属下的一级军事组织，利用候官的仓库，堆积货物，进行贸易，只是其军事职能的延伸，与海外贸易管理无关。充分反映出雷州半岛在汉代的繁华景象。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大批士人南逃交趾。交趾地区不仅云集了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士，也吸引了许多胡商。《高僧传》中的中亚名僧康僧会的父亲就是这时“因商贾移于交趾”的。当时的岭南由担任交趾太守的士燮家族统治。士燮的弟弟士壹任合浦太守，其他两个弟弟分别领九真太守和南海太守。“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三国志》卷49《士燮传》，第1192页。这里的“胡人”许多是来自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商人或传教者。在士燮家族统治的40多年时间里，岭南的社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与兵荒马乱的中原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士燮的声望甚至超过了当年南越国的创立者赵佗。当时的雷州半岛自然也是一派盛世景象。

　　三

　　采珠业的发达带动了合浦郡商业贸易的繁荣，也加强了雷州半岛与各地的频繁交往。汉末士壹任合浦太守时为了讨好吴王孙权，“时贡马凡数百匹” (同上，第1193页。。这条史料特别值得注意。合浦郡的农牧业并不发达，这数百匹马应该是通过贸易获取的，很可能是珍珠贸易获取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查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步卒也”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01-30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马匹作为古代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在战争中的作用威力无比，在以农业为主的汉族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马匹资源相对缺乏，因此备受青睐。笔者以为，合浦郡的这些马匹是从西南夷地区获取的。孙权为加强军队战斗力，曾“市马辽东” (《三国志》卷25《辛毗传》，第698页。。孙休时期，也曾派人“至蜀求马”(《三国志》卷53《薛综传》注引《汉晋春秋》，第1255页。。西南夷中有许多游牧民族，马匹资源丰富。就连以农业为主的“滇人”，也不缺少战马，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许多镂花铜饰物中就有许多骑士和战马形象(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墓群发掘报告》（图版），第79-83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早在西汉初期，“僰僮”和“笮马”就是西南夷地区非常有名的特产和商品，《史记》和《汉书》中都曾经提到过这两种著名商品。“笮”在汉代的蜀郡南部和越嶲郡境内，即今四川雅安、西昌、攀枝花一带，“僰”属于汉代的犍为郡，在今四川宜宾一带。巴蜀与岭南的交通早在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前就已有相当发展。“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4页。关于西汉蜀枸酱传入番禺的具体路线，请详见张荣芳：《西汉蜀枸酱如番禺路线初探》，广州博物馆：《镇海楼论稿》，第67-71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巴蜀的走私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的行迹甚至远达南亚的印度。司马迁曾经把“巴蜀殷富”的原因归结为“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牦牛”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其见解是非常精辟的。僰僮、笮马与枸酱一起，在南越国时期就已被蜀商贩至岭南地区。到了东汉三国时期，巴蜀与岭南的交通更为频繁，蜀国名儒许慈“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三国志》卷42《许慈传》，第1023页。曾任蜀国尚书令的刘巴起初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牁道”入蜀(《三国志》卷39《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第981页。。因此，合浦郡的马匹很可能正是来自西南夷地区。士壹向孙吴政权一次就能供奉数百匹马，充分反映出汉代雷州半岛与西南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

　　由于合浦郡境内没有大的河流，它的内河航运交通远不如南海郡发达，但其陆路交通和海上交通是相当发达的。合浦郡与京师和内地的交通以陆路为主，被流放到合浦郡的朝臣及家属，大都走的是陆路。上文提到的东汉著名循吏合浦太守孟尝在离任时，“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后汉书》卷76《循吏传》，第2473页。说明合浦郡与京师的人员往来以陆路为首选，但也有水路存在。

　　雷州半岛与北方的近海交通由来已久。1973年至1974年清理的徐闻后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较为先进的有锻銎铁斧5件，凿2件(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类似的锻銎铁器在西汉前期的广州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了7件，在福建崇安西汉城址，以及中原许多地方也有出土。同一时期日本弥生时代也出现了锻銎铁器，无疑是从中国大陆流传过去的。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的锻銎铁器在东南沿海的出土相对较多，因此，中国东南沿海同日本列岛之间的文化联系不可忽视(云翔：《战国秦汉和日本弥生时代的锻銎铁器》，《考古》1993年第5期。。自然界的季风，客观上也加强了岭南与日本的交往。直到唐代，日本许多遣唐使的船只就曾被风刮到海南岛、越南等地。鉴真东渡，也有一次被海风刮到了海南岛。徐闻东汉晚期墓葬中和同一时期日本弥生时代的墓葬中都有锻銎铁器的出土是很自然的。到了东汉灵帝以后，随着大批中原士人浮海交趾，以及东吴政权的兴起，这条近海航线不但没有衰落，反而更加繁荣。

　　雷州半岛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交通更为引人注目。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设立9郡，为海上交通创造了条件。汉朝在路上“丝绸之路”开通后，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云：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早已有学者指出，这是中国丝绸经过南海出口的最早记録(yu，ying-shih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p175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7.。徐闻在西汉成为汉使“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三大始发港之一，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汉使所到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皮宗”等地的地理位置，学术界至今尚有分歧，但都不出南亚、东南亚地区(文学界关于汉使所至地区和国家的争论，请详见张荣芳：《秦汉史论集（外三篇）》，第10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从西汉末年开始，到东汉末的200多年时间中，南亚、东南亚等地甚至罗马帝国的使者或者假冒使者名义的商人，纷纷前来朝贡或贸易，在交趾、合浦、徐闻等地弃舟登岸。根据文献记载，公元1至2世纪，通过南海来汉朝朝贡的外国使者或商人达12次。这些使者或商人分别来自越裳氏、黄支国、究不是、叶调国、掸国、天竺、大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天竺国……和帝时，数遣使（经西域）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絶。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159、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2页。由于西域交通在东汉中期以后受到阻塞，天竺国与我国的交往被迫从走西域道而改为走南海道。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贡献，这是公认的有史以来中西方首次直接通使。大秦使者（或假冒使者名义的商人）第一次来华沿海上“丝绸之路”，而不是陆上“丝绸之路”，絶非偶然，其原因令人深思。

　　与官方的朝贡贸易相比，民间贸易历史更为悠久，对两汉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更大更为深远。正如吕思勉先生云：“以海道论，《史记·货殖列传》谓南海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即后世西、南洋物也，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第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许云樵先生亦云：“按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官方虽出政治作用，民间则受经济支配。”(许云谯：《南洋史》（上卷），第13页，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1961年版。1973-1974年在徐闻发掘的51座东汉墓，虽然多属小型墓葬，墓主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也出土了珠饰308颗，其中琥珀1粒，玛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玻璃珠127粒，其中有不少应是由海路输入的(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第4期。。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出土的一件公元1世纪的薄緑釉陶魁，器形不仅与广州汉墓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汉墓》，第324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而且与徐闻比邻的合浦西汉木椁墓出土的陶魁极为相似(《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出土了大量汉代陶器和陶片，器形和纹饰图案风格与广东沿海汉墓出土的陶器完全一致(唐星煌：《汉晋间中国陶瓷的外传》，《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这些都是民间南海海外贸易的历史见证。南海航线在东汉后期以后继续呈现繁荣的局面，而不像有的学者所言的“逐渐衰落” (有学者认为“东汉末年中国人对入海求仙逐渐厌倦，因而使这条航线逐渐衰落。中世纪阿拉伯人以商业为目的海上交通的兴起才使这条航线再度复兴。”见林海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31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马雍先生曾这样评价交趾郡在中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交趾在东汉时为南方对外通商一大口岸，其地位与敦煌相等，不过一在陆路，一在海路而已。”(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46-5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与交趾比邻且隔海相望的合浦郡和雷州半岛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

　　雷州半岛扼琼州海峡的咽喉，不仅是汉朝控制海南岛的关键所在，而且是汉朝对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实施有效管辖的关键所在，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书·地理志》曰：“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可见汉人是以雷州半岛为出入海南岛的门户，对海南岛的地理位置是很清楚的。每当海南岛和交趾等地发生动荡，汉朝大都以徐闻、合浦为用兵的大本营和军事基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起义，“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趾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后汉书》卷86《南蛮传》，第2836页。十八年，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前去平息。“军至合浦而（段）志病卒，诏（马）援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卷24《马援传》，第836页。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很快镇压了这次起义。今日雷州城中的伏波祠、马跑泉等古迹，都与马援的这次军事行动有关(吴建华：《雷州传统文化初探》，第115-12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汉代的合浦郡朱卢县的地望，徐松石先生认为朱卢在海南岛北端，与徐闻隔海相望(徐松石：《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下册，第944页附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83年在海南乐东县出土了一枚西汉银印，印面篆体“朱卢执圭”四字(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24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这枚印章的发现，证明朱卢就在海南岛，也证明瞭徐松石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关于朱卢的地望，陈高卫、杨武泉、万克荣等认为在海南岛，详见陈高卫：《西汉“朱卢执圭”银印小考》，《人民日报》1985年6月10日；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王克荣：《海南岛的考古发现与文物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24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谭其骧先生认为在今广西博白至玉林一带，黄展岳亦持此说，详见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隋梁间高粱冼夫人功业及隋唐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再论海南岛建制沿革——答杨武泉同志驳难》，《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黄展岳：《“朱卢执圭”到“劳邑执圭”印——兼论南越国自携官印》，《考古》1993年第11期。公元前111年设置的儋耳郡、珠崖郡，由于当地人民的反抗，先后于公元前82年、前46年罢弃。但朝廷已经认识到海南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仍然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的朱卢保留县治，并把合浦都尉设在那里，保留一定数量的军队。到东汉朱卢改名朱崖，不再是都尉治所，但县治不变。在海南岛上设立一县，归琼州海峡对岸的合浦郡管辖，是很值得注意的，此举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琼州海峡的安全和畅通，充分说明瞭汉朝政府对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这种做法也为三国时期统治岭南的吴国所效仿。“珠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吴时复置太守，住徐闻县遥抚之。”(\[唐\]徐坚：《初学记》卷8引《交广二州记》。在海南岛上设立的珠崖郡，其太守却要驻扎在大陆的徐闻，雷州半岛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总之，汉代的雷州半岛是获罪朝臣及家属的流放之地，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是当时闻名全国的采珠业和商贸业十分发达的地方，也是海外交通和对外交往十分频繁的地方，其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张荣芳（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永卫（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